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赫夫纳的心中，他们能够超越金赛的因素在于弗吉尼亚·约翰逊作为平等搭档出现。不像杂志中展示的那些皮肤黝黑、金发碧眼的裸体适婚女人，眼前的约翰逊是一位见多识广的43岁女人，一头黑发妥帖地露出整个脸庞，化着淡妆，穿着同一件白大褂，就和她出现在《生活》、《时代》、《新闻周刊》等杂志上的形象一样。她激情高昂地呼吁着女性性爱平等，提出女人不是芭比娃娃的替身，而应成为卧室里鲜活而积极的参与者。“金赛的书上全部都是男人的名字，但是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这边，男女都参与了调查和研究，其结果代表的不只是男人的观点。”约翰逊愿意和马斯特斯一起签约成为《花花公子》的顾问，这让杂志有了极高的新闻价值，赫夫纳非常高兴，也乐意作出回报。“1965年，我创立了花花公子基金会，由于杂志和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得非常不错，我们开始资助各类活动，其中也包括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他解释说，“他们成为了我很好的朋友。”
出于病人隐私以及员工培训的原因，关于他们治疗的记录都在录音带里，而不是大量的文档。马斯特斯不会冒着暴露病人身份的风险，允许一个官员来审阅这些磁带。劳里说：“他们没有把记录交给过任何人。”
格布哈特停顿了一会，然后给了一个简短的回答：
马斯特斯凝视着某处，然后冷淡地最后宣布说：“好吧，非常感谢，但我想我们的讨论到此为止了。”
“这个家伙来自南方，如果他要呆在这里的话，我们不会让他这样行事的。”马斯特斯向他保证，“但你一定要回去继续参与，因为我们要谈的是在接下来两年里每年10万美元的研究资助。我们惹不起这些人。”
《花花公子》： 传统主义者抱怨说你们这样的研究破坏了性的神秘色彩。你觉得是这样吗？
20世纪60年代早期，金赛研究所的保罗·格布哈特帮助过当时还在华盛顿大学任职的马斯特斯申请联邦基金。但他们在生理与解剖研究领域的大胆作风对于那些掌管政府研究经费的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他(马斯特斯)说他需要(联邦基金)来支持研究，他不能永远单纯依靠大学对他工作的资助。”格布哈特回忆说，“我们曾成功获得过NIMH的经费，所以我鼓动他也前去申请一下。马斯特斯递交了一份极为详细的申请书，甚至细到要花多少钱买多少个烟灰缸之类的事也一并说明了。”格布哈特觉得马斯特斯的申请一定会得到批准。“当然，华盛顿的那些人对此印象深刻，但是他们同时又非常担心研究的影响。”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派遣了一个评估委员会前往实地考察，审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设备，然后对是否应当将纳税人的金钱花在此处做出决定。在回程的路上，评估委员会那些头发花白的医生被印第安纳的金赛研究所吸引，并和格布哈特做了交流。就在离开之前，一位资深医生将他拉到一旁。
“在很多事情上，我都听取了你的意见。”他平静地对科罗德尼说道，“但是这一次，我请你相信我一次。”
这位高年审查员皱皱眉头，传达了一个糟糕的讯息。据格布哈特回忆：“这个人说，‘别和他有任何瓜葛！那里有些非常怪异的东西！’然后他就走开了。不用多说，他的经费申请被拒了。”
格布哈特怀疑这些联邦工作人员看到了那个人工性交装置。“他(马斯特斯)可能向他们展示了他的机器，而那东西很可能让他们彻底崩溃了。”格布哈特笑着说道，“你能想象吗，让一群从来没有看过任何性相关事物的波士顿上流老医生直面这样一个装置？性爱研究一直以来都很难得到资助，却很容易受到批评。”
作为一位散漫的人类性爱学者，赫夫纳看到了两位研究者科学工作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之前，真的没有与性爱生理学相关的重要研究。但性爱是我们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却对其毫无所知，因为对它的研究是被禁止的。”赫夫纳数十年后回忆说。给那些无法表达激情的夫妇以直率的建议，这在赫夫纳个人看来很靠谱。“我是在非常传统的中西部卫理公会教派式家庭长大的，生活中充满了压抑，很少有拥抱或亲吻。很早我就看到了这种生活方式的弊端。”他解释说，“这就是为什么性爱问题对我而言相当重要的原因。”
20世纪60年代末，位于芝加哥的花花公子宅邸(The Playboy Mansion)是对美国人性行为最挑衅的想象，被传颂得就跟在家一样随便。它的所有者休·赫夫纳在性爱方面开拓了一条开放且商业化的道路，并在此创办了他那本获得巨大成功的著名杂志，首期便将玛丽莲·梦露的斜体裸照搬上了封面。宅邸里的深夜狂欢派对、带跨楼层滑梯的室内游泳池，以及对肉欲的不断满足构成了它全部的传奇。这幢拥有70间房间的红砖别墅可以追溯到维多利亚时代，它是美国享乐主义的殿堂，是其杂志中描绘的爆炸性性爱革命的原点。40岁的赫夫纳有着傲慢而精致的外表，常常叼着烟斗、穿着半正式礼服出现在电视节目《黑夜里的花花公子》(PlayboyAfter Dark)中，这一形象和比尔·马斯特斯及搭档弗吉尼亚·约翰逊古板而专业的风格大不相同。
尽管有着老练的沉着和优雅的举止，但在花花公子宅邸，吉尼还是难掩内心的惊愕。“那里有一间蓝色房间和一间红色房间——所有的房间都有不同的颜色。”她回忆说，“赫夫纳非常聪明而且优雅。我喜欢呆在那个宅子里，因为厨师一天24小时都上班。哪怕凌晨3点钟，你也可以享用新鲜烘焙的美味饼干，因为赫夫纳几乎整夜都不睡，他通常白天睡觉。他对我们非常友好。”虽然和马斯特斯在出城旅行时通常会睡在一起，但约翰逊还是特地要了两间相邻的房间。“我一直都很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以及家庭。”她回忆说，“我只是不想让人知道这些。”在他们逗留期间，莱尔曼对于赫夫纳的热情印象深刻。“曾经有个关于他的玩笑话，说他熬了5个通宵之后准备睡觉时说，‘别吵醒我，除非是弗兰克·辛纳屈或者林登·约翰逊的电话！’”莱尔曼回忆说，“那个时候他并不随和，很难让人靠近。他很少见人，却一直陪同他们两位，并且因他们将自己视为同类而感到非常自豪。”
约翰逊： 我们恰恰认为性爱现实的、本色的一面比起所谓的神秘更让人兴奋。传统主义者所谓的神秘通常都与迷信和神话相关。关于性爱的知识并不会损害其神秘性，反而会令其有所加强。
除了赫夫纳的慷慨捐助之外，马斯特斯还从一些对避孕及生殖研究感兴趣的制药公司那里获得了少量资助。20世纪70年代，他们曾做过一项关于Encare Oval的临床试验，在16位女性志愿者身上测试了这种杀精剂，她们的年龄从18岁到43岁不等。在试验中，她们的阴道内被注入男性捐献者的精子，然后用橡胶阳具进行性交以评估该药的有效性。
1968年5月，在由资深编辑纳特·莱尔曼主持的《花花公子》访谈中，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就他们关于性这一古老问题颠覆性的研究结果，为我们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回答。
“出于礼节的缘故，他们通常会选两间相邻的卧室，而不是共用一个房间。”赫夫纳回忆说，“这让我们忍俊不禁。”
“当然，作为获取这笔经费的条件之一，你们必须将所有的记录上交给我们。”这位公务员解释说。
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花花公子》从单纯的裸体图片扩展到了讨论药品、女性权利、流产以及其他文化争议的话题。不仅如此，尽管杂志中的知识与措辞已相当前卫，但赫夫纳发现，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同意接受采访之前，《花花公子》里还从没提到过“阴蒂”这个词汇。“我的意思是，再自然不过的高潮以及女性拥有高潮的事实——如今人们已完全搞懂的这些问题——那个时候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之前，这些信息完全不存在。”赫夫纳回忆说。
20世纪60年代，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认识到了杂志文化的影响力，特别是在数百万年轻的男性读者当中。“《花花公子》可能是当今美国唯一的性爱相关信息的重要来源。”马斯特斯赞扬道，“我们很高兴能够帮助他们发布正确的信息。”在普及自己建议的同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长期资金不足的研究诊所也收到了《花花公子》这个同盟的大力资助。在接下来的10年里，花花公子基金会向生殖生物研究基金会一共捐助了30万美元，供他们“发展一套针对治疗性功能障碍的相关专业人员的综合培训项目”。在医学大会上首次接触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之后，莱尔曼亲自飞往圣路易斯处理相关资助事宜。他还写了一本名叫《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简介》的平装书，由《花花公子》出版。“我们是一种交易(quid pro quo)关系。”经常打电话到圣路易斯为“花花公子顾问”栏目寻求技术指导的莱尔曼解释说，“当他(马斯特斯)需要钱的时候，会来找我，我通常都会帮他弄到钱。当《花花公子》的任何部分需要寻求信息时，我则会去找他。对于《花花公子》这是一桩极好的交易，我肯定赫夫纳也相当满意。”
美国的那些政客禁止将税收收入拨给性爱研究，马斯特斯自己在这方面也没有尽力去争取。他正直的自尊心以及不愿奉承官员的倔强态度扼杀了获助政府资助的希望。举例来说，在他向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NIMH)申请经费之后，该机构派遣了一位好事的年轻心理学者来审查诊所，据前职员托马斯·劳里医生回忆，他和马斯特斯的会面十分简短。
“格布哈特医生，我想顺便问一句，你是否听说过威廉·马斯特斯医生这个人？”这位医生用不祥的口吻问道。
不过时间一长，马斯特斯认识到了对那些愿意公布自己姓名的富有捐助者拍马屁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们最大的赞助者是达拉斯的卢·莫顿·艾利斯和她的丈夫万·C·艾利斯(Van C. Ellis)。1970年他们曾是性爱治疗的病人，后来又自己要求参加“进阶”治疗。身为薯片公司的继承人，卢出于博爱精神及宗教信仰的原因向很多机构捐过款，其中就包括当地的城市公园浸礼会教堂。万曾经是家族快餐公司莫顿食品的董事长，该企业后来成为了通用磨坊的一家子公司，后者拥有诸如韦蒂斯(Wheaties)燕麦、贝蒂·克劳客烘焙食品这样家喻户晓的居家品牌。“由于过于骄傲而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需求，或者因为没有意识到性相关问题通常可以通过称职的治疗师得到解决，一些夫妻迟迟不寻求帮助，这让我们两个既难过又生气。”卢说，作为4个孩子的“传统”母亲，她看起来和贝蒂·克劳客本人有些相似。他们成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董事成员的事无疑在达拉斯引起了一片哗然，他们的教会可是“圣经带”中最大的教会之一。但艾利斯夫妇义无反顾地想要将宗教和家庭价值带入关于性爱的讨论之中。他们承诺5年内提供总额100万美元的资助，而作为前奏，他们首先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一个关于牧师与性咨询的试点项目提供了资金。然而，其中一项棘手的附加条件是，他们要求聘请赫伯特·霍华德进入诊所。“万和卢·艾利斯都是他的朋友，他们知道他是一个牧师。”约翰逊回忆说。其他职员并不愿意这样一位让他们觉得没有资质的人加入进来。“想到这个家伙要加入，我就非常不高兴，虽然那些富人乐意支付他所有的薪水和福利。”罗伯特·科罗德尼医生说。霍华德抵达之后不久，就含糊地对马斯特斯和科罗德尼说了一句带有种族歧视的话语。“我觉得非常心烦，然后起身离开了房间。”科罗德尼说。马斯特斯看到自己年轻助手脸上明显的厌恶后立马追他而去。
在遭到政府拨款以及其他赞助机构的拒绝之后，马斯特斯已不能再推掉薯片公司继承人的支持以及接受她聘请当地牧师的小小请求。他已然学会为了自己更大的目标而做出一些妥协，即使必须在花花公子宅邸度过一两个夜晚也无所谓。
在美国上演的没完没了的性爱争论让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项目始终没能得到政府补贴。不像大多数大学附属的医学诊所，特别是那些被报刊及同行大加赞赏的诊所，“情况很快就变得一目了然，获得联邦经费来支持性爱研究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马斯特斯在自己未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的研究项目只能依靠某种个人形式的资助。”从1959年到1970年，马斯特斯几乎用了自己行医所得收入的一半来支持他们的临床研究。“每年我们大概需要25万至50万美元来进行我们想做的事。我们从没有过那么多钱。”被治愈的病人会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激，但很少能给予大笔的捐款，即使是那些相当富有的人也不会这么做。“生了病的人从来都不会想要将隐私公之于世，所以，绝大多数病人都不会为我们的机构捐款。”前职员J·罗伯特·迈纳斯回忆说，“尽管两周的治疗可以收取不菲的费用，但在筹集资金方面我们曾经有过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我们每一个治疗师同一时间只会负责两到三个病人，所以通过看病不会积累多少资金。这从来就不是一个赚钱的生意。”
1968年初，这所宅邸的氛围让来自圣路易斯的两位研究者有些震惊。楼上，几个年轻的花花公子兔女郎穿着带小尾巴的紧身衣，连续在那儿做客了好几个礼拜。楼下的客厅里，不断地有来自好莱坞以及体育界的名流前来参加没完没了的派对，想要见证赫夫纳“花花公子人生观”之下的放荡幻想是否属实。在前门处，一块黄铜板上刻着一句拉丁文告示：“如果你不来摇摆，那就别按门铃(si non oscillas，noli tintinnare)。”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来“风之城”的目的绝非为了摇摆。他们对于性爱质朴而科学的关注从没经过薄透镜的美化。他们所看到的裸体女人通常都是臀部肥硕、乳房下垂，而那些男人则整天担心阴茎无力以及不受控制的射精。作为一对并非处于婚姻关系中的男女研究人员，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愿意呆在这幢宅邸之内完全是为了工作，而不是娱乐。
“怎么了？当然听说过，我听说过他。”他迟疑地说道，就好像只在医学杂志上看到过他的名字，而不是像实际情况那样，是帮助他准备这次申请的一位老朋友。
来自中西部的两位研究者与媒体界好色之徒之间的这次不太自然的联盟始终基于相互尊重和支持的原则。在拜访期间，赫夫纳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交谈了数小时，他们发现彼此都受到了阿尔弗雷德·金赛的影响。在1953年创立《花花公子》之前，赫夫纳在西北大学上学，他所写的社会学论文就是比较金赛关于男性性生活的统计与当时美国48个州的诉讼案。“我逐条查阅所有的法律法规，然后证明说如果所有的法律都被有效执行的话，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早已锒铛入狱了。”赫夫纳窃笑地说道，“我对这事的偏见由来已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