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心里，只有救治患者是第一位的，并没有中西医的分别，只要是对救治有利的，就是他要学习的。
这就对了，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王孟英本着走到哪里，诊病到哪里的精神，在周家还是诊了大量的患者，当然，其中也包括周采山和他剩下的兄弟姐妹。
这三间房子开始热闹了起来，患者不断登门，各类朋友纷至沓来，好多人都是原来看过王孟英的书，这回原版真人来到了这里，于是一时间“虚室生白，人皆羡之”。
这个时候，王孟英已经无法负担家里人的吃饭问题了，于是就把三女儿、四女儿嫁了出去，而四女儿嫁给的姚家，是在嘉兴边上比较僻静的地方，当年的四月份，太平军打到了王孟英居住的梅泾，“阖镇皆逃”，就是说老百姓都跑没了（太平军不是人民的队伍吗），于是王孟英没办法，就带着老婆，和剩下的五、六两个女儿，一起跑到了嘉兴的亲家姚氏家里，住了下来。
但是，我们从清末民初的中医学人的态度来看，大多数中医对西医是非常的包容的，是抱着学习的态度的。
从文献中看，王孟英就曾经很详细地研究过西医的解剖学，他认为西医的解剖做得非常的好，比如传统中医认为思考问题的地方主要在心，而王孟英在《重庆堂随笔》中就论述了西医在这方面是对的，“脑为主宰觉悟动作之司”。
在上海，王孟英遇到了西方医学。
周采山这个人喜欢喝酒，总觉得心下（胃那个部位）有块地方坚硬得像有个盘子，吃饭很少，这两天忽然大泻，不想吃饭，王孟英诊脉后，开了补气涤痰、通阳化湿的方子，几付药就痊愈了。
感激之余，陈同志真够意思，立刻提出，自己在黄歇浦西（估计就是现在的浦西，房价特高）有三间房子，王先生您要是不嫌弃，您就在那里住下吧。
王孟英治疗周采山弟弟妹妹的病案我就不给大家举例了，也都是药到病除，所以周家兄弟都特佩服王孟英。
就这样，王孟英在上海解决了住房问题，没多久，他就把妻子和两个女儿给接来了。
这里，有一个人要说一下，这个人叫陈春泉，这位陈同志的小女儿才三岁，患了病，症状是身上忽冷忽热，肚子胀，泻肚子，医生给治疗了很多天，小孩子的脖子都已经软了，四肢开始抽搐，涕泪全无，大家这个时候开始害怕了，有医生试着给服用了温补的药物，结果变得神智都不清了，这帮医生心里也没谱，又怀疑是邪气内闭，于是又用了犀角等药试试，结果病还是一天天严重，家里人已经急得要疯了，这么试着治病哪成啊？东试验一下，西试验一下，您当我们家孩子是实验室的小白鼠啊？您几位都回去吧。但是送走了医生，陈同志却仍然束手无策。
天哪，这可真是高手啊！我们的陈同志佩服得简直是五体投地，眼泪都流出来了，前面的那些医生和眼前的这位怎么比啊？
公元1862年，在阴历五月初三那天，五十多岁的王孟英一人来到了上海，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前所未见的繁华都市，他在自己的书里记载到：“不但沧海渐变桑田，中原宛如外国”，“帆樯林立，踵接肩摩，弹丸小邑，居然成一大都会矣”。
终其一生，王孟英都在和霍乱作斗争，但却只能做到拯救半数偏强的患者，如果他知道日后西医有补充体液和纠正电解质紊乱等手段，能够为治疗抢得时间、降低死亡率，他又怎么能够不接受呢？
啊？这么简单？不可能吧，看这个病情可是严重得要死掉啦。
王孟英告诉陈同志，怎么不可能，你仔细想想，她病前是不是吃什么过量了？
这就是个正确的态度。
这时，上海那边的朋友多次请他去看病，于是王孟英把老婆孩子托付给了姚姓亲家，来到了上海。
于是王孟英就开了一些消食导滞、清热利湿的药物。
只喝了一付，就见到了效果，几付药以后，就痊愈了。
其实王孟英很早就遇到了西医，到了上海以后，则可以更加近距离地感受西医了，那么王孟英对西方的医学是什么看法呢？
陈同志仔细回忆，噢，对啊，那时候“因失恃无乳，常啖龙眼、枣脯等物以滋补也”。
历来大家认为中西医是两门不同的学说，两者格格不入，不大好互相交流。
这时，有人说王孟英来上海了，于是陈同志就找到了周采山，求他让王孟英来给看看，于是王孟英来到了陈家，一诊断，就很轻松地说：这个孩子是饮食不节，脾胃不和罢了。
刚到上海，王孟英先是住在一个叫周采山的朋友开的“德泰纸号”内，这个周采山的四弟曾经患病，想请王孟英来上海诊病，但是当时王孟英没能来，等到现在来了，这个患者已经去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