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年以前，中国的技术水平处于世界前列，与此同时，欧洲正处于中世纪的“黑暗时期”。然而，800年后，情况逆转过来了。中国在繁盛的唐、宋王朝发明了很多技术却从未再进一步提升它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欧洲一直都处于战争中，与此同时，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东方却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和平时期。穷困的目不识丁的欧洲比和平繁荣的中国进步得更快，原因之一就是战争刺激了技术进步。之后，欧洲兴起的工业和科技革命同样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技术，但最初它们被发明出来的动机也是为了屠戮。
第二种观点正好相反，你可以将技术看成身体的延伸。在自然界中，每一种动物都使用“技术”来生存，蜘蛛没有蛛网就无法生存，河狸离不开水坝，蜜蜂离不开蜂窝，等等。《自私的基因》（英文书名为The Selfish Gene，中信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一书作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英国著名演化生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和科普作家）将其称作“延伸的手段”。同样，技术也“加强”了人类的身体机能，它让我们能做自己的身体做不了的事情。谷歌人工智能专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认为，相比人类大脑新皮质的“发明”，数字技术将带来智能上的飞跃。由于新皮质，人类大脑可以创作诗歌和研究科学，这种发明打开了大脑一个全新的活动领域。库兹韦尔相信，数字技术会带来相似的智力提升，这种强化的大脑将可以做一些尚无法命名的事情，因为人类目前的智能根本无法做到。
在硅谷早年间，多数创业者只是简单地想要创造一些他们自己想用但尚不存在的东西，这种初心就写在他们的商业计划书上，至于如何赚钱几乎都是后来才想到的，他们并不知道有一天他们的发明会价值百万甚至亿万美元。谷歌（Google）和Facebook（脸谱网）目前主要是靠广告赚钱，但它们最初诞生的时候都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最初它们很可能根本没想到能在广告上赚大钱。
如今的技术发展相比之过去，最让人振奋的是其将事物信息化的能力。在计算机被发明以后，我们将每种学科都变成了信息处理的一种形式，逐渐进入了每个问题都被视为信息问题的时代，因此，每一种解决方案也都离不开信息。比如，气候变化的科学几乎完全与信息有关，如果有一种解决方案，那也很可能来自将气候看作一个信息系统。
相比之下，在新加坡和日本，技术更多地被看成一种可以提高生活质量的东西；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将技术看作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因素，一种纯粹的经济动力。
矛盾之处在于，很多重要的技术都是为战争而生的，计算机和互联网都是如此。
当解决方案是基于信息的，它便不需要大规模的、巨额的投资。有时候，你并不需要一个“独角兽”，你只需要创造力。
当我们对技术塑造的未来激情澎湃时，总不免带着隐隐的担忧与迷茫，就像很多人对机器人爱恨交织的感情。皮埃罗认为，在逐一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展开论述前，有必要先将“技术”拿到放大镜下重新审视。而只有将乐观派和悲观派的观点都放到一起，才能得到关于技术的中肯观点。
即便是在物理学领域，熵也可以运用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的信息论来界定，20世纪40年代的控制论以及梅西基金会发起的系列反馈问题的讨论会都对此做出了贡献。约翰·惠勒（John Wheeler）是第一位提出物理世界是由信息组成的物理学家，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也可以由信息论来界定；物理学家雅各布·贝肯斯坦（Jacob Bekenstein，以色列物理学家，曾开创性地运用信息论分析黑洞熵）和胡安·马尔达西那（Juan Maldacena，阿根廷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都对此有过相关论述。1997年，胡安·马尔达西那在将宇宙视作信息时，还发现了量子力学与爱因斯坦方程式之间的相似之处。
第三种观点看待技术的方式是将发明者与发明物之间的关系倒置。我认为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不过它最近几年比较流行主要是因为凯文·凯利（Kevin Kelley）的著作《科技想要什么》（英文书名为What Technology Wants，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人们倾向于认为物体是由某人制造的，但是，如果物体可以思考，它可能就会认为人类只是制造它的一个工具。科技发展史是不断发明新物体的过程，但也可以看成是新物体借助发明者才诞生出来的过程，即不是生命的进化史，而是物体的进化史，物体利用了生命，尤其利用了人类来完成进化。根据这个观点，根本不是人类需要一种新的技术，而是技术创造了人类，由于技术的需要才驱动人类不断创造更好的技术。毕竟，到底是什么在进化？是技术，而不是人类。几千年来，人类几乎一直保持着原样，而技术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需要改变为了战争而推动技术进步的动机，这也正是这个世界需要向硅谷学习的地方。当人们说到硅谷的时候，他们倾向于只看到钱，但他们忘记了很多创业者最初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发明创造的。
总体而言，技术进步带来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个更繁荣与和平的世界。你也许会想，枪支和核武器可是杀死了不少人，但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英文书名为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Why Violence Hans Declined，中信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一书中统计过：暴力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已经明显减少，这正是技术的作用。他指出，致命武器带来了更少而不是更多的暴力，我们在社会中维持了一定秩序正是因为有了武器，虽然我们同样也用武器来互相残杀，虽然如果技术落入反社会、反人类的不良分子手中就会带来祸端，但总体来说，新技术的效果还是正面的。
在旧金山湾区，有不少人只是将技术作为一种爱好，他们就像小孩子一样喜爱一切能够移动、说话的玩具。但对我来说，技术可不是玩具，我认为它很可能会解决所有的问题。历史上，火、衣服、车轮、蒸汽机、抗生素、电、火车等每一项技术都帮助人类解决了很多问题。
信息可以解决各种问题，比如，恶性疟原虫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疟疾寄生虫，每年都会带来60万人的死亡，是导致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最主要的传染性疾病之一。2012年，美国新墨西哥州圣达菲研究所的丹·拉雷默尔（Dan Larremore）开始使用网络分析跟踪疟疾寄生虫的历史，尝试用信息解决这个问题。
不同国家认为技术很重要时背后有着不一样的原因，旧金山湾区有一种理想主义思维的强大传统，在很多案例里，创业者都是单纯地想要为自己创造一些之前还不存在的东西，硅谷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蚂蚁和人类的区别是，人类的足迹是巨大的，人类总是需要越来越多的汽车和道路，随之需要交通信号灯、加油站、油井以及货船；需要越来越多的衣服，随之需要时尚商店以及干洗店；需要电器就随之需要电力、发电厂和水坝；需要飞机就随之需要机场；需要食物就随之需要食品厂、卡车以及超市等，这一代的奢侈品正成为下一代的必需品。
如今，越来越多的技术被商业公司所推动和发展，越来越多在政府主导下进行基础研究的实验室被私人实验室所取代。我们刚刚目睹了第一个火箭在进行太空飞行后成功返回了地球，那是由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创建的空间探索公司蓝色起源（Blue Origin）制造的，而不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基金会在对抗疾病上比很多政府项目做得还要多。
印度蠕虫具有破坏聚乙烯纤维的潜力，聚乙烯纤维是塑料产品最常见的组成物，斯坦福大学的一些科学家开玩笑说，我们应该找到一种能让这种虫子生长在我们胃里的方法，这样我们就能直接把食品外的塑料包装给吃掉了，用不着再扔它们。
我其实并不害怕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我害怕的是技术远没有媒体所展示的那样强大。关于未来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到底是技术服务于人类还是人类服务于技术？对此，我现在的感觉是，机器很少表现得像人类，人类为了跟周边的机器互动却必须经常表现得像个机器。比如，我们频繁地使用数字，因为数字可以让机器更容易工作。你的银行卡卡号或者护照号码对你来说很难记住，但机器能很容易地处理，我们使用数字并不是让它对人类变得简单，是为了让它对机器变得更容易。
技术使我们不再生活在洞穴中，不会5岁就死于小儿麻痹症，不会在寒冷的冬天冻死、干旱的季节饿死。毕竟，当人们健康而富有的时候，他们是不大可能去互相残杀的。
在这方面技术可以做的还有很多。比如，人类发明的塑料是地球上最主要的污染物，仅美国消费者每年就购买超过270亿千克的塑料产品。201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预估，每平方千米的海洋上能发现约13 000件塑料微粒垃圾，这种状况的解决方案可以是生物可降解塑料，即可以分解的塑料或可以被转基因细菌吃掉的塑料，一位越南的包装材料商已经制造了一种可以自我分解的塑料袋，但目前还没有生物塑料能实现商业应用或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
硅谷同样也是为战争而创造的，湾区的第一家科技公司（惠普）是在无线电和电子技术领域诞生的，这正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但随后，硅谷却脱离了战争元素，爱好、兴趣和求新求变与追求商业上的成功成为创新的主要动力。
目前看待技术的观点主要有三种。可以简单理解为“消长”“延伸”和“倒置”。第一种观点比较悲观。新技术让人们遗忘了动手能力，因为你将智能给了机器，即所谓的“此消彼长”。从这个角度看，人类“一代不如一代”。
也许有一天我们能找到一种认识宇宙的更好的方法，不过，目前为止最好的方式是信息。如今，上帝已没有必要解释宇宙的起源和发展，也不用解释生命的进化或人类大脑的功能。宗教的功能越来越多地体现在给予人们希望：它给予了人们对无尽来世的信念。但是，在物质舒适的时代，许多宗教所承诺的天堂是否还会对新一代构成吸引力不得而知。人类的新时代或许需要一种新的天堂、一种新的不朽。这种新的信仰就是一切（宇宙、生活、思想和社会）都和信息有关。事实上，“奇点”（指人类与其他物种或物体的相互融合）在硅谷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话题。根据奇点理论，“永生”也和信息的存储和复制有关。
我喜欢大自然，我周游整个世界去看丛林和沙漠，我也喜欢爬山。我们非常幸运：这是一个美丽的星球。大自然也真实地激励着我。然而，我们人类就像蚂蚁一样，到处都是，不管走到哪里，总能看到一辆车停下来或某人从一幢建筑中走出。我们已经很难独处，因为便捷的交通工具让我们能够快速移动到几乎任何地方，结果人类无处不在，我们总是被人群所包围。
信息在灾难的避免中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灾难经常在系统达到一个特定的临界点时发生，比如，我们总是担心人类会达到气候变化的那个临界点，之后灾难便会降临。问题是如何找出这个临界点，它到底是近还是远？
也不尽然。技术的危险之处在于，每一种新的技术都会使我们忘记自己的一种天生能力。比如，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裴德罗篇》中讲述了苏格拉底告诉他的一个故事，透特（Thoth，埃及神话中的智慧、知识与魔法之神）发明了书写，主神阿蒙·拉（Amun Ra）却很生气，因为他意识到人们会因此停止使用自己的记忆能力并变得更愚蠢，事实正是如此。每种文明中过去都有非常长的诗歌是被人们口耳相传的，比如荷马的《奥德赛》以及印度的史诗《摩诃婆罗多》，现在你还能记住几千句的长诗吗？我们已经失去了古人使用记忆的能力。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孩子依靠他们的手机来寻找某个地方，我们正在失去定位和导航的能力……而几千年来，我们却有许多智者仅仅依靠他们的大脑来探索这个星球。每当我们失去自己的一种天生的能力，我们就变得越来越不像人类。但不要忘记了人性也有恶的一面，人性中同样有杀戮、偷盗和强奸的一面，我们变得更像半机械人并不总是坏的。
我认为，某种程度上，这三种观点都是正确的。如果你将这三种观点放在一起，你就能得到一个对现状大致准确的看法。我并不害怕技术、人工智能或者技术进步的加速，但是世界上不同的进步速度值得担忧，因为创造和创新实际上加速了这种不平衡。当我们讨论超级智能机器时，一些伊斯兰国家仍然在与脱掉布卡罩袍（伊斯兰女性在公共场所穿的覆盖全身的长袍）作斗争，一些非洲国家仍在努力让人们吃上饱饭，只有极少数的非洲儿童才能去上一个好的大学。
技术与人类的关系到底是“消长”“延伸”还是“倒置”？抑或是三者都对？
2015年在巴黎召开了关于气候变化的会议。会议指出，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高，仅中国就占据了24%的排放量。因此，中国在解决这个问题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整个世界使用的核电站电力由1996年的最高值17.6%降低到如今的10.8%，这种电力还是目前最清洁的能源形式。
历史上的战争，通常源于资源的争夺，然而，今天的战争却由于不同的“信息”而变得越来越富有意识形态色彩。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就因为对土地的历史有不同的看法而开战，如果他们有相同的历史，即有相同的“信息”，那么找出一个解决方案也就不会那么困难了。恐怖分子在全世界发动恐怖袭击，因为在他们的信仰中，科学毫无意义，如果他们受到了更多的科学教育，也许就会削弱甚至消除为了极端意识形态而杀人的动机。
技术到了应该做些什么去减少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足迹的时候了，这是我认为它应该解决的最大问题。一个成功的例子是电子邮件，因为它成功减少了纸张的使用和运输，我们可以砍掉很少的树、使用很少的邮件运输车。当然，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汽车的分享，因为它减少了汽车所有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