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非洲小镇的遭遇，惠斯曼斯神父不像他的同胞那样义愤填膺。对于纪念碑、雕塑遭到毁坏，神父也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觉得是奇耻大辱。这并不是因为他乐于宽恕，或是对非洲人的遭遇有更深一层的理解。对他而言，这个他的同胞建立起来的小镇惨遭摧毁，只是暂时的退步。但逢大势变化，重要的新事物产生，都难免发生这种事情。
他把从垂死的非洲收集来的物件通通收藏在学校的枪支储藏室里，那里以前是用来放学生军训时使用的老旧枪支的。储藏室和教室一样大小，从外面看也像间教室。不过它没有窗户，只有两扇木条大门。里面唯一的光源是一个光秃秃的灯泡，从长长的电线上垂下来。
听起来他的饮食似乎挺高级，后来我才明白他其实是说自己无以果腹。
他说河湾那里建成居住地是大势所趋。那里是天然的会合之处。部落会改变，权力会更迭，但人们最后总会回到那里，在那里见面，在那里做生意。如果把那里建成阿拉伯式小镇，可能会比非洲居住区富裕那么一点儿，技术上也不会先进多少。阿拉伯人身处偏远的内陆，不得不应用森林里的东西来建设这个小镇，小镇的生活和森林里的生活不会有很大差异。阿拉伯人只是给欧洲文明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很奇怪，一个基督教牧师居然对非洲信仰如此感兴趣。在海岸，我们对非洲信仰不屑一顾。不过，尽管惠斯曼斯神父有着渊博的非洲宗教知识，而且不遗余力地收集这些物件，他对非洲人的其他方面却兴致索然。他似乎对这个国家的时局漠不关心。我对他这种置身事外的超然态度感到妒忌。离开的时候，我心里在想，他的非洲完全不同于我的非洲。他的非洲是丛林和大河的非洲。他的非洲是个奇妙的地方，充满了新鲜事物。
他是一位教士，半个男人。他按照宗教誓约生活，而我就不会立这样的誓约。我来拜访他的时候，是带着我这种背景的人对宗教人士特有的尊敬而来的。但现在，我觉得他不只是一位宗教人士。我觉得他是一个纯粹的人。有他在镇上，我心里感到安慰。他的态度，他的兴趣，他的知识，给这个地方增添了一些东西，使之显得不是那么蛮荒。虽然他有点儿自我陶醉，他不管那个年轻教师的精神崩溃，他说话的时候不听我插话，但这一切我根本不放在心上，我觉得这是他的宗教特质使然。我经常去找他，试图了解他的兴趣喜好。他总是喜欢说话，说话的时候眼光略略偏向一边；他还总是喜欢向我展示他新发现的东西。他到我的店里来过几次，为学校订购东西。每次都显得那样腼腆，其实那并非腼腆。我和他在一起没法轻松自如。他总是那么超脱。
幸亏我没有说话，因为在神父看来，这句话中并没有虚荣的成分。它帮助他认识自己在非洲的位置。他并非简单地认为自己置身于非洲丛林中的某个地方，他把自己看成渊源久远的历史的一部分。他属于欧洲。他觉得这句拉丁语说的就是他自己。镇上的欧洲人教育程度不高，在急流附近，现已沦为废墟的欧式郊区代表的东西和神父的生活格格不入。不过这都没有关系。神父对欧洲有自己的看法，对欧洲文明也有自己的看法。横亘在我们之间的就是这些看法。我和在希腊俱乐部里遇到的人之间是没有这种隔阂的。惠斯曼斯神父不像我遇到的那些人，拼命强调自己的欧洲特性，强调自己和非洲人的不同。在各个方面，他都比我们更安心。
惠斯曼斯神父四十来岁。他穿得不像一位教士，不过他就是穿着普通的裤子和衬衫，也显得与众不同。他长着一张“娃娃脸”，我注意到欧洲人有时候是这种脸型，但在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印度人中间看不到。这种脸上，嘴唇的形状和前额的突起有些孩童的特征。这种脸型的人有可能是早产儿，或是很早的时候经历过磨难。他们有的内心同外表一样弱不禁风，有的则十分坚强。惠斯曼斯神父就很坚强。他给人的印象是不成熟、脆弱，但又坚韧顽强。
我带着登记簿去学校找惠斯曼斯神父，他不在。外间的办公室里有个比利时年轻人，告诉我说惠斯曼斯喜欢隔一段时间出去几天。去了哪里？“到丛林里，到各个村庄里去。”年轻人不知是秘书还是老师，说话口气很不耐烦。我把体育馆捐款登记簿交给他，他益发火大。
不过这种印象转瞬即逝。储藏室又暗又热，面具发出的气味越来越浓，我的敬畏感也越来越深，我越来越感觉到我们被外面的世界包围着。这就像夜里在大河上的感觉。丛林里精灵出没，祖先的阴魂在丛林上方俯视着，庇护着。在这间屋子里，这些死气沉沉的面具所代表的阴魂，它们拥有的魔力，以及那些质朴的人们对宗教的敬畏，似乎全都集结起来了。
对此我也爱莫能助。食品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问题。我自己的安排也够呛。那天中午我还是跑到印度夫妇那里去蹭饭，为了这顿饭我闻够了阿魏胶和油布的味道！
他说：“他们跑到这儿来，求着我们招他们进来。这倒好，刚一进来就偷上了。要是不看着点儿，整个学校都会让他们偷走。他们跑到这里来，恳求你照应他们的孩子，到了街上，他们照样和你推推搡搡，表示他们对你毫不在乎。”年轻人脸色不好，皮肤苍白，眼圈发黑，说话的时候不住地流汗。他接着又说：“很抱歉，你和惠斯曼斯神父谈谈会更好。要知道，我在这里很不容易，天天把蜂蜜蛋糕和鸡蛋当饭吃。”
大约一周之后，我又去了学校，听说那比利时小伙子和我见面之后第三天就乘汽船走了。是惠斯曼斯神父告诉我这消息的。神父刚旅行归来，晒得黑黑的，样子很健康。他丝毫没有因那位年轻教师的离去而心烦。他说，他很高兴体育馆捐款登记簿被送回来，这登记簿是小镇历史的一部分，偷登记簿的孩子早晚有一天会明白过来的。
我非常惊愕。为纪念和首都通航六十周年，人们居然篡改了两千年前的诗句！罗马如何了得！而这儿算是什么鬼地方？把这句话刻在非洲这条大河边的纪念碑上，肯定会给这镇子招来灾祸。难道他们就没有隐隐的担忧，如同原诗中流露的那样？果然，纪念碑刚竖起来，就被摧毁了，只留下一些铜片，和几个讽刺意味十足的词语。当地人谁也看不懂这些词语是什么意思，他们只是把纪念碑前的空地当作集市和露宿地。汽船开走前的两天，他们赶着羊，提着鸡笼，牵着猴子（和山羊、鸡一样，猴子也是杀来吃的），闹哄哄地到这里来交易。
“这个是一九六三年的，就是我刚来这里的时候。说不定是在我和马赫什、舒芭夫妇一起吃饭的时候造出来的。”
他说：“惠斯曼斯神父这学期想让男孩们吃非洲的食物。这也没什么大关系。首都的一位非洲妇女就会烧一手好菜，她烧的对虾和贝壳特别好吃。可这里呢，全是毛虫、菠菜拌番茄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番茄酱。第一天就这样。当然，这只是给男孩们吃的，不过我一看就倒胃口。我不敢待在饭厅里看着他们嚼这些东西。现在厨房里烧的东西我全都不敢吃，我自己房间里又没有烧饭的器具，到凡·德尔·魏登旅馆去吃吧，庭院里不时飘来下水道的怪味！我得走。这里我待不下去了。惠斯曼斯神父无所谓，反正他是牧师。我又不是牧师。他往丛林里跑，我可不想往丛林里跑。”
他前些天是到河上去了，拜访他熟悉的几个村庄，并带回来两件东西：一个面具和一件比较古旧的木刻。他没多讲刚离开的那位老师，也没多讲体育馆捐款登记簿，他更愿意讲他带回来的这两件东西。
神父告诉我说，镇上还有一则箴言，刻在码头大门那里的残碑上，也是拉丁文。Miscerique probat populos et foedera jungi.意思是：“各族融合，团结如一，深合他意。”这则箴言的历史也很久远，是从古罗马时期流传下来的，出自一首描写罗马帝国建立的诗歌。罗马的第一位英雄要到意大利去建立自己的城市，途中在非洲海岸登陆。当地的女王爱上了这位英雄，意大利之旅眼看就要告吹，此时关注这位英雄的诸神插手了。其中一位说罗马的主神可能不会同意他在非洲落脚，让各民族在这里融合，让罗马人和非洲人缔结条约，结成一体。在那首拉丁诗歌里，那句诗意思就是这样，但在这条箴言中，原诗句被窜改了三个词，变成了和原文相反的意思。根据这则箴言，也就是码头大门外的巨石上刻的话，在非洲落脚是没有问题的：罗马主神同意民族融合，同意各族人在非洲缔结和平相处的条约。Miscerique probat populos et foedera jungi.
浑浊的大河奔腾不息，周遭发生着一些平淡的事件，各民族混居在一起——这一切早晚会滋生出伟大的东西。我们正处在其开始阶段。惠斯曼斯神父觉得殖民时期的遗物和非洲物品同样重要。在他眼中，真正的非洲已奄奄一息，行将就木。因此，趁非洲还没死的时候，很有必要好好了解它，并把它的物品保存起来。
这木刻不同寻常，有五英尺高，刻的是一个瘦削的人，只有四肢、躯干和脑袋，很粗拙，是用直径不超过七八英寸的木头刻出来的。对木刻我也略知一二，我们在海岸的时候也做过这种生意。我们还从精通木刻的部落请了几户人家，专门为我们干活。不过惠斯曼斯神父没理会我提供的信息，继续讲他从这件木刻上看到的东西。在我看来，这木刻像夸张而粗糙，是木刻匠人的恶作剧（我们家雇用的木刻匠人有时候会做这种事）。但是，惠斯曼斯神父知道这瘦削的人像的含义，觉得它充满了想象力，意义深远。
惠斯曼斯神父给我开了门，我一进去就闻到一股热烘烘的青草、泥土和陈油脂的气味。板条搭的架子上放着一排排面具，看着这些面具我的心情很复杂。我在想：“这就是扎贝思的世界，她离开我的商店，应该就回到这种世界去了。”不过，扎贝思的世界是活生生的，而这里的世界却是死的，这就是面具给我的印象。它们平躺在一排排架子上，不是向着天空和森林，而是对着上一层架子的下面。这些面具在不止一个方面被贬低了，失去了原有的威力。
我静静地听他说。最后，惠斯曼斯神父笑了一下：“Semper aliquid novi.”他用校训开了个玩笑。他说这句话历史久远，可追溯到两千年前，是一个古罗马作家说的，意思是非洲“总有新的东西”。这话用于面具和木刻再贴切不过。每个面具、每件木刻都是为特定的宗教目的制作的，只能制作一次，所以个个都不相同。仿制品就只是仿制品，不会有原作的魔力和威力。惠斯曼斯神父对仿制品不感兴趣，他按照是否有宗教属性这个标准来搜寻面具和木刻。如果没有宗教属性，这些东西就是死的，毫无美感可言。
惠斯曼斯神父崇敬事关欧洲殖民和河道开放的一切。他这种态度镇上人要是知道了，肯定会大吃一惊。大家都说他是热爱非洲的人，照他们的想法，神父本应唾弃过去的殖民时代才是。过去是苦涩的，但惠斯曼斯神父似乎视之为理所当然，他的目光超越了这苦涩。海关附近的修船厂早已无人问津，垃圾成堆，锈迹斑斑。他从里面淘到老旧轮船的残骸和报废机器的部件，都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东西。神父把这些东西摆在学校的院子里，仿佛它们是古代文明的遗迹。他最得意的一件东西上面有一块椭圆形的铁牌，上面刻着来自比利时塞拉林镇的制造者的姓名。
面具和木刻看起来年代都很久远，说它们属于什么时代都有可能。可能是一百年前，也可能是一千年前。好在惠斯曼斯神父逐一记录了它们的时间，从他的记录看，它们存世时间都还不长。我边看边想：“这个面具是一九四〇年的，就是我出生那年。”
如此古老，又如此年轻。惠斯曼斯神父对于他的文明，对于未来，抱有一种很宏大的看法。他认为自己站在这一切的终点，觉得自己是最后一个也是最幸运的一个见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