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力戒奢侈，刻苦谨慎，衣食当与寒士相同，着力培养子孙勤劳谦逊的品德。他告诫儿子纪泽：“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傲字”。因为“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他对儿子纪鸿讲：“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他熟读经史，深知来自草莽的“布衣卿相”，虽然出身寒门，但他们在艰苦环境中长期磨练，有吃苦耐劳的毅力和蓬勃向上的进取精神，一旦担当天下大任，就敢作敢为，能成就大事业。而富贵之家子弟，骄奢懒惰，养尊处优，胸无大志，以致多数人沦为庸俗之辈，于世无用。由此，他告诫家人“断不可积钱买田”，子孙“全靠自己挣扎发愤”。他不仅对男儿这样要求，而且对女子也如此教诲。他说：“凡世家之不勤不俭者，验之于内眷而毕露。余在家深以妇女之奢逸为虑。”他嘱咐子女“一切以勤俭二字为主”，女儿在乡间择婿为佳，不要追求“门当户对”，而且嫁出的女儿“不可恋母家富贵”，要“柔顺恭谨”，孝敬公婆，同时“不可敬远亲慢近邻”。认为“儿女愈贱愈易长大，富户儿女愈看得娇愈难成器”。夫妇视儿女过于娇贵，旦视而暮抚，爪肤而摇本，“爱之反以害之”。
《曾文正公家训》是清末曾国藩教子书的汇编。这本家教书信集，在清末至民国年间，数版印刷，广为流传。近几年来，因家庭教育引起重视，这本书信集又经人整理和增补，以《曾国藩教子书》再次问世。
(1)劝诫子孙专心致志读书修身，明确家庭教育目的。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还说：“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贻万世口实……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做官。”他认为大富大贵靠不住，读书可以变化气质，陶冶性情，当官不自在，钱财过多也是助长骄奢恶习以致使人身败名裂的祸源，由此他反复劝诫他的子孙“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做士民之想”。认为读书明理做人才是他家教的真正目的，尤其在乱世中更是上策。
曾国藩(公元1811-1872年)，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近代史上他是残暴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元凶，又是与李鸿章、左宗棠等大力兴办洋务事业的头面人物，所以他给予后世的形象是一个十分残忍而又复杂的封建官吏。
事实上，曾国藩本不是行伍出身，而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读书人。他自幼熟读经史，博览群书，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举进士入仕后又曾专攻程朱理学，是一个学识非常丰富的学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他因丁母忧回家，时太平军出广西，下两湖，他奉命帮助地方办团练，着手创办湘军，由此步入与太平军为敌的道路。后来因他镇压太平军有功，被清王朝封为一等毅勇侯，死后谥“文正”。《曾文正公家训》所收录的百余篇家书，正是他在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至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间所写的。因为这20年间他一直在地方总督军务，家室难以随从军旅。
(3)广博学习，严格要求。做人和做学问注意身教，不一味责备子女，而以自己的切身体会与子女互相讨论，积极诱导。曾国藩在家书中，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辅导子女的知识学习方面。他要求子女广博地学习儒学著作，精通四书五经，同时要兼习天文、历史、文字训诂音韵之学、《几何原本》、书画等等。他要求儿子除习十三经外，还必须把《史记》、《汉书》、《庄子》、《韩文》、《文选》、《通典》、《说文》、《孙武子》、《方舆纪要》、《古文辞类要》以及他本人所抄的《十八家诗集》等11种书作为必读书。在治家学问方面，他要求子女熟读清人张英的《聪训斋语》和清圣祖康熙的《庭训格言》，因为此二书，“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其子女，他生平在学问上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是为一耻；每做一事治一业，往往有始无终，是为二耻；写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屡变而无所成，是为三耻。鉴于他自己的不足，告诫子弟要记住这个教训，认真研习天文历算，作事要善始善终，写字要圆匀敏捷。只有这样，将来有为之日，受用无穷。他不仅在道理上讲明了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还具体指导儿子怎样学，如先学什么，次学什么，态度应如何，凡此等等，仿佛老师站在学生面前口耳相授，耳提面命。
曾国藩的教子书，反映了他的家教精神与方法。其精神主要是“爱之以其道”，这就是说爱子要以健康的教育来塑造他的品德，培养他的才能。其教育方法，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
曾国藩位列三公，拜相封侯，应当说是极有封建特权的大官僚，然而却如此鄙视特权，注重子女的家教，使子孙个个成才。百年之后，再读其教子家书，不能不说他是一个聪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