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的情况更加糟糕。在议会里，由于各派领导人的自私自利和清高自大，使这里的事态更加严重了。如果我们声明放弃权力，这些领导人都会同意，但如果我们声明要执掌权力，他们的态度就不会是同意了。等危机时刻远去，他们就会考虑使用陷害手段。
我最终接受了担任外交部长的职务的提议，但我提了一个条件，让朗瑞内也加入内阁。对此，我有几个很充分的理由。首先，我认为为了能够在内阁中占据优势，我们必须有三个人加入内阁。占据优势是做好工作的必要前提。其次，我认为我还没有琢磨透狄福尔这个人，在实施我准备的方针时，朗瑞内能够协调我和狄福尔之间的关系。
在我出国时掌握国家权力的政党现在依然掌握着国家权力，在我看来，这次选举的结果必然要让它的地位变得更加牢固。这是一个由多个派别组成的政党，他们反对革命，总是处心积虑地阻止革命，在各个选区他们都占据着绝对优势，在新选出的议会中他们获得了大部分席位。但他们也有弱点，他们饱受一种巨大的恐惧的折磨。这是一种强度极大的恐惧，不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斗争上，只有二月革命的恐惧强度能与它相提并论。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点：任何一种恐惧给人们留下的印象都要远远大于它本身的影响。
我和巴罗一再请求莱萨同意加入内阁，在一个晚上，他终于答应了，保证一定加入内阁。但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又反悔了。我确定无疑地知道，那个晚上他和梯也尔见面了，那个曾经高调邀请我们加入内阁的梯也尔，奉劝他不要听从我们的建议。他向我承认了这些，他对我说道：“我知道，我和你们成为同僚并不同等于梯也尔帮助了你们，但我这么做会让我和他对立起来。”看看吧，我的同僚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一个小时之后，内阁成立了。狄福尔告诉我在新内阁中让我担任外交部长的那天，是1849年6月2日。
上述困境都是长期存在于局势之内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随时都可能出现的临时性的困难，这也不容易对付。一些地区出现的骚乱，在公共事务中广为流行的排他性思想习俗，计划和行为都极为笨拙的罗马之征（到了后来，这场战争已经没办法再继续下去了，但又难以终结），以及从前任手中接过来的他们犯下的错误，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困难。
不论从什么角度看，我们都有理由感到我们面临的局势极不稳定。内心深感不安的群众不希望继续保留宪法，一部分人是出于社会主义的考虑而有这种想法，另一部分人则是出于君主制度的考虑而有这种想法。尽管群众的呼声对我们有利，但我们也不能过度地依靠群众。群众有恐慌心理，才愿意将国家权力交给我们，一旦他们不再恐慌，他们就会回想起过去，考虑自己的利益，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本能和热情，他们一定要夺回国家权力。如果可能，我们能做的就是用稳定、规范、保守和符合宪法的方式处理国家事务，尽可能地巩固共和政体，最起码让它维持一段时间。但我们的作为并不能永远为我们赢得民心，因为人民不想保留宪法，山岳派也不想保留宪法，保皇派更是如此。
在遭到梯也尔和莫莱回绝之后，巴罗找到了我们这一帮人，可是，他想邀请我们当中的哪个人参加内阁呢？又会让我们担任什么职务呢？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担任其他职务吗？组阁之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于是，这些在当时就能预见到的难以克服的施政困难一个个地摆在面前。此后，巴罗又联系了多数派的几位领导人物，在被拒绝之后，又来找我们。
起初，他们只提名了狄福尔一个人加入内阁，担任公共工程部部长。这一提议遭到狄福尔本人的拒绝，狄福尔要求担任内政部长，此外再让出两个名额给他的两个朋友。他们勉强答应了狄福尔担任内政部长的要求，但拒绝再让出两个部长名额。我认为狄福尔会接受这样的妥协，因为我还记得自己在六个月前被人抛弃的经历。狄福尔不是个投机分子，也不是个不关心朋友的人，但是，当他看到内政部长的美差唾手可得，而且还能够光明正大地得到时，一定会被深深地吸引。这种行为虽然没有让他彻底背叛朋友，但会使他疏远了朋友，也会使朋友遗忘他。
在我到达巴黎的当天晚上，就接到通知，我的一位朋友要在香榭丽舍大街的一家餐厅宴请友人。我参加了这场宴请。我看到在场的有狄福尔、博蒙、朗瑞内、科尔赛勒、贝多、维维安、拉莫里西安，此外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他们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当下的局势：巴罗得到总统的授权，几天来都忙于组建新内阁的事务，虽然忙得焦头烂额，却没有任何进展；梯也尔、莫莱和他们的盟友拒绝加入内阁，至于原因在以后将会看到，他们不希望仅仅是担任内阁的部长，而是希望能够独掌大权。一切都处在动荡之中，没有人能够摸得清未来的局势。面对眼前的困境和未知的危险，每个人都畏缩不前。谁都想掌握大权，但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
在得知国内的消息之后，我就启程回国了。途经波恩时，我的妻子得病了，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她劝我不要在意她的疾病，让我一个人尽快先赶回国内。我听从了她的建议，独自踏上归途了。不过，我还是很挂念她，在这样一个需要借助她的勇气和意志才能走出困境的时刻，我将她留在了一个刚刚打响内战的国家，怎么能放心呢？
关于保守派失败的原因，我们可以认为是因为他们自身所犯的错误。他们犯的错误包括：在他们确信获得胜利的时候，由于与在反对山岳派的斗争中给他们提供过帮助的一些人有意见分歧，他们开始苛刻地对待这部分人；新当选为内政大臣的富舍[2]推行了暴力的政策；对罗马的战争遭遇了失败。这些错误使他们失去了一些原本支持他们的群众。这部分群众在站到与他们对立的阵营之中后，马上被阴谋家控制了。
一向受到人们支持和赞赏的部长们在此时遭到人们的责难，人们声嘶力竭地呼吁对内阁进行改革，而内阁也发现自己力不从心，迫切希望能够被人取代。在我离开法国之前，就听说了普瓦杰艾街委员会不愿意让狄福尔成为他们的成员，但在现在，人们却将目光转向狄福尔和他的战友们，用感人的措辞请求他们执掌政权。
在法国的一些地方，出现了煽动骚乱的口号，他们在芒什省没能占得便宜，不过，与保守派断绝了关系的芒什省原议会议员们在议会选举中遭到失败，原来有十三名代表，如今只有四名代表了。尽管我没有参与竞选和演讲，但由于在去年12月份时公开支持卡芬雅克担任总统，所以得到的票数竟然比别人多。人们给我投票，并不是赞同我的政治主张，而是尊重我在政治事务之外的工作。能够受到人们的尊重令我很欣慰，但是在党派政治中很难永久保持这份尊重，而且在各个党派都想方设法排除异己的情况下就更难巩固了。
当我仔细观看德国是如何上演欧洲革命这一大型戏剧的时候，法国国内发生了一些出乎意料的令人感到悲伤的事件，它们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让我开始关注法国的事务。我得到消息，法国军队在罗马遭遇了不可思议的失败，这引起制宪议会的不满，他们以辱骂的形式探讨这场失败。紧接着，这些事件又导致政局的动荡，在大选中两个最大的政党失利，山岳派的一百五十名代表得以进入议会。
没有人反对我让朗瑞内加入内阁的提议，但问题是，应该让朗瑞内担任内阁之中的什么职务。我的意见是让他担任农商部长，自12月30日以来，农商部长一职都被毕费[4]把持着。毕费是法卢尔的朋友，而且是法卢尔在内阁中最忠实的追随者，法卢尔理所当然地反对让朗瑞内接替毕费。我始终坚持我的意见。新内阁的成立因此又往后推迟了二十四小时。
就这样，这个组建过程极其艰难和费事的内阁成立了，但它的寿命注定不会太长。在内阁成立之前的那段时间，巴罗是整个法国最忙碌的人。由于他对国家利益很上心，他愿意尽一切可能将内阁组建好。同时，由于他有着与诚实可信的品行紧密联系的政治野心，他愿意积极争取使自己成为新内阁的领导人。为此，他不停地穿梭在各个政治派别之间，有时找到多数派，有时找到我们，有时又找到他认为最稳健的共和派，向各派提出令人感动的劝告和哀求。此外，他随时准备拉拢任何人，他明白，在政治事务上没有永远的朋友或敌人，友谊不会长存，仇恨终将化解。他的心就好像是一只破碎的瓶子，盛不住水。看着他为了组建内阁而四处奔波，我觉得他就像一只到处寻找自己孩子的老母鸡，由于太过匆忙，以至于来不及分辨找回来的是不是自己的孩子。
结果就像我刚刚说过的那样，少部分农民和大部分士兵就像在暴风骤雨中败下阵来的锚一样，投了山岳派的票，使山岳派的一百五十名成员当选为议会议员。恐惧四处蔓延，成了普遍存在的东西，这使得保皇派赚取了宽容大度的美名。在二月革命之后，他们一直享有这样的美名，但最近六个月他们却将它遗忘了。结合各种情况来看，目前需要对共和派和山岳派对立的问题有新的认识，至于共和政体自身的问题倒不需要重新认识。
我很希望自己的身边能有一位可以倾诉心里话的朋友。不论在何种时代——尤其是在这种充满猜忌和欺骗的时代，要想做好存在风险的工作，身边有一位能够吐露心声的朋友，更是难能可贵。在性格方面，虽然我和朗瑞内有很大的差别，他性格沉稳，而我则显得容易冲动，但综合来看，我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办事缓慢而谨慎，有时甚至有些保守和懦弱，这是因为他不善于开展一项新工作，一旦让他上手，就会坚持到底，表现得像个布列塔尼亚[3]的农民。他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意见，一旦让他讲话，就会说得极为精确，甚至还能直率到刺伤对方的地步。他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但他不会陷入颓废和意志消沉之中，也不会背叛友谊或包藏祸心。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忠诚实在的人，不论从哪方面说，他都是我在政界见过的最可靠的人。我还认为，在为公共利益着想时，他绝对没有个人利益的观点。
在此之后的五六天时间里，我们努力地组建内阁，但还是没有获得成功。我们尝试了很多方法，也比较了很多方法，做过很多细小的事情，也做过一些重大的事情，不论是小事还是大事，到了第二天就全都忘记了，尽管我也亲自参与过一些事情，但这些事情很难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印迹。其实，想要在现有的条件下解决问题是很难的。总统只是在表面上情愿改组内阁，实际上他总将他的好朋友留在内阁里。虽然保皇派不能出面组建内阁，但他们也不愿意任由与他们没有关系的人组织内阁。因此，虽然我们同意加入内阁，加入内阁的人数也不能太多，而且也只能担任不重要的部门的部长。在他们眼里，我们是不可缺少的救火队员，但又不允许我们参与过多的事务。
我有一种愿望，希望从事一种别人都不愿意从事的能够将整个社会从困境中解放出来的工作，这种愿望让我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也让我产生了荣誉感。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应该毫不犹豫地加入内阁。同时，我也希望在我为国家工作期间，能够做一些对法国有益的工作，让自己得到历练和成长。于是，我迅速作出如下决定：一，在合适的时机到来时，毫不犹豫地担任内阁部长；二，和几位要好的朋友一起加入内阁，掌握主要的部门，以便确保在内阁中占据主导地位；三，在担任内阁部长期间，以“明天就可能被解职”的心理准备，努力地工作。
然而，这一次他坚持认为不能自己一个人加入内阁，于是邀我和他一起加入内阁。在刚刚过去的议会选举中，我担任了议会副议长，我是最合适的入阁人选。可是，我能担任内阁的什么职务呢？我自己认为，我只适合担任教育部长，可惜当时法卢尔占据着这个职位。法卢尔是正统保皇派的领导人，为了笼络正统保皇派，为了笼络受法卢尔保护的天主教派，为了避免得罪总统，内阁还需要法卢尔担任教育部长。有人提议让我担任农业部长，但我拒绝了。巴罗绞尽脑汁，最后提议让我担任外交部长，但我却费尽心思地推荐了莱萨。在这种时候，我和他的旧交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没必要在这里细说。我一再坚持让莱萨也加入内阁，虽然他和梯也尔交情匪浅，但他的高贵儒雅无人能及。让他入阁，能够保证梯也尔即使不为我们说话，至少也能保持中立。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一场巷战一触即发，我也这么认为，觉得这一切是即将发生的事情。我以为，巷战之所以成为必然发生的事实，是因为山岳派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了敢于疯狂的力量，而罗马的局势则为他们提供了疯狂的时机。我还认为，即使这样也无济于事。我相信，虽然大部分士兵投了山岳派的票，但如果真的发生战斗，军队不会对山岳派手下留情。实际上，对于士兵而言，投票支持山岳派的候选人，与作为一名战士随同军队一起作战，是完全不相关的两码事，他可以投山岳派的票，也可以跟山岳派交战。投票支持山岳派时的思想并不能控制作为士兵服从纪律时的行为。守卫巴黎城的士兵人数众多，训练有素，指挥得力，而且有着丰富的巷战经验，至今仍然没有完全忘记六月事变的激战场面。基于这些理由，我认为他们有取得胜利的可能，但我对他们之后的行为深感担忧，那时虽然是危机的结束，但实际上似乎应该被视作危机的开始。我认为这些危机是不可能被避免的，实际上也是这样。
我们对路易·拿破仑总统还不够了解，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当我们共同的敌人教唆他仇视我们的时候，他是不会主动表态支持我们的，我们不能对他有所指望。我们的目标和他的目标不仅不是一致的，而且还是完全对立的，我们希望共和国能够永远存在下去，而他则希望共和国尽快灭亡，他好继承遗产。因此，我们不是同情他的人，我们只是在他需要同谋者的时候，给他提供了几位内阁部长而已。
为了迫使我改变主意，法卢尔采取了极为直接的方法。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时候，他就赶到我家将我叫了起来，要求我改变让朗瑞内加入内阁的意见。我继续坚持我的意见。他很生气，强忍着怒火站起身来，踱着步子。就在我以为我和他不会达成一致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我获得了胜利，他以贵族特有的能够完美地掩饰一切感情的高贵风度，接受了我的意见。他伸出双手，说道：“好吧！那么就按照你的意见办吧！我完全接受。但是，您不要认为在这种危急关头我是出于个人原因而破坏必要的联合的。现在，留在内阁中与你们共事的人只有我一个了，你一定要清楚地知道，我不仅仅是你们的一个同僚，还是一个被你们包围的俘虏。”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是在1849年5月25日这一天抵达巴黎的。四天之后，立法议会[1]将召开会议，而此刻的制宪议会正在做最后的挣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巴黎的政局就出现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些变化不是由外部变化引起的，而是由几天之前人心的变化引起的。
保守派在最近六个月的补选中一直都很顺利，因此他们几乎控制了所有的地方议会。这种结果让保守派改变态度，最大程度地信任了普选制，在此之前他们是怀疑普选制的。在刚刚结束的议会大选中，保守派不仅仅希望获得胜利，还企图一鼓作气打倒敌对政党。然而，当他们获得了朝思暮想的胜利以后，却显得很沮丧，因为他们没有取得全面的胜利。原本认为将在大选中失利的山岳派，由于认为能够在新的议会中占据多数议席而振作了起来。议会大选何以使保守派和山岳派产生本不该有的希望和恐惧心理呢？其中的原因很难说清楚，就像大海不了解自身的运动那样，人们对自身的运动也不甚了解。原因似乎消失在了无尽的运动之中了，这两个党派都没有看到。
时间就这样被耗尽了，巴罗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困境和危险一天天地加重，来自意大利的不利形势更让人忧伤不已。尽管议会已是苟延残喘的局面了，但它仍然有一定的权威，可以随时动用不信任案推翻内阁。你几乎可以想象出我回家时的心情，那就是对所有问题都充满了忧虑。我相信，能够出任新内阁部长的人，只剩下我和我的朋友们了。我们是必须的人选，也是合适的人选。我清楚地看到，多数派的领导人已经决定，不会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下执掌政局，他们丝毫没有冒这种风险的兴趣。我确信，傲慢而怯懦的他们能够做好自我控制，因此，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立场，就能够逼迫他们妥协，逼迫他们求助于我们。然而，我必须担任内阁的部长吗？我非常认真地考虑了这个问题。我以我正直的人格保证，对这种真实存在着的困难，我没有丝毫幻想，也不抱任何侥幸心理。我用过去从来都没有过的明确观点来考量未来。
我从来都没有担任外交部长的打算，面对这个提议，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我认为，草率地担任一个没有准备的职务是不对的。在一些文件中，我找到了一些记载，证明我当时是很犹豫的。这是我和几位朋友一起吃晚餐时的谈话记录。
让人们感到困惑的原因有很多，好在我们始终能清楚地分辨出这些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