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晚上的河。不，不要。
这正是大人物的风格。他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他能把威胁自己权威的事情扭转过来，并借其突出自己的权威。通过这件事，他再一次表明自己是人民——他称之为“小人物”——的朋友，对压迫者毫不手软。
梅迪说他不知道这传单是从哪里传出来的，前一天晚上有人把它传到他手上。我知道他有些话瞒着我，但我也不想追问。
光线越来越亮，透过漆成白色的窗户照进来。经过昨晚，这个房间变了。它似乎变得陈旧了。现在唯一的遗迹是我疼痛的手，不过如果仔细找的话，兴许还能发现她的一两根头发。我穿上衣服，走到楼下，放弃了清晨散步的想法，开着车子在慢慢苏醒的小镇上兜圈子。周围的五光十色让我精神起来了。我想，清晨我应该多出来兜兜风才是。
我走到床前，坐到她身边。她的身体绵软，柔韧，还很温暖。以前我只有一两次感到她是这样。这时候，我掰开她的双腿，她把腿稍稍弓起来——平滑的凹面中间是一道凸起——然后我开始向她两腿之间吐唾沫，不住地吐，一直到嘴都干了。她勃然大怒，所有的绵软柔韧全部消失。她大叫：“你给我停下！”然后又是一阵猛打。每打一下，我的手都会痛。到最后，她滚到床的另一侧，坐起身，开始拨电话。这个时候她会给谁打电话呢？她会向谁求助呢？她对谁这么信任？
这架前往欧洲的飞机是晚间航班，我在上面睡着了。靠窗坐的是一位女士，她出来到走道的时候，碰到了我的腿，把我弄醒了。我在想：“但这是耶苇特啊。这么说，她还是和我在一起。我要等她回来。”接下来十几秒钟，我一直醒着，等着。接着我醒悟过来，发觉刚才的想法完全是白日梦。我意识到自己正孤身一人飞向陌生的命运。这让我感到痛苦。
有一次，他们莫名其妙地把梅迪带到警署总部，让他打指纹，没等他洗掉手上的墨污，就把他，连同其他一些被扣押起来的无精打采的人关进了一个房间。里面有几条没有靠背的长凳。水泥地破破烂烂，墙壁刷成了蓝色，由于有很多脑袋和肩膀在上面磨蹭过，早已脏得发亮。
梅迪那一整天表现得都不错。他只字不提前一晚发生的事，对我既敬畏（这是对一个举止狂暴的受伤的人表现出来的敬畏）又体贴。我记得在海岸那些年，每次家里大吵一番后，都会出现这种情景。我想他也记得那些场景，所以言行举止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到最后，我是在演给他看，算是帮他。
我逐渐忘了目标，只是继续过日子——这是多年前从马赫什那里学来的。渐渐地，在和熟悉的人打交道的时候，我忘了去研究他们的脸，忘了我自己的恐惧。这恐惧让你感觉你拥有的一切可能会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但这恐惧已经成了一种背景，成了赖以生存的条件，成了必须接受的事物。一天下午，我在希腊俱乐部里遇到了首都来的一个五六十岁的德国人，他说的一番话使我的心情差不多平静了下来。
祖先在呐喊。这片土地上曾经有很多伪神来过，但都无法和今天的伪神相比。对那位非洲妇女的崇拜杀死了我们所有人的母亲。既然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我们决定和敌人兵戎相见。否则我们将会死去，万劫不复。祖先在呐喊。倘若我们没有耳聋，我们应该都能听到这种呐喊。所谓敌人，我们是指现有的这些帝国主义国家、跨国公司，还有傀儡政权。还有编造谎言的伪神、牧师、教师。法律怂恿人们犯罪，学校把无知教给学生，群众也放弃真正的文化，转向无知。我们的士兵和守护者被灌输了错误的欲望和错误的贪婪，而各地的外国人都把我们描述成小偷。我们不了解自己，把自己引向错误的方向。我们在大踏步迈向死亡。我们忘记了符合真理的法律。我们解放军没有接受过教育。我们不印刷书籍，也不举办演讲。我们只知道真理，我们认为这片土地属于其祖先正在呐喊的那些人民。我们的人民必须了解斗争。他们必须学会和我们共赴死亡。
我听到外面有人砰的一声关上车门。还没有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我就知道是耶苇特来了。这么迟了，不约而至，让人心花怒放。她的鞋和衣服在走道里弄出很大声响，到了卧室门口，她推开门径直进来。
压力非常大。压力败坏了一切，我第一次生出逃离的念头。倘若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有个安全的家在等着我，允许我进去，当时我就会一走了之。过去，曾经有个这样的家；过去曾经有几个这样的家。而现在，没有这样的家了。从纳扎努丁那里传来的消息让人沮丧。他在加拿大的这一年过得很不好，现在又要举家迁往英国。外面的世界无法给我庇护，对我而言仍然是巨大的未知，而且日渐危险。我以前在信中骗纳扎努丁的话不幸应验——我真的不能有任何行动，只能维持原状。
天亮了，我突然觉得那个晚上成了过去。白色窗户上油漆的纹路开始显露出来。此时，在深切的伤痛之中，我悟出了一些东西。我无法用言语表述出来。我尝试了，但说不清楚，而且言语会让我的感悟消失。我隐约感到人生来就是为了变老的，为了完成生命的跨度，获取人生阅历。人活着是为了获取人生阅历，而阅历在本质上是无形的。快乐和痛苦——首先是痛苦——都没有什么意义。感受痛苦和寻求快乐一样，都没有任何意义。这感悟很快消失了，稀薄而虚幻，仿佛是一场梦。但我记得我有过感悟，记得我认识了痛苦的虚幻。
我同意他在半下午把我送回家，他说他今天负责关门。往常打烊后，他总是回他自己家，但这次没有，而是回我的公寓了，让我知道他就在我身边，不会离开我。我能听到他蹑手蹑脚走动的声音。他这样做没必要，但他的关注让我感到安慰。我躺在床上，脑海里不时浮现前一天某个模模糊糊的场景（不，是前一天本身），慢慢地就睡着了。
过了许久，我问道：“晚饭如何？”
马赫什一来，伊尔德丰斯陡然一变。眼神不再那么迷蒙，牙签也不见了，他开始窜来窜去，面带微笑，欢迎每一位清晨的客人——主要是从凡·德尔·魏登过来的客人。
她拿起电话说：“雷蒙德。哦，雷蒙德。不，不。我没事。我很抱歉。我马上回来。”
“糟透了。你呢？”
我决定和外界恢复联系，脱离小镇的狭窄空间，对那些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人履行我的义务。我给纳扎努丁写了一封信，说我要到伦敦去看看，我的信写得很简单，没有明说去伦敦的目的，让他自己去想好了。不过，这算是什么决定啊！我已经没有了选择的余地，过去的家和群体几乎不复存在，义务可以说已经没有意义，而且也没有一个安全的家等着我。
她慢慢摇了摇头。她晚上的兴致全被破坏了，她已经放弃了——但放弃得多么容易！她摇头的样子让我联想到她刚来时的快乐，而现在，这快乐全不见了。这是我的错：我太想把她看成失落的人了。
我终于离开了。我很庆幸，终于摆脱了他们在客厅里制造出来的过度自我关注的气氛。换皮肤、皮肤——我离开了很长时间，这些词还是让我感到不舒服。
“我对你们家比你还要了解，萨林姆。你最好出去走走，散散心，这是最好的办法。”
这样的情景如同鲜活的梦境，在我们各自心里滋生出我们都不愿承认的恐惧，有种揭露真相的效果。想到自己的困扰和雷蒙德的失败，我想我开始把耶苇特也当成了失败者，困在镇上，厌恶自己，厌恶自己日渐衰败的肉体，就如同我厌恶我自己，厌恶我的焦虑。现在，耶苇特站在梳妆台前，容光焕发，那种喜悦不全是我刚才给的，肯定有其他原因。看着这一切，我才发觉我一直以来的想法大错特错。一连好多天她都不在我身边，我也没有追问，天知道她都做了什么。我等着验证我的想法。又见过两次面之后，我想我找到答案了。
“在我眼中，你永远是那么美丽。这你是知道的。”
我自己觉得——我这段时期以此自我安慰——这些官员误判了形势，他们的慌乱是自找的。和雷蒙德一样，我坚信总统的权势和智慧，我相信他会有所动作，重振自己的权威。因此，每次我都和他们搪塞敷衍，一个子儿不出。一旦掏过一次钱，以后就没完没了了。
我在她的呼吸中闻到晚饭和饮料的气味。这一切来得太快，刚听到她关车门的声音，转瞬间就这样了：耶苇特躺在床上，原本空荡荡的房间顿时变了，她的情绪激动而欢快，就像那晚在领地吃过晚饭后我们第一次跑回来的情景一样。我发觉自己流泪了。
我说：“唉，阿里，阿里啊！今天晚上发生了很糟糕的事。我朝她身上吐唾沫了。她让我吐唾沫了。”
扎贝思帮我打发了上午的时间。今天是扎贝思进货的日子。暴乱发生后，她的生意开始滑坡，这些日子她带来的新闻都是村里遇到的麻烦。警察和军队到处绑架年轻人：这是政府使出来的新招术。报纸上只字未提，但丛林里又在打仗了。扎贝思似乎站在反叛者一边，但我不是很肯定。我尽量保持中立。
我叫了一声，把他从神游中拉回来，他给我送过来一杯咖啡，还有面包卷，外加一片干奶酪。这点东西就要二百法郎，将近六美元。这些日子，物价真是离谱。
日子一天天过去，没有爆炸，也没有我当初预想的大混乱。镇中心没有燃起大火，看来叛乱者的招数也有限。袭击和杀戮仍时有发生，警察也在展开报复性袭击，双方维持着平衡。每天晚上总会有两三个人被杀，但奇怪的是，这些事情变得似乎很遥远。小镇毫无规则地扩张，面积大了，能把一切掩盖掉——除了最不寻常的事情。街道和广场上的人不再等待新闻。事实上，这段时间根本没有什么新闻。总统没有发表任何声明，首都的电台和报纸上也没有任何报道。
“雷蒙德？我不知道。我想不会。他从来没有表露出任何迹象。当然，他现在可能觉察到有些东西变了。”
“什么叫‘如果让他活下去的话’，贝思？”
我希望马赫什能注意到我的状况，但是他提也没提，甚至见到我也没感到吃惊。
快到八点钟，马赫什来了。他近来对自己很马虎。原来他对自己短小精悍的身材很是自豪。不过现在他只剩短小了，我看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通的矮胖子。
我送她到楼梯平台——楼房和毗邻木屋的阴影斜在院子里，下午的阳光洒下一地金黄，空中灰尘飘荡，凤凰树开满鲜花，炊烟袅袅上升。她匆匆走下木楼梯，阳光从楼房之间穿过来，洒在她身上。然后，我听见她开着车离开，声音盖住了周围院子里的嘈杂。
过了一阵，压力缓解下来。这并不是因为总统会有所动作，如同我期望的那样，没有，他那里没有半点动静。压力缓解是因为小镇受到了暴力冲击。这种暴力不同于那天晚上的街头殴打和谋杀，这种暴力一直在发生，每天晚上都有，目标是警察和警署、官员和办公楼。
舒芭说：“我和家人说我要嫁给马赫什，我的弟兄们扬言要泼硫酸毁我的容。你看，真的发生了。父亲去世的时候，他们拍了电报过来。我以为他们是要我回去参加葬礼。这种局面下回去真是糟透了——父亲去世了，国家局势一片混乱，非洲人又如此可怕。我觉得每个人都站在悬崖边上。但是我不能告诉他们这些。你问他们以后怎么办，他们总是自欺欺人地说一切都会好的，没什么好担忧的。你还得跟着他们一起自欺欺人。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
又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身来看着我说：“你不能老是坐在那把椅子上啊。”
扎贝思说：“那东西什么都不是！我给你讲讲总统这个人吧。他手下有个人，总统无论到什么地方，都由这人打前锋。这人每次都是车子还没停稳就跳出来，对总统不利的东西都跟着这人走了，不会纠缠总统。这都是我亲眼见过的，萨林姆。我还要告诉你：每次跳出来混到人群中的这个人是白人。”
他站了一会儿，回自己屋子去了。但是我知道，他还在等待，在观察。我肿起来的那只手手背钻心地疼，小拇指失去了知觉。我手上的皮肤青一块，紫一块——这也成为遗迹了。
警察和官员们变得很难缠。梅迪每次开车出去，哪怕只是到海关这么一小段路，他们都要为难他。这些人一次次挡住他的车子——有的是梅迪认识的人，有的是以前就拦过他的人——检查车子的证件和梅迪个人的证件。有时候，梅迪没把证件或者执照带在身边，就不得不把车子停在路上，步行到店里去取。有时候什么证照都齐全，也无济于事。
“我是说如果他们不杀他的话。我不知道我想不想让他做这份工作，萨林姆。两方都会想杀他。总统会第一个想到杀他，作为祭品。总统是个好忌妒的人，萨林姆。他不会让任何人在这个位置上坐大。只有他的照片遍地都是。看看报纸吧。他的照片天天都登出来，比任何人的照片都要大。你自己看看吧。”
“我就知道你会打电话来的。我在等。”
她穿上裙子和鞋子，穿过刚才自己打开的门匆匆迈入外面的走道。没有停歇，没有犹豫：我听到下楼梯时噼里啪啦的脚步声——此刻听来这声音多么刺耳！床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却乱得一团糟——自从她来过之后头一次这么乱：我再也没法享受家庭主妇式的服务了。枕头上还留有她枕过的痕迹，床单上还有她留下的褶皱：这一切，看一点少一点，对我来说无比宝贵，这些留在布上的痕迹很快就会消失。我躺在她刚才躺的地方，感受她留下的气息。
后来就发生了那一段不动声色的插曲。她已经把宽大的泡沫床铺好——激情之后，她仍不忘她的主妇职责。我站着，她也站着，在镜子里打量自己的嘴唇。
他们翻出我很久以前填写的报关表，这些表格早就审查完毕，一切符合标准，而且都被封存起来了。他们把这些东西找出来，跑到我的店里来，拿着这些表格在我面前晃，仿佛它们是我还没有清掉的借据。他们说自己迫于上司压力，要核对有关细节。一开始他们还很羞怯，好像是搞恶作剧的学童；接着，他们变得鬼鬼祟祟，好像是要私下帮我的朋友；再接下来，他们就露出了官员的邪恶嘴脸，态度咄咄逼人。有人要拿我的存货和报关单以及销售收据核对，还有人要调查我的售价。
我太紧张了，没有动，也没有说话。
我终于乘飞机离开了。飞机先飞到大陆东部，然后折向北方。飞机在本地的机场停降，我不必去首都。所以直到现在我还无缘去首都。
下午晚些时候，我去那里营救梅迪，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地方。这个房间在一栋水泥和波纹铁皮搭建的小房子里面，位于殖民时代的政府大楼后头。地板只比地面高几英寸；门开着，小鸡在光秃秃的院子里四处找东西吃。这屋子简陋、平常，装满下午的阳光，但还是让人想起监牢。屋子里唯一的办公桌和椅子是给负责的警官用的。这两件破破烂烂的办公家具凸显了其他人的一无所有。
我很费力地寻找她要我看的东西，这才发现她眼睛下面有些发青，开始我还以为那是疾病和疲惫的迹象，但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些瘀斑，在左颧骨上方还有一点儿淡淡的青紫，在她白皙的皮肤上隐约可见。因为刚才没看见，现在看见了，想忽略也不行。我发现这就是她说的破相，她也发现我看到了。她的脸上顿时流露出忧伤和认命的神情。
马赫什把杯子放到一张矮桌上，站到我身边，和我一起看。他说：“萨林姆什么也没有看到。”
到了这时候——我们仿佛心有灵犀——我们见面的次数才少了。刚开始那几天，在孤独之中，我的激情降温，头脑变得清晰，让我产生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甚至可以假装自己是自由的，没有她也过得下去。
然后我们都没有说话。
我说：“我想我们让他受苦了。”
她的头偏向一边，边照镜子边说：“我想你也许去老地方了。”
“一天早晨，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中了什么邪，干了一件大蠢事。那里有个信德女孩，听她自己说以前在英国读书，回来后开了一家美发店。那地方是高原，阳光非常刺眼，我开了好长时间的车，走访老朋友，或者只是瞎转悠。过去钟爱的一些地方现在再去看觉得很不喜欢，我不得不把车停下来。因为一直开着车到处跑，我觉得我的皮肤变得又黑又脏。我下车进了美发店，问那信德女孩有没有我可以用的面霜之类的东西，她说有。她在我脸上涂了点儿东西，我痛得大叫，让她住手。她用了过氧化氢。我捂着火烧火燎的脸赶回家，那幢死亡之屋真正成了我的哀痛之屋。
在小镇中心，生活一如既往。还是有商人乘坐飞机或者汽船过来，住在凡·德尔·魏登，吃饭的时候就去更高级的饭店或者夜总会。他们什么也不问，所以也不会知道镇上正在发生暴乱，不知道这些暴乱有领袖——他们的名字只有他们那个地区的人知道——还有为其献身的人。
这和叛乱前的情形如出一辙。不过叛乱前没有传单，当时的领导者也不像如今的领导者这样年轻，这样有文化。还有其他不同。叛乱发生时，小镇正百废待兴，最先起事的地点很遥远，在那些村庄里。现在一切都在镇上发生，结果流血事件更多。暴力事件一开始似乎是针对当权者，后来渐渐扩大，小镇郊区的货摊和商店也被人攻击，并遭到洗劫。有人被残杀，其状惨不忍睹，凶手有乱民，有警察，也有棚屋区的罪犯。
暴乱加深了他的困惑。领地的母子雕像被人砸掉后，他一度非常紧张。对于遭到攻击的人，总统的习惯不是站出来支持，而是把他们打发走了事。雷蒙德害怕被打发。一打发，他的工作、房子、生计，还有那一份小小的安全就都没有了。他是个失败者，他在领地的房子就如同一幢死亡之屋。
她现在的语气听上去很机械。刚进卧室时的情绪没有了。她终于打扮好了，从镜子里看着我，好像对自己、对我十分满意，为自己的小小冒险沾沾自喜。
大约一周后，某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捧着一本百科全书杂志看里面介绍“宇宙大爆炸起源说”的文章。大爆炸是一个熟悉的话题。我喜欢在一本百科全书里读到我在另一本百科全书里读到过的东西。这种阅读并不是为了增进知识；我只是用一种轻松愉悦的方式接触我不了解的东西。这是一种麻醉，它让我陷入幻想，幻想有朝一日，我能在太太平平的环境下开始涉猎各个科目，不分昼夜地学习这些科目。
她叫道：“萨林姆！”脸转过来正对着我，头仍然扬着，盯着我的眼睛：“我现在是不是破相了？看看我眼睛周围和我的左腮。特别是左腮。你看到什么了？”
随后，她突然想起自己之前没太注意的衣服。她站在镜子前，撩起裙子，把短衫理直。在她的坚持下，我躺在床上没动。
“你好像觉得上了年纪的人都很讨厌，其实并不是这样。毕竟我是女人，男人对我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我是会有所反应的。”
她很吃惊。
一天早晨，梅迪照样给我送来咖啡。他表情严肃地递给我一张新闻纸，那张纸被小心翼翼地折成了一个小块，外面的折痕都脏了。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张印刷的传单，显然被反复打开和折叠了很多次。传单的标题是“祖先的呐喊”，是一个叫“解放军”的组织发行的。
警官穿着洗得发白的警服，手臂下面全是汗水。他正在本子上写字，写得很慢，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描，显然是在抄录脏兮兮的指纹记录纸上的细节。他佩着手枪。屋子里贴着总统的肖像，是总统穿着非洲服装、拿着酋长手杖照的那张。墙壁上更高的地方漆着“DISCIPLINE AVANT TOUT”，意思是“纪律高于一切”。漆字的墙面凹凸不平，说不上多肮脏，但是布满了灰尘。
过了一会儿，她说话了：“我是来看你的。我还以为这事很值得一做。但我错了。”
“阿里，不是这么回事。我不想再和她有任何关系。我不想要她了，我不想要她了。这才是我无法忍受的。都完了。”
我如约到马赫什和舒芭家吃中饭——我感觉，去汉堡王，接到午饭邀请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现在她每隔十天来一次电话。十天似乎成了她逾越不了的界限。有一天，她把泡沫大床铺平后，回领地之前，站在梳妆台的镜子前化妆，不时在镜子里打量自己。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的关系中有种很苍白的东西。我就像一个温顺的父亲，或者丈夫，甚至像个女友，看着她为了情人梳妆打扮。
她说：“对不起，但我必须走了。”快到门口时，她突然转过身来微笑着问：“你不会在衣橱里藏了个女人吧？有吗？”
“我就在这儿待着。”
“你看看，一直待在家里，我的英文都忘了。瑞士是个好地方，我总是这么想，如果能拿到签证的话。”
“她还好吗？”
“但是总统没有到这里来过啊，贝思。”
扎贝思轻描淡写地说出了“专员”这个要职（我想到那本公立中学体育馆捐款登记簿，想到上面省长的亲笔签名——一签就是一整页，气派得像个皇族）。扎贝思说：“我想费南会当专员，萨林姆。如果他们让他活下去的话。”
他们家的帘子都拉上了，挡住了外面的强光。屋里的波斯地毯、铜器，还有其他花里胡哨的小玩意儿都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一点儿没有改变。午饭时大家都没怎么说话，这顿饭并没有多少团聚或和解的用意。我们都没有谈到近来的时事。地产价值这个话题——过去马赫什很喜欢谈论，现在一提起来大家都垂头丧气——也没人提起。我们说的话都是评论吃的东西。
这对我也会是损失。他的房子对我来说也很重要。我现在觉得，有很多事情和这房子里两个主人的健康和乐观息息相关。失败的雷蒙德对我晚上的来访从来不说什么。晚上到这房子里来已经成了我和耶苇特关系的一部分。这一切无法轻易转移到其他处所。否则就意味着新的地方，新的城镇，新的关系，而非现在这个。
最后，舒芭问起耶苇特的情况。她是第一次这样做。我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和她讲了讲，她说：“我很难过，我想类似的事情二十年内不会再次发生在你身上了。”我一直对舒芭有成见，她生活方式保守，心里总怀有怨恨，但如今竟说出这样饱含同情和睿智的话来，让我有些吃惊。
“看到你的样子，我应该给你一些安定片才对。不过我忘了，回到车上才想起来。你应该想办法睡着。煮点儿热牛奶，想办法入睡。喝点儿热饮料会起作用的。让梅迪给你煮点儿热牛奶。”
我问她：“和他做爱你能兴奋起来吗？”
饭后马赫什清理了饭桌，端来雀巢咖啡——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他们家的任何仆人。舒芭把一幅窗帘拉开一些，让更多阳光照进来。她走进阳光中，在靠背长椅上坐下——椅子是铁管框架，扶手呈船桨状，牢固而厚实——示意我坐过去。“过来，萨林姆。”
她穿戴整齐，面色潮红，肯定刚做过什么事。她穿着这一身整整齐齐的衣服倒在床上，把我抱住。
扎贝思在看店里挂的总统肖像，总统手里拿着酋长的手杖，上边刻着各式各样的形象。手杖中间是一个矮壮敦实的人形，腆着大肚子，据说神物就在那肚子里头。
这一刻，她的口气如此亲密，如此像个妻子！在电话里说话容易一点儿。挂了电话，我在黑夜里睁着眼睛等待天亮，等着她再打电话过来。梅迪已经睡了。他的门开着，我能听到他呼吸的声音。
她说：“你让我如此美丽，没有你可怎么好？”这是标准的客套。但她接着又说：“雷蒙德见我这样子，就想和我做爱。”这话很怪，一点儿不像是她说出来的。
根据我的观察，这里的事情发生顺序是这样的：一开始是非洲人和外围地区，然后扩散到外国人和中心地区。刚经历过求告无门的官僚勒索，现在，我感觉自己再一次陷入无遮无拦、无所坚守的境地。我把这种恐惧心理带到了熟悉的街道上，我感觉自己随时可能遭受攻击。这些街道过去就充满危险，但不是针对我的。这么久以来，作为旁观者，那些暴力活动我都看在眼里，但尚且能和它们保持距离。
有段时间，雷蒙德仿佛受到了惊吓。不知什么时候，他开始认定自己不会被召回总统身边并得到重用，他不再等待，也不再追寻那些蛛丝马迹。在他家吃饭的时候，他再也不对时事进行分析和解释，也不再穿凿附会地把各种事件串起来。
前一天从首都来的报纸就放在桌子上，扎贝思拿过来指给我看。她指的是总统在一个南部省份向一批官员发表讲话的照片。
镇上的一切都和以前一样——军队驻扎在军营，总统的肖像到处都是，首都定期有汽船开过来。但是人们都不相信，也不愿相信还有一个掌控一切的权威存在，一切都回复到开始时变化不定的状态。不同的是，这几年局势太平，商店物品丰盛，所有人都比原来更贪心了。
她说：“我赌了一次。在吃晚饭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你，一瞅到空子，就赶紧溜了出来。我非这样做不可。我不知道你在不在，但我要赌一次。”
“刚离开的时候，我开得很慢，但一过了桥，我就开得飞快，目的是回来打电话给你。”
“你不能待在屋子里，出去走走吧。我回去穿上裤子和衬衫，陪你一起散散步。我们一起散步。我们一直走到河边。走，我陪你去散步。”
“你想不想让我回来？路上没什么人。我只要二十分钟就能赶到。唉，萨林姆，我的样子太可怕了。我的脸惨不忍睹，这样子好多天都出不了门。”
官员们穿着总统设计的制服：短袖夹克，领巾替代了衬衫和领带。他们整整齐齐地坐在拥挤的听众席上，从照片上看，确实难以分辨。但是扎贝思要我看的并不是这个，她并不把照片当照片看，也不管距离和透视效果，只关心印出来的人物实际占据的版面。其实，她还让我看到了我以前没有注意过的事情：报上登出来的照片里，只有外宾和总统占的版面一样大。和本地人在一起，总统总是以居高临下的形象出现。有时他的照片和其他人的照片占的版面一样大，但他只登出头像，而其他人则是全身照。比如这张总统对南部官员讲话的照片，就是从总统肩膀上方拍的，总统的肩膀、头部和帽子占了照片的大部分空间，官员们穿着差不多的衣服像一个个小圆点一样密密麻麻挤在一起。
马赫什说：“现在没那么明显了。是你指点他才看到的。”
“打这以后，我无法在家里继续待下去。我不得不遮住脸不让任何人看到。然后我跑回这里，和之前一样躲着不见人。现在我什么地方也不能去，只在晚上偶尔出去走走。现在受伤的地方好多了。但我还是要小心。萨林姆，你什么都不要说。你心里的话都写在眼睛里了。我现在不能出国。我真想走，真想一走了之。我们也不是没钱。可以去纽约、伦敦、巴黎。你知道巴黎吗？那里有个皮肤专家，据说他换皮肤的技术无人能比。我要能去巴黎就好了。去了那里，之后就可以去任何地方，比如瑞士——对了，瑞士用英文怎么说？”
电话响起来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了。
“她比原来好些了。我想是好些了。她想见你。你一定要到我们家来。来吃顿饭。来吃中饭。你明天过来吃中饭。”
她本意并不是要伤害我，可我感到受伤了。但我转念又想：“不过她或许是对的。雷蒙德就像一个失败的男孩。除了和耶苇特的关系，他实在无所寄托。”
这太不得体了。简直就是妓女说的话，过去那些妓女经常装出吃醋的样子来讨好我。这一时刻蒙上了阴影。反话：又是用反话来沟通。衣橱里的女人其实是指外面的另外一个人。从领地来其实是回领地去。表露感情之后就是背叛。而我，居然还被感动得流泪！
他说：“舒芭想见你，萨林姆。”
时间飞快地溜走。每次醒来，我都很迷惑。无论是下午的阳光，还是喧闹的黑暗，都好像有点儿不对劲。就这样，第二个晚上过去了。电话铃没有响，我也没有打电话。早上，梅迪送来咖啡。
“你以为我是雷蒙德吗？”
我坐在靠着墙的圆背温莎椅上，那上面放着我睡觉前脱下的衣服。我的手掌僵了，肿了。我的手背，从小拇指一直到手腕，都痛得厉害。刚才抽得太狠，是骨头和骨头的撞击。耶苇特慢慢站起身。哭了这么久，她的眼睛肿成了两道缝。她坐在泡沫床垫边沿，眼睛盯着地板，双手搭在膝盖上，掌心向外。我的心情恶劣到了极点。
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其他外国商人也难以幸免。要是诺伊曼还在，也一样要吃苦头。马赫什越来越沮丧，他说：“我总是说，这些人你雇用可以，完全收买却不行。”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意思是这里不可能形成稳定牢固的关系，只能做一单算一单，在危机之中，太平是每天都要花钱买单的东西。他建议我忍一忍，不过除了忍，确实也没有其他办法。
过了一会儿，她问：“你不过来吗？”
舒芭说：“你让他自己说。看看我的左眼。看看我左眼下方的皮肤，还有颧骨。”她把脸抬起来，像是在摆硬币头像的造型。
几天后我才想到，在那种时刻谈论雷蒙德对我们俩来说多么奇怪。我说到雷蒙德的痛苦，心里想的却是自己的痛苦，她说到雷蒙德的需要，心里想的也是自己的需要。如果我们不是在说反话，至少是间接地——说谎也好，不说谎也好——在透露真相。人在一定情况下会发现这样做是必要的。
“Switzerland.”
“萨林姆，我不想离开。你怎么样？”
这问题我没有听懂。
但她会打电话过来。知道她对我的需要就足以让我满足，但在家里等候她到来的那段时间，我的满足转化为烦躁，以及对自己的厌恶。这种感觉会一直持续到她到来——听到她从楼梯上来时噼噼啪啪的脚步声，看到她走进客厅，脸上写满雷蒙德和动乱不安的日子带给她的紧张。然后，在我心里，分开的那些日子仿佛消失了。时间缩短了。在肉体上我对她已经非常熟悉，每次结合都会很快和上一次联系起来。
“你以为我是雷蒙德吗？”
“我见过了。我见到那人了。不要说你不知道啊。”
这都是无端滋事，目的是要钱，而且是越快要到越好，以防局势变化。这些人已经察觉到会有变化发生。他们从青年卫队解散一事中看到了总统的弱点，而非他的强势。在这样的局面之下，我找不到可以求助的人。为了报酬，每个官员都愿意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保证。但是没有哪个地位够高，足够安全，能够保证别的官员的行为。
他们关注的不只是皮肤上的污点。他们和外界完全脱离了联系。过去，他们还能仰赖尊贵的身世背景（被别人以讹传讹），现在只有孤零零地待在非洲，无人庇护，没有依靠。他们已经开始腐烂。我和他们差不多。要是我现在不采取行动，我的命运到头来就和他们一样。时时盯着自己；强迫别人看自己身上的斑点——使得自己无法出门的斑点；还有小屋里弥漫的癫狂！
马赫什一直看着舒芭的脸，他的表情既有鼓励，也有些恼怒。他穿着红色棉衬衫，领子又挺括又漂亮，领口敞开着——这是他从舒芭那里学来的时尚穿法。
从她开始理衣服那一刻，我的怒火就在郁积，此刻如同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我跳下床，站到她和门之间。
无疑，这正是官员们预见到的情形——而我没有预见到。所以早些时候，他们才趁着还有机会，贪得无厌，能捞多少就捞多少。有天晚上，领地的非洲母子雕像被人敲掉，只剩下底座，落得同殖民时代的雕塑和码头大门外的纪念碑同样的下场。在此之后，官员们很少出现了。他们再也不来商店，有太多其他事情要他们去做。我不敢说事态有多大好转，不过这些暴力活动至少能让我和我在街道、广场上见到的那些人缓一口气。我们甚至像遇到大火或者风暴一样，抱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态看待这些暴力事件。
但是大人物没有到我们镇上来过。或许，如雷蒙德所述，他听到的汇报不准确或者不完整。而这次，这里出事了。我们都把青年卫队看成一大威胁，看到他们离开，大家都很开心。但是，青年卫队解散后，小镇的局势恶化了。
我们三个人的健康和乐观决定了我和耶苇特在一起的生活。这一发现让我很吃惊。一开始，我发现的是自己。在受到官员们骚扰的那段时间，我躲着不想见她。要是去见她，或是和她在一起，只能表现出精神饱满的那一面，如同过去那样。我不能以受到其他男人折磨和打击的形象出现在她面前。她也有自己的烦恼，我知道。两个失意的人凑到一起互相安慰——这种情形我不忍去想象。
我对她太了解了。即便现在，和她在一起，我还是会跳出自身向外看。舍此则毫无意义，也绝无可能。她在我身上激发出来的东西我一直觉得非常美妙。她对我的反应是一种馈赠，我已经离不开了。我学会了仔细品味她的反应。每一次交合中我都能感觉到，她对我的肉体记忆慢慢复苏，把现在和过去联系起来。而现在，在交合的过程中，她的反应却变模糊了。中间肯定有什么事情发生，她肯定在形成新的习惯，这些新的习惯捅破了薄如蝉翼的往日记忆。对此我早有准备。迟早会发生。不过这种时刻真的来了，却如毒药一般让人难以承受。
这次我连回答的机会也不给她。我的巴掌重重地、密集地扇在她的脸上，她伸出手臂也招架不住，踉踉跄跄地倒在地上。然后我开始用脚踢，冲着她美丽的鞋、她的脚踝、她刚才撩起过的裙子，还有她丰满的臀部。她的脸冲着地上，一声不吭地卧在那里。然后，她像准备尖叫的孩子那样深吸了一口气，开始抽泣，渐渐地，抽泣变成放声大哭，真正的、让人心惊的痛哭。好长一段时间，屋子里就是这样一幅情形。
我坐了过去，她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然后，她把头扬起来，让我看她的侧面：“你看到我脸上有什么东西了吗？”
我不喜欢这间屋子。我想以后最好不要叫梅迪开车出来，还是我自己开，我自己到海关，做报关员和经纪人。但这样一来，官员们把注意力转到我身上来了。
快到七点的时候，我开到了镇中心，来到汉堡王。人行道上摆放着还没有收走的垃圾，装在袋子和纸箱子里。伊尔德丰斯也在，他身上的夹克现在和店里的装潢一样陈旧。虽然时候还早，他已经在喝酒了。和大部分非洲人一样，他需要喝一点儿当地的淡啤酒来振作精神。我和伊尔德丰斯认识已经有几年了，而且我是今天的第一个客人，但他没怎么理睬我。喝过啤酒之后，他目光呆滞，越过我直直地盯着街上。他下嘴唇的一道沟纹里放了一根牙签，放得很巧妙很稳当，说话或者嘴张开的时候牙签也纹丝不动，就像是在表演一项绝技。
小镇不断膨胀，人口猛增，杂乱无序，镇上的暴力活动不计其数。有时候大家为了争水源而大动干戈，还有很多时候，破败的街道上有车撞死人了，也能引发冲突。在所有这些事件中，仍有一种普遍的狂热心态。不过，这些事件显然更有组织，至少有某种深层的原则在起作用。或许有一则预言在这些城区和破败的小镇流传，并为各种人的梦境所验证。官员们可能已经听到了风声。
“人总会吵吵闹闹的。都过了三年，不会就这么结束的。”
镇上没有几家印刷厂，而这传单印刷质量粗劣，字模残缺混杂，我看八成是从以前印刷青年卫队周报的印刷厂出来的。停刊之前，青年卫队周报是这里唯一的地方性报纸，不过上面尽是涂鸦之作，如同学校的墙报，登载着贸易中介、商人甚至还有摊贩的毫无意义的广告，还有一些所谓的新闻（更像是公开的勒索），比如某人违反交通规则了，某人夜间把政府的汽车开出来当出租车了，或者某人违章建房了，等等。
不过，这些官员比我更有耐心。毫不夸张地说，现在每天都有官员上门。我开始等待他们上门来。这很折磨神经。若是到了下午还没人来，我反倒会一身冷汗。那些笑眯眯的狡猾而恶毒的脸凑到我跟前，装作和我很熟，很乐意帮忙的样子，我先是憎恨，继而开始害怕。
在这些短暂的亲密时刻，这种延续感很强，但我知道那是虚幻的。中间隔着她在自己家和雷蒙德在一起的时间，隔着她自己的私事，她自己的探索。她带来的新闻越来越少。有些事情我们不再分享，有越来越多的事情要费口舌去解释说明。
我问费迪南情况怎么样。费迪南在首都的实习期已经结束了，将要被委以重任。上次听扎贝思说，费迪南可能会继任本地专员，原来的专员在暴乱发生后不久就丢了饭碗。专员这位置很不好坐，但费迪南的部落背景混杂，是接任的好人选。
他不再评论历史，也不再提特奥多尔·蒙森。我不知道他在书房都干些什么，耶苇特也无法告诉我，她不感兴趣。有一次，我以为他是在看他过去写的东西。他提到了他刚来这个国家时记的一篇日记。他说他把很多事情忘掉了，有很多事情注定是要被遗忘的，这是他过去常在饭桌上说的话题，他似乎想到了这一点，于是就此打住：“读这些日记感觉很奇怪。那时候常常划伤自己，就为了看会不会流血。”
“你看看，萨林姆。他本人这么大，而其他人小得几乎看不见。都看不清谁是谁。”
她用脚把鞋蹭掉，然后站起身，把裙子解开脱掉。然后，和以前一样，她没有散开头发，也没有脱掉短衫，就这样躺下去，把棉被单拉过来盖在身上，身子移到床的另一边，那是她常躺的位置。她把蓬松的头挪到枕头上，转过身，背对着我。床那边的百科全书杂志掉到地上，发出轻微的响声。在这个告别的时刻，在这不伦不类的家庭气氛中，我们就这样奇怪地待着。
尽管如此，事情还是有些蹊跷。青年卫队在为总统服务期间，辖区百姓个个对他们恨之入骨。总统发表“猴子”演讲后，这些人威风扫地，权势没了，工作也没了，摇身一变，成了受到羞辱和迫害的人，以本地区守护者的面目出现在群众面前。群众还给予了响应。
梅迪在门外叫我：“萨林姆？”过了一会儿又叫了一声：“萨林姆。”然后，他穿着短裤和背心走了进来。
他说：“遇到这样的局面，你不能总是这么担惊受怕。或许会有事情发生，但你就把它当成路上发生车祸好了。这些事你躲也躲不了，在什么地方都有可能发生。”
“他在谋杀这些人，萨林姆。他们内心在呐喊。他也知道他们在呐喊。而且你知道，萨林姆，他那里的东西不是什么神物，什么也不是。”
她说：“我不能停留。我只是来吻一下我的神，然后就得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