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和上次一样。在她面前，我摆脱了过去的幻想。我的身体遵从它新的冲动，发掘能量来回应我新的需求。新的——正是如此。一直是新的，而我的身体越来越熟悉它的反应，我的动作越来越激烈，它需要狂野，需要控制，需要灵巧。结束后（整个过程都是我在主导），我身上焕发出新的活力，新的生机，我感觉这次的愉悦甚至远远超过了前一天下午。
我在书架上层看到因达尔那天晚上拿给我看的书。作者在书里提到雷蒙德和耶苇特曾经在首都盛情款待过他，我记得耶苇特对她和雷蒙德的名字出现在书上很是在意。现在光线明亮，房间的样子变了，这书看起来也不一样了。这些藏书的封面都有些褪色。我抽出其中一本，看到雷蒙德的签名和日期：一九三七年。表明所有权。也可能是在陈述志向，表明对自己前途的信心。这本书看上去很陈旧，书页边缘已然泛黄，书脊上的红色字母几乎褪成了白色。它只是一本失去了生气的书，一件历史遗物。我抽出另一本书，看起来还比较新，上面有耶苇特的签名，还是她出嫁前的名字。用的是大陆常用的那种漂亮字体，名字的首字母Y写得很花哨。这签名透露的信息和二十三年前雷蒙德的签名如出一辙。
“以前是这样说的。”
在领地的这一带，草地和空地上那些叶片粗硬的野草长得很高，几乎掩住了柏油大道两旁低一点儿的蘑菇状铝质灯罩。不少灯已经坏掉，有的甚至坏了好久，好像也没有人管。在领地另一边，用来发展模范农场的那片土地早已被野草淹没，只留下已走掉的中国人修建的门楼和六台一字排开、正在生锈的拖拉机。但是星期天公众沿着那条固定的单行道——原来有军人把守，现在换成了青年卫队——参观的那片区域还维持着。这条公共步道两旁不时还会增添新的雕塑。最近增添的雕像在主道尽头，是一尊非常庞大的母子石像，看上去好像还没有完工。
直到看了雷蒙德的文章，我才知道这项事业是如此宏伟和严肃。雷蒙德列出了所有自由村的名字。然后，他从存档的书信和报告中引用了许多记录，力图确定每个自由村消失的时间。他没有给出原因，也没有去寻找原因，他的工作仅限于引述传教士的报告。他似乎从未去过他写到的任何地方，也没有和任何人交谈过。其实，只要和像梅迪这样的人谈上五分钟就能了解很多问题。梅迪虽然在海岸长大，但他曾经胆战心惊地穿过大陆上陌生的地区。只要和他谈一谈，就能知道为什么这整个宗教项目既残酷又无知——把几个手无寸铁的人放进一个陌生的环境，无异于送羊入虎口，让这些人面临生人的攻击、绑架，甚至更糟。但是雷蒙德似乎对此一无所知。
耶苇特把午饭取消了，但没有通知我。穿着白夹克的仆人把我领进一间房子，里面没有接待客人的迹象，也不同于我记忆中的模样。非洲坐垫还在地板上，但那天晚上搬走的罩着套子的椅子（耶苇特说是塞进一间卧室了）又被搬了出来——带流苏的合成天鹅绒，是领地随处可见的那种“古铜”色。
已经过了下午两点，在晴朗的日子里，这种时候待在露天的地方会被晒伤。我和耶苇特都没有吃东西——只喝了些撑肚子的啤酒。我建议找个凉快的地方吃点儿东西，她没有反对。
我十二点钟关的店门。刚过三点，我回到店里。我一口中饭也没有吃，要是吃饭会来得更晚，而星期五是生意最好的时候。到了店门口，我发现店还没有开，我指望梅迪一点钟过来开门营业，但他显然没有来。现在只剩下一个钟头可以营业，大多数郊区村庄里的零售商应该已经买好了货，划着独木舟或者开着卡车开始了漫长的归途。广场上只剩下最后几辆运货车，货装得差不多之后也要开走了。
码头附近的柏油地面踩上去有些发软。烈日下楼房的阴影退缩到了墙根。码头这里的楼房都是殖民时代的建筑，看起来很坚实——涂成赭红色的石墙，绿色的百叶窗，高高的铁条窗户，漆成绿色的波纹铁皮屋顶。汽船办公室的门紧锁着，门口挂了块破破烂烂的黑板，上面写着开船的日期。值班的官员已经走了，码头大门附近的人也走光了。残破的花岗石纪念碑周围的集市正在散场。凤凰树才长出毛茸茸的嫩叶，根本不能遮阴，阳光直直地穿过树冠射下来。地上有些地方长着草，形成圆圆的小土丘，没长草的地方全踩成了灰土，垃圾和动物屎尿到处都是，底部沾了细细的尘土，似乎正在自己卷起来，将要从地表剥落。
她和因达尔之间似乎有雷蒙德这个共同的熟人，但我不愿意我和她之间老是有因达尔这个共同的熟人。我换了个话题：“那天晚上去你家里，那感觉真是美妙得无法形容。我一直记得你当时穿的短衫，想再次看到穿着那件短衫的你，那黑色的丝绸，那裁剪样式，还有那上面的刺绣。”
我觉得三十年代本地的报纸和海岸的报纸没什么两样，我希望雷蒙德能深入报道和社论的背后，了解事情的真相。三十年代首都的种族骚乱——这应该是一个宏大的题材：欧洲咖啡馆和夜总会里充满火药味的谈话，非洲城区的歇斯底里和恐惧。但雷蒙德对这一切没有兴趣。从这篇文章看，他根本没有和任何当事人谈论过，而他写这篇东西的时候，很多当事人还在世。他却对报纸亦步亦趋，似乎想告诉读者，报上所有文章和评论他都看了，他把里面各种微妙的政治因素都准确地分析出来了。他的主题是一个发生在非洲的事件，但照他的写法，可以去写欧洲或者他从来没有去过的任何地方。
她没有留出停顿和沉默的时间，我根本来不及吃惊。十二点刚过，我在白色的客厅等候。我站在乒乓球桌边翻看一本杂志，心里并没有什么吃惊的感觉。尽管这样的见面不同寻常，尽管这个时间比较奇怪，尽管强光炽人，我还是觉得，这一切只是我早已熟悉的某种东西的延续。
这是我第一次对自己感到恐慌，难免有些夸张。恐慌过后，我转而对梅迪充满了愤怒。在前一天晚上，我还是那么怜悯他！紧接着我记起来了，不是梅迪的错。他去海关了，给一批货报关，运货的就是送走因达尔和费迪南的那艘船。再过一天，这船就可以到达首都了。
回到家，我发现梅迪的灯还亮着。我叫了一声：“梅迪？”他在门后面回答：“恩主。”他不再叫我“萨林姆”了。除了一起在店里上班的时候，我和他见面的次数很少。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了一丝悲哀。回到卧室，我想着自己的运气，不禁为梅迪感叹：“可怜的梅迪。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么一个友善的人，到头来却没了朋友。他应该留在海岸。那才是他待的地方，周围有和他一样的人。到这里之后，他迷失了。”
我第一次对自己感到恐慌，觉得曾经的我开始堕落。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自己贫穷老迈的情景：一个不属于非洲的人迷失在非洲，失去了支撑自己的力量和目标，连村里来的那些老酒鬼都不如，那些人衣裳破烂，饿着肚子，在广场上游荡，盯着食品铺子，不时找人讨几口啤酒喝。我也不如那些捣乱的小伙子。他们是新一代人，来自破旧的镇子，穿着印有大人物肖像的T恤衫，张口闭口都是外国人和利润。他们只想着钱（和过去上公立中学时的费迪南及其朋友一样）。每次到店里来，总是为自己并不想要的东西和你狠狠杀价，坚持要按成本价买。
更让我吃惊的还在后面。结束之后，我并没有感到疲惫，没有睡意。恰恰相反。卧室刷过的窗户在傍晚的光线照耀下白得发亮，在这又闷又热的一天行将结束之际，出了这么多汗，身上滑溜溜的，在这样的光亮和酷热之中，我的精力却异常旺盛。哪怕现在去希腊俱乐部打壁球也不会有什么问题。我感觉神清气爽，精力充沛，连皮肤都是新的。我惊诧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我的满足感每一分钟都在加深，我意识到自己以前是多么贫乏。这种感觉就像是发现了自己体内巨大的、无从满足的饥渴。
在以前的这种时刻，常常是表面上在征服，而厌倦感已经不知不觉地袭来。但这一次，我想的不是征服，而是赢取，这使我一直保持着清醒，一直想要向外看。我的举动表达出对温柔的需求，自身并不温柔。它是狂野的身体动作，几乎可以说是体力考验，渐渐地，我的行动充满了刻意的狂野。我感到吃惊。我惊奇于自己这次的表现，完全不同于在妓院的屈从行为，而这种屈从行为就是我此前性体验的全部。同样让我惊奇的是，我发现了新的自我，它完全不同于先前我自命的寻花问柳之徒，受制于脆弱的冲动。
这些文章倒很对我的口味——我对传道士和奴隶这类话题特别有兴趣。不过文章开头几段的明快文笔是个陷阱，读到后面，我觉得这文章不适合在做生意的下午读。我把它们收起来，准备以后再读。晚上我回到家里，上了床——床是耶苇特几个小时前铺好的，上面还有她的余香——把那本杂志拿出来看，结果大吃一惊。
我听到她急促的脚步声，从她前一天下午走过的楼梯上传来。我突然产生了莫名的紧张，我没有动。楼梯口的门开着，客厅的门也开着，她的脚步很轻快，没有停顿。见到她，我心中充满了欣喜，如同一块大石落了地。她的举止还是那么矫捷轻快，但是她那张一贯微笑着的脸上却没有了笑容。她的眼神是严肃的，带了少许让人慌乱的、挑战性的贪婪。
她答应了，但过了一会儿又说：“你不要把它们给忘了。”
领地的建筑都是仓促建成的，被灯光掩盖住的缺陷在正午的阳光下都暴露了出来。墙上的石灰有很多地方已经出现裂缝，有一处地方，裂缝沿着空心土坯砖的阶状结构延伸开来。窗户和门都没有做框缘，也没有木头镶边，看起来就像从墙上挖出来的不齐整的洞。天花板好像是用某种压缩过的硬纸板铺的，很多地方鼓了出来。两个空调都没开，有一个在漏水，水沿着墙面往下滴。窗户开着，外边没有屋檐遮挡，也没有树木，只有一片平地。屋子里光线非常强，让人感觉不是在室内。就是这间屋子，还有电唱机里播放的音乐，曾经给过我多少幻想！而如今，电唱机紧挨着书架，靠在墙边，在耀眼的光线之下，能看到它的有机玻璃盖子已经发黄发黑，蒙上了灰尘。
看来这个话题再好不过。她回答说：“没有机会穿啊。不过我向你保证，它还在。”
耶苇特身子赤裸着，湿淋淋的，披散着头发，神情中没有一点儿难堪。她的神态已经恢复正常，脸上的红晕退了，眼神平静，双腿交叉着坐在床边开始拨电话，用土语对电话那头说话。接电话的应该是家里的仆人。她说她立刻就回来，叫仆人转告雷蒙德。放下电话她就穿上衣服，把床铺好。这种家庭主妇式的细心让我联想到她在其他场合的类似表现，这细心现在就已经让我感到痛苦了。
我看的是那篇关于种族骚乱的文章，就是我在下午只看了几段明快开头的那篇，我发现它简直就是政府告示和报纸摘抄的拼凑。有很大篇幅是从报纸上摘抄下来的，而雷蒙德还对这些摘抄来的内容郑重其事。我无法容忍这种做法。根据我在海岸的经验，我知道殖民统治下小地方的报纸说的事实是一种特殊的事实。我不是说这些报纸说假话，但它们太正式，太官方，它们喜欢谈论那些大人物，比如商人、高官、立法会议员和行政会议成员，却把很多重要的情况——经常是问题的本质——漏掉了，而这些情况本地老百姓都知道，都在私下议论。
不过空调还不错，从外边耀眼的阳光和潮湿的空气中走进来，清凉干爽的感觉扑面而来。耶苇特的烦恼有所减退，恢复了精神。有一个侍者注意到了我们俩，送来了一壶葡萄牙产的葡萄酒。酒冰冻过，后来解了冻。他还给我们送上苏格兰熏鲑鱼吐司，用两个木盘子盛着。什么都是进口的，什么都很昂贵。熏鲑鱼吐司事实上是蒂弗里饭店最普通的菜。
吃炒鸡蛋的时候，我对耶苇特说：“我想拜读雷蒙德的著作。因达尔说过，要论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当今世界谁也不及雷蒙德。他有没有出版过什么著作？”
隔着两张桌子，有一个五口之家在用餐，快吃完了，一家人在大声说话。很普通的人，在蒂弗里经常能看到的那种。不过耶苇特似乎有些不快，不只是不快，她突然显得有些愤怒。
在此之前，我的性幻想都停留在妓院里，那是关于征服和堕落的幻想，女人心甘情愿地被我征服，我陪着她们一起堕落。这就是我的全部见识。这就是我从镇上的妓院和夜总会了解到的一切。因达尔在的时候，不去这些地方并不难，我开始发现这些罪恶的去处让人伤身又伤神。有一阵子，看到酒吧或者妓院前厅里成群结队的女人，我依然感到兴奋，但我已经不愿意和这些要钱的女人发生真正的性关系，只允许自己从她们身上寻求辅助性的性乐趣。和多个女人产生这种关系后，我开始鄙视她们提供的服务。另外，和其他许多单独逛妓院的男人一样，我开始觉得自己脆弱无能，任人摆布。迷上耶苇特让我很吃惊，在这间卧室开始的偷欢（不花钱，但你情我愿）是种全新的体验。
“不，他有论文。他的论文出书了。不过我不会推荐给你。我觉得不堪卒读，我把这话告诉雷蒙德，他说他可以说不堪卒写。还有，他有几篇文章散见于各种期刊。他没有时间写太多这样的文章。他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这本记述这个国家的历史的著作上。”
出了蒂弗里的大门，即将走入热带的强光和炽热之中，我们都顿了一下。这有点儿像在雨天——走进雨中之前，总要这么停顿一下。她像刚刚想到一样对我说：“你明天要不要到我们家来吃饭？我们要招待一个讲师，雷蒙德现在觉得这种应酬很伤脑筋。”
但他知道这么多，研究了这么多！每一篇文章肯定都要花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来写。但他对非洲并没有多少真正的认识和感受，不但比不上因达尔、纳扎努丁，连马赫什也不如。他也不像惠斯曼斯神父，后者凭着本能意识到此地的奇特和美妙。就是这样一个人，居然把非洲当作自己的题材。据因达尔透露，雷蒙德长年累月在书房里研究一箱箱的材料。他之所以把非洲当作自己的题材，或许是因为他碰巧到非洲来了，碰巧是个学者，碰巧喜欢和报纸打交道，而这个地方各种新报纸层出不穷。
“听说总统看过这本书的部分章节，有没有这回事？”
通常情况下，店里的伙计——或者说侍者公民——都很客气，对你笑脸相迎，而且手脚麻利。但我们去的时候差不多已经过了午饭时间。平时店主高大的胖儿子总站在柜台后面的咖啡机旁边，照看着这里的一切，但此刻他可能在午休；他家里的其他人也不在场，侍者们懒洋洋地四处站着。他们身上穿着蓝色的侍者夹克，看上去怪怪的，让人想起外星人。他们并不粗鲁，只是心不在焉，好像弄丢了自己的角色。
准备离开的时候，我对她说：“哪天下午你有空，请一定和我到希腊俱乐部去玩玩。这样吧，就明天，请一定来。那里的人都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什么事情都见过。他们最不愿意说的就是这个国家的局势。”
我问：“你以前认识因达尔吗？”
我问耶苇特：“因达尔有点儿爱演。情况是不是真的那么糟糕？”
我们没有去马赫什的汉堡王。我不想自找麻烦——舒芭一直都不喜欢耶苇特和因达尔的交往。我们去了蒂弗里。蒂弗里和汉堡王相隔不太远，我真希望马赫什的男仆伊尔德丰斯不会乱说。但这不太可能，现在正是他无所事事的时候。
“也就是说，他还没有什么著作出版？”
看到耶苇特每天居住的是这样的房子，再想想雷蒙德在这个国家的地位，我觉得我这次来访就像是对耶苇特来了次突然袭击。我看到了她作为一个家庭主妇的平凡，了解到她在领地生活的不安和不满。而在此之前，她的生活在我眼中多么有魅力！我突然间害怕和她搅和到一起，害怕卷入她的生活。我的幻想破灭了，这让我感到吃惊，但吃惊之余也觉得释然。但这些感觉没有维持多久，等到她进来，一切都化作乌有。和往常一样，此刻让我吃惊的是她本人。
我说过的妓院式性幻想让我开始的时候不至于手忙脚乱。卧室里宽大的泡沫床终于派上了用武之地——我想那比利时画家放这张大床就是派这用场的。但在这间卧室里，我那些性幻想中自私的成分消失了。
他原来在首都做老师。刚步入中年，因为机缘巧合，他认识了未来总统的母亲。因为机缘巧合，他建议那孩子去参军。他对那绝望的非洲孩子心怀同情，这份同情可能混杂了他对成功者的一丝嫉恨：雷蒙德也许在那个孩子身上看到了自己。他由此和未来的总统建立了很不寻常的关系，独立革命之后，那孩子当上了总统，把他提拔起来，让他享受到他做梦也想不到的荣华。
“我想它不是印度的样式，那裁剪和手工都是欧式的。”
耶苇特说：“多少年都没有像今天这样了。”这句话如果是真的，应该是巨大的褒奖。我自己的高潮已经不再重要。要是她的话是真的该有多好啊！但是我无从判断她的话是真是假。她是老手，而我是新人。
离我的公寓不远的广场上，一个年轻的非洲女人在叫喊——真正的非洲式叫喊。两个男人一左一右扭着她的胳膊，在人行道上推搡着。广场上的人无动于衷。这两个人是青年卫队的队员。大人物每月给他们发放一点儿津贴，还配了几部政府的吉普车。不过，和码头的官员一样，他们实在没什么差事，只好找些事来做。现在他们在进行“风纪巡逻”，打的是风纪旗号，行的却是缺德之事。那女孩可能是从酒吧里随意抓来的，可能就因为她在他们问话时顶嘴了，或者是拒绝回答。
我想去希腊俱乐部，再出一身汗，把新获得的能量消耗掉，但我最后还是没有去。我在家里走来走去，听任时间流逝。天色渐渐暗下来，我陷入了沉静。我觉得自己得到了赐福和重生。我想一个人待着，独自品尝这份感觉。
她那张露出愠色的脸上仍有一丝笑意。她把小小的咖啡杯举到嘴边，眼睛半斜半眯，显得颇为端庄。这一家人哪里惹到她了？是不是她判断出他们来自于某个让她不快的地区？还是那男人从事的工作，他们说的语言，他们的高嗓门，或者是他们的举止？她要是见到夜总会的那些人会怎么说呢？
第二天下午，耶苇特如约上门，我的警醒顿时消失了。耶苇特以前就和因达尔一起来过。在这里，在我家中，她照旧光彩夺目。她见过我们家的“乒乓球桌”，见过桌子上放的杂七杂八的东西，还有被梅迪烫焦的桌角。她也见过比利时女士留在白色客厅兼工作室里的画。
“我是在这儿认识他的。”她把杯子放下。她斜着眼睛打量着杯子，随后，仿佛做出了什么决定一样，看着我说：“你在这儿过着你的生活。突然闯进来一个陌生人。他是个累赘。你不需要他。但久而久之，对这累赘你也就习以为常了。”
我又看了关于传道士和赎救奴隶的那篇文章，发觉里面也都是引述，只不过引述的来源从报纸变成了欧洲传道团的档案。这个主题对我来说并不新鲜：在海岸上学的时候，学校里就教过有关欧洲在我们那个地区的扩张的内容，似乎那不过是阿拉伯人及其奴隶买卖制度的失败导致的。我们觉得这都是英国学校的玩意儿，根本不在乎。我们觉得历史是不复存在的死东西，是祖父那一辈人的事情，我们不愿意多管。即便如此，在我们这样的生意人家里，大家还是会传述一些模糊得听上去不像是真的的故事，说奴隶在被押送到围场的路上，被欧洲传教士低价买走。故事说来说去总会回到同一个主题，那就是这些非洲人被欧洲人买下后，一个个吓破了胆——他们以为欧洲人买下他们是打算吃掉的。
世上有一半是女人，我本来以为我已经达到了不为女人的裸体所动的境界。但现在，我感觉自己在重新体验这些，我仿佛是第一次见到女人。我一直痴迷耶苇特，但我发觉有很多东西我太想当然了。床上的裸体仿佛是女人身形的完美展现，让我无比惊奇。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衣服——即便是耶苇特以前穿的比较暴露的热带衣服——会掩饰这么多的东西，为什么要把身体分成不同部分，让人无从联想整体的魅力？
不过，在这里你也不会忘记你身处何地。墙上挂着的总统像约有三英尺高。穿着非洲服装的总统像现在越印越大，质量越来越精良（听说是在欧洲印刷的）。如果你知道他身上的豹皮和手杖上雕刻的含义，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受到感染。我们都成了他的人民。即使在蒂弗里，周围的环境仍提醒我们：我们在各方面都依靠他。
当初我提出拜读雷蒙德的大作，其实只是找借口和她接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读不读无所谓。雷蒙德在本地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特别艰涩难懂。其中一篇是评论一本关于非洲继承法的美国著作。另一篇很长，有脚注，还有图表，是一篇研究独立前一个南部矿区大镇地方议会选举的论文，按行政区域逐个分析了部落选民的投票特征。文章里有些小部落的名字我从未听说过。
看到我来了，她没表示出多少歉意，反倒觉得很有趣。她把邀请我的事情给忘了，不过她知道似乎有午餐这么一回事。午餐的计划一变再变，到最后地点改到了学院的教职工活动室。她转身去给我做南非式炒鸡蛋。仆人进来了，把桌子上的一些收据拿开，铺上桌布。桌子是椭圆形的，黑色，擦得很亮。“你在这儿过着你的生活。突然闯进来一个陌生人。他是个累赘。”
我不知道她指的是什么。她离开房间，走进雷蒙德那天晚上发表完道别演讲后进去的那扇门。没一会儿，她回来了，手里拿了好些杂志，这样几本，那样几本。有几本是在首都的政府印刷厂印的。这些杂志上都载有雷蒙德的文章。现在我们之间已经有了一个共同点——雷蒙德。这像是一种开端。
如果按照我那些色情杂志的手法来描述，未免太假了。这种写法就像给自己拍照，就像偷窥自己的举动，就像把眼下的情景转化成妓院式的性幻想。但在这间卧室里，那种幻想已不复存在。
开车回到镇上，镇上的夜生活也开始了。到了晚上，主要街道上的人越来越多，有一种村庄的气息。一群群人在棚屋区的酒铺周围晃悠，人行道上炊烟四起。有人用木片隔出睡觉的地方。疯疯癫癫、酒气冲天的老人穿着破烂的衣裳，动不动就像狗一样狂叫。他们把食物拿到阴暗的角落，背着人吃掉。有些商店（特别是服装店）橱窗里展示着昂贵的进口货，为防止偷窃，一直打着明亮的灯光。
离开卧室前，她弯下腰，在我裤子前面亲了一下。然后，一切就结束了——只留下走道，梅迪那可怕的厨房，楼梯平台，逐渐发黄的下午阳光，后院的树，空中的灰尘，炊烟，外面的喧闹，还有耶苇特下楼梯的脚步声。临走前，她在我的裤子上亲吻了一下，如果换成别的地方，我会认为是妓院的礼节，是小费给得多的妓女做出的表示，我只会嗤之以鼻，而现在却让我深深感动，让我忧伤，让我疑惑。是不是发自真心？是不是真的？
蒂弗里是一处新的或者说新潮的地方，是在持续的繁荣期间发展起来的。店主一家独立前在首都开饭店，后来到欧洲待了几年，最近又跑回这里碰运气。这店是他们的一项大投资——不惜血本，该添置的东西一样不缺，我看他们确实是在赌运气。不过我并不了解欧洲人和他们开饭店的习惯。蒂弗里主要面向我们这里的欧洲顾客。它是家族式饭店，服务对象是签了短期合同来本地区工作的那些人，他们在这里从事各种政府建设项目——领地、飞机场、自来水系统、水电站等等。蒂弗里的氛围是欧式的，非洲人不来光顾。和马赫什的汉堡王不同，这里没有那些戴着金表、口袋里插着金笔的官员。在蒂弗里，你不会有那种紧张情绪。
她说：“我一上午都在想你。我没有办法从脑海里把你赶走。”刚一进客厅，她好像就要离开，好像她的到来只是电话中那种直率的延续，好像她不想给我们留下任何说话的余地。她径直走进卧室，开始脱衣服。
耶苇特，来自欧洲，没有社会经验，有自己的野心——在她眼中，雷蒙德肯定魅力四射。她是被自己的野心蒙蔽了。无独有偶，当初刚一见到她所处的环境，我不也被迷惑住了吗？确实，从一开始，我们之间就有雷蒙德这个共同点了。
更早一些的文章都登在外国杂志上，似乎好懂些。一本美国杂志上刊登了他的《球赛骚乱》，说的是三十年代在首都发生的一场种族骚乱，该骚乱导致了第一个非洲政治俱乐部的建立。一本比利时杂志上登了一篇《失去的自由》，说的是十九世纪末期，一些传教士从阿拉伯人的贩奴商队购买被捕获的奴隶，安排他们定居到“自由村”——这个项目后来以失败告终。
除了家人，和我打交道的女人不多，而且都是特殊身份的女人。我从来没有交往过耶苇特这样的女人，从来没有像这样和女人在一起谈话，也从来没有见识过这样的愠怒和成见。从她刚说的话里我能看出一种诚实和大胆，对像我这样背景的人来说，这种诚实和大胆有点可怕，但正因如此，它也让我着迷。
“他在写现在这本书，已经写了好几年。政府本打算出版，但现在看来显然出了什么问题。”
我兴奋得有些晕眩，但并没有丧失警觉。我不想陷入那种只关注自身的自私盲目的幻想之中。我突然间产生了一种渴望，我想赢得这身体的所有者，这渴望战胜了自我发泄的欲念。因为这种渴望，我觉得这身体是完美的，我想在做爱的过程中持续地看，采用合适的姿势以便更好地看，不再只是用我的身体冲击她的身体，不再把欣赏和抚摸抛到一边。我所有精力和思想都投入到一个新目标上：赢得这个人。我所有满足都在于实现这个目标，此时我感到性行为是如此新奇，完全是一种全新的满足，一直保持着新鲜。
但她无法告诉我现在的难处到底是什么。我只了解到雷蒙德现在把这本历史著作暂时搁置，腾出时间编辑总统的演讲集。气氛开始有些忧伤。我现在认识到了耶苇特在领地的真正处境，我也发现雷蒙德的故事可能是以讹传讹。我突然觉得，这屋子对耶苇特来说宛如囚笼。那天晚上，她邀请我们参加聚会，她穿着玛吉特·勃兰特短衫，是何等让人痴迷！如今看来，那只是一次脱轨之举。
自从那天中午到耶苇特在领地的家中吃了一顿炒鸡蛋之后，已经过了两天，载有雷蒙德文章的杂志仍静悄悄地躺在抽屉里，我一个字也没有看。现在我想到了汽船，也想起了这些杂志，于是把它们翻了出来。
“是在哥本哈根买的。是玛吉特·勃兰特牌的。雷蒙德到哥本哈根开会时买的。”
我们俩靠在客厅白色的墙上，谈了一阵儿画和希腊俱乐部，她的侧面我看得一清二楚。我渐渐靠近，她转过身去，不是拒绝，也不是鼓励，只是显得有些疲惫，就这样接受了我这个新的累赘。在我看来，这一刻是转折点，为后来发生的一切拉开了序幕。此时此刻，我感受到一种挑战，这种挑战同我一向感受到的并无分别，我一直都会给予回应。
次日晌午，耶苇特打电话到店里来。这是我们第一次通电话，但她没有说我的名字，也没有说自己的名字，只是问：“你在家吃午饭吗？”除了周末，我很少在家吃午饭，但我还是回答说：“是的。”她又说：“那我到时候过来找你。”就这么把电话挂了。
“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还没有说他怎么兑现旅行支票的事呢。”
耶苇特背对着墙坐着，摆出一个引人注目的小姿势——就像雷蒙德：手掌抵住桌子边缘，头略略向右倾。
汽船大概已经开出了十五英里，可能在丛林中穿行，可能过了第一个丛林定居点。丛林定居点的人可能一大早就在岸边等着了——虽然小镇并不远。汽船到来之前，那里肯定也像赶集一样热闹。汽船一到，男孩子们就跳下独木舟，游到前进的汽船和驳船边，希望引起乘客的注意。卖货的独木舟此时也从停泊处撑出来，上面装着菠萝和做工粗糙的椅子和凳子（河上旅行时用的一次性家具，是本地区特产）。这些独木舟一串串系在汽船边上，被汽船拖出好几英里。一阵喧嚣过后，这些人默默地划着独木舟，一连数小时逆流而上，从下午划到黄昏，从黄昏划到夜里。
我坐在悬崖上的大树下面的一张桌子旁边，可以看到被灯光照亮的大坝。我一直坐在黑暗里，感受着皮肤的清新，直到有人看到我，把树上的彩灯打开。不断有车开过来，不断有车在停靠。能听到欧洲和非洲腔的法语。非洲女人三三两两乘坐出租车从镇上赶来。她们裹着头巾，昂首挺胸，大声说着话，趿着拖鞋慢吞吞地走在空地上。这是耶苇特在蒂弗里为之不快的外国人家庭场景的另一面。不过对我来说，一切都很遥远——夜总会、小镇、滞留镇上的村民、外国人，以及“这个国家的现状”，在我看来都成了背景。
后来，想到要吃饭，我开车来到大坝边的夜总会。由于经济繁荣，外国人众多，夜总会的生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好。但是它的总体结构并没有多大改变，还保持着临时建筑的样子，让人觉得随时可以抛弃，抛弃了也不会遭受多大损失——它几乎只是四面墙，围着丛林中间的一块空地。
我的耳边回响起纳扎努丁的话：“这里什么也不是，只是一片丛林。”不过，我的吃惊和纳扎努丁的不一样，和商业前景毫无关系。看到领地的空地，看到领地外面村里人随意搭建的落脚地，我心里想的却是耶苇特，还有她在领地上的生活。因达尔在这里的时候，领地给我的感觉是非洲的小欧洲，现在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它只不过是丛林中的生活。我突然感到害怕，害怕和耶苇特一起失败，害怕落到一无所有的地步，害怕成功带来的后果。
她说：“你不知道这是些什么人。但我看得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