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的仕宦之家，素有“书香门第”之称，即使不能世代为官，但却不失为缙绅之士。不论仕宦之家是否能以高官厚禄显达于世，大都有世代家传的家学教育。武官有其超群的武艺，有的在某一武艺方面形成有独特的门派，或者是某一绝艺，这些是不轻易传授别人的，因为这是入仕进身、建功立业的本钱。文官也是这样，自汉代以来，如精通某一经术，或者在文学、史学、天文、历算、医学等某一方面有绝艺，就视作“传家宝”，世代相传。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经学受到玄学的冲击，加上国家推行九品中正制的取士制度，所以经学在仕宦之家的家学教育中，其地位也有所动摇。尽管豪门士族的子弟可以凭门第入仕，但并不等于说仕宦之家就可以不要家学了。恰恰相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学校教育时兴时衰，仕宦之家要想保持士族世袭，就不得不加强家庭教育。不过，这一时期的家教已大不同于汉代只注重儒家经典，而是广泛涉猎老庄、玄学、史学、天文、算术等等。如在士族豪门之家崇尚玄学，玄学遂成为官僚的家学；时风兴盛文学，故仕宦之家的家教注重诗歌文赋；社会审美意识兴起，书法作为审美艺术也在仕宦之家的家教中占有重要地位。如东晋王羲之集书法之大成，被时人称为书圣。他的儿子王献之从小跟他学习书法，也很有造诣，称为小圣。又如南朝宋国王淮之，把保存的南朝旧事档案资料密封于青箱之中，世代相传，世人称之为“王氏青箱学”。由于王氏家族熟悉朝廷礼仪制度，藉此家学，祖孙都做上了大官。《南齐书·良政传》载：“傅琰〔yan眼〕，父子并著奇绩，江左鲜有。世云诸傅有《治县谱》，子孙相传，不以示人。”为官自有为官之道，世代为官的家庭和家族是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如果上升到理论就可能成为一门“学问”，仕宦之家对这种学问是注意保密的。中国古代，仕宦之家对这门家学十分重视，对于在官场上如何做人，如何避祸，如何夤〔yin银〕缘，如何与同僚和上司处好关系等为官要术，许多仕宦之家研习得炉火纯青，世代相传，成为价值连城的珍宝。
总之，仕宦之家的家教，其核心是传授为官之道。尽管它们也涉及到而且往往把文化学术作为教学内容，但其目的不在发展学术本身，而是把这些东西作为入仕和晋升的利器。
在汉代，这样的事例就很多。如翟酺〔pu匍〕，四代传《诗》。杨震从父杨宝学习《欧阳尚书》，他的儿子杨秉、杨赐都“少传家学”，“少传父业”(《后汉书·杨震传》)。曾作光武帝经师的桓荣，精通《尚书》，后封关内侯。他的儿子桓郁，能传其家学，又以《尚书》教授东汉安帝，三迁为侍中步兵校尉。后成为太子太傅的桓焉，即桓郁之子，又以《尚书》教授汉顺帝，封阳平侯，累官至大鸿胪、太常。桓氏祖宗三代以世传的《尚书》家学绝艺，作了汉明、章、安、顺四朝皇帝的国师，位列公卿。又如史学家司马迁，因继承家学，成为朝廷的史官。班彪之子班固及女班昭，皆传父家学，亦成为史官。在科技方面，如刘歆〔xin欣〕继承家学，从小对“数术方技，无所不究”，成为我国古代研究圆周率的第一人。刘歆的父亲刘向，是西汉时著名的经学家、目录学家，对算术颇有造诣，著有《新序》、《说苑》、《五经通义》、《洪范五行传论》等，官至光禄大夫。刘歆少学于父，与父亲一起奉皇帝之命，校勘秘书，对儒家经典、诸子百家、诗歌文赋、天文地理、数术方技之术，无不涉猎，后继承父业完成了校书任务，写出了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学著作《七略》。同时他继承父业，在古文经学方面独开生面，推动了汉代经学研究的深入。后来，刘歆官至国师，位列上公。由上述数例可见，家学教育在汉代的仕宦之家已经受到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