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讨论了很久都没有结果。这期间，巴罗发表了一次精彩的演讲以支持我们，不过，之后讨论朝着不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了。这种意外“事故”经常出现在议会的争论中，人们只会因为自己的盟友精彩的演讲感到兴奋，却忘记了演讲对反对者造成的影响。很多党派就是因此招致失败的。
不过，在涉及党派利益时，每个党派都会以常用理论掩盖党派利益。对党派而言，这是常规表演。不过，由于当时的政党们都将原本持反对意见的理论作为盾牌，因此这次的表演更显精彩。原先的保皇派主张在议会实行自我管理，这个主张与煽动派的主张对立。煽动派主张由常务委员会执掌执行权，常务委员会负责选任政府官员和管理政府。煽动派的主张有点儿像君主主义。这些分歧表明，一部分人希望赖德律·罗兰脱离政权，另一部分人则希望他能留任。
议员们大都支持拉马丁的主张，他获得了成功，但遭遇了不幸。就在这一天，他亲手种下了不信任他的种子，在此后的日子里，种子不断成长，他的声望从最高点转头下滑，比之上升时的速度还要快。第二天，他着手拉拢赖德律·罗兰，在他的强迫下，他的盟友们同意让赖德律·罗兰进入执行委员会。这时，人们对他的怀疑成真了。于是，失望、惊恐和愤怒的情绪在议会和人民中间蔓延。在我的内心深处，也满是不安和愤怒。我清晰地看到，拉马丁逐渐偏离了摆脱无政府状态的道路，我不知道，如果跟着他走下去，我们会掉进一个什么样的深渊。而且，我们不能判断想象力的前进方向，更何况这种想象力没有任何道德或理念的限制。相比于拉马丁的公正，他的良知更不能令我安心。在我眼里，他是一个除了行动和庸俗的演讲之外，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人。六月事变[28]改变了一些我对他的理解。我看到我们的反对者的强大，不论是人数、组织结构还是决心，都出乎我的预料。
与我相比，拉马丁距离这种危险更近，看得也更清楚。时至今日我还认为，同他的野心一样，他对革命引发的冲突的担忧，也妨碍了他采取行动。当我得知拉马丁夫人对拉马丁先生和议会的安全表示担忧之后，我认为我的这种判断很有必要。每次见到我，拉马丁夫人都会说：“不要让局势恶化下去了，你不知道革命派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如果和他们打起来，我们会完蛋的。”虽然我一直认为拉马丁夫人有着美好的品行，但在她身上也可能有一些不会改变品行但会使她失去别人的尊敬的缺点。因为这个原因，我不喜欢与她打交道。我常常因此而责备自己。总而言之，拉马丁夫人有些霸道，傲慢而直率，有时显得很鲁莽，有时显得很僵硬，别人既不能冒犯她，又不能接近她。
香蒲为人傲慢，而且喜欢多嘴，很惹人讨厌，但是在那时我又不得不经常去拜访他。我不能直接与拉马丁对话，只能从与他的谈话中知道拉马丁的想法和计划。尽管香蒲总是胡言乱语，但也能反映拉马丁的思想。打个比方，这就像是阳光照进了一个黑漆漆的玻璃器皿里，虽然不能反射出光芒，但能让人用肉眼就看清楚一切。我可以很容易就做出一个判断：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每个人都会沉浸在那个厨师那样的想象之中，拉马丁也是如此，他已经在想象中品尝过权力的美好了。可是，在现实里权力正在从他手中溜走。他走在一条让他倒台的山路上，他不打算打倒山岳派，只想设法控制他们，以便让国家安宁，让人民感激他。然而人民却忘记了他。他最害怕旧议会再次得到议会的权力，在我看来，这是他最关心的事情，在讨论执行权的构成时，就能看到这一点。
山岳派一旦取得成功，拉马丁会即刻倒台。可是，如果山岳派遭到彻底失败，拉马丁的存在也就没有意义了，总有一天也会倒台。他发现，对他而言，胜利和失败是一样的，都有危险。即使他至始自终坚定地领导着希望改变革命的步伐的政党，即使这个政党取得了胜利，他也会很快被忘记。如果在到达一定程度时不能指挥人马停止前进，那么他的军队就会抛弃他，更换别的领导人。总之，在我看来，不论他做什么都无法长久地抓住权力，他很可能以救国的名义，光彩地丢掉权力。
沾了拉马丁的光的香蒲，用以权谋私的手段将这些各式各样的政治乞丐拉拢到了自己身边。其中有一位在我看来技艺一般的厨师，他声称一定要为担任共和国总统的拉马丁效力。香蒲大声喊道：“但是，拉马丁不是总统。”厨师回答道：“正如你所说，他的确还不是总统，但他马上就会成为总统。我以为，他应该及早考虑厨师人选。”为了安慰这位厨师的执着，香蒲告诉他，拉马丁当上总统之后，一定会想起他。于是，这位可怜的厨师开始想象他的厨具将是多么精美，在想象中他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没有人能想到拉马丁正处在复杂和艰难的困境之中。他清楚地记得，二月革命的成功他的贡献最大，但是人们已经忘记这些了。人们对于这些的记忆被恐惧抹去了，又因为社会转入安全，不能很快地恢复这些记忆。当局势到达不得不停下来的高点的时候，就被逆转了，然后，人民被推到了远处。拉马丁不想去这个远处。
拉马丁的声望在这个时候达到了顶峰，他被在革命中遭到损伤和恐吓的人（大部分国民）视为救星，巴黎国民议会和十一个省的议会都将他选为议员。事实上，他的热情的确超过了所有人，我还没有见过谁能表现出像他那样的热情。关注被恐惧激发的那种炽热的爱，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应该用怎样的热情爱护别人。议员们满怀抵制过激的革命行为和与煽动动乱的人作斗争的心情来到巴黎，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将拉马丁当成了唯一的领导人。他们对他满怀期望，希望他能够带领他们打倒煽动动乱的人和社会主义者。可是，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拉马丁似乎并不知道，他只要稍加努力，就能完成剩下的使命。
在两个月里，拉马丁一直和革命派混在一起，吹嘘革命派的力量，还认为整个法国都失去了活力。他与真理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尽管我不同意他的这些意见，但也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在我看来，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已经是很清楚的了，因此不能再犯错和有所偏离。我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尽快动用议会在道德方面的优势，阻止人们干扰议会，然后夺取政府控制权和强化政府力量。必须立即这么办，否则我就会觉得我们的力量被削弱了，而反对者的力量则得以加强。
拉马丁始终保持沉默，在我看来，他还没有拿定主意，还在犹豫着。在看到巴罗的演讲引起轰动和取得成功之后，他决定发言了。这时，我想起香蒲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无论如何，拉马丁都会阻止议会通过巴罗主张的决议。”于是，他走上演讲席，发表了听上去十分动人的演讲。听到拉马丁的演讲以后，已经跟随巴罗走上了新的道路的多数派，又退回了原处。（在我所知道的所有议会中，这届议会更容易受到辩论家们的巧言欺骗，有些人还欠缺从演讲中发现演讲者真实动机的经验。）
从议会第一次开会到六月事变的六个星期里，巴黎工人鼓起了战斗的勇气，充满斗志地自行行动起来，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尽管战斗一触即发，但也可能因为拉马丁的迟疑不决而与敌对者进行真真假假的同谋。这种局面可能导致拉马丁的败亡，我们也会因此得救。对于山岳派而言，这种局面会让他们的领导人产生麻痹心理，走向分裂。政府里的山岳派成员和政府外的社会主义者也会分裂。如果山岳派和社会主义者被共同的利益联合在一起，人们就有理由担心我们能维持多长时间的胜利。我认为我们反对的是一群群龙无首的武装革命者，在没有危险的时候，我会思考这样的战斗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要知道这场战斗不仅没有领导人的指挥，而且只得到了三分之一的议员的支持。
在2月24日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见过拉马丁，我第一次见到他，是议会在新的会场开会的前一天。当我选定了自己在会场的座位之后，我看到了他，他正被几个人围在中央。看到我之后，他假装有事要处理的样子，急急忙忙地走远了。后来，他让香蒲（既是他的朋友，又是他的随仆）转告我，请我不要怪他躲开我，在旧议员面前他不得不这样做。他还说，我的名字会被写在共和国的领导人名单上；为了互相理解，我们应该直接交流；目前还有很多难题需要解决。
人们从赖德律·罗兰的身上看到了恐怖政策的影子，于是认为是他制造了恐怖。于此同时，人们还认为拉马丁是保护善良的神人。这些看法都是错误的。赖德律·罗兰只是一个身材肥胖的多情男子，没有原则，没有思想，没有勇敢的心灵，也没有恐怖的企图，相反，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幸福。他是个不记仇的人，对人很宽容，没有为难过任何一个反对他的人[27]。
的确，拉马丁不是一个愿意牺牲自己的人。在这个我生活着的充斥着自私的野心的世界上，我不知道会不会遇到一位比他更只顾个人利益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我经常看到一群为了成就自己的伟业而为祸国家的人。这种罪行在当时很流行。但我认为，为了释放积怨而企图颠覆世界的人，似乎只有拉马丁。除了他之外，我再也没有见过欠缺真诚和无视真理的人。说他轻视真理不够正确，他从来就没有尊重过真理。在他的讲话或者著作中，他总是否定现实，或者东拉西扯。制造轰动是他唯一愿意做的事情[26]。
香蒲说，他负责就眼前的局势征求我的意见的任务。于是，我坦诚地表达了我的观点，可是没有起什么作用。不过，通过香蒲，我和拉马丁建立了间接联系。他经常委派香蒲来见我，告诉我一些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也时常去香蒲在圣奥诺雷大街的住处。香蒲有一间外交部的宿舍，但为了接见可疑来客方便，他租用了这间阁楼。每次我去见他，都能看到很多投靠他的人。类似的政治乞丐在法国的任何政体里都有，反对投机钻营的革命也助长了这种现象。革命会致使一些人沦落成政治乞丐，一旦成为政治乞丐，只能借助国家的力量才可能东山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