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艰难百战多。”创业是一个筚路蓝缕的过程，时时充满风险，它是对人生的一次磨炼。前方是一条布满荆棘的路，创业需要披荆斩棘，经历无数的失败与挫折；需要坚强的意志、坚持不懈的努力。
后来，他又做电子产品贸易，由于习惯了部队慷慨与坦诚的环境，对一些商业陷阱毫无防备，结果被人骗走100万元。之后，他痛定思痛，决心自己开一个电子公司，但是结果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收益不大，只能在生存线上徘徊。
电影大师卓别林的《淘金热》，以19世纪中叶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黄金为背景，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人们趋之若鹜、急于淘金发财致富的场景。20世纪80年代，中国也经历了一场“淘金热”。当时的深圳，正值倒买倒卖阶段，“知识无用论”盛极一时，接着又经历了泡沫经济（房地产、股票），不少人从中大发横财。
经历了“文革”的磨难，总算苦尽甘来了。但是好景不长，危机又向他袭来。
这几年，挫折成了他的伙伴，随影而行、挥之不去。到了“山穷水尽”、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最后的“撒手锏”也许就是冒险，“赌一把”了。正是无处可以就业，所以他才被迫重新走上通信行业这一块属于自己的优势领域。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一个做程控交换机产品的朋友让任正非帮他卖些设备，于是他就“偶然”地做起了程控交换机的代理。80年代，程控交换机刚刚进入中国市场，任正非根本不清楚其为何物。
为了活下去，为了捍卫神圣的祖国，任正非离开军队后，走上了充满汗水和泪水的辛酸创业路。已过而立之年的他，没有任何家庭和政治背景，创业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任正非经常说：“市场已没有时间等待我们的成长，它不是母亲，没有耐心也没有仁慈。”
然而，就是在不惑之年以后，任正非开始了艰苦的创业。他咬紧牙关，为了“保家卫国”，在最艰难的时刻挺了过来，成就了华为后来的辉煌。
他淳厚朴实、耿直的秉性也就免不了栽跟头。在深圳南油集团工作时，他曾经给老总立“军令状”，要求将旗下的一个公司交给他管理，没有获得批准。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交换机市场是外国公司一统天下。大型局用机和用户机大多是来自国外大企业和它们在中国的合资企业，通信圈中的人都非常清楚这个行业的巨大风险。做代理既没有大风险，又可以获得稳定的利润，何乐而不为呢？
虽然这样也能赚钱，但任正非是永不服输的硬汉，不甘心为他人“做嫁衣”。在任正非看来，这样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他不想走这条路，坚持自己的信念，要为自己的发展找出一条生路。
1982年任正非从四川某部队转业到深圳后，在位于深圳蛇口地区的南油集团工作了两年。转入地方后，军队淳朴的作风荡然无存，商品经济大潮唯利是图、阴谋算计的伎俩，他难以适应，更无驾驭它的能力。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处于商品短缺时代。交换机的国内市场需求量很大，但是内地产品落后，国外产品供不应求，许多经销商、大型用户派采购人员在厂家外排队等货。那时，珠海一家台资企业的订单甚至都排到了第二年。有的为了能早日到货，还给厂方负责人送礼。
二十岁创业凭年轻，摸爬滚打全不怕；三十岁创业靠实力，先苦后甜打天下；四十岁创业则滋味苦涩。著名企业家邱永汉说：“25～35岁为创业最佳时期，40岁已经相当迟了，40岁以后则是例外中的例外。”
20世纪80年代，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改革开放的浪潮涤荡着华夏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历史慷慨地给予每个人以选择的机会。时代给予中国人第一次发财致富的机会，只有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才能够成就梦寐以求的事业。
华为是任正非的偶然之作，但这一偶然却成就了中国通信行业的“大佬”地位，这偶然中有着必然。在任正非所属的军队裁军时，部队拟分配他去一个科研基地，按照军队惯例，携家属来参观，小女儿一句不经意的话：“爸爸，这地方好荒凉啊”，让他心情好沉重。留下来还是离开？在人生关键的岔路口上，他毅然选择了离开。也许是女儿的话让他南下来到了深圳“淘金”。
“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时代的主题已不再是“战争和革命”，而是“和平与发展”。这一宣言开了中国大规模裁减军队的先河，任正非不得不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
任正非，已过而立之年，也随着改革的潮流，辞去团级干部的职务，南下深圳，准备开创一片新天地。离开军队后，他无所事事地漫步在深圳的街头，改革开放的春风让他感到这是一个充满故事的时代，于是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李嘉诚说：“强者的有为，关键在我们能否凭仗自己的意志坚持我们正确的理想和原则；凭仗我们的毅力实践信念、责任和义务，运用我们的知识创造丰盛的精神和富足的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