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小时之后，我走回坐在一只椅子上，用眼睛环视着半暗的公寓。方绿黛，三年之前，曾经在这同一个公寓里住过，算起来应该是1939年。她没有用她真姓名，而后她就完全消失不见了。柯赖二氏私家侦探社，被聘请来这里，要找到她。
这是条单行道，两侧都准停车，中间只留下一车宽的窄道供车辆通行。现在等候通过的车已排队到十字路口，嘈杂声变成持久的，吓人的混乱。
男人悠闲地走过人行道，走上马路，装模作样地握着打开的后车门。数秒钟后，一个女郎到了他身旁，另一个又回向了酒吧。一个穿着整齐的胖男人，手里拿了个酒杯，从吧里出来和她讲话。
有4个人出来，彼此用最大声在门前争论下一站的去处。其中两个人要回家，另两个认为时光尚早。
男人向驾车的人挥着手，各车的喇叭乱响着。
说话的一男一女对外面的情况，完全没有警觉，他们认真地谈着。男人拿出一支笔，又摸索着拿出一本记事本，四周看看什么可以放下酒杯，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只好试着用左手既握住酒杯，又握住打开一半的记事本，用另一只手写着。
新奥尔良法人区有一习俗，垃圾桶每家都放在人行道靠近马路边上。每个人都认为能一脚把盖子踢掉，听盖子在人行道上弄出很大的声音，是一种高度的技巧。
明显的，酒吧里面会更热闹。经常会有人走出酒吧，勾肩搭背大声说几句话，又回去。
有的吵闹是因为真高兴，轻松大笑。有的是为了多说几句再见，有的有最后一分钟想起的笑话。有的要等对方走出听得到的范围，才想起最后的叮嘱。有的是为女孩子不肯上钩，有的是为太太不愿回家。
垃圾桶盖子被人踢过人行道的声音，在清晨3点，把我从睡眠中吵醒。一会儿之后，一个女人声音尖锐地叫着：“我不会跟你走的，不要梦想。”
半热带气候加强了夜晚的暖和，我在椅子上睡觉了。5点30分我醒回来把自己拖到床上。我一生从来没有如此困过，所有在对街庆祝的人都已经回家。连窄街都在享受片刻的安宁，我立即进入睡乡，也立即被闹钟吵醒。
有的人今天在酒吧中初识。快要分手，才想起在酒吧里彼此没有互通姓名、地址、电话号码。
我看看手表，3点45分。
一阵新的动乱开始，有人开始玩弄汽车喇叭。过不多久，另一个汽车喇叭插进来合唱。
车门重重被关上。开车的认为最好不要再挡路了，他在最低档情况下，把油门踩到底。在路口上他换上了二档，被阻塞的一字长蛇阵，又开始移动。
我爬起床，把脚套进拖鞋，走出开着的落地窗，看对街的贾老爷酒吧。
我转侧一下身体，希望再度进入梦乡。女人的声音停留在我耳中，拉扯着我的耳膜，我听不到和她吵架男人的声音。
临睡的时候，我曾试着关窗，湿度过高的空气令人窒息。落地大窗一开，新奥尔良，法人区的声音就涌入。
一个闹酒客开车过来要接其他的朋友。他长长的鸣了一下喇叭，又连接来几下短声，目的告诉他朋友——及全世界的人——他来了。因为他挡住了路，所以在他后面的车子要过去，其他车也排了队，形成一片喧哗。第一部车感到了后面的压力，为了引起他要接的朋友们注意，把一只手放到按键上，让喇叭不停地叫着。
空气中充满了潮气。床是只四角有4根高柱子的古董，放置在很高天花板的卧房里。大的法国式窗子，开向阳台。阳台围着熟铁有花的铁栅。阳台伸出于人行道之上。隔条窄街，正对着的是贾老爷酒吧。
坐在温暖的黑暗里，我试着想象，方绿黛当时怎么过日子。她一定听到我现在听到的声音。她一定会在附近小饭馆吃饭，在酒吧喝酒，也许将一小部分时间，花在对街贾老爷酒吧里。
在这30分钟内，我观察从贾老爷酒吧出来，准备分手的人们。慢慢我已能分类，哪一种人会制造紊乱，发出吵闹。
终于要写的写完了。年轻女郎一手捞起长裙，不慌不忙地走过人行道，走到马路上，进入汽车。
6点60分！7点20分，我要去接柯白莎。
三个人散漫地从贾老爷酒吧出来：一个穿了晚宴服的高男人，全身无力，一点也不焦急的味道。两个长礼服拖到地上的女郎，同时在向对方说话，又同时回顾亮着灯的酒吧里面。
我站在窗边半个小时，因为无事可做，也无法入睡。柯白莎7点20的火车会到，我答应她到车站接她。
吵闹的声音突然停止，我又慢慢入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