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环顾四周，看了看会场内的形势，然后快步走到位于高处中间偏左的一个座位上坐下。这个座位是我经常坐的地方，我有一个守则：在危机时刻不仅要参加应该参加的会议，而且还应该坐在经常坐的座位上。
[34] 国民自卫军：接受资产阶级领导的法国民兵组织，1789年在巴黎组建，有4.8万人，随后其他地区争先效仿。1871年被梯也尔政府强行解散。
再来说说这支国民自卫军。尽管我不认为他们的行动会有所作为，但我还是接受了安德烈安纳的建议，跟随他们一起行动了。这支始终盲目地服从于别人发起的运动的部队，一直开到议会大厦门口。到达议会大门时，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一番思考，犹豫片刻之后，就解散了。如果他们能够在半个小时之前赶到这里，也许他们可以改变整个法国的命运，就像后来5月15日的情况那样。我看着他们离开议会大厦，他们什么都没有做，只是一批新来的群众而已。随后，我回头看了一眼已经空空荡荡的议会大厅，怀着沉重的心情独自回家了。我在议会工作了整整九年，发表过很多虽然生动但没有作用的演讲。
[47] 索泽：1800-1876。法国律师，七月王朝时期当选为众议员，后来担任了内阁部长。二月革命时，他是众议院议长。
[28] 迪沙泰尔：1802-1867。七月王朝内阁的常客，在1840-1848年间一直担任内政部长。
[27] 多兰纳：1798-1881。法国作家、政治家。
[10] 二月革命：发生在1848年2月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场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确立了资产阶级全面统治的地位。二月革命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继续，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
[29] 托克维尔夫人：即托克维尔的妻子。名叫玛丽·莫特雷，英国人，生于1799年，1835年与托克维尔结婚。
[60] 贝里耶：1790-1868。七月王朝时期正统派的领导人。
[20] 拉法耶特：1757-1834。法国贵族，1830年以国民军司令的身份参与建立了七月王朝。他先后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被认为是“新旧两个世界的英雄”。
[40] 朗瑞内：1802-1869。法国政治家，律师出身，是托克维尔的好友兼政治盟友。1838年当选为下卢瓦省的众议员，1839年曾短暂地担任过农业部长。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后退出政治舞台。
听了我的话，他没有看我一眼，而是用手指了指奥尔良公爵夫人和她的家人们，像是发表自己的想法似的说道：“只要这位夫人和她的家人在场，那么我就什么都不会说的。”我没有坚持让他发言，因为我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向自己的座位走去，在经过坐在中间偏右的座位上的朗瑞内和比约[54]身旁时，我对他们说道：“难道你们没有想过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吗？”他们有些悲观地表示他们没有什么想做的。于是，我继续朝着自己的座位走去。
在此之后，混乱成了议会大厅里的主旋律，安静只是在混乱之间短暂地出现过。如果有人想发言，需要与别人结成同伙，合力往演讲席上挤。于是，克勒米厄、赖德律·罗兰[58]和拉马丁同时挤向演讲席。赖德律·罗兰将克勒米厄挤下演讲席之后，用两只手臂牢牢地护住讲台。拉马丁既不离开演讲席，也不和他争抢，只是站在他身旁等待着。
在我和他谈话期间，他显得紧张不安，坐立不定，先是走来走去，然后又突然站住，将一只脚扭到屁股底下坐了下来。他在情绪激动的时候总是如此。过了一会儿，他又站起来走来走去，然后又坐下来。如此反复多次，却始终没有说哪怕一句有价值的话。在这样的危机时刻，让这样一个愚笨的人在议会任职议长，简直是奥尔良家族的一大悲哀。接下来，我们将看到这个没有羞耻的人是如何表现他最坏的作用的。
奥尔良公爵夫人和她的孩子在几个好心人的帮助下离开会场，到了走廊上。议长低声嘀咕了几句，好像宣布说散会。之后，他起身走下座位——与其说是走下来，倒不如说是飘了下来，在从我面前经过时，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个没有形状的物体飘了过去。真是难以想象，恐惧会让他产生如此之快的速度——或者说，恐惧将原本是固状物的他，在顷刻间变成了漂浮物[60]。始终坚守在会场里的保守派议员也开始退场了。原本站在旁听席上的群众，斜着身子躺在议员的座位上，喊道：“我们占领了这帮无耻之徒的座位！”
我站在门外，并不感到不好意思，只是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奇怪，因为我没有理由关心他们的命运。他们没有给过我任何恩惠，甚至都没有对我表示过信任或好感。我看着她带着孩子们来继承王位，即使我能够帮助她得到王位，也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与她本人没有任何关系，并不是爱护她。我之所以关心她，对她心存好感，只是因为同情她的不幸遭遇。如果他们能够像神明一样了解我的心思，并让我的心意转化为行动，那么他们应该会对我的作为感到满意。遗憾的是他们不会感到满意，因为没有人看到我做了这些，我自己也没有对任何人提及此事。
[18] 1789年的制宪议会：1789年，法国的制宪议会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即《人权宣言》），《宣言》的基本原则是“人人生而自由、权利平等”，否定了封建等级制度，体现了摧毁君主专制的要求，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
马拉斯特告诉我，他们在匆忙之中提出了组成临时政府的人选名单，但在决定向群众宣读这份名单的人时产生了争执。马拉斯特先将名单交给拉马丁，让他站在最高的台阶上大声宣读，但拉马丁拒绝了，他说：“我知道名单中没有我的名字，因此我不能遵从您的命令。”于是，马拉斯特又将名单交给克勒米厄，让他向群众宣读，克勒米厄看了看名单，也拒绝了，说：“你在跟我开玩笑吧？让我当众宣读一份没有自己名字的名单？”
[53] 迪彭：1783-1865。七月王朝的众议员，担任过内阁部长，1832年起连续八年担任众议院议长。
[43] 爱德华：1800-1874。即爱德华·托克维尔。七月革命之前是查理十世的侍卫，七月革命之后淡出政界。
[25] 巴罗：1791-1873。法国政治家，律师出身。参与了七月革命，是七月王朝的左翼领袖。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成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成员，支持路易·拿破仑·波拿马出任总统。后来，他出面组建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首届内阁。路易·拿破仑·波拿马发动政变后退出政治舞台。
[65] 安德烈安纳：1797-1863。烧炭党成员，文中提到的那部回忆录是指他的著作《一个政治犯的回忆录》。
[42] 科尔赛勒：1802-1892。托克维尔的政治盟友，1839年当选为奥恩省的众议员，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后退出政治舞台，后来又复出。
此时，当我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仿佛又看到了他的身影，又想起了他那令人感动的形象：他消瘦的身体笔直地立在那里，眼睛注视着半圆形的演讲席。虽然他的眼神看上去有些呆滞，却是深沉而专注的。与其说他是在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动向，倒不如说是在静静地沉思。
[31] 查理十世：1757-1836。法国波旁王朝的国王，1824-1830年在位。七月革命发生后，他被迫逃往英国，后来去了意大利。
[57] 克勒米厄：1796-1880。法国律师，七月王朝时期的众议员，后来短暂地担任过司法部长。
尽管索泽向我解释了很多不能开会的理由，但真正能够说服我的理由只有一个，可惜他没有说出这个理由。我发现他没有任何主意，甚至连一个不成熟的主意都拿不出来，我就断定，让这样一个人领导议会必然会加剧议会的混乱。我告诉他，我认为相比于召开会议，想办法保卫议会的安全更重要。最终我决定去向内政部请求援助。
我发现，这群人的意见并不统一，因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共和派，另一部分人则是立宪派，持有完全对立的两种意见。他们和我们三个人之间、他们两个派别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
到场的议员越来越多，但各派的核心领导人依旧没有出现，我听到很多人都在打听巴罗和梯也尔的踪迹。我不知道梯也尔的态度如何，但知道巴罗一定会有所动作。我走出会场，拜托一位朋友立即去见巴罗，将这里的情况告诉他。得知这些情况之后，他将很快赶来。据此，我可以向所有人宣布，他没有害怕。
在这一天发生的所有事情中，只有一件事真正地打动了我，即奥尔良公爵夫人这位妇人和她的家人们承担起了他们本不应该承担的责任，在整个事件中，他们并没有犯错。当我在琢磨这位在国外出生却卷入国内动乱的夫人时，总是心怀同情。当她逃出议会会场的时候，我想起在议会开会期间她那飘忽不定的眼神，充满着忧郁，但又透着坚定。回忆起这些，我产生了怜悯之心，担心她遭遇危险，于是立即起身离开座位，根据自己对这幢建筑物的了解，去各个他们可能藏身的地方寻找他们。
[30] 坎贝尔：1799-1887。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的律师之一，1847年担任司法部长。
我问博蒙：“那么，你们打算怎样保卫议会的安全呢？”博蒙笑了，他觉得我的想法很幼稚，好像我在要求他保卫我的私人财产一般。他粗鲁地回答道：“现在哪里还顾得上议会？议会可能是有用的吧，可是，现在这种局势，有谁会去破坏议会呢？”
除了这两个人之外，我不认识这支队伍里的任何人；除了这一队国民自卫军士兵之外，我再没有遇到任何人，因此也没有人作证说我所讲都是事实。在动乱时期不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很难让人相信是真实的，不论说得有多么逼真，总有人不相信。比诺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里，他说他调集了国民自卫军第十军团的一些士兵，带领他们从波旁宫赶到议会大厦，以表示对奥尔良公爵夫人的支持。这件事的确是这样的，但比诺没有参与其中，否则我一定会从那队士兵中看到他的身影。我再重复一遍，我只看到了乌迪诺和安德烈安纳两个人。
[39] 它像一种已经不可救药的内在疾病，已无法控制自己的外在形式，直到不再向外表露。——作者注
[62] 加尼耶·帕若斯：1803-1878。七月王朝时期的众议员，担任过巴黎市长和财政部长。是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六月事变后退出政治舞台。
[4] 1848年的那场革命：即发生在1848年的二月革命。
[55] 比约：1805-1863。1837年当选为众议员，后来担任过路易·拿破仑帝国的内阁大臣。
这种场面是最近五十年来第一次出现的。在此之前，或者说从国民公会[50]时代开始，议会的旁听席上一直都是安安静静的。安静的旁听席是法国议会的常态，但此时已经被完全改变了。此时，会场里的每一个人都感到议会的活动受到了压制，但还不至于被完全压死。
[14] 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先驱。
[35] 保罗米埃：1811-1887。法国律师，1846年当选为卡尔瓦多斯省众议员。
尽管已经看到亮出了刀枪，但我并没有感觉到死亡的威胁，而且也没有感觉到其他人受到死亡威胁。我的真实感觉是：没有人认为真的存在着这种威胁。在很久以后才会将造成流血冲突的仇恨表面化，但现在还不会被表面化。能够赋予二月革命以独特色彩的精神还没有出现，尽管人们努力寻找着，努力重温先辈的革命热情，但仍然找不到这种精神。人们可以在戏剧中看到先辈的言行，也可以模仿这些言行，但无法模仿先辈的热情，也无法体验先辈曾经的狂热。后来屡次出现的动乱的传统就是由此形成的，但出于心灰意冷的缘故，并没有完全了解这种动乱传统。虽然我预见了这种结局的可怕性，但我仍然没有过多地关注演员们的表演。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生活在农村的业余演员演出的一场低俗的悲剧。
混乱的讨论随之展开。在喧闹之中，后来成为我的内阁同僚的拉克罗斯[51]拼命地喊道：“请迪彭[52]先生讲话。”迪彭应声答道：“不！不！我没有要说的话！”其他人高喊道：“没关系，说吧！”得到鼓励的迪彭终于走上演讲席，直截了当地提议恢复1842年的法律，并提议由奥尔良公爵夫人担任摄政官。会场上立刻响起一片掌声，旁听席上的人也欢呼了起来，走廊里依然乱糟糟的。聚集在走廊里的人原本并不多，此时却挤进来了很多人，让人心生不安。人群虽然没有成群结队地挤进会场，但已经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慢慢进到会场里了。他们大部分都是下层平民，有些人的手里还拿着武器。
我坐在高处，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切，随着进入会场的群众越来越多，我觉得危险越来越大。我看了一下会场，想找到一个有能力阻止危险局面不断扩散的人。我觉得只有拉马丁[53]拥有这样的能力。在1842年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提议由奥尔良公爵夫人担任摄政官。此外，在最近一段时间，不论是文章还是演讲，都为他赢得了人们的支持。而且，他的工作能力很强，受到人们的赞赏。
[49] 拉莫里西安：1806-1865。法国将军，托克维尔的好友。1846年成为众议员，在二月革命中受伤。在六月事变中，他率兵镇压了叛乱，后来成为军事部长。托克维尔担任外交部长期间，他被任命为驻俄大使，后来辞职。
我来到了议会，但是议会并没有开会。议员们都聚集在走廊里，围在一起交流着各种小道消息，谁都没有得到可靠的情报。这根本就不像是议员在开会，更像普通民众的赶集。此时的议会已经没有领导人了，多数派和反对派的领袖没有来，原先的内阁大臣躲了起来，新的内阁大臣又没有产生。有人大声叫嚷着要求开会，但这只是一种盲目的提议罢了，并不是事先计划好的。议长拒绝开会，按照他的习惯，如果没有接到命令，那他就什么都不做。因此，由于没有人给他下达命令，他就叫议员们都散了。有人怂恿我去找议长提议开会，我照办了。一般而言，如果是没有任何重要性的小事，在接到提议之后议长会立即有所行动，但在现在这种情形下，他如果无动于衷也是不难理解的。
[36] 萨兰德鲁：1808-1866。法国企业家，从事地毯生意。在七月王朝时期成为众议员。
塔拉波对我说道：“在经过路易十五广场[67]时，一些群众辱骂和恐吓了梯也尔，因此，当我在议会大厅见到他的时候，他显得紧张而恐惧。他走过来握住我的手，对我说道：‘如果你不能帮助我离开这里，我可能会被暴民杀死的。’于是，我立即拽住他的胳膊，让他跟我走。由于担心再次遭到群众的威胁，他不愿意从路易十六大桥[68]那儿过河，我就陪着他向伤残军人疗养院桥走去。到了那里之后，他担心在河对岸遇到群众，因此我们没有过桥，转到没有人把守的耶纳桥，从那儿过了河。
在巴罗急急忙忙地离开议会大厅的同时，梯也尔也在巴黎的市郊漫无目的地游荡，他觉得一切都已经完蛋了，他很绝望，但又不敢回家。在奥尔良公爵夫人和她的孩子出现在议会之前，有人看到梯也尔也在议会大厅。没过多久，他发现已经有人离开了会场，就立即起身离开了。到了第二天，我从塔拉波[66]那里了解到梯也尔离开会场时的情景，关于这些，塔拉波知道得最详细，因为就是他帮助梯也尔离开会场的。由于在党派关系方面比较亲密，我和塔拉波的交情也很好；同样，由于之前的来往，我也很了解梯也尔的情况。塔拉波精力充沛，判断力强，能够很好地帮助处在危机中的朋友。现在，我将把他对我说的话写在这里。事先声明，我既没有遗漏什么，也没有添加什么。
我经过一段通往议会大厦里院的楼梯，从这段笔直陡峭的楼梯上往下走。途中，我遇到一队往上走的国民自卫军士兵，他们在两个男子的带领下，扛着装着刺刀的枪往上走，嘴里还大声喊着“奥尔良公爵夫人万岁”、“摄政官万岁”的口号。我认识他们中的两个人，他们分别是乌迪诺[63]和安德烈安纳[64]。安德烈安纳以前在施皮尔堡监狱待过，后来写了一部类似于西尔维奥·佩里克[65]回忆录那样的著作。
[54] 拉马丁：1790-1869。法国诗人、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法国大革命时，他因为保护路易十六国王而被捕，后来流亡瑞士，之后又回国。七月革命之后成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一员，二月革命后成为临时政府的实际领袖，后来又担任过外交部长。1848年的总统大选中，他击败拿破仑三世后当选，再后来退出了政治舞台。
[44] 我愿意建议你们，应该在政府之前行动起来。我认为，“如果巴黎没有了政府，陷入了混乱……”——作者注
[63] 马拉斯特：1801-1852。共和派的创始人，担任过巴黎市长和制宪议会议长。
会场里依然很混乱，趁着片刻的安静，拉马丁宣读了一份不知道该如何宣誓成立的临时政府的成员名单，同样也没有人知道这份名单是由谁提出的。这份名单中的大部分人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另外一些人却遭到抗议，还有一些人则在嬉笑中被接受。在这种场合下的人们，就像生活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那样，将滑稽、恐惧和嘲讽合在一起表现出来，至于革命的热情只是时而参与进来。
听到这些话，议员们好像又恢复了活力，高声欢呼起来，表示支持。群众则陷入了沉默。奥尔良公爵夫人站起身来，打算说话，但听到别人“不要说话”的劝告后，又安静地坐下了。她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亮相的机会也随之结束。巴罗后面的讲话也没有了之前一呼百应的效果，于是他停了下来。议员们出现了短暂的安静，可是群众又骚动起来了。
[22] 狄福尔：1798-1881。法国政治家，律师出身，是托克维尔最重要的政治盟友之一。1839年担任公共工程部部长，1845年担任众议院副议长。二月革命之后担任内政部长，后来参加了巴罗的第二次内阁。1875年之后担任过司法委员会的负责人。
当玛丽[55]和克勒米厄[56]在议员和群众的欢呼声中提议组建临时政府时，巴罗终于来到了会场。虽然他显得很着急，但并没有露出惊讶的神情，可见他对于眼前的混乱局面有心理准备。他快步走上演讲席，说道：“我们应该明确地知道该做些什么了，那就是将七月王朝的王冠交给一位夫人和一位少年。”
[7] 七月革命：1830年7月，法国人民无法忍受波旁王朝的专制统治，因而发动了武装反抗，最终推翻了波旁王朝。七月革命意义重大，被称为“1830年欧洲革命浪潮的序曲”，带动了1830年、1831年欧洲各地的革命运动。
“过河之后，他看到即将被改建为罗马王宫剧场的台阶上有几个大喊大叫的流浪汉，便立即拐到了奥蒂伊街上，又躲进了布洛涅森林。在布洛涅森林，我们碰巧遇到了一辆封闭马车，于是坐着马车经过外环路来到克利西门一带。下了马车，我们又走过几条僻静的小胡同，才到他家。在刚开始的时候，他的精神几乎崩溃了，不仅手足无措，甚至还哭哭啼啼，说一些无法理解的胡话。他说起了亲眼见到的动乱，说起了法国的未来，还说起了自己的处境，总之是说了一大堆胡话。从他说的话中，我知道他的整个思维都错乱了。”
终于轮到拉马丁发言了，他的发言让乱糟糟的会场安静了下来。他用美丽的辞藻称赞奥尔良公爵夫人的勇气，群众历来对空话套话所蕴藏的情义没有知觉，但在此时也鼓起了掌。这种秩序井然的瞬间让议员们感到一丝安慰。我向旁边的人说道：“别着急呀，这才是刚刚开始。”果然，拉马丁随即调转话头，向赖德律·罗兰的主张靠拢了。
拉马丁和一部分群众走了以后，赖德律·罗兰和另一部分群众还留在会场里。我猜测他也会像拉马丁那样当一次主角，导演一次选举的闹剧，之后也会率领剩下的群众去市政厅，在那里继续上演拉马丁已经演过的闹剧。
[15] 杜伊勒里宫：在卢浮宫西侧，1564年由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遗孀下令修建，是法国君主制和帝制的象征，1883年9月被拆除。
[56] 玛丽：1795-1870。七月王朝时期的众议员，担任过内阁的公共工程部部长，后来担任过司法部长。
在这段时间里，已经有很多群众挤到了议员的座位这边来了。奥尔良公爵夫人等几个人仿佛要被他们击碎了，几乎喘不过气来。议长打算让这些人退出会场，但没有人打算退出去。无奈之下，他只好请求奥尔良公爵夫人能够离开这里，可是这位夫人显得很勇敢，拒绝了议长的建议。议长只好找了几个帮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她带离纷乱的人群，安排他们几个人坐到最高处左侧的座位上。
[9] 路易·菲利普：1773-1850。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之子。七月革命之后，在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他取代香波堡伯爵亨利的继承权，成为法国国王，建立奥尔良王朝。在1848年的二月革命中被推翻，之后逃亡英国。
赖德律·罗兰的讲话开始了，但他喜欢东拉西扯，总是说不到重要的地方，于是总是被别人打断。他的好友贝里耶[59]大声向他喊道：“说重点！说重点！”贝里耶是个精于政治的家伙，他仇视君主专制，热爱民主共和，在这方面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于是，赖德律·罗兰直截了当地表示，应该立即任命临时政府。
[61] 我没有想到的是，恐惧竟然能把一个固状物变成漂浮物，或者说，能很快让一个固体变成气体。——作者注
[51] 国民公会：大革命时期法国建立的最高立法机关，掌握着最高的立法权和行政权，重大的立法必须经国民公会通过。国民公会自1792年建立至1795年解散，存在了三年的时间。
[13] 路易十四：1638-1715。即路易·迪厄多内·波旁，法国波旁王朝的国王，1643-1715年在位，被称为“欧洲君主专制的榜样”。
[52] 拉克罗斯：1796-1865。七月王朝时期的众议员，1848年之后三度担任公共工程部部长。
在我到达议会大厦的大门口时，看到很多人边跑边喊着“奥尔良公爵夫人、内穆尔公爵和巴黎伯爵[49]来了”，我以为议会大厦里发生了重要的事情，于是立即快步登上台阶，急急忙忙地闯进会场。我看到背对着主席台的地方有三个人，他们就是奥尔良公爵夫人、内穆尔公爵和巴黎伯爵，他们的确来了。
在我离开之前不久，比约也通过开在勃艮第大街的便门离开了议会大厦。他告诉我说，在那条大街上他遇见了巴罗，他对我描述道：“巴罗匆匆忙忙地向前走着，忘记了自己没有戴帽子。他那原本梳理得很整齐的白头发，耷拉在了两鬓上，胡乱飞舞着。总之，他的样子很失态。”
我找到这位表现优秀的人物——尽管他总是做一些背信弃义的事情，总是说一些善意的谎言，总是犯一些无关紧要的错误，还有一些作为善良之人不应该具有的小缺点，但他仍然算得上是一个优秀的人。当时，他正独自一人在宽敞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显得很激动。众所周知，议长索泽[46]是一位体形高大富态的人。每当他感到紧张或者不安的时候，他会发疯似的挥舞着那两支短小的胳膊，就像一个落水的人将双臂举过头顶向人呼救。
[21] 米拉波：1754-1792。法国政治家，法国大革命初期的核心人物。1790年之后，他接受国王的秘密酬金，暗中与王宫通信。
[48] 波旁宫：在塞纳河南岸，是法国国民议会所在地，1722年由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女儿波旁公爵夫人所建。
[11] 俄国的皇帝：指当时在位的俄罗斯帝国皇帝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在位。
在这一整天里，巴罗都像个英雄一般，保护着摇摇欲坠的王朝。王朝摇摇欲坠的趋势是他造成的，随着王朝的坠亡，他本人也滚到地上摔伤了。这一天始终都跟随着巴罗的博蒙后来说，那天早晨，巴罗独自一人赤手空拳走上街头劝说堡垒里的人们，他不仅受到人们的欺辱，甚至还冒着被枪杀的危险。终于，他说服了堡垒里的人，控制了堡垒。事实上，巴罗用心良苦的劝说的确极大地影响了很多人，因为他拥有在那种形势下说服人的最重要的东西：大嗓门、滔滔不绝的口才、无所畏惧的勇气。
[16] 莱萨：1797-1875。七月王朝时期的政治活动家，1830年当选上加龙省的众议员，1840年时成为内政部长，1846年进入法兰西学院，1871年担任外交部长。
[68] 路易十五广场：巴黎最大最美丽的广场，建于1757年，初名协和广场，后更名为路易十五广场。路易十五是法国国王，1715年至1774年在位。
[67] 塔拉波：七月王朝时期的众议员。
议长宣布休会，之后，他按照之前的所作所为那样，打算尽快逃离会场。他好像天生就有一种制造狼狈形象的才能，慌慌张张地拿起一顶秘书的帽子戴上，然后拉低帽檐，躲了起来。毫无疑问，这种形势下的休会无济于事，根本不可能达到休会的效果。休会反而激发了更大的混乱。
这个空间太过狭小了，又挤满了吵吵闹闹的人群，所以环境很快就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了。在最危急的时刻，巴罗都有如常发表长篇大论的本领；而且，即使遇到最为滑稽的场面，他也能保持严肃的态度，让人们揣摩不到他的心思。然而，此时此刻，他的这些本领也只能暂时地镇住吵闹的人群，并不能让人群停止争吵。面对眼前混乱而荒唐的情景，我感到失望和厌烦，于是就离开那里，准备返回议会。要知道，他们随时可能改变争论的主题，随时都可能发生肢体冲突。
[33] 佩罗内：1778-1854。查理十世的大臣，是引发七月革命的几道敕令的副署人之一。
对于这场动乱的发生有着重要影响的路易·菲利普国王、基佐、巴罗和梯也尔这四个人，前两位在2月24日这一天被流放，后两位几乎成了疯子。
[38] 瓦万：1792-1863。巴黎众议员。
[45] 贝多：1804-1863。七月王朝时期的法国将军。二月革命期间，他接受命令带兵镇压革命，还参加了对六月事变期间中叛乱分子的镇压，并因此负伤。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后，他先是被捕，后被流放到比利时，1859年回国。
当拉马丁宣读到名单中“加尼耶·帕若斯[61]”的名字时，有一个声音喊道：“拉马丁，你弄错了！那个善良的加尼耶·帕若斯已经死了。”人们都知道加尼耶·帕若斯有一个名声显赫的同名兄弟。我认为，听到这些的拉马丁已经感到尴尬了，这种时候最难做的就是如何收场，就像写小说那样，构思结局是最难的事情。于是，当有人提议去市政厅的时候，拉马丁立即表示同意。就在话音刚刚落下的那一刻，拉马丁走下演讲席，带领一部分群众离开了会场。
引起这场混乱的主要是两伙人，领头的是两名国民自卫军军官，这两个军官每人带着一伙群众，拿着武器、举着旗帜闯进了走廊里。其中一位军官看面相就是一个十分凶狠的人，之后我才听人说起，他是已经退役了的上校军官蒂姆兰[57]。闯进会场以后，他就像一位即将登台演出的演员那样走上演讲席，然后拼命挥舞着旗帜，蹦蹦跳跳着，好像是在出演情景剧般喊着一些革命口号。至于他说的是什么，我全都没有听懂。
我穿过拥挤的人群，又穿过整个会场，到更衣室换了衣服，然后来到议会大厦设在勃艮第大街的便门那里，爬上一个通往大厦房顶的暗梯。在途中我遇到一个门卫，从他口中得知之前的确有王室成员从这里经过（实际上，他说的是有几个人匆忙走向暗梯的上方）。我继续往前走去，来到一个平台上，一直在我前面走路的人的脚步声在这里消失了。我来到一扇关闭的房门前，敲了敲门，但没有人理睬我。
就在我将要穿过波旁宫[47]广场时，看到两个大喊大叫的人带着混乱的人群走了过来，我马上就认出那两个带头的人是巴罗和博蒙。他们把帽子低低地扣在头上，帽檐儿几乎遮住了眉毛；他们面无表情，神情呆滞，衣服上沾满了灰尘，就像是两个即将被押往断头台的胜利者。我快步跑了过去，询问博蒙发生了什么事情。博蒙凑到我的耳边，低声告诉我：国王宣布退位了，现在已经逃出了巴黎；综合各种情况分析，被派去向叛乱者通告国王退位消息的拉莫里西安[48]可能遇害了，因为有军官从远处看到拉莫里西安从马上摔了下来；所有人都四散溃逃了，他和巴罗打算到内政部去，将那里作为继续活动的基地，此外，还要在某个地方设立一个处在国家权力和叛乱势力之间的机构。
在这场乱局发生的全过程中，我始终一动不动地端坐在座位上，认真地看着发生在眼前的一切，但没有太大的感触。如果现在有人问我，我为什么在面对对整个法国和我个人的命运必然产生影响的重大事件时并不感到特别激动，我会说，因为它的表现形式减弱了它对我的影响。
[3] 我为自己确定的唯一的目的是独自享受回忆带来的快乐。这种快乐来源于对人的真实行为的深入了解，来源于对现实中的善恶人性的观察，也来源于对人的理解和判断。——作者注
安德烈安纳看到我安静地站在旁边，激动地走过来跟我握手，说道：“先生，我想你应该跟我一起行动，去救出奥尔良公爵夫人，保卫七月王朝。”我回答道：“的确应该这么做，你的想法是对的，但已经来不及了，奥尔良公爵夫人已经离开了，议员们也已经散了。”在这样漆黑的时刻，怎么会有如此拥护七月王朝的人呢？比起历史上经常出现的那些朝秦暮楚的投机行为，安德烈安纳的这种精神是值得赞扬的。后来，他在赖德律·罗兰那里担任内政部秘书，得以为共和国服务。
[1] 即威廉·布莱克（1757-1827），英国第一位重要的浪漫主义诗人。
[19] 路易十八：1755-1824。法国波旁王朝的国王，1795年即位。在当政期间，他有一半左右的时间在国外生活。
[46] 香榭丽舍大街：又名爱丽舍田园大街，法国巴黎最著名的一条大街，被视为法国最美丽的大街。
[66] 西尔维奥·佩里克：1789-1854。意大利文学家，在监狱中写了回忆录《监狱里的生活》。
[5] 七月王朝：即法国的奥尔良王朝，始于1830年的七月革命，1848年之后被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取代。七月王朝的第一位国王是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因此又被称为奥尔良王朝。
在这三个人周围站着跟他们一起进入议会会场的议员、国民自卫军士兵和部分群众。主席台上空无一人，主席台下是记者和吵吵闹闹的群众。眼前的这幅情景留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群众发出的此起彼伏的叫喊声。
[8] 掌握政权以后，中产阶级就将政府看成了私人财产。它只关心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力，很快就满足了自己的私心。对他们而言，花费在考虑私事上的时间远远大于花费在考虑公事上的时间，考虑自己的快乐远远多于考虑国家的荣誉。——作者注
我认为他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事实上他的确错了。是的，此时的议会陷入了没有力量的困境之中，议会的多数派被人们忽略了，少数派却得到了追捧。可是，博蒙忘记了一件事情：在混乱的革命时期，权力机构和外部事件本身能够唤起人们的法律意识，这种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无政府状态和动乱的局势中，人们才会想到借助某种力量挽救或彻底废除业已遭到破坏的宪法，这种力量就是原有制度留下的框架或残余部分。如果议会宣布实施摄政期，那么议会的行为可能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但还是会受到欢迎。此外，如果在人民代表组成的议会之中组建一个临时政府，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24] 梯也尔：1797-1877。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七月革命之后，先后担任过内阁部长和首相等职，路易·拿破仑·波拿马政变后退出了政治舞台。1863年复出，1871-1873年成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总统，后来被迫辞职。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呈明显的两极化。
[17] 基佐：1784-1874。法国政治家，1840年起担任外交大臣，成为事实上的首相，1847-1848年间正式担任首相。在任期间，对内主张自由放任，对外主张成立关税联盟。他的政策招致国内国外的普遍不满，二月革命之后下台。
[2] 这样的回忆不可能不是反映缺点的镜子。在我的回忆中，我没有回避一些人的缺点，当然，我也暴露了我自己的缺点。希望他们不要看到我的回忆，他们能做到吗？只要是当面对朋友或者当众对自己的描述，都不可信，只有不想让别人看到的自画像才是可信的。——作者注
[37] 埃米尔·吉拉丹：1806-1881。新闻记者，在七月王朝时期成为众议员。
提到这一系列闹剧，我必须讲述一段我听到的趣闻，这是马拉斯特[62]在几个月之后告诉我的。虽然要中断一下我的叙述，但这段趣闻充分地体现了拉马丁和赖德律·罗兰这两位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的形象，体现了他们两个人不同的情感，或者说至少体现了他们在品行修养方面的差异。
[6] 我承认，我的正直不是天性，而是坚持真理。我一向认为天性都是好的，它让我觉得，当我生活得很乏味时，发现这样的生活是很困难的。——作者注
[59] 赖德律·罗兰：七月王朝时期共和运动的领袖，担任过内政部长，后来代表山岳派竞选总统，遭到失败。是六月事变的幕后组织者，事变后流亡英国。
我向拉马丁的座位看了看，然后站起身离开座位，拨开挡在我前面的人，走到他那儿，俯下身子急切地小声说道：“在这种紧要时刻，我们都不能说服这些纷乱的人，只有你的话才能说服他们。你一定要站出来说句话啊。”
我跟着巴罗和博蒙去了内政部。原先跟在他们身后的乱糟糟的人群也来到了内政部——应该说，他们是吵吵嚷嚷着挤进了内政部，挤进了内政大臣那间狭小的办公室，迪沙泰尔刚刚从这里被撵走了。巴罗试图将这群人赶出去，但这是不可能的。
这时，议员席上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原本挤在半圆形阶梯上的群众被门外不断挤进来的人挤到了议员席上，而且人数越来越多，挤来挤去一片混乱。原本还坐在座位上的议员都被迫退出了会场，或者随着群众的涌入逐渐后退着，就像落入大海中的人，随着海浪的起伏从一块岩石上被拍到另一块岩石上。
[64] 乌迪诺：1791-1863。法国将军，1849年起担任出征罗马的派遣军指挥官。
[23] 宴会运动：法国资产阶级组织的支持选举改革的示威宴会，在宴会上公开发表演说和政治性的祝酒词，是群众性政治集会的一种形式。1847年，宴会运动再起高潮。1848年7月7日，巴罗在巴黎组织规模宏大的宴会，引起轰动，此后，宴会运动在全国蔓延。宴会运动起到了发动群众参与革命的作用。
在二月革命期间，我还亲眼目睹过两三次同样震撼的场面，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会讲述这些事情。不过，比起发生在议会里的混乱，它们没有体现任何真实情况，因此震撼程度也不算最大。法国人（尤其是巴黎人）特别喜欢将自己的回忆用一本正经的语言写进文学作品或戏剧作品之中，这样做的结果是让别人觉得他们的感情经过了低劣的包装，是不真实的。事实上，他们的确用逼真的模仿掩盖住了事实。在这个充斥着绚丽多彩的想象力的时代，拉马丁在著作《吉伦特派历史》中也尽情挥洒着这种想象力。人们还记得第一次大革命时的人物，还记得他们的一言一行，我在今天看到的这一切，就说明了这一点。我总认为，人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是在重新进行一场革命，并不是继续着法国大革命。
[12] 帕蒙斯顿：1784-1865。英国政治家，1807年进入国会下院，之后担任过陆军大臣和内政大臣的职务，担任最多的职务是外交大臣。1855年起两度担任内阁首相。他的政治主张是“对内保守，对外扩张”，两次挑起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41] 博塔里斯：1801-1855。律师，1848年起担任总检察长。
[58] 蒂姆兰：军人，路易·拿破仑的近侍。
我回到议会会场，坐到了原来的那个位置上。议员们几乎全都离开了会场，群众占据了他们留下来的座位。拉马丁依然站在演讲席上继续他的演讲，与其说他是在发表演讲，倒不如说他是在和群众交谈，因为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站起身来发言。
我之前已经说过了，除了记者们所在的那一片旁听席之外，旁听席的其他地方都没有人，但就在拉马丁讲话的时候，旁听席的一个入口处聚集了很多人，随后，入口被人推开，人群立即涌到了旁听席上。很快，这群手持武器的激动的群众就占领了整个旁听席。一个手里拿着枪的人站到了侧面的桌子上，把枪口对准了议长和正在发言的拉马丁；另一些人的枪口则似乎对准了整个会场。
奥尔良公爵夫人穿着丧服，平静地坐在那里。看到这位夫人之后，我有些兴奋了，这种感觉可以将勇气转变成英雄气概，让人远离恐惧。巴黎伯爵还很年轻，完全没有王子的样子。内穆尔公爵站在奥尔良公爵夫人和巴黎伯爵的旁边，他穿着笔挺的制服，看上去就像一位威严的将军，让人觉得他是冷漠和生硬的。我觉得，真正可能遇到危险的只有内穆尔公爵一个人。在我观察他的时候，他始终让我感受到他的一种奇怪的气势，这种气势顽固而低沉，不会给他带来好运。与其说这种气势会威慑到敌人，倒不如说会让自己和战友丧失勇气和信心。如果遇到最危险的情况，它只能帮助他体面地死去。
[26] 博蒙：1802-1866。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的好友兼政治盟友。1839年当选为萨尔特省的众议员，成为王朝反对派的一员。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他于1849年接受托克维尔的劝说，出任法国驻奥地利大使。路易·拿破仑·波拿马发动政变后被捕，后来回到家乡。
[32] 波利亚克：1780-1847。法国政治家，查理十世的首相，七月革命后出逃，后遭流放。
[50] 奥尔良公爵夫人：1814-1858。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的长儿媳。内穆尔公爵是路易·菲利普的次子，而巴黎伯爵是路易·菲利普的孙子（奥尔良公爵夫人的长子）。
在赖德律·罗兰离开议会大厅以后，会场里只剩下一心参加革命的下层群众了，我觉得继续留在这里已经不能有所作为，于是也走出了会场。我不愿与前往市政厅的嘈杂的人群混在一起，于是选择了一条与他们截然相反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