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纳提议说：“好的，为什么不去找找维拉德·艾伦？”
与此同时，1942年，进入医学院第3个春季假期的马斯特斯收到一份来自巴尔的摩老教师的邀请，要他前往科纳实验室，参加一个在那儿举办的面向全国顶级生殖生物学家的会议。在会场，马斯特斯一言不发，认真地听着其他人的讨论，心底里暗自盘算着要如何在医学领域留下自己的印记。在午餐会上，卡耐基灵长类动物实验室的创始人卡尔·哈特曼(Carl Hartman)——科纳的一位长期合作者——说起他在猴子交配实验中所遇到的困难，他说即使是面对正在发情的母猴子，他也没法让其和公猴进行交配。有一次，恼羞成怒的猴子竟然向不断挑逗的哈特曼发起火来，在他的大拇指上狠狠地咬了一口。摇晃着自己受伤的手指，哈特曼转向屋里的年轻医学生，想从他们那儿找寻这个难题的解决方法。
马斯特斯回复说，自己“并不拔尖的成绩”恐怕无法加入华盛顿大学艾伦的项目小组。当时，艾伦是全国生殖内分泌领域绝对的权威之一。马斯特斯也由衷地想去圣路易斯做艾伦的实习生，但对于自己是否能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并没什么把握。
“如果不能激发学生通过自己的研究去探索人类所居住的世界以及人体与思想的本质，我们所谓的良好教育又从何谈起？”
伊丽莎白·艾利斯静静地期盼着有一天自己可以嫁给比尔·马斯特斯。马斯特斯从汉密尔顿毕业那年，两人在“αδφ”的舞会上一起跳过舞之后，艾利斯就已认定了他，把他视作自己命中注定的那一位。马斯特斯去罗彻斯特上医学院后，她去了纽约尤蒂卡的一家工厂做秘书，相隔百里的两人一直都在约会——零零星星但从未断过。她从未透露过自己是否知道他对多迪·贝克的爱慕。她也从没探究自己的未婚夫是否会因为被拒之后的寂寞与伤痛而回来娶她为妻。她觉得聪明健硕且勤奋努力的比尔·马斯特斯是自己能够指望的对象，是伊丽莎白·艾利斯一生所要找寻的那种男人。
全场哑然无声，没人笑也没人回答。事后马斯特斯回忆说，当时的餐桌上一片死寂。用女性的身体进行试验，探索其生理以及性反应，这样的想法听起来就像是要自毁职业生涯，甚至可能因触犯法律而锒铛入狱。当时没人敢突破兔子和猴子这样的动物实验，向前再迈出那一步。
汉密尔顿对于男女交往有着严格的限制和规定。就拿每年举办两次的“αδφ”舞会来说，男女同学都会被严密地隔离开来。男生都住到二楼，把房间腾出来给女生们过夜，女伴民兵队还会守夜监视。毋庸置疑，把莉比这样的女孩约到花园，摆脱宿管及辅导员的监视，在月光下的花丛中接吻亲热，这样的念头不断骚动着比尔的心。沃德韦尔记得，有一次比尔故意想要试试汉密尔顿大学对于两性交往的限定——“二战”之前的许多大学都奉行着这种男女之间纯洁的社交礼仪。有次放假，趁着许多兄弟会成员都不在学校的时候，比尔起了个大早，在去莉比家接她之前，他做了个科学实验——把鸡蛋放在孵卵器中观察鸡胚的发育情况。当两人回到“αδφ”楼的时候，天已大亮，比尔决定去看看实验的结果。他拿出一只鸡蛋，在桌子上敲碎。一个看管兄弟会的糟老头正好撞见了这对年轻男女，看到手里拿着热乎乎鸡蛋的这两个人，他立马觉得事情有所不妙。“他一口咬定这两个人行为不检，”沃德韦尔说，“在他看来，比尔和贝蒂一定是一起过了夜，此刻正在起床做早饭吃。”当时这位教授并没有当面与比尔和贝蒂对质，只是事后他召集了兄弟会宿舍的全体成员，告诫他们，汉密尔顿的男生绝不允许留宿女同学。
马斯特斯着迷的表情就如一个科学家全神贯注地思考一个永恒的命题一般。
对于老教授的训诫，比尔并没说什么。生活的磨炼让他喜怒不形于色，而是将所有的羞愧、尴尬以及其他情感统统压抑在心底，不流露出一丝一毫。然而，教授走开之后，比尔爆出一阵狂笑。
人体是乔治·华盛顿·科纳解剖课上的一道奇观。科纳熟练而精确地概述了心脏的泵血功能、脊柱的精妙结构、肝肾肠的生理功能，并详细讲解了教科书《格氏解剖学》(Gray’s Anatomy)中大量关于肌肉、骨骼以及组织的精美图谱。在学生面前，他能把死了的尸体都说活过来。
博学多识的科纳对于解剖以及医生这个行业的历史简直是了如指掌。他总是称亚里士多德为生物学之父，关于亚述人、希伯来人以及希腊人之间的分裂也是侃侃而谈。“1827年人类首次观察到哺乳动物的卵子，这一发现解决了一大难题。然而，与此同时又引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至今我们都在探索其中的答案。”科纳在他的自传中写道。
与这些生于维多利亚时代、满脑子保守思想的老科学家们不同，马斯特斯自视为一名现代医生，毫不畏惧这个大家都认为充满挑战的课题。但他还是虚心地听取了他们的宝贵意见。“在卡耐基研究所的经历对我的一生影响深远，”马斯特斯写道，“巴尔的摩那些人提出的准则无疑改变了我的一些想法。”怀着这个长远的计划，比尔回到了罗彻斯特大学，在完成医学院最后一年的学习之后，琢磨着究竟是去精神病科还是妇产科做实习医师。
马斯特斯毫无头绪，承认道：“科纳博士，我不是很清楚。”
马斯特斯最初让兔子月经来潮的尝试并没怎么奏效。“简直是一无所成，”他回忆说，“它们一点都不配合我。”然而，通过在实验室对兔子交配的近距离观察，马斯特斯斩获了意外的发现，他注意到，当母兔与公兔交配时，它会不自主地进行排卵。
1943年夏天，比尔和莉比·马斯特斯搬到了圣路易斯。这对年轻夫妇计划着自己的新生活，开始组建自己的新家庭。通过这次实习机会，科纳不仅给马斯特斯的医学生涯带来了飞跃，同时也对他研究人类性行为的想法表示了肯定和支持。如果像科纳这样睿智且博学的人都能认同自己科学研究计划的价值，马斯特斯知道，自己一定可以说服全世界。
几分钟之后，科纳带来了好消息。“实习医生的职位现在属于你了。”他得意地宣布了自己幕后工作的成果。
“我在想人类中的女性，”马斯特斯回答道，“在她们身上是否有一个周期性的发情模式，而我们还不知道？”
“马斯特斯，在我说如何让这些发情的母猴子交配时，你的脸上充满困惑——你对此是怎么想的？”哈特曼问道。
“比尔，你赶时间吗？”科纳在电话里问马斯特斯，“你等我5分钟，我会再打回给你。”
“老家伙真是明察秋毫，对规矩了如指掌啊。”比尔嘲弄着说道。
“我也不知道，”科纳开玩笑似的说道，“如果有一天你找到了答案，请一定要告诉我。”
贝蒂·艾利斯(Betty Ellis)——莉比，或者如比尔经常叫的，莉——是他生命中最为痴情的一位女友，真心实意发自内心地深爱着比尔。无论怎样失望，她都能忍气吞声，一如既往地爱着对方。尽管算不上天生丽质，这个有着明亮双眸和宽厚嘴唇的瘦小女人总是能把自己乌黑的卷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讨人喜欢。虽然收入微薄，她依旧穿着得体，不比女装店马歇尔·菲尔德(Marshall Field’s)或泰波姿(Talbots)的广告女郎差多少。他们彼此都知道，莉比就是那种适合做医生太太的年轻女士。比尔在汉密尔顿兄弟会的弟兄艾迪生·沃德韦尔说，两人的感情相当成熟。“大学时，比尔和她有着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沃德韦尔回忆说，“拿贝蒂的话来说，大学时他们找寻了对方很久。但是比尔很少和人说他想怎么处理这段感情，或者有什么打算。”数年之后，比尔聊起和莉比的这段关系时，少了几分浪漫色彩，他说那只是两个命运的交错罢了。比尔写道：“我们时而会一起约会，随着见面次数的增加，我们越来越看不到什么未来。”
马斯特斯惊呆了，被科纳的行为深深感动，他竟然真的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且还如此看好自己的能力和前途并愿意伸出援手。后来他回忆说：“接下来的几天里，我都热泪盈眶，一边憧憬着自己的美好前程，一边回忆着乔治·科纳博士的宅心仁厚。”
尽管是该领域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科纳一直以来都十分谦和，总是用一副和蔼可亲的爷爷模样观察着自己的提问对象。他决定不再让马斯特斯这样紧张不安下去。
莉比和她的妹妹最后住到了隔壁史蒂夫叔叔家，这对富裕而善良的邻居夫妇虽然和她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出于同情还是在自己家腾出了一个房间来收留她们。在中学毕业之前，经济大萧条的爆发给伊丽莎白和她的新家笼上了一层厚厚的乌云。随着1929年证券市场崩盘，史蒂夫叔叔原本相当可观的资产瞬间大幅缩水，深受打击的他最后选择了自杀。经历了自己家和养父母家的悲惨变故之后，莉比一心想要找个可以战胜残酷命运并勇敢面对生活的男人。
——乔治·华盛顿·科纳博士(Dr. George Washington Corner)
在巴尔的摩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马斯特斯向科纳以及其他几位专家咨询了关于研究人类女性性行为所需要做的一些具体工作。他们告诉他，任何鲁莽尝试的人都可能会万劫不复。不断询问之下，马斯特斯终于让这群聪明人姑且接受了“如果有人要这样做”这样一个假设。他们最后得出了四个准则： 这位性行为研究者必须是已婚人士，年龄最好在40岁左右，具有一定的资历。(后来马斯特斯嘲弄地说：“我从23岁就谢了顶，这真是再好不过的事了！”)更重要的是，这位性行为科学家必须证明自己是医学领域富有经验的研究员，并且具有大学背景，最好是医学院背景。
在实验室里，科纳会在猴子和兔子身上进行生殖试验，他的学生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目睹了哺乳动物的交配是如何发生的。
在创立罗彻斯特大学解剖学系之前，科纳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和任教，主要从事生殖系统组织与生理学方面的研究。同时对历史颇感兴趣的他发现，宗教、传统文化以及偏见和愚昧让人类一直以来对性和生殖简直是一无所知，当时的医学本身也让他大为汗颜。“‘妇科医生’关于月经紊乱以及不孕不育的治疗简直就是糊弄人，他们的治疗手段与希波克拉底时代的那些方法相差无几。”科纳在1914年的时候写道，“如果我们对人类是如何繁衍的都毫不了解，又谈什么更好的治疗手段呢？”科纳对于妇产科这一新兴领域的影响相当巨大，后来有本教科书甚至把整个妇产科学分为“科纳前”和“科纳后”两个阶段。他的工作为后来有关避孕的研究以及避孕药的研制奠定了坚实基础。科纳和他在罗彻斯特的死党维拉德·艾伦(Willard Allen)一起发现了孕酮的生理功能，揭示了这种激素在月经周期中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角色。许多人甚至一度以为他们会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
在罗彻斯特大学，风华正茂的科纳是位远近闻名的医生。弗朗西斯·贝克回忆起科纳时说，“一年级时我上了解剖课。我记得在第一堂课上，他言简意赅、让人信服，他的讲解极具启发性。”关于科纳，比尔·马斯特斯更是印象深刻。做英语讲师的念头尚未成形之时，马斯特斯就选择离开了汉密尔顿大学，决定做一名普普通通的医生，后来在科纳的启迪之下，才立志在行医的同时还要成为一名科学家，不断地探索医学的未知领域。马斯特斯记得，科纳不止一次对自己说：“比尔，学无止境。”
等待了大约5年，马斯特斯终于向莉比求婚了。在罗彻斯特医学院的第4个暑假，他们在莉比的家乡底特律低调地举行了婚礼。“他说自己在成名之前有许许多多的学习和工作要做，所以对于这段婚姻不可能太上心，”莉比的表弟小汤森德·福斯特回忆说，“他的确让她一度气馁，但在她的坚持之下，两人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这对新婚的小夫妻在罗彻斯特医学院及附属医院附近租了一套小公寓。马斯特斯回忆说：“尽管并不宽裕，但我们还算是衣食无忧，过着幸福的生活。”随着毕业的临近，马斯特斯开始考虑要去哪里完成自己的实习。因为学医的关系，马斯特斯在如火如荼的“二战”期间被免除了兵役。他想选择妇产科完成自己的临床训练，想要弄懂人体生殖系统的解剖和生理。当然，这只是他长远计划的第一步。“在当时极其保守的妇产科，我并不清楚自己能学到什么关于性的内容。”在回忆录中马斯特斯写道。这一次，他又向自己的老导师科纳博士寻求意见。1943年2月与科纳通完电话之后，马斯特斯最终决定将性研究作为自己将来的方向。
不久之后，科纳离开了罗彻斯特大学，去了巴尔的摩卡耐基胚胎学研究所(Carnegie Institute of Embryology)。在那儿，他影响了一大批年轻学者，其中包括印第安纳大学的阿尔弗雷德·金赛。20世纪40年代初，科纳曾通过自己与政府资助的性问题研究委员会的关系帮助过金赛，让这个原本专门研究瘿蜂的昆虫学家从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获得了重要支持，从而完成了他关于人类性行为的标志性调查研究。虽然科纳后来说，金赛是“他所知道的精神病医院外面最神经的人”，但当时的确是他游说委员会对金赛慷慨解囊。
艾伦曾在罗彻斯特大学担任科纳的首席研究员，当时他们研究的课题是激素对于女性生殖系统的影响。他们通过测试兔子的黄体——月经周期中卵泡所释放的一种血性组织——发现了孕酮，一种在排卵期和怀孕期间大量存在的激素。艾伦通过证明人体中存在着另外一种性激素——雌激素，从而在科纳博士一人称霸的学术界博得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后来，艾伦离开了罗彻斯特，前往华盛顿大学的妇产科担任系主任。年长马斯特斯大约12岁的艾伦，尽管有时略显乏味，但在人们眼里向来是一个技艺精湛、风度翩翩的优秀外科医生。前往圣路易斯就职的他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医学院系主任。尽管各奔前程，但艾伦一直都和自己最信任的杰出老同事科纳保持着联络。
“马斯特斯，很高兴你能来，”科纳走进办公室的时候说道，“你知道兔子的月经是不是周期性的吗？”
在认识比尔·马斯特斯之前，伊丽莎白·艾利斯经历了许多的失望和伤心。莉比10岁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这个年纪足以让她留下许多关于母亲的回忆，却又无法领会母亲所讲的那些生活道理。母亲的去世对于莉比和艾利斯全家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整个家庭从此一蹶不振。20世纪20年代莉比的母亲去世之后，父亲盖伊·艾利斯也消失不见了。他丢弃了莉比和她的两个姐妹——马乔里和弗吉尼亚——以及他们原本在密歇根格罗斯普安这个靠近底特律的漂亮郊区湖畔高地所拥有的安逸生活。盖伊·艾利斯去了佛罗里达，一个气候温暖的地方，那里正适合这个逃避责任的男子。对于莉比来说，父亲就如幽灵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