当天晚上的宴会上，照例频频举杯祝酒。为宴会的所有人和每一位客人健康干杯之后，杰夫·拉斯特站起来，用俄语提议，为西班牙红色阵线的胜利干杯。大家热烈鼓掌，但是我们觉得仍有点不自然。随即作为应答： 为斯大林干杯。我也举起酒杯，为德国、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的政治犯干杯。这回，大家都很坦然，满怀激情地鼓掌。然后，紧接着又为斯大林干杯。由此也可看出，大家都知道，对德国和其他国家法西斯的受害者该持什么态度，而对西班牙的动乱和斗争，全国舆论和个人见解，都在等待尚未表态的《真理报》的指示，在了解其如何看待之前，谁也不敢贸然发表意见。直到过了几天（我们已经到了塞瓦斯托波尔），一阵巨大的声援浪潮，才从红场掀起，席卷各个报刊，到处组织签名声援和志愿捐助西班牙政府。
在制订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斯大林认为有必要进行一系列调整，表现出极大的智慧、极为聪明的灵活性，以至有人不免产生想法：能不能更大程度地保持连贯性；这种逐步脱离最初的路线，背离列宁主义的做法，是不是有必要；如果更加恪守原来的路线，人民是不是就不必付出超人的努力了。总而言之，大失所望。让人失望的，如果不是斯大林，那就是人，是芸芸众生了。经过多少斗争，洒了多少鲜血和泪水，人们企图争取的，想要得到的，并且以为就要得到的东西，难道真就是“人力所不及”吗？究竟是还得继续等待，还得忍耐，还是必须将希望推得远一些呢？这就是在苏联，人们忧心忡忡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一闪过脑海，就已经叫人万难承受了。
在一个国家消除反对派，哪怕只是阻止反对派表达见解，形成力量，也是极为严重的事情： 这要走向恐怖主义。一个国家全体公民思想一致，当权者执政当然更加方便。然而，面对这种思想贫穷化，谁还敢谈论“文化”？没了平衡的力量，思想怎能不完全倒向一边呢？我认为，倾听反对派别的声音，必要时甚至予以照顾，同时谨防其危害；与之斗争，而不是将其取消，这才是大智大勇。取消反对派……幸好斯大林没有得逞。
斯大林的肖像到处可见，斯大林的名字挂在所有人的嘴边，对他的颂扬，也无一遗漏地纳入所有讲话中。尤其在格鲁吉亚，只要走进一户人家，不管房屋多么简陋，多么肮脏，都能见到挂在墙上的斯大林像，也许原先那正是放圣像的地方。是崇拜、爱戴还是惧怕，我不清楚，反正他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当初对我们的许诺，而如今却相去甚远。专政，对，显而易见；但那是一个人的专政，不再是团结一致的无产者、苏维埃的专政。万勿自欺欺人，必须明明白白地承认： 这绝非人心所愿。再进一步，我们甚至要说： 这恰恰是人心所不愿。
我们从第比利斯去巴统，途经戈里小镇，斯大林的出生地，我想给斯大林发一封感谢电，无疑很合礼貌，感谢我们在苏联处处受到热情欢迎，受到宴请和款待。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机会了。到了邮局门前，我让车停下，递进去电文稿，大致内容是：“在我们美妙的旅行中，途经戈里，我由衷地感到需要向您……”可是到此处，翻译停住，他说： 我绝不能这样讲话。如果“您”是指斯大林，仅仅称呼“您”根本不够。这样一点儿也不尊重，必须加点儿什么话。由于我迷惑不解，他们就商议一下，然后向我建议：“您，劳动者的首领”，或者“人民的导师”，或者……记不清还有什么了。我觉得这种做法实在荒唐，争辩说阿谀奉承反而贬低了斯大林。我争也白争，毫无办法。我只有同意加上这些话，他们才肯接受我的电报。由于这是译文，我根本无法核对，也就懒得争了，但同时推卸一切责任，不免伤心地想道，这种种现象，更加拉大了斯大林和人民之间巨大的、难以逾越的距离。我在苏联应邀发表的各种讲话致辞，也已看到翻译中有类似的修改与“更正”，于是不久我就声明，在苏联逗留期间，任何用俄文发表的我的讲话，我一概不予承认，到时我会讲出原话的。这便成就了本书。
经过多少月、多少年的艰苦奋斗，人们有权发出疑问： 他们到底能不能稍微抬起头呢？——人的额头从未垂得这么低。
我于1910年就写过：“人类并不单纯，必须接受这一点；凡是简单化、一体化的企图，凡是要从外部挤压成形的企图，无论何时都是可憎的，会造成极大的破坏，会滑稽到令人发指的地步。须知亚他利雅最为气恼的是，始终有个约阿施；大希律王最为气恼的是，始终有个逃脱的神圣家族。”
说斯大林永远正确，就等于说斯大林什么都正确。
斯大林的大量决定，近期的几乎所有决定，都是根据德国，根据恐德作出来的。逐渐恢复家庭、恢复私有财产和遗产，也就找到了合情合理的解释了： 务必让苏维埃公民感到有点个人财产要保卫。不过这样一来，最初的追求就逐渐减弱，进而消失，目光不再向前看了。有人会对我说，这样做是必要的、紧迫的，因为，来自侧翼的袭击，很可能就要毁掉他们的事业。然而，从妥协走向妥协，事业也必定受损害。
唔！这类细微之处的篡改，往往是不由自主的，我当然不会认为有任何恶意，倒是相信他们渴望帮助一个不懂当地习俗的人，而他也巴不得入乡随俗，言论和思想合乎人家的规矩。
在这座工厂的办公室，一张具有象征意义的巨幅画，给我们极深的印象，只见斯大林居中，正在讲话，政府成员分列两侧正在鼓掌。
另一种惧怕，就是怕“托洛茨基主义”，以及那里如今所谓的“反革命思想”。有些人就是不同意这种让步是必要的，认为所有这些妥协就是一次次失败。偏离当初的指令，可能找到一些解释和理由，但是在他们看来，这种偏离才是首要的问题。而今天对人的要求，则是服从的精神，跟随潮流。谁公开表示不满，谁就要被看成“托洛茨基分子”。因此，有人不禁要问，假如列宁本人今天重返人间……
从“狂热信念”到“讲究策略”的过渡，势必会导致一种“蜕变”吗？须知这里所涉及的，不再是理论问题，而是进入实践领域了；必须考虑menschiliches，allzumenschiliches——也必须考虑敌人。
离苏呼米不远的这座炼油厂，一切都显得十分出色： 食堂、工人住宅、工人俱乐部（工厂我一窍不通，只有赞赏的份儿）。在俱乐部的一间活动室，照例贴着“墙报”，我们走近前瞧一瞧。我们没有时间看所有文章，在“红色救援”的专栏里通常有关于国外的报道。而我们奇怪没有看到一篇有关西班牙的消息，但是近几天来那里来的消息令我们担心。我们掩饰不住掺杂几分伤心的诧异。随后气氛有点尴尬。主人感谢我们指出这一点，表示一定予以考虑。
与最初的理想相去甚远，这一点无可怀疑。但是我们能够就此怀疑，人们当初想得到的不可能马上实现吗？究竟是理想破产，还是碰到意外的困难适时进行无可争辩的调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