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仕宦之家的家庭教育，大体说来，有初、中、高三种程度。初等程度的教育是启蒙教育，主要在“家馆”进行。家馆类似于后世的私塾，它是由仕宦之家(亦有贵门富户之家)设立的，聘请书师来家教授本家和本族的适龄入学的儿童。学习内容主要有《苍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目的是学习识字和习字。此外也兼习《九章算术》。中等程度是诵读经书。所谓经书，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在汉代主要学习的经书有《孝经》、《论语》、《易》、《尚书》、《诗》等。古代的教材，不像今天的课本分课目，一本书就是一部教材，这样就有必要按照经书的内容划分成若干部分，形成单元课程以便于把握教学进度。这些被划分的若干部分，习惯上称为章，章被编为顺序，如《论语》被分成《学而第一》、《为政第二》等等。章是比较大的单元，因此章还要分细些，于是就以“句”为单位。句是一句完整的话，或者是讲的一个完整的事或道理。儒家的经典因为教学的需要，都被人们划分为章句，所以中等程度的教学主要是章句教学。章句教学的目的是要求学生“粗知文义”或“略通文义”，主要的形式是“诵读”。古代的诵读要求很高，它不是仅仅能读下来，而且要能讲述章句大意，并且要达到熟练背诵的程度。由此，死记硬背的教学原则是这一阶段的主要教学要求。高级阶段的学习是专经研习。专经研习的风气在汉代非常时髦，当时流传有“遗子黄金满籝〔ying营〕，不如教子一经”的说法。因为只要能精通一经，即可飞黄腾达，得到高官厚禄。当然，要精通一经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当时读书人很多，各家各派对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都有不同的见解，形成了学派林立的“师法”和“家法”。此外，经学中还有古今文经的经学纷争。所以精通一经的家教，要聘请对经学有相当造诣的人为师，如果请不到经学大师，就让自己的孩子出门拜访名师，以就其学。汉代的硕学鸿儒甚多，一般不在仕宦之家当少数学生的家庭教师，而是自立“精舍”教授，往往门徒千数，多者达万人之众。如东汉名儒张霸之子张楷，通《严氏春秋》和《古文尚书》，门徒常千人，宾客聚时，车马填街。他的学生大都是仕宦之家的求学子弟。
汉代自实行“独尊儒术”和以经术取士之后，仕宦之家的家庭教育日益摒弃杂家学说而崇尚经学。这一特点，与当时的私学教学风气的影响很有关系。
我国古代的统治者，为了保障官僚队伍的素质，除了设立学校训练和培养“国子”外，还十分注重官僚之家的子孙教育。在西周时期，国学为贵族子弟开设，学在官府，贵族子弟所学无非“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但为了确保国家官吏即那些作为奴仆性质的职官后继有人，当时也采取了“宦学事师”制度。这一制度的性质和形式是“政教合一”的，即求学者唯在入仕途之后，就学于官府，边做官边学，向经验丰富的官吏学习为官之道。春秋战国时期，“政教分离”，私学教育以培养“为政之士”为对象，所以官吏的教育下移到民间。秦代禁私学，使官吏的培养与训练由民间私学又归入朝廷，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吏师制度。汉代大力发展文教，兴办国家教育，提倡私学，同时也保留了“宦学事师”的传统，如王充在《论衡·程材》记载：“文吏，朝廷之人也。幼为干吏，以朝廷为田亩，以刀笔为耒耜，以文书为农业。”官府注意录用熟悉吏事的“学僮”，于是一些士人的家教“好仕学宦，用吏为绳表”。一般说来，汉代的宦学是文武分途，武以习武将兵之道为主要内容，而文则要求学习“史书”，学习儒经和明习法令以及为吏之道等。
总之，汉代的仕宦之家的家教开始兴盛，一方面来自求官的动力，因为注重家教是保持后代为官的途径，另一方面与汉代推行以经术取士的制度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