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把草莓糖塞进嘴里，很快走下高高的砂石阶梯，去找他骑来的女式自行车。家里有两辆自行车，一辆男式车，父亲骑，一辆女式车，米娜骑着它去买菜。这辆车约瑟夫和约翰也可以使用。母亲骑车，这无法想象。要么她人太高大和太强壮，要么太庄严，太胆怯。无法想象，她能使用会使她栽倒的东西。
他走进厨房，说：有人给我拍照了。母亲正好用一个勺子把一些红球甘蓝往嘴里送，想知道，是否还缺少刺柏果或者月桂叶或者少许醋。约翰讲述事情经过。母亲说：天哪，约翰，一个流动摄影师！从她说的话和说话的方式，约翰知道，他当时不该听别人摆布。吐一口唾沫并且逃跑，该这样。一个流动摄影师！母亲重复这句话。但是同母亲一起做菜的米娜，那个在做菜方面实际上比母亲更重要的米娜大声说：嘿，夫人，别人给他照相，您该高兴才是。又要花钱了，母亲说。我想要一张约翰的照片，米娜叫着，不管这要花多少钱。母亲闻听后抬眼向米娜望去，长久地不吭一声。您根本用不着这样看我，米娜说。母亲点头，说：哎，米娜，你又胡扯些什么。这可是真的，米娜回答。公主没说话。不过，她朝这里瞧了一眼。然后她继续洗碗碟。有她在场，约翰什么话都说得很响，因为自从出了车祸，公主听觉不好。让她听见他说的所有话，他觉得这很重要。
赫尔默的赫尔米内同她兄弟一起，住在上村一个几乎颓败为垃圾堆的棚屋里。每次从别墅返回住处，途中她并不和每个人搭话。同壮观地坐落在那里的庭院相比，在其低矮的屋檐下勉强露出的田园，名叫小庭院。照料着这个小庭院的海尔默的兄弟弗朗茨，几乎常年光脚走路。即使在冬天最冷的日子里穿鞋，他也从不着袜或者裹脚布。
母亲对约翰大声说，父亲从奥博斯陶芬来电话，他坐工人列车7点半到家。但是，也许他白去了奥博斯陶芬一趟。那个舒尔茨自己也什么都没有。她对米娜说。没人需要一家改良食品商店。改良食品不是最坏的东西，米娜说。针对母亲投去的一道目光，她说：对有钱的人来说。但是在奥博斯陶芬！母亲说。米娜，改良食品店在奥博斯陶芬！要他在那里做7500马克以上的担保。而我们自己的债务还多于……这句话她没说完。两份带红球甘蓝和土豆泥的牛肉卷，埃尔萨说着把食物发票摁到门后的钉子上。她身后一个拿文件包的男人走进，对美味的牛肉胸脯表示感谢。只要瓦塞堡的“餐厅旅店”里有这样的牛肉胸脯，他对“餐厅旅店”的前景就看好。好心的夫人，抬起头来，他一边摇着母亲的手，一边又说：请向您的丈夫问好。只要保持镇定！但愿您知道，我今天去了哪些店铺，在哪些家具上贴了法院的封签。好心的夫人，这都是精英。精英们今天日子不好过。不过您能挺过去，这我能感觉到。我自1911年起执行法院判决，我以国王的名义学会了执行判决，好心的夫人，我会区分精华与糟粕，您不属于糟粕，您不属于！现在您先堵住小洞，就大洞进行谈判。在这方面谁还能比您在行！
公主愤怒地叫道：Derselbige hat gesagt, wenn die Henne gut hockt, scharrt sie so lange, bis sie schlecht hockt。(同样的人说过，要是母鸡蹲得好，它就会一直刨地，直到它蹲不好。)
约翰的脚掌由于不断地移来移去，早就没了感觉。这时陌生人终于说：好吧，现在笑一下！约翰使劲扯开嘴巴，陌生人按下快门。约翰告诉了他姓名和地址，随后他被允许离开，也就是说，骑车离去。
来自阿尔高的被称为堂兄的叔祖名叫安塞尔姆，拍这第五张照片的摄影师是他带来的。显然他坚持，所有人必须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拍这张照片。母亲穿上了她的黑色丝绒服。此后约翰再也没有在她身上见到这件衣服。他有时打开挂这件衣服的衣橱，抚摩衣料。他很想取出衣服，穿在身上，在衣橱的椭圆形镜子里打量自己。尖尖的领口，像是没有袖子，但又非无袖。她为什么就是不再穿这件衣服？父亲穿着他的一件长外衣。父亲的所有外衣几乎都及到膝盖。他那白色衣领下露出一个领结。堂兄安塞尔姆带着一个几乎像是领结的蝴蝶结。祖父脖子上什么也没有。他甚至没有衣领。他那无领衬衫敞开着。就他当外套和裤子穿的东西来看，他没有尊重被称为堂兄的叔祖的换衣希望。走路和站立时都总是弓着身体的祖父，像是自下往上地从照片里望出。他不愿意被人拍照。能瞧出这点。还发生了争吵。第二天毕尔曼太太离去。她是祖母去世后不久，也就是说在战争中来到家里的。返回慕尼黑。永远地。她曾估计自己能上照片。听说她想同丧偶的祖父结婚。她是女厨，据说曾在完全不同的人家做过饭。没有得到祖父后，听说她寄希望于儿子。可儿子后来娶了一个来自屈默斯威勒的村姑。然后她甚至不能上照片。现在她砰地一下关上门，收拾东西，启程离去。返回大城市。也就是说，这张照片上没有毕尔曼太太。约翰不想念她。他最喜欢端详自己。然后瞧别人。被称为堂兄的叔祖值得一看。敞开的上衣里露出一件背心，背心上挂着一根精细的表链。由于他开的那辆福特汽车，堂兄的访问惹人注意。他那辆汽车的轮子有厚厚的轮辐。不像父亲的卡车，这辆车不需要借助曲轴启动。堂兄按一下一个按纽，汽车发出一阵柔和的嗡嗡声，马达就转动。这个被称为堂兄的叔祖在阿尔高建立了一个叫“阿尔卑斯山蜜蜂”的牧场制酪场。带一个摄影师过来，并且让大家为了一张照片更换衣服，这正符合他的风格。为一张全家福。而现在约翰跑了过来，让一个流动摄影师替自己单独照相！一张照片，上面将见到的只有他一人！来自法国的、上面只有父亲一人的两张照片，——两张照片上的他，嘴巴周围留着浓密的黑胡子——是有原因的。父亲受到嘉奖。一次获得巴伐利亚十字功勋章，一次获铁十字勋章。可现在没有任何原因！而且是被一个流动摄影师照相。现在他可以要价，可以漫天要价！对此约翰有预感，感到害怕，知道这点。尽管如此他让人替自己照相！他很想告诉母亲，他的朋友阿道夫每月至少一次把他扯到布鲁格家的照相本前，打开那个照相本，用食指指给约翰看自上次以来新添的某张照片。布鲁格先生自己有一架照相机。他有一次把阿道夫带到弗里德里希斯港，在一个马上就要起飞的飞艇前给他照了像。在所有照片中，阿道夫对这张照片尤其感到骄傲。布鲁格先生已经两次替约翰和阿道夫一起照相。这两张照片现在随时可以在布鲁格家的照相本里见到。阿道夫用食指移到这张有飞艇照片上，开口问：你现在有什么话说？约翰感到，阿道夫在看着他，他现在得回答阿道夫投来的目光，知道，这是一个时刻，就像两人以前抓破自己的血管，让鲜血流在一起的时刻。阿道夫和他有两次出现在同一张照片上。一次站在小桥上，边上恰好停着一艘轮船。一次以教堂当背景。约翰没朝阿道夫看。他注视着那两张照片。但把一只手伸向阿道夫，碰了碰他的身体。阿道夫说：行啦。
理发师最后按着红色的橡皮球，晃动喷嘴，把里面香味四溢的东西慷慨大方地喷洒在他那刚刚被修理过的脑袋上，一边大声说，至少现在可以让约翰重新出去见人，然后像一位魔术师那般把蓝色围巾抽走，不过下面露出的当然只是约翰。他得重新用自己的脚在地上站稳，同时拼命点头，理发师和所有坐在长凳上等待的人可以感到，约翰有多么感激，多么清楚地知道，要是他还能出去见人，这要归功于黑费勒先生的理发艺术。约翰之所以必须这样使劲地表达他的谢意，因为他必须掩饰，他对这个发型感到非常别扭。整个脑袋几乎被剃光，只有头顶上方还被允许有几根头发留存。太短了，没法梳头路。向家里人问好，黑费勒先生在他身后叫，告诉你祖父，我同往常一样星期六来。平时在办公室里，几乎见不到祖父的身影，不过到星期六晚上，他会在那里，坐到父亲写字桌旁的椅子上，被黑费勒先生用蓝色的围巾围好，让自己被抹上肥皂剃须，允许黑费勒先生修剪他那厚实的大髭须，剪短那些浓密直立的须发。那时约翰通常会安坐一旁。他总觉得祖父像个国王。祖父喜欢约翰在一旁看着，约翰能感到。
母亲一言不发地打量米娜，不停地打量，直到对方自己意识到，刚才说这样的话不合适。这时，米娜，这个阿尔高女人用方言叫起：Dös kenna br. Der sell hot gseit, as ging schu, abr as gaoht it。公主被方言激怒，从水槽那里大声叫着把方言翻译过来：Das kennen wir. Derselbige hat gesagt, es ginge schon, aber es geht nicht.(我们领教过这个。同样的人说过，大概可以，但实际不行。)她只允许母亲说方言。
母亲问：你在“施尼茨勒咖啡馆”和在“菩提树花园”那里看过吗？
啊，夫人，米娜说，d’r sell hot g’seit, wenn d’Henn guat huckt, scherrat se so lang, bis se schleaht huckt。
当他离去后，母亲说：最糟糕的是电费。人人都知道，我们为些许电力就得投进一个马克。米娜说，倘若正好没人在走廊上，而那时恰恰必须投马克硬币。而且，在房号箱边上的自动投币机根本不起眼。这话她说得对。以前，当一切还功能正常时，要是楼上房间里的一个客人摁铃，房号就会出现在预设的方块上。父亲曾说过，这样就能知道，国营铁路顾问先生现在立刻需要热水修脸。
约翰马上感到，他不该让人替自己照相。可他渐渐地觉得奇怪，自己丝毫没为这个无法挽回的错误感到后悔。他被拍了照。照片上除了他自己，别无他人。别无他人。事情是明摆着的，除了他，没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别人都不在照片上，他们如何会知道，单独一人出现在照片上是怎么回事。他独自一人站在巨杉前。那是教授从苏门答腊带回的，正如赫尔默的赫尔米内晃着食指时说的那样。约翰感觉到，他已不再是他曾经是的、摄影师按下快门以前的那个人。那是位流动摄影师，这对他来讲几乎已经无所谓。不管他多么卑鄙。现在他是个被照了相的人。此刻起他将是这个人。
当父亲透露说，赫尔默的赫尔米内是王后时，约翰立刻感觉到，这个王后的身份，体现在她鼻子左边那高高竖起的肉赘上。
约翰在回家途中已经想过，被拍照这件事是否会带来麻烦。他感觉不怎么好。母亲立刻就把一切说了出来：流动摄影师！还有：又要花钱了。约翰还从没单独拍过照片。至今，全家没有一个人单独拍过照片。除了战时的父亲。两次。到现在为止有5张照片。两张士兵像，然后那张最古旧的，祖父和祖母的照片，他们身旁是大约9岁的父亲；因为这个9岁的孩子穿裤腿在膝盖以上的裤子，约瑟夫和约翰就能看出，这张照片来自一个久远的年代。在第四张照片上是婚礼上的父亲和母亲。母亲全身裹在一块白色纱巾中；父亲像是年轻的政治家。父亲看上去神色欢快，而母亲似乎觉得灯光太亮，眯缝着眼睛，嘴角也有些紧；手里拿着一个白色手提袋，握得死死地，像是有一个人正向她走来，试图夺走她这个手提袋。母亲一身素裹站在那里，更是准备反抗的姿态。第五张照片上，父母亲站在祖父和来自阿尔高的被称为堂兄的叔祖之间；约瑟夫和约翰站在大人们前面。约瑟夫和约翰身穿白衣。约瑟夫拉着约翰的手，好像他照料着，让他的小弟弟也出现在照片上。约瑟夫的脚趴开着，约翰的脚脚尖并拢，后跟叉开。摄影师让全家人在坡度很大的入口碎石地上站成横排。房子后面运啤酒的车正往下开来，恰好在通往地窖门的阶梯前停下。一辆两驾马车满载刚从火车车皮里卸下的煤炭，顺着被雨水不断侵蚀出沟缝的入口通道驶下。约翰总是羡慕魏贝尔先生，他能在自己那两匹巨大的骏马跟前倒行，抓住它们的辔头，让它们把重心和力量移到后腿，更猛烈地顶住往下冲压的煤炭重力，最迟在那两个将卸入煤炭的车棚前，让满载的马车完全停住。
从理发店走出，来到走廊上，约翰每次都感到很不舒服。理发店正对门的走道，通向格泽尔·玛丽那里。他不假思索，就按门铃。商店的门铃会发出一阵轰鸣——尽管别人没走进店堂去偷东西，也会像一个被逮住的小偷那样，被这种铃声吓上一跳——等他站在柜台前，格泽尔·玛丽已经走出她的客厅，来到柜台后，约翰就花上10芬尼，买草莓糖。从身边的1马克中，他得用50芬尼支付理发费用。等他回家，母亲也许会忘记打听：剩下的50芬尼哪里去了。即使她问，花10芬尼买草莓糖，她也会准许。他希望如此。他没有把握。要是坐在父亲办公室的写字桌旁，在脑袋里加减什么数字，母亲有时会呻吟。得出什么结果，她会记下。当她这么加加减减时，她的嘴唇会翕动。不了解内情的人会以为，她在祈祷。当然，这种不怎么响，但是可以听见的呻吟声同祈祷声有别。呻吟听上去实际上应该是，哦，哦。不过在母亲的语言里，哦，哦，变成了啊，啊。
约瑟夫把他的书包扔到厨房凳子上，报告说，在“王冠花园”里有11人，在“河岸咖啡馆”里有4位客人。这时米娜叫起，这就是说，我们可以同湖畔的饭店较量。母亲又长久地看着米娜，说：米娜，这就是说，甚至湖畔的人也什么钱都赚不到，不仅仅是我们。这句话的最后部分母亲是对约翰说的。约翰知道，她想提醒他，他们在同谁竞争：“王冠花园”和“河岸咖啡馆”是由外来人经营的。由基督教新教徒。“河岸咖啡馆”的主人，那个米歇尔森先生，不仅曾是少校，而且还同一个英国女人结了婚。事情就是这样。现在得同这样的强者竞争。
米娜说，她认为更可怕的是，倘若他们取走留声机橱。母亲摇摇头，像是她不想同米娜争辩。要是按她的意思，这个留声机橱根本就不该搬进屋，她说。没有留声机就没有旅店，公主从她洗碗的水槽那里大声说。再次证明，她的听力其实不赖。约翰感到高兴，要是公主不把她插进的每句话在嘴里打个转。他就是无法习惯那只玻璃眼。它从来不在人们预料的那个位置上。同她右眼对称的地方，反正见不到她的左眼。这只眼睛的位置明显地深一些，在眼窝的下部，直接坐在脸颊骨上。在自我介绍时，她说，她31岁，是一个公主，有两个孩子。老二的父亲17岁。老大的父亲是个骗子，他们在同一辆租来的车里翻了车，她的伤残就是这么落下的。
格泽尔·玛丽说：约翰，现在你看上去又像回事了。约翰拼命点头，以掩饰他对自己发型的不满。要是格泽尔·玛丽发觉，约翰不喜欢这个发型，她也许转身就会穿过走廊，急忙去理发师那里，报告说，约翰显然觉得黑费勒先生对头发的修复不再那么出色。要是黑费勒先生下次来到旅店，他也许会从圆桌那里对站在酒柜后的母亲叫道：奥古斯塔，看来我无法再让你的约翰满意。没有比这样的事更糟糕了，要是客人或者甚至常客们对母亲抱怨约瑟夫或者约翰。最高的行为准则是：始终这样为人处世，不让村里任何人有借口，向母亲告状。否则母亲会把受抱怨的人立刻找来，当着抱怨者的面责骂他。让他无地自容。这是每次公开集合责骂的目的。这是抱怨者所期待的。但是，作为责骂者，母亲也是一个绝望的人。她没日没夜地干活，奋争，不让家庭败落，尽管父亲半是因为生病、半是因为其他的无能，不断地让制造灾难的想法，使生意和家庭陷于一种可以预见的崩溃；到现在为止，她每次用自己的工作和顽强挽救了生意和家庭，使之免于崩溃。可现在，自己的孩子也来凑热闹，冒犯别人，而他们还得依靠这些人的善意过日子。这类爆发总是以从她心底深处冒出的呻吟结束：啊，啊。将来还会怎样。在她的口语中，这是表达一种极度忧伤之最深切情感的，对了，是唱出来的音列。在此之中，任何词都不可分辨。母亲从不使用标准德语词。父亲虽然出生在亨瑙，离开母亲在屈默斯威勒的诞生地，两点之间的直线不到3公里，可他仅在逗乐时才使用方言词汇。他曾在林道，在巴伐利亚国王实用中学里学了另一种语言。而后在洛桑的商业学校里又学了一种别的语言。战争期间学了完全不同的又一种。
脚掌踩在锯齿形脚蹬上的压力，让约翰感到一种享受。9月末，脚掌由于一个夏天的打赤脚变得如此结实，让他觉得4月里会弄疼他的脚蹬令人舒服。他嘴里品尝着草莓糖那辣辣的甜味，骑车往村道上去，向每个男女问好，声音嘹亮，让他自己也感到担心，被问候的人是否会受到惊吓。没等他到达遮蔽普里穆布的别墅及其花园的高高的红砖围墙，他就被人叫住。围墙很高，即使现在是中午时分，它也抛下一片阴影。阴影里一个男人朝约翰走来，用力招手。约翰不得不立即刹车。这个人从老远就打量他。然后用一样看上去像是折叠伞似的东西给出一个短促和清楚的信号。那东西像根小棍，从里面可以变出一把伞。这是个陌生男子。即使同约翰说话，他也嘴巴不离香烟。和约瑟夫的钢琴教师一样。如同在风琴师尤茨那里，香烟一上一下地跳动着。约翰一定刚好从理发师那里来。约翰点头。陌生人很快发觉这一点，他觉得不错。陌生人说，他是摄影师，刚好找到一个美妙的镜头，但还需要某种有生机的东西。请跟我来一次。他带着约翰往村道上走，来到红墙带着一个尖角向右转弯的地方。陌生人也转过弯，约翰随后跟上。他们几乎到达道路高处，陌生人停下。再往下，路继续通往霍佩赛勒别墅的花园门。这时陌生人说：就在这里。约翰得站到路的中央，两只手放到自行车车把上。高高的红墙上，一株巨大的常春藤挂下，而约翰身后——他知道这点，后来又在照片上看见——两棵长在霍佩赛勒花园里的巨杉直插云霄。那是世上长得最高的树。有人说，它们是霍佩赛勒教授从加利福尼亚带来，被种在这里的。从加利福尼亚或苏门答腊。约翰从未见过教授。教授的女儿，约翰估计她有一百岁，独自一人住在湖畔这座古老的房子里。霍佩赛勒小姐是买煤的客户。他们，尼克劳斯，约瑟夫，父亲和约翰，经常不断地得把10或12公担的煤球从街上推到这里，在花园里巨杉下往前，一直推到地窖窗前，然后父亲和尼克劳斯把一袋袋的煤球从手推车上卸下，一起倒进窗子。地窖里是教授年迈的女儿，抱怨地叫着：慢一些，慢一些，再慢一些。煤袋递入的速度越迅速，煤球滑落得也就越快，也就越容易摔碎，地窖里激起的灰尘也就越多。在给这样的小客户供货时，约翰和约瑟夫被允许在场，因为还不能负重，就帮助推车。从湖泊往上到劳斯毕歇尔，整个村子的地势起伏不平。反正地势朝下，四个人就全都坐在堆着空袋的手推车上，约瑟夫还当然地被允许把车杠夹在双腿中间，掌握方向。
他回到家，扛着自行车走上后楼梯进屋，在通往房屋后门的狭窄的走道里，把车子靠到墙上。在这个季节和遇上这样的天气，12点之前，已有客人坐在前面的露台上——别人称他们为陌生人——读着菜谱。这时得使用后楼梯。
说话时这位先生一直握着母亲的手。为此他把文件包特地夹在两膝之间，以便能腾出手来握住母亲的手。不过突然间他忍不住要打喷嚏。他转过身去，放开母亲的手，飞快地取出一块黄白相间的大手帕，接着用它处理他那疙里疙瘩的大红鼻子。母亲和米娜同时叫起：祝您健康，法警先生。他表示感谢，拿起他在打喷嚏时还夹在两膝之间的皮包，然后离去。似乎在打了一个强烈的喷嚏后已无话可说。
约翰也对格泽尔·玛丽点头，似乎他肯定幸福地估计到，黑费勒又漂亮地理出一个像他那样的好脑袋。事实上他十分嫉妒地想着他的哥哥约瑟夫。他成功地坚持了，让他朝后梳过头顶心的头发留住，尽管被剪短，但还足够用来分头路。约瑟夫已是学生。母亲说，等到约翰上学，他也可以梳头路。还说，他能把头发这么漂亮地往前梳，该感到高兴才是。瞧你的同伴们，她说，路德维希，阿道夫，保尔，吉多，这个赫尔穆特和那个赫尔穆特，谁已经有了头路？没有。不过，不止一个人剃了光头。这说得不错。约翰无法抱怨。但是他反正知道，伊姆佳德，格蕾特，特鲁蒂和雷尼会选择长一些的发型。那次在托尔格尔，他把自己从米娜那里得到的一小瓶科隆香水给了伊姆佳德（哎，小约翰，让你味道更好些，米娜当时这样说），两天后，伊姆佳德让特鲁蒂告诉他，要他在星期六的4点半去托尔格尔。他如约而去。当着他给她科隆香水时同样那些见证人的面，也就是说边上围着格蕾特和特鲁蒂，她给了他一把带鞘的小梳子。这只能意味着，他该给自己留头发，因为，就他现在脑袋上的那点东西来说，手指已经足够梳理。
陌生人从棍子样的东西里变出一个三角架，把一个照相机旋上，大声指挥着约翰，让他想起撒拉桑尼马戏团里驯兽员的嗓音。约翰要移动的总是只不过几厘米。正因为如此，他一会儿向右移动，一会儿又得移回，但还是不到位，那么再来一次。摄影师经常抬头看巨杉的树梢。当然，那得出现在画面上。约翰很想告诉摄影师，那两棵树是霍佩赛勒教授从加利福尼亚或者从苏门答腊带来的，不过可能还是来自苏门答腊，不，肯定来自苏门答腊。他从当地唯一能知道这件事的人那里了解到这件事：从赫尔默的赫尔米内那里。赫尔米内女王，要是提起赫尔默的赫尔米内，父亲总是这么说。赫尔默吉雷尔的赫尔米内。当地有这么多的吉雷尔，以至于人们，要是得称呼一个吉雷尔，必须加上其家庭的姓或者职业名称。齐恩的名字同样如此。涉及的还有施奈尔，哈根和斯塔得勒等名字。父亲说，她在外来人的别墅里当清洁工，丝毫不失体面。他之所以不提，她说一口非常出色的标准德语，很可能是因为他自己说标准德语。有一次送煤球，霍佩赛勒小姐不在家。开门的是赫尔默的赫尔米内，没戴直拖到地的黑色三角头巾，戴的是一个轻巧的白色圆帽。瘦瘦的脸颊，鼻子左边高高竖起的肉赘。她打开地窖窗户，同教授女儿一样提醒说，得慢慢地倒出煤球。不过，她没像霍佩赛勒小姐那样大叫，慢一些，慢一些，她叫的是，悠着点儿，悠着点儿，听起来不怎么像标准德语。当她事后陪送货人走向大门时，说道，霍佩赛勒小姐肯定地说，教授从哪里弄来了巨杉，这对她来说无所谓，对了，她正是这么肯定地说的，她觉得无所谓。可是然后赫尔米内告诉，树是教授从苏门答腊带回的。瞧一下湖岸围墙边教授种下的竹丛。就我对世界的认识，竹子更适合苏门答腊，而不是加利福尼亚。仅告诉你，不过已经告诉你了，只是让你知道。她还用她的食指弹了弹父亲的额头。小车重新滑行到下面的主街上，父亲大声说：就我对世界的认识，竹子更适合苏门答腊，而不是加利福尼亚。同时，他还像赫尔默的赫尔米内那样，用右手食指晃来晃去。实际上是个否定的手势。在赫尔默的赫尔米内那里，这意味着对任何种类异议的彻底排除。
由于照相，他把这事给抛在了脑后。母亲特地交代，让他在回家的路上做这件事。他常常慢速骑车经过“菩提树花园”，数那里客人的人数。今天，由于可以预料到的照相费用，数一下竞争对手花园里的客人，看是否比坐在自家露台上的人多，这特别重要。约瑟夫晚些时候从学校回家，将报告，在“河岸咖啡馆”和“王冠花园”里坐着多少客人。他们同“河岸咖啡馆”和“王冠花园”无法较量，但是同“菩提树花园”和“施尼茨勒咖啡馆”可以竞争一番。约翰重新从后面取出自行车，扛到楼下，往村里骑去，在“菩提树花园”数到7人，在“施尼茨勒咖啡馆”数到5人，然后回家，报告自己的发现。母亲问女招待：埃尔萨，我们这里有多少人？埃尔萨立刻清点，露台上6人。母亲点头，似乎她担心的正是这个。在餐厅里面呢，她问。埃尔萨又把头斜斜地往上偏着，回想着一个个桌子的情况，轻声数数，然后回答：9人。接着补充道：现在才12点半。
约瑟夫说：他怎么啦，头脑不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