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警官说：“好，现在你自己指认了这支枪。不可以再改变主意了。再说反复对你自己非常不利。注意也不要在严格询问下，被奸滑的律师搞迷糊了。”
机场广播系统通告：“新奥尔良警局的卞警官请注意，有您电报，请与票房联络，谢谢。”
“看到了吗？”他说：“这就是我的权。”
“我不太懂。”
卞警官说：“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能认识那支枪。”
“我想……是……至少看起来……”
我对卞警官说：“假如枪你带来了，也许我能指认。我在上面刻一个签名，也许有用。”
海莫莱显然很欣赏自己能控制大局。他说：“卞警官是一位弹道专家。他是新奥尔良最出色的犯罪鉴别人员。他把枪带来了，赖。我告诉他，发现这把枪的时候，你和我在一起，我们辩论过该不该立即交给警方，或是等你在洛杉矶调查郜豪得凶杀案之后再说。”
“5分？”我问：“只值5分钱？”
“怎么啦？”我问。
我把枪仔细地看着：“我想这是同一支枪。当然我没有记下号码。但看起来……”
海莫莱说：“你记性真好，没忘记那支枪。赖，我们第一次见到时，应该记下号码的。”
海莫莱把签名用尖刀刻在枪把橡皮边上的金属上。
“但是，你不能指定我带来的枪，就是你们找到的枪？”
我装出很吃惊的样子：“枪，为什么？没有呀！我了解你要我来这里只是调查凶杀案。要是凶案是0.38口径子弹，要是凶枪从未找到，我就通知你，由你来报警。”
他跟白莎寒暄是短暂的，但大部分的注意力是对我。
“那太好了。”海莫莱说：“我们两个都应该把签字刻上去。”
海先生有意地向我看一眼，好像给我一个概念，他的开场白是一个必须遵循的方向，要我不要反对。
“你没有告诉他枪的事吧？”海莫莱问。
卞警官说：“你保证没有用，我们要使陪审团相信。”
卞警官说：“就在这里，把你签名刻上。”他把刀递我。
我们彼此握手。
“有。”
我说：“那是支0.38口径、蓝钢，我不知道厂牌，我……”
“地方检察官会简单地问你：‘赖先生，我现在给你看这支刻有签名的枪。我问你是什么人刻的签名。’于是你说：‘是我刻的。’他又问：‘为什么？’你说：‘这样下次见到时可以辨别是同一支枪。’检察官就可能问：‘这是不是在新奥尔良公寓里，你和海莫莱先生一起找到的枪？’”
“不是，我用这5分打个电话给本市警局，我就有他们做后盾，要什么权都有。”
海莫莱是第二个走出来的。他一面走，一面和一位很潇洒的男人谈话。那男人蓄着整齐灰白的短髭。看来是个银行家，但太像了一点。
“我管你要紧不要紧，你要跟我走。”
“你现在是不是跟我走？”卞警官问。
海莫莱说：“有什么好说的，赖。当然是那支枪。你也知道是那支枪。”
“当然就是那把枪。”海莫莱说。
我无知地看着他：“什么呀，我能告诉你它的一般外观。他像支什么样的枪。”
“把你签名刻上去。”卞警官说着递了一把尖刀给他。
我们看着他坐下来，把手提箱放腿上，自手提箱中拿出一只木盒子。他把木盒子盖子拉开。躺在盒子里，用线固定着的是那支侦探社一个月之前交我使用的0.38蓝钢左轮。
白莎打断他的话，恨恨地看着我：“我们的猫头鹰从不眨眼，他全神贯注。”
我说：“我明白了。”
卞警官说：“对不起。”把手提箱关上。自己走去窗口。
我犹豫了一下，又过了一下我说：“当然我们两个没有一个想到记下出厂号码。我们只是看到那支枪，我们把它放回原来的地方。只要海先生认为是那支枪，我没意见。”
海莫莱说：“他是只聪明的猫头鹰没有错。柯太太。但是即使是猫头鹰，也有时眨一下眼。这是他漏掉的小……”
“当然是同一把枪，”海先生说，“我保证你是的。”
我向卞警官点点头说：“我和这里总局的郎警官已经联络过。”
“有没有？”
我说：“对不起，我还有别的事要做。都是要紧的。”
卞警官把这种事看为必然结果，可能一开始就知道结果会如此的。他不慌不忙镇静地步向电话亭。
卞警官把枪交给我。
卞警官把手放进裤子口袋。我以为他要拿出枪来，但是不是……他拿了个硬币出来。
卞警官把我们带到等候室的一角。他说：“我们现在就办，因为我立即要去这里的警局，发射几个试验弹头，拿来和杀死郜豪得的弹头比对。”
海莫莱伸手拍拍它，“就是这一支。”他加强语气地说：“这就是我和赖先生找到的。我肯十赌一，这支枪也杀死了那姓郜的。”
“你有这个权吗？”
“你再见到那一支枪，当然一定可以认识。”警方问我。
“赖，我实在高兴见到你！我真希望你能来机场接我，你真好。赖，我要你见见……哦，对不起，我把礼貌都忘了。柯太太，容我介绍新奥尔良警方的卞警官。而这位是赖唐诺，卞警官。”
我转向卞警官说：“海先生正在检查书桌。有一些纸张看得出是从抽屉，落进桌子后隔板去的。我们想办法把它们弄出来的时候，发现了一支枪。”
白莎说：“唐诺，我奇怪你怎么连这点也想不到？”
公司车就在外面，我跳进去争取时间。为了安全必须绕道。我向上经波班克到范纽爱，下范吐拉大道经西波维大到威尔夏大道，从这条路直进洛杉矶。我知道卞警官会电请警局把另外那条路封闭，他们以为可以瓮中捉鳖的。
飞机准时到达，我和白莎在机门等候。
我看海莫莱，发现他也正在看我。我看白莎，她闪烁的小眼集中全部注意力在凝视我。我看卞警官，灰色眼珠固定、冷静、有决心。
“噢，那也没问题。”海莫莱有信心地说。
卞说：“这想法好极了。当你站上证人席的时候，你不必多言签名是什么时候刻上去的，懂吗？”
我说：“你尽管用你的钱打电话。”我向出口走去。
“好，赖唐诺，我要你立即和我一起去总局……现在。”
白莎看看枪，看看我。她的脸像石膏。莫莱笑嘻嘻。
卞警官向我们走来，手里拿着份电报，嘴闹得紧紧的，他问：“赖，星期六晚上，你有没有在华斯堡上一架飞机？”
“你是对的，”海莫莱说，“这正是我了解的方式，但是，”他继续着说，“当我第一次从写字桌里发现这把枪的时候，你和我在一起，对吗？这也是卞警官最要弄清楚的一点。他要的是确证。”
海莫莱神采飞扬，好像旅途十分愉快。看到我们，他主动走向我们，人没有到，手已经远远伸了出来，嘴角挂着他独特的笑容。
柯白莎和海莫莱麻木地站着，不知所措，好像我突然拿掉面具，他们见到的是陌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