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经》以山为纲，对黄河、长江流域的地理情况进行了综合的记述。整个描述的地域被划分为五个部分，今河南西部为中山经的主要地域，以南为南山经，以西为西山经，以北为北山经，以东为东山经。每个地区都按一定的方向和道里(距离)，依次描述各个山的地形、水文、气候、动植物、矿产等内容。共计描述了460座山，300条水，27个湖泊，160种植物，270多种动物，89种岩石和矿物。
三国时，有人以水道为纲，写了《水经》一书。全书约10000字，记述水系137条，分别说明源头、所经地、支流注入处所等内容。到了北魏时，著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公元466或472—527年)以《水经》为基础，以给《水经》作注的形式，撰写了《水经注》一书。全书分40卷，约30万字，记述河道1252条。对于各水系，都分别叙述了源头、干流和支流的吐纳分合等情况，并说明它们的方向、道里，使河流的脉络分明。书中还记述了河流流经地区的土质、地形、特产、城邑、水利工程以及它们的沿革变迁，所涉及地域，东北到坝水(今朝鲜大同江)，南到扶南(今越南、柬埔寨一带)，西南到新头河(今印度的印度河)，西到安息(今伊朗)、西海(今咸海)，北到流沙(今蒙古沙漠)。
《海经》和《大荒经》则记载有大量的传闻和神话，在科学上的价值虽不如《山经》，却为我们研究神话传说、历史、民族、宗教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山海经》中的神话故事，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少年儿童。明代著名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徐霞客，小时候在私塾读书时，就曾在课堂上偷看《山海经》而被先生抓到。鲁迅小时候也把《山海经》视作“最为心爱的宝书”，后来还特意在《朝花夕拾》中写了一篇《阿长与〈山海经〉》。
《山海经》由《山经》、《海经》、《大荒经》三部分组成，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都还没有考定。其中以《山经》成书最早，科学价值最大，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理著作。
《禹贡》大约是战国时的作品，后来被收入《尚书》。它讲的是大禹治水后，各地如何向政府贡献田赋和其他贡品的法定制度，其书名就是按这个意思而定的。全文虽不足1200字，但内容却非常丰富。在讲贡赋制度的同时，还讲行政区域、山岳、水文、土壤、物产、交通、民俗等，从其书名和内容看，就可以知道它与国家的管理有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把地理与国家管理联系在一起的思想，在《山经》中就已经有所反映，认为了解各地地理情况，是关于“国用”的大事。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地理学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一特点在汉代更得到发挥，并形成了传统地理学的基本格局。
我国第一次以“地理”命名的著作，是东汉班固(公元32—92年)所著《汉书》中的《地理志》。它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转录《禹贡》和《周礼·职方》的全文，作为政区发展的沿革；第二部分论述疆域政区的建置沿革，以及各郡县的户口、山川、物产和名胜等；第三部分讲地域分野、历史、风俗等。它赋予“地理”以一种新的意义，即以疆域政区的建置沿革为主，而把“山川”退居从属地位。
《汉书·地理志》对后世的地理学影响极大。在24部“正史”中，有15部有《地理志》，都是以《汉书·地理志》为典范写成的。唐以后编修的历代地理总志，如《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和元、明、清《一统志》，以及宋以后大量涌现的地方志，也都是承继《汉书·地理志》的编撰体例。这些地理著作，以供“王者司牧黎元，方制天下，列井田而底职贡，分县道以控华夷”之用(《旧唐书·地理志》)，为治理国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也因此受到历代政府的重视。
《山经》和《水经注》，反映了我国早期的地理概念，“山川，地理也”(《汉书·郊祀志》)。其记述内容较重视自然地理，并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如何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因地制宜地从事农业生产，以解决衣食问题。这是我国古代地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在东汉以后，在中国传统地理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则走的是由《禹贡》、《汉书·地理志》所开辟的另一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