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坐在柜台边，靠着墙，马赫什坐在她身边的高脚凳上。他们看上去就像到自己店里来的客人。
所以，纳扎努丁决定开始人生的第三次转变，一切从头开始。这一次他想离开非洲，到加拿大去。“不过，我的好运快到头了，我能从我的手相上看出来。”
我自己也曾渴望一场冒险，渴望激情和肉体的满足，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种渴望会把我带入这样一种境地：我对自己价值的认知和一个女人对我的反应联系在一起。但事实就是这样。我所有的自尊都来自充当耶苇特的情人，并在肉体上为她服务，给她满足，就像现在这样。
我和他们交往不是一天两天了，虽然我对他们的态度时有变化，但他们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在舒芭的眼神中，我看出了压力、痛苦，还有某种类似疾病的东西。我也看出她有些在装。但我还是受到了伤害。我准备离开时，两个人都没有招呼一声：“留下吧！”我觉得自己成了被抛弃的人，感到有些眩晕。走在夜幕下的街道上，我看到烧饭的火苗照亮了周围人们瘦削而疲乏的脸，看到商店雨篷下的人围坐在黑暗中，看到有人在自己搭建的围栏中进入梦乡，看到衣着破烂、神情迷惘的疯癫老人徘徊在街头，看到酒吧的灯光从木头走道那边散发开来。一切都这么熟悉，同时又显得如此陌生。
马赫什是我的好友，不过我觉得他囿于和舒芭的关系，难有大的作为。但他有这种关系就知足了。舒芭钦佩他，需要他，所以他对自己很满足，亦即对舒芭钦佩的那个人很满足。他唯一的愿望似乎就是好好照顾舒芭。为了她，他精心装扮，他尽心呵护自己的容貌。在身体方面，马赫什不把自己和别的男人比较，也不按照某些男性化的标准来判断自己，他眼里只有能取悦舒芭的身体。他用自己女人的眼光看自己。因此，尽管他是我的朋友，我仍旧觉得他对舒芭的痴迷削弱了他身上的男性特征，我认为这有点儿不光彩。
诺伊曼的离开标志着繁荣的终结，信心的终结。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但是，在希腊俱乐部，就在两周前，诺伊曼还给我们使了个障眼法，用他惯常的老练腔调告诉我们说他要把游泳池好好拾掇一下。我们这些人太马虎了。
不过这个解释实在牵强。除了政治和种族怒火，除了哀悼曾因自己而蒙羞的父亲，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她是不是对自己嫁的人有了新的认识，是不是重新反省了自己的生活？她是不是后悔错过了和家人在一起的生活？是不是对自己背叛的东西产生了更深切的悲痛？
后来我想，是马赫什最后一句话里的“我”字把我给得罪了。马赫什本来可以找到更好的表达方式。就是这个“我”字让我猜到了因达尔那次和他们夫妇俩共进午餐后为什么那么怒不可遏。因达尔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不知道我做过的事。他们甚至不知道我去过什么地方。”因达尔看到了我当时还没有看到的东西：马赫什居然说他活得很好，而且发自内心。这样的说法我还是头一次听到。
舒芭不在的时候，马赫什欣然表现出沉痛悼念的姿态，但舒芭一回来，他的悼念就转化为深切的、真正的忧郁。接着，他的忧郁中又加入了狂躁的因素。他好像一下子老了。曾经让我受到刺激的自信不复存在。我为他难过，他只自信了这么一小段时间。早先他对诺伊曼大加批评，对自己在这里的生活深感自豪，而现在，他感叹道：“萨林姆，全是垃圾。全都会变成垃圾。”
通过耶苇特，我得到了很多。我的见识开阔了很多。我不再像其他外国商人那样，显得对一切都不大在意——这种姿态有可能让他们成为实实在在的落伍者。我对历史、政治势力和其他大陆增加了许多了解。不过，知识长进的同时，我的世界却比原来更狭小。周围发生着各种事件，比如总统新书的发行，还有孩子们举着书行军等等，而我只关心这些事会不会威胁到我和耶苇特在一起的生活，只关心这种生活能否延续。我的世界越是狭小，我就越是沉溺其中。
舒芭第一次和我说起她的故事还是那次吃午饭的时候。那是叛乱期间一个宁静沉寂的下午。她说她必须小心陌生人。她觉得家里人也许会雇人——任何种族的人都有可能——来兑现他们威胁要做的事：把她毁容，或者把马赫什杀死。向女人脸上泼硫酸，把男人杀掉——遇到舒芭这种事情，家族里的人通常都会发出这样的威胁。舒芭在许多方面都很保守，却并不是很介意让我知道她遭到威胁的事。一般来说，这些威胁并无实质意义，仅仅是因为约定俗成，而有些时候，这些威胁会百分之百兑现。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舒芭似乎忘了她原来讲的那个故事的一些细节，我也不再相信会发生雇用陌生杀手这种事，但我以为舒芭的家人已经笃定不认她了。
“男公民-女公民们，要像猴子那样聪明。这些猴子真他妈机灵得要死！猴子会说话。你们不知道？那好，我来告诉各位。猴子会说话，可它们故意安安静静的。猴子知道，如果在人面前说话，人就会把自己抓住，暴打一顿，然后叫自己干活。叫自己在大太阳底下扛东西。叫自己划船。男公民们！女公民们！我们要叫这班人学学猴子。我们要把他们送到丛林里，让他们忙得屁股都找不着！”
没有人被捕。警方很紧张；青年卫队很紧张；街上的人也很紧张。几天后，有传闻说官方会派军队过来，把一些棚屋区荡平。这种说法传开后，有很多人匆匆忙忙往村庄里赶，河上的独木舟一时间穿梭不息。但后来什么也没有发生。所有人都在观望总统的反应。一连两周过去了，总统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
总统表面上是在重申旧的原则，实际上是在承认和讽刺新出现的一些批评，比如非洲圣母崇拜，还有食物及药品短缺等。他从来不回避批评，而且往往能够预见到这些批评。他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他还暗示他什么都知道。他让人觉得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一切，不论是好是坏，似乎都在服务于一个更宏大的计划。
我把希腊俱乐部里的闲聊转述给马赫什，我以为他会和我一个态度，至少能看出其可笑之处，尽管这可笑中包含着可悲。
纳扎努丁很少写信。但他仍然在积累经验，他的脑筋仍然在缓缓转动。拆开他的信之前，我有点儿紧张，但是每次读他的信我都很高兴。除了交代一些个人近况外，他总是有一些新的观点要阐发。诺伊曼一走，我们余惊未消，所以梅迪从邮局拿信回来，我还以为是关于诺伊曼或者铜市行情的。没想到是关于乌干达的。那里也出了问题。
突然之间，舒芭离开了我们，去东部看望她的朋友。她的父亲去世了，她要去参加火葬仪式。
通过写这封信，我好像重新认识了自己。我更加恐慌，更加内疚，更觉得自己在自取灭亡。这想法吞噬了我，我觉得我的世界缩小了，我却对这缩小的世界更加痴迷，这一切迫使我重新审视自己。我是不是被耶苇特套牢了？还是我——如同马赫什对自己的重新认识——被自己套牢了，被我和耶苇特在一起时所认识的自己套牢了？我必须像现在这样侍奉耶苇特，因为这样我就能跳出自己的视野。在这种无私奉献中，我自己得到了满足。过了多年靠逛妓院得到满足的日子，我怀疑自己能不能和别的女人一起生活。耶苇特给了我当男人的感觉，我需要这种感觉。对耶苇特的依赖是否是对这种感觉的依赖？
我对自己的认识，对自己和耶苇特关系的认识，和小镇本身古怪地纠缠在一起——我的公寓，领地的房子，我们俩人的生活安排，还有，我们都没有自己的群体，都生活在孤独之中。换到任何别的地方，情况都不会是这样。换到别的地方，我和她也许根本不可能产生这种关系。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在其他地方延续这种关系。我宁可把关于其他地方的所有想法抛到脑后。
她第一次在晚饭后回到我的公寓来，我觉得我有些了解了她的需求，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的需求，一个年纪轻轻就嫁了人、来错了地方、陷入孤独之中的女人的需求。我从来不觉得我能满足这些需求。我想我也成了累赘，而这累赘已演化成了习惯——我已经接受了这个想法，甚至为此感到兴奋。或许她也是在满足我的需求。情况到底是不是这样？我无从得知，也不是很想去了解。孤独让我陷入痴迷，我开始把这孤独当成一种必要的东西。
这都是废话。要说的他们总归要说，不过关于游泳池的说法尤其愚蠢——虽然我们这里有外国的技工，但是供水系统还是坏了。小镇发展得太快，涌进来的人太多。周边那些破败的小镇上，过去应急的水管整天都开着。现在，各地用水都要分配了。有些游泳池——其实一共也没有几个——干涸了。有些游泳池的过滤机器被关掉了——为了省钱或者是使用经验不足——池子里长出鲜绿的藻类以及更为茂盛的植物，看起来像是有毒的林中池塘，这些游泳池就这样被堵塞了。但不管是好是坏，所有的池子都还在，人们喜欢谈论它们，因为我们喜欢游泳池这一概念胜过喜欢游泳池本身。即便在游泳池能正常运转的时候，我们也不大使用——似乎我们还不习惯这种奢侈品进入日常生活之中。
现在我听明白收音机里的话了，显然是总统。怪不得梅迪觉得自己不需要拧低音量。先前就有预告说总统要发表演讲，我忘记了。
纳扎努丁说，乌干达的局势很糟糕。接管的军人一开始还算规矩，现在那里却出现了明显的部落和种族纷争的迹象。这些纷争不会说消失就消失的。乌干达是个美丽的国家，土地肥沃，生活舒适，无贫困之扰，还有悠久的非洲传统。这样的国家本应有很好的前景，但乌干达的问题是它太小了，小到不能容纳种族仇恨的地步。在过去，每个人，包括我们的祖辈，都是徒步在这个国家旅行，跑一趟生意可能会花一年时间。现在有了汽车和公路，这个国家就变小了，在自己领土上的各部落没有了以前那种安全感。非洲用上了现代工具，同时又回到老路上——这样的非洲在一段时期内境况不会好。看到这些先兆总比盲目指望事态好转强。
快到公寓的时候，我听到收音机的声音。音量大得出奇，上楼梯的时候我想肯定是梅迪在听首都电台的足球赛解说。我听到一个洪亮的声音，声调忽高忽低，语速忽快忽慢，还有众人的呼喊声。梅迪的门开着，他就坐在床沿上，穿着短裤和背心。灯泡悬在屋子中央，散发出柔和的黄色灯光。收音机的声音震耳欲聋。
梅迪聚精会神。灯光下，他的前额泛出黄色的亮光，额头下的眼睛半眯着，专注而入神。他的嘴唇抿着，一边专心听，一边嘴还在动。当总统说出粗俗的话或者黄色字眼，人群开始欢呼时，他会笑出声来，而嘴仍然合拢着。
总统说，我们这一带的人喜欢啤酒，他更喜欢，若有机会，他能把我们全喝趴下。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动不动就醉，他有话要跟我们说。大家都知道，总统下面要做的声明和我们这里的青年卫队有关。两个多星期来，我们一直等着他表态。这两个星期，他一直在吊我们胃口，让全镇人都忐忑不安。
听到现在，总统的演讲还是和以前的众多演讲差不多，主题并不新鲜：大家要做出牺牲；前途是光明的；非洲女性是高贵尊严的；镇上的黑人梦想一觉醒来就和白人一样，但这样不行，革命还须深入下去，非洲人就应该是非洲人的样子，应该大大方方地回到他们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要认同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食物和医药，这都是好东西，不要像孩子们一样盲目追捧进口的罐头食物和瓶装药品，大家要保持警惕，要发奋工作，最重要的是，要严于律己，等等。
他说：“我很高兴诺伊曼走了。让他去尝试一下那边的生活也好，但愿他会喜欢。舒芭有一些伊斯玛仪派的朋友在伦敦。他们真是受够了那里的好生活！不全是哈罗公学这些好东西。他们给舒芭写过信，你可以去问问她，她会一五一十地把她这些朋友的体验告诉你。他们说的豪宅在我们这里的人看来就是个笑话。你见过凡·德尔·魏登里的那些商人，他们那出手才叫大方！你再问问他们在本国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哪个有我过得好？”
不过马赫什没有看出其中的可笑之处。他同样强调镇上的生活比外面强。
我的成就已经超过了这个结果。按照纳扎努丁的算法，我是两块钱买进的，这么多年下来，已经翻了好多倍，到二十块了。不过现在，随着诺伊曼的离开，我的资产又下滑到十五块。
到最后，一切都将烟消云散，我们都将回到被打断的正常生活。这不是悲剧。这是一个确定的结局——即便繁荣转为衰退，我的财产从十五跌到了十四，纳扎努丁及其四处漂泊的家庭要设法在加拿大立足——这种确定性是我的保障。
这军官开始只是和在人行道上占地睡觉的人口角。这些人不知从哪个建筑工地上偷来一些水泥砖块，围出一片半固定的睡觉的地方，阻断了一截人行道。卫队军官和他们争执起来，照说到最后大家扯着嗓子对骂几句也就算了，不幸的是，军官绊到了什么东西，当场摔倒了。倒在地上，军官立刻显得势单力薄，此时一块砖头扔过来砸中了他。见到血，周围的人顿时陷入狂热，几十双手一齐行动，顷刻间那军官就一命呜呼了。
我跟舒芭打了声招呼，她冷冰冰地应了一声，好像我是陌生人，或是不怎么熟的人。我坐到马赫什边上，她还是神思恍惚，好像没看见我。马赫什似乎没注意到。她是不是在责怪我，因为我做了那些她如今后悔做过的事？
这是我的自豪。也是我的耻辱，我没有想到自己的男子气概竟沦丧到了这步田地。有时候，特别是下午商店里不太忙的时候，我会坐在桌前黯然神伤（抽屉里有耶苇特的照片）。在销魂时光的间歇，我却黯然神伤！曾几何时，这样的销魂时光我连想也不敢想。
在孩子们拿着《格言录》行军一事发生之后，青年卫队威信扫地。他们在星期六下午照样安排儿童行军，表现一次比一次狼狈，人一次比一次少。孩子们不愿参加，卫队军官也束手无策。卫队还继续进行“风纪巡逻”，但群众越来越表现出敌意。有天晚上，一位卫队军官被人杀了。
梅迪抬头看了看我，又低头专心收听，中间说了一句：“是总统。”
总统现在说的话令人惊诧：他要把本地区的青年卫队解散。他说他们忘了自己对老百姓应尽的义务，他们失信于他这个总统；他们的话太多。卫队的军官不再享受津贴，也不能转行担任其他公职。他要把卫队完全解散，让他们回到丛林，从事建筑工作。在丛林里他们可以学习到猴子的智慧。
不过，我无意于谴责他和其他人。我和他们没什么两样。我也想守着自己所拥有的，不想被人当成猎物。和他们不同的是，我不会说形势依旧很好这样的话。事实上，这正是我的态度。经济繁荣的鼎盛期过了，人们的信心也动摇了，因此，我什么也不做。回复纳扎努丁从乌干达写来的信时，我就是这样解释我的立场的。
我听说他出卖资产只是为了子女的教育，也有人说他是在妻子逼迫下卖掉的（传闻说诺伊曼背着妻子金屋藏娇，有一个半非洲的家庭）。后来又有人说诺伊曼后悔做出了这样的决定。铜就是铜，繁荣昌盛的大好局面还将延续下去，只要大人物不倒台，一切都会继续顺顺利利的。另外，澳大利亚、欧洲、北美这些地方偶尔去玩玩还可以，去生活可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如意——诺伊曼一辈子都待在非洲，突然跑到那里，用不了多久就会认识到这一点。还是我们这样原地不动好，有仆人伺候，有游泳池，在这里我们享受着种种奢华，在别的地方，只有百万富翁才享受得起。
总统是在用沿河一带的大部分人都能听懂的非洲土语演讲。他原来演讲总是用法语。但这次演讲中只出现了“男公民”和“女公民”两个法语词，它们一再出现，产生了音乐效果。这两个词一会儿被合成一个词，念出来有一种波纹起伏的感觉，一会儿又被大声地单独说出来，音节顿挫分明，如同庄严的鼓点。
这封信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但纳扎努丁的语调和过去一样冷静。信中没有直接的劝告，也没有直接的要求。但这封信是个提醒——其本意正在于此，特别是在他的生活发生巨变的时候——提醒我和他之间的契约，提醒我对他家人和我自己的义务。他的信让我愈发恐慌。与此同时，它也让我的决心更加坚定，我决定留在这里，以不变应万变。
因为不能和他们一起吃午饭，也不能去他们家拜访，有时候我只好晚上去汉堡王和马赫什聊上几句。有天晚上，我发现舒芭也在。
马赫什刚把这消息告诉我的时候，我吃了一惊。我吃惊的并不是舒芭父亲的去世，也不是舒芭有可能从此搬回娘家。我根本没朝这方面去想。舒芭一开始就给人留下了逃亡者的印象：她自作主张地嫁给了马赫什，违背了家规，无奈之下躲到这个偏僻的地方，逃避家人的报复。
接下来，这个玩笑变味了。舒芭本来要出门两个月。结果三个星期后她就回来了，然后似乎躲了起来。他们不再邀请我去吃午饭。和他们共进午餐的安排——甚至可以说是传统——终于告一段落。马赫什说，舒芭讨厌东部的政治局势。她一向不喜欢非洲人，这次回来更是怒气冲天。她抱怨可恶的窃贼，吹牛的政客，电台和报纸上充斥的谎言和仇恨，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夜色中的暴力事件。她对家人的处境忧心忡忡，而原本她从小到大都觉得家里是安全稳固的地方。这一切和她的丧亲之痛交织在一起，让她变得有点儿奇怪。马赫什说，我暂时还是回避的好。
我注意到马赫什的生活方式这些年没有任何大的改变。他和舒芭仍然住在水泥房子里，客厅里满是擦得发亮的种种物件。但马赫什并不是在开玩笑。他穿着光鲜的衣服，站在连锁店的咖啡机旁，确实感到自己很了不起，很成功，很圆满，他真的认为自己成功了，别无他求。汉堡王，繁荣，还有总是在身边的舒芭，这一切毁了他的幽默感。我过去还以为他和我一样算是挣扎求生呢！
我处在困境中，时常想到舒芭的例子。结果却发现她一直和家里保持着联系，这让我有些失望。而刚死了岳父的马赫什则一副孝婿的样子，大事操办，订购了昂贵的咖啡、啤酒和汉堡王（如今的价格真是离谱！），丧亲之悲溢于言表。或许这是他向舒芭表达同情、向死者表示尊敬的方式。不过，这也有那么一点儿像是一个觉得自己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名分的男人做的事。真不容易！
他这一走，我们都有点儿觉得遭到了背叛。我们还觉得自己很傻，判断错误。经济不景气时，人人都能放得了手；而在繁荣时期，只有心志坚强的人才做得到。纳扎努丁原来就警告过我。我还记得他那番关于生意人和数学家的教诲：生意人花十块钱进的货，到了十二块就肯出售了，而数学家非得等十块涨到十八块，到了十八块还不满足，还想等到翻一番，到二十块再脱手。
人们喜欢听总统的演讲，因为有很多话题都是他们熟悉的。和眼前的梅迪一样，他们希望听到总统经常开的那些玩笑。然而每次演讲也是一次全新的表演，有着不同的表演手法；而且每次演讲都有其目的。现在播放的演讲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小镇和这一地区，不过他还没说到这里。首都的听众只把表演手法看成表演手法，看成总统的新风格，每次看到有新风格出现，就齐声喝彩。
繁荣时期，诺伊曼不断进行投资，扩张自己的业务。他曾出高价要收购马赫什的汉堡王。他擅长和官员打交道，也有本事承包政府的业务，比如领地的房子都是他装修的。现在，他偷偷把所有资产卖给首都的几家新型国营贸易机构。这笔交易中进进出出的外汇数额有多大，不肯露面的那些受益者是谁，我们都只能猜测。首都的报纸把这件事说成是国有化，还说补偿数目公平合理。
尽管如此，关于诺伊曼的消息还是让我大吃一惊。他变卖了所有资产，举家迁去澳大利亚。诺伊曼是希腊人，是本地头号商人，什么生意他都能插一手。他在大战末期来到这里，当时他还年轻，在丛林深处的一个咖啡种植园工作。刚来的时候，他只会说希腊语，但他发达得很快，购置了自己的种植园，后来还在镇上做起了家具生意。独立运动差点害得他倾家荡产，但他挺住了。他在希腊俱乐部——他把俱乐部当作自己的私人慈善事业，亲自管理，在惊涛骇浪中把它维持了下来——经常说，这个国家就是他的家乡。
我用上文所说的方式给他回了信，信中概述了镇上出现的新问题。这封回信颇费了我一些时间。写信的时候我发觉自己饱含感情，我把自己描写成一个无能无助的人，正如他所说的“数学家”。不过这些内容无不属实。我确实像信里写的那样无助。我不知道未来的路在何方。看到因达尔和领地上的那些人过的日子，我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本领和技能在别的国家生存。
总统这次演讲选用了一种混杂而简单的非洲语言，他对其进一步简化，成了酒铺和街头叫骂的语言。此人玩弄所有人于股掌之中，他可以模仿皇族礼仪和戴高乐的风度，而在演讲的时候，他又转变为最下层的人。这正是总统说出来的非洲语言的魅力所在。他用最底层的语言，最粗俗的用词，却营造出了帝王的派头和音乐的效果，就是这种糅合把梅迪给吸引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