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二十世纪，卓有成就的小说家越写越长，称长河小说，如普鲁斯特、罗曼·罗兰、杜·伽尔、杜阿梅尔等；而真正意义的短篇小说圣手，也只有我称为“短篇怪圣”的埃梅了。
游戏再有趣，读者也有看厌之时，作者不待读者看厌，总是抢先换笔翻新，这又是埃梅短篇小说的一大特点。所谓行文无定法，全在于笔端的灵气，而埃梅之笔狡猾之至。杜蒂耶尔是个惰性十足的人，没有外力逼迫，他不会主动改变生活习惯。他从未得到过同事们的赞赏，现在听到他们称嘎鲁-嘎鲁是个超人，是个天才时，便窘得满脸通红，眼里闪烁感激的泪光。最终他憋不住，谦虚地当众宣布：“要知道，嘎鲁-嘎鲁，就是我呀。”惹得全场哗然，他反而成为众人的笑柄，觉得生活不那么美满了。于是他决定“自投罗网”，在一家珠宝店作案，挥舞着金杯子，高唱饮酒歌，让巡逻队当场抓住。次日各报头版都刊登出杜蒂耶尔的照片。他的同事们都后悔不迭，自恨有眼无珠。他们出于对他的敬佩，都纷纷留起山羊胡子，没有能耐效仿，至少去摸摸朋友熟人的钱包怀表。
开门见奇山，豁然入目。这种妙语开端，往往兼得出奇和悬念，令读者拭目洗耳。
以法国为例，在十九世纪，长篇小说家大师级人物，至少可以列出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大仲马、福楼拜、左拉。而短篇小说家大师级人物，也只有“短篇之王”莫泊桑。
李玉民
于北京花园村
杜蒂耶尔照旧按时上班，尽职尽责地工作；夜晚，他才化为嘎鲁-嘎鲁，洗劫银行，盗窃珠宝店，或者让哪个阔佬破财。这位神奇的大盗每夜都有惊人之举，引起轰动，他的名声大震，深得人心，弄得警方晕头转向，内政部长也被迫辞职。试想洗劫银行，盗窃珠宝店，这是何等俗而又俗的故事，然而作者却能翻俗出奇：奇就奇在一个迂腐的职员玩起神奇大盗的游戏。通篇的灵魂，在于一个“戏”字。因戏，也就不必较其真，因戏，也就不必究其实。
以假见真，化实为虚，寓现实于荒唐中，这正是埃梅反映现实的特殊手法。现实主义内容与怪诞形式的巧妙结合，构成了埃梅短篇小说独具一格的艺术特点。
也许正因为如此，马塞尔·埃梅才是我偏爱的法国现代作家之一。将近二十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出版了《埃梅短篇小说选》，后来又出了他的寓言《捉猫故事集》。
埃梅在四十年的文学生涯中，创作十分丰富，计有长篇小说十七部、短篇小说九集、戏剧十种、童话三编。他的短篇小说和童话还被编入中小学课本。
翻译其作品，便想见其生活的地方。我曾三次登上巴黎蒙马特尔山，找到多次在小说中出现的诺尔万街，沿街走到不大的马塞尔·埃梅广场，便是五六层公寓楼。如果不细看门前的一块铜牌，就不会知道楼上是埃梅的故居，现在仍住着他的遗孀。但是最招眼的还是楼侧一堵高墙里，探出半个身子和一条腿的铜像，那便是《穿墙记》中的主人公。每次见到那个囚在高墙石壁中的异人，我总不免感到心惊。
不是说创作长篇易而短篇难，而是说长篇因其篇幅长，则有变化创新的空间；短篇因其篇幅短，想变化也施展不开手脚。这就是为什么长篇小说可以聚拢一些作家形成流派，而短篇小说家只有个人风格。换言之，长篇小说大家往往三五成群，而短篇小说圣手只能孤单一人。
小说开头难，短篇小说开头尤难，只因没有叙事养题的空间。埃梅善用快语开篇破题之道，往往是神来之笔，一句话就抓住读者的兴趣。
埃梅洞烛社会弊端，上至国家机构、制度大法以及各种政治势力，下至贪官污吏、社会痈疽，无不受到他的针砭和抨击。他的作品处处流露出对下层人民的极大同情，对权势人物和阔佬富豪的极大憎恶。埃梅一贯主张，作家的任务是“变成时代的良心”。他的一生和他的作品都证明，他没有违背这种主张。
涉笔成趣的文字随处可见，忙中不忘诙谐，埃梅可谓另类幽默大师，擅长反做文章之法。入狱过把瘾的几段，令人拍案叫绝：借典狱长金表一用，《三剑客》一读，在牢狱铁窗之内，玩出多少花样儿，囚犯肆意戏弄典狱长，写信通知典狱长越狱的时间，跑到典狱长的客厅过夜，他嫌被罚坐黑牢，啃干面包，中午就跑到饭馆用餐，然后让典狱长来付钱。文章反做，真是妙趣横生。
埃梅只能另辟蹊径。
同样，每次重读他的小说，也总要惊叹，惊叹埃梅短篇小说每篇不同的奇思妙构。下面我们就简单分析一下他的奇思之奇，妙构之妙。
如果只有几样怪招，重复使用，那么很快就会让人识破，怪招也就失灵了。埃梅还善于变招，他的短篇小说篇篇出奇，构成了千奇百怪的世界。
快语并非纯作快语，紧接着便施展凭空妙构的功夫。且说一天晚上忽然停电，杜蒂耶尔摸黑在屋里走动，等重新来电一瞧，自己竟然身在楼道里，而房门却反锁着。作者就是这样妙手空空，写来完全煞有介事：妙就妙在事情出于偶然，不经意间发现有穿墙过壁的奇能；妙就妙在主人公自己也认为很荒唐，百思不得其解，次日还去看医生。行文高妙处，作者不露声色，在虚拟之中处处立实，自占田地。
借虚立实，文情变化就妙在不可测。主人公是个安分守己的老职员，事情如不逼到头上，老死也想不到检验一下天生的异能。新上任的上司看他不顺眼，处处刁难，还把他打发到小黑屋，侮辱他的人格，简直欺人太甚。杜蒂耶尔忍无可忍，就把脑袋穿过墙壁，装神弄鬼，终于把新上司吓出神经病，讨回了公道。
同样，《侏儒》一篇，写三十五岁的矮丑，一夜之间长成英俊的青年，纯是子虚乌有之题。作者却信手拈来这个虚拟之题，大做起实文章。题之虚拟，给实文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埃梅这支笔虚点实写，可以任意挥洒，无须顾忌细节。虚点则妙趣无穷，实写更讽喻人生世事。从虚处下笔，讲一个矮人长个儿的奇异故事，再从实处展开，描述艰难的人生和畸形的社会。全篇都是笔墨颠倒之文，读来尤为绝妙而精警。
《假警察》开篇就说，一个商店会计为养家糊口，业余时间当假警察。《死亡时间》开头一句话：“蒙马特尔住着一个可怜的人，名叫马尔丹，他每两天只在世上存在一天。”《侏儒》开头则讲，马戏班一个矮子丑角，到三十五岁突然开始长个儿了。
2003年6月
再看《穿墙记》的开篇：“从前，有一个异人，名叫杜蒂耶尔，住在蒙马特尔区奥尔尚街七十五号乙公寓的四层楼上，他有不费吹灰之力穿墙过壁的奇能。”一句快语，交代多少事情，犹如飞镝利刃，省却多少搭弓射箭、砺石磨刀的工夫。
反自然就是反常，反常为怪，施展怪招，这便是埃梅取胜的法宝。
埃梅求怪也是被逼出来的。
走进埃梅的世界，就恍若进入寓言故事和神话境地，一片荒唐离奇。然而，读者在这种幻境中经过一番遨游，方始醒悟过来，这一幕幕的怪异场景，原来正是人们见多不怪的活生生现实。
短篇小说除了一些时鲜故事，就再也没有什么新鲜可言了。埃梅再走莫泊桑的老路，即使写得再好，也只能等而下之，归入二、三流作品。
小说无论篇幅长短，本质还是讲故事，不管是真事还是想象的。法文长篇小说roman一词，古义为传奇故事，如著名的《列纳狐故事》，用的就是这个词。而短篇小说conte，本义就是短小的故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阅读口味的变化，长篇小说逐渐取代诗歌，引领文学的潮流。相比之下，优秀的短篇小说，往往只是长篇小说大家的余墨了。
写长篇小说的大家，在文学发达的国家总是人才辈出，而写短篇小说的圣手，无论在哪里都难得一见。
多不容易，一个世纪才出一个，还是在小说文学特别发达的法国。
莫泊桑是自自然然讲故事的典范。埃梅就超自然，反自然，反其道而行之。
我称马塞尔·埃梅（1902—1967）为“短篇怪圣”，就因为他的短篇小说以“怪”取胜，舍此“怪”字则难以形容。
这样数段文字，随手生发，全是凭空点染出来。作者本无空间，却造出一片纵横捭阖的天地。杜蒂耶尔小试牛刀，治了顶头上司之后，还觉意犹未尽，但此公一生庸庸碌碌，纵有特异功能，却不知如何大显身手，只好从报纸上寻求灵感。先是注意体育栏、政治栏，找不到用武之地，才从社会新闻栏中受到启发，去一家大银行作案，穿过十二三道墙壁，钻进各种各样保险柜里，兜里塞满钞票，临走还用红色粉笔留下化名：嘎鲁-嘎鲁。文势摇曳生姿，曲曲折折。设使他不假思索，径直去作案，岂不成了真强盗，哪里还是偶有奇能的迂腐的老职员？满篇文字，岂不成了平庸的侦探小说，哪里还有脍炙人口的名篇？
在没有超自然情节的作品中，埃梅也能以奇巧的构思、绝妙的语言，把故事写得千回百转、跌宕起伏。《图发尔案件》就是个突出的例子。埃梅从不喜欢正笔直书，往往手写此处，而目注彼处，将目所注之彼事，暗暗移入手所写之此事，故而行文闪烁，扑朔迷离。全篇没有正面写国家一笔，而国家巧取豪夺、无所不为又无所不在的形象，却跃然纸上。一桩血案的故事，布列得好似迷魂阵，悬念未解，又添悬念。读者跟随大侦探左冲右突，还以为在认真看一篇侦探小说，最后才领悟作者别有用意，并不在乎破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