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唐太宗创建了宫廷馆学，对皇家子弟的教育机构的设置有所改革。馆学之设，始于南北朝时期，但这一时期的馆学与汉代的太学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主要是为天下读书人开设的教育机构。唐太宗开设的馆学只为皇家子弟教育专用，同时还设有国子学、太学等非皇家贵族子弟的学校。这样，他明确地把皇家子弟的教育与平民子弟的学校教育分成两个不同的体系。
其次，唐太宗在皇家的家庭教育理论方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这些思想主要反映在他亲自撰写的12篇《帝范》和吴兢编辑的《贞观政要》等书籍中。
(3)慎选明师，长善救失。唐太宗曾对大臣说：“除非天生的圣贤，一般人都是从教而变的，况且太子师傅，古难其选。成王幼小，周公和召公为保傅，左右都是贤人，日闻雅训，方能长仁益德，使之成为圣君。秦朝的胡亥，因赵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嗣位，诛杀功臣和亲族，结果旋踵而亡。由此可知，人的善恶品德的形成是由于近习之人的教导和影响。朕今天为太子、诸王精选师傅，必须要考察其礼度品德，使明师之教有益于太子及诸王长善救失。”(《贞观政要·尊敬师傅》)他还认为，自古帝王子孙，生于深宫，不知民间疾苦，及其成人，没有不骄逸成性的，所以倾覆相踵而至，鲜能自济。所以，对皇家子弟必须实施“严教”。此外还必须让他们知道衣食来之不易，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以便他们长大成人之后自觉克服骄逸之病，不夺农时。唐太宗亲自教诲太子及诸王子，往往借物喻理。如乘舟，他告诫太子：“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诸如此类的教育，旨在让太子了解社会，明白事理，学会治理国家所必需的知识和本领，当好守成之君。
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649年)是我国封建社会注重皇家的家教，并且在家教理论和实践方面有重大建树的皇帝。
(2)自古圣王皆由学。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唐太宗在一诏文中说：“朕近来研习经史，自古明王圣帝，何曾不是由师傅造就的呢？黄帝学于大颠，颛顼〔zhuanxu专须〕学于绿图，尧学于尹寿，舜学于务成昭，禹学于西王国，汤学于戚子伯，文王学于子期，武王学于虢叔。前代的圣王，如果未遇上这些老师，哪有功业显著于天下，名誉流传于史册呢？况且朕接续百王的余绪，智不同于圣人，如果没有师傅，那怎么能当好国君呢？”由此他主张恢复“三公三少”制度，加强皇帝本身及皇家子孙的教育。
(1)尊师重教。唐太宗认为，培养皇家子孙是国家大事。要使皇家的教育切实搞好，尊师和重教是两个相辅相成的重要条件。所谓尊师包括两个方面，就是太子三师之职必须有朝廷德高望重的重臣来担任，同时必须建立尊师礼仪。唐太宗曾选礼部尚书王珪为魏王泰的老师，后来又拜德高望重的魏征为太子师。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四月，诏令撰《三师仪注》，规定太子接三师要出殿门，先礼拜三师，三师答拜后再入殿门。三师入东宫殿门时，太子要先让三师入门。三师坐后，太子才敢就座。太子向三师写求教的书札，必须在前面写上“惶恐”，结尾写上“惶恐再拜”。唐太宗拜李纲为太子师，因李纲年迈又有脚疾，他赐予李纲一轿步舆，令东宫卫士抬举他入宫，并命太子引师上殿礼拜。唐太宗认为如果三师不受崇敬，就得不到皇太子的尊重；不尊师就不会重视师教，教学就不能发挥作用。
唐太宗为秦王时，虽然南征北战，风餐露宿，但他却注重文化学习。他开设文学馆，招纳名儒18人为馆学士，虚心向他们请教修身治国之道。这18学士是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勖〔xu续〕、于志宁、张世长、薛牧、季守素、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和许敬宗，他们都是隋末唐初的知名学者。他们与唐太宗朝夕相处，教授经史，议论天下事，出谋划策，为唐王朝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唐太宗即位后，在殿左设置弘文馆，学士们更番宿值，与之讨论古今之变，总结前代帝王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他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贞观七年，唐太宗命魏征编录《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一书作为皇家家庭教育的教材。这本书选自历史上帝王及诸侯王积善积恶所造成的成败得失故事，按历史顺序和善恶两类，编辑成册，用以教育皇家子孙以古为鉴，注重道德修养。后来，唐太宗又开设崇文馆。在馆学建设的同时，唐太宗命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等人购买天下图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善长书法者缮写，然后藏于皇家秘书库，以供皇家的家庭教育专用。
自唐太宗开设馆学之后，作为皇家的教育机构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馆学教官之职亦多由一品中书门下平章事、六部尚书、宰相等兼领，学生皆皇族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的皇家子弟。唐玄宗时，馆学藏书十分丰富，以至在东宫特设书院，也就是图书馆。唐代有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各列经史子集四库。在教材方面，命徐坚等人编纂《初学记》、吴兢编辑《贞观政要》，均作为皇家家庭教育的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