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以社会、自然常识教育为主的知识性教材。这类教材主要有方逢辰的《名物蒙求》、胡继宗的《书言故事》、虞韶的《日记故事》等。内容涉及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草木、衣服、建筑、器具以及常用的典故、成语等等。
使用汉字姓氏的人，绝大多数可以从《百家姓》里找到自己的姓氏；而几个大姓，一翻开《百家姓》就看见了自己的姓氏。这是《百家姓》使人感到亲近和受到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
宋元时期的教育家还制定了各种形式的《须知》、《学则》等，以此作为规范蒙学时期儿童行为的准则。如朱熹专为蒙童编写了《童蒙须知》，对儿童的衣服冠履、言语步趋、洒扫涓流、读书写字以及杂细事宜等都作了细致的规定。程端蒙(公元1143—1191年)、董铢(公元1152—1214年)的《学则》，也对儿童生活、学习的各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这些规定和要求，虽有些繁琐，且易造成对儿童个性发展产生一定的压抑，但是让儿童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对于培养他们良好的行为习惯，也还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1) 以识字教育为主的综合性识字教材。这类教材主要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教育目的是教儿童识字，掌握文字工具，同时也综合介绍一些基础知识。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蒙学教育发展的新阶段，不仅在数量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在教育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材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对后世的蒙学教育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br>宋元时期蒙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初步的道德行为训练和基础的文化知识的学习。因此，蒙学每日功课主要是教儿童识字、习字、读书、背书、属对、作文等，同时也向他们进行基本道德规范的教育和道德行为习惯的培养。
“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若是。 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曷为人。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人遗子，金满籝；我教子，惟一经。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勉力。”
儿童活泼好动，宋元教育家们已注意到这个特点，他们根据儿童心理特点，因势利导，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杨亿曾提出采用“日记故事”形式进行教育。程颐(公元1033—1107年)提出创作“洒扫、应对、事长之节”的通俗诗歌，让儿童“朝夕歌之”，并伴之以舞蹈，以激发兴趣，使之乐于接受。朱熹广泛地从经传史籍以及其他论著中采集有关忠君、孝亲、事长、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训诫、故事等，编辑成儿童道德教育用书，题为《小学》，广为流传。他还提出用“铭”、“箴”之类的道德训诫、短语，制成条幅悬挂或雕刻在书斋、门户、盘盂等日用器具上，以引起儿童的注意，增加儿童学习的自觉性，以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的境界。他又根据儿童记忆力强、理解力弱的特点，强调对学习内容要熟读牢记，并在此基础上逐步理解。总之，宋元教育家注意儿童的心理特点，因势利导，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这些经验值得重视。
宋元时期的蒙学教材，继承和发展了前代编写蒙学教材的经验，开始出现分类按专题编写的书册，使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时期的蒙学教材按其内容的侧重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3) 以历史教育为主的蒙学历史教材。这类教材主要有王令的《十七史蒙求》、胡寅的《叙古千文》、黄继善的《史学提要》、陈栎的《历代蒙求》、吴化龙的《左氏蒙求》等。这类教材，有的是简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有的是选辑历史故事或历史人物的嘉言善行，既向儿童传授历史知识，又对儿童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编写体例“多是四言，参为对偶，联以音韵”，便于儿童记诵。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4) 以陶冶性情为主的蒙学诗歌教材。这类教材主要有朱熹的《训蒙诗》、陈淳的《小学诗礼》等。选择一些适合儿童的诗词歌赋，让其学习和吟诵，以便陶冶儿童的性情，开拓其意境并进行美感教育。
蒙学教育是基础教育，所以这时期的蒙学强调严格要求，打好基础。例如，在生活礼节方面，要求儿童在日常生活中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堂室必洁等等。在读书方面，要求儿童读书时认真专注，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在写字方面，要求儿童写字时必须“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在学习习惯的训练方面，要求儿童：“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书，仔细分明读之。”“凡书册，须要爱护，不可损污皱折。”“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良好的生活、学习、读书、写字习惯要在儿童时期培养、训练，这不仅有利于儿童的成长，而且还会使他们终身受益。
《百家姓》是集汉族姓氏为四言韵语的蒙学课本，北宋时编，作者佚名。从“赵、钱、孙、李”始，为“尊国姓”，以“赵”姓居首。全篇虽是400多个前后并无联系的字的堆积，由于编排得巧，亦极便诵读：
总之，宋元时期的蒙学教材按专题分类编撰，使蒙学教材在内容和形式上呈现多样化。一些著名学者如朱熹、吕祖谦、王应麟等，亲自编撰蒙学教材，可见对蒙学教材之重视，同时也提高了蒙学教材的地位与质量。蒙学教材注意儿童的心理特点与年龄特征，采用韵语形式，文字简练，通俗易懂，并力求将识字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和基本的社会、自然常识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些经验是很宝贵的，值得我们重视。
《三字经》相传为宋末王应麟(公元1223-1296年)所撰，也有人说是宋末区适子所撰。全书共有356句，每句三个字。句句成韵，通俗易懂，读来琅琅上口，便于背诵。文字简练，善于概括。经后代不断补充，后为1140字。全书从论述教育的重要性开始：
在上述众多的蒙学教材中，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流传最为广泛，人们习惯称之为“三、百、千”。
(2) 以道德教育为主的蒙学伦理教材。这类教材主要有吕本中的《童蒙训》、吕祖谦的《少仪外传》、程端蒙的《性理字训》等，教育目的是向儿童传授伦理道德知识及为人处事、待人接物的准则。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何吕施张；孔曹严华，金魏陶姜……”
《三字经》很早就流传到海外朝鲜、日本等国。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三字经》列为“儿童德育教科书”向全世界推广，《三字经》将对世界各民族儿童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三字经》把识字、历史知识和封建伦理训诫冶为一炉，简练概括，叶韵成文，便于记诵。全用三言，开三言韵语蒙书的先例，且句法灵活，语言通俗，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蒙学课本。《百家姓》、《三字经》与《千字文》曾合称为“三、百、千”，成为相辅相成的整套启蒙识字教材，一直流传到清末。“三、百、千”后来又译成少数民族文字，编成蒙汉、满汉对照本，如《蒙汉三字经》、《满汉三字经》、《蒙汉对照百家姓》、《女真字母百家姓》和《满汉千字文》、《蒙汉千字文》等，供少数民族儿童学习汉文之用。
然后依次叙述三纲五常十义、五谷六畜七情，四书六经子书，历史朝代史事，最后以历史上奋发勤学，“显亲扬名”的事例作结：
由于《百家姓》在编写上的优点，就使得后来各种《百家姓》的改编本终不能流行开来，即使像清康熙《御制百家姓》动员政府的力量加以推行，也未能撼动宋原本《百家姓》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