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暗自回顾这六十年的历史，在这段漫长的革命时期，不论在哪个阶段的末期，人们都心生美好，希望幻想成真。我看到了产生这些幻想的理论基础，看到了历史学家眼中的梦想，看到了富有创造性但是错误的思想，看到了人们尝试着用它们解释现在和未来，然而现在还没有完全了解，未来则完全不了解。看到这些，我只能忍不住苦笑起来。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我和好朋友安培[5]在一起。安培是我在科学院时的同事，他来拜访我，是想看看我是否在这场动乱中遇到了危险。起初，为了减轻自己的精神压力，我打算向他说一说我的烦恼，但很快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发现他的感受和我完全相反，他用了另一种眼光看待这一事件。
路易·菲利普是最近的一个例子。这个有着超强的洞察力的国王认为，保护好法律和奉公守法，不带头违反1814年宪法，就能高枕无忧。因此，他毕生始终以讨好人民、偏离却不修改宪法、让物质上的享乐主义熄灭革命的热情为理念。他独自待在这个理念之中，依靠它来进行统治。当他意识到这一切都发生了错误时，他就像是从睡梦中惊醒，发现地震了，整个房子在瞬间倒塌了，地面也在不断下陷。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之下，他觉得他完蛋了。
引发二月革命的偶然因素主要有：反对君主专制的派别本来只想改革选举制度，结果弄巧成拙，促成了叛乱；起初，对待这场叛乱的态度是极端地镇压，后来又放弃；旧大臣的突然消失打乱了政权的秩序，在慌乱中匆忙上台的新大臣既不能控制政权，也不能改革政权；由于新大臣的失策，他们不能恢复曾经企图推翻的东西；军队的犹豫不决；王室不仅丧失了民心，而且还变得萎靡不振；路易·菲利普国王令人惊讶的软弱和昏聩在被大量事实证明之后，简直是令人难以相信。
我的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得我不能再用废话安慰自己。我明白，即使这种自由能够被一场革命建立起来，在此之后发生的革命却可能改变它，可能无法让它长久地保持正常。我不知道这会引发什么，可以确信的是，能使我满意的事情不会发生了。我能预感到，不论我们的后代命运如何，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将在宽容和压迫这两种反动统治的交替中消磨殆尽。
巴黎是引发革命的中央集权的中心，现在成了指挥革命的中心，权力被集中到了表面上很完整的政府手中。最后，事物的频繁变动——比如，在过去的六十年间，社会制度、思想和风俗习惯除了历经小的动荡，至少出现过七次重大变革，这些变革导致了根基的动摇。上述这些就是引发二月革命的一般因素，没有这些一般因素，就不会发生二月革命。
我是一个完全不相信他们这些说辞的人，自然也不会有和他们相同的见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也认为偶然因素对二月革命没有任何作用，相反，在我看来，偶然因素对二月革命有极大的作用，只是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而已。
我年轻的时候生活在一个伟大的社会环境里，那是一个恢复了自由、重新走向辉煌的社会，那是一段极为美好的岁月。在那个社会里，我形成了关于适度的受道德、法律和信仰制约的自由思想，这种自由思想让我折服，成为贯穿我生命的一种激情。我曾经发誓不会轻易放弃这种自由，可是此时我却眼睁睁地看着它死去。
安培是个风趣幽默的人，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个温和善良、宽厚大度的人，很受朋友们爱戴。他喜欢用富有智慧和妙趣横生的语调讥讽时事，其间还夹杂着一些小小的挖苦，使人听着不太刺耳。他的缺点是，在文学中加入沙龙主义，又在政治中加入文学风格。所谓的在政治中加入文学风格，指的是轻视实际情况而注重新奇的东西，不喜欢实用的描写而偏爱兴趣性描写，不大关注整体的效果而在意演员的表演及台词，在需要做出判断的时候，依据的不是论据，而是印象。我不想说明这是科学院院士的通病，因为全世界人民都有这种怪病。大多数法国人经常这样判断政治。
我时常琢磨使这位国王的精神出现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萎靡不振的原因。他的意志消沉肯定是缺乏经验导致的，因为这位国王曾经经历过革命。当然，他也不是一个缺乏勇气和毅力的人，但是这一切现在都看不到了。以我之见，他之所以萎靡不振，是因为他产生了恐慌情绪，在弄清楚事实之前，他就被吓破了胆。对于所有人而言，二月革命是在意外中发生的，对于过往而言，尤其是场意外。多年来，他一直都是傲慢和孤立的，因此，他没有采纳任何一条建议，这使得他只能依靠王室成员们的智慧面对一切。在王室成员看来，他们没有必要向别人学习，因此也就不存在采纳别人的建议这种事情。就像我已经指出的那样，路易·菲利普国王犯了一个他的大臣们也犯过的错误，那就是在对比过去的事情和眼前的事情时，没有吸取到有用的教训。虽然过去的事情和眼下的事情不尽相同，但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它们的独特之处。举例而言，亲眼见过父王实施仁政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3]，在看到反对派的进步迹象之后，却变得愈发专横和残忍了；再比如我国的路易十六，他深知查理一世之所以走上断头台是因为忍耐不了一切，因此决定忍耐一切；再比如查理十世，认为路易十六太过懦弱，于是竟然引起了革命。
在工业革命[2]之后的三十年时间里，巴黎成了整个法国的制造业中心，一大批劳动人口因此得以来到巴黎，另外一些短暂失业的农民也来到了巴黎，参加城市建设工程。在政府的鼓励下，这群对物质生活充满了向往的人不断涌向巴黎，人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在巴黎，他们受到了由羡慕而生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此外，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新学说又在努力告诉他们，他们的贫穷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法律制度造成的，如果想摆脱贫穷，就必须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由于轻视曾经的上层阶级和没落的统治阶级的意识逐渐深入人心，那些原本认为保卫现政权比推翻现政权对自己更有利的人，也改变了态度。
尽管安培生性大度，但并没有因为同事的软弱而形成固定的圈子。他轻视被革命推翻的政权，并因为这个政权曾经打算支持瑞士的教皇绝对权力支持者而感到愤怒。但对信奉这种主义的人的厌恶在这个世界上是很罕见的，他还用同样的态度厌恶这些人在法国的同盟者。他也同样痛恨破罐子破摔的人，这种痛恨与伪君子的痛恨完全不同。事实上，尽管他并不理睬伪君子，但伪君子们都很痛恨他。他认为，他没有必要证明他们是错误的。安培是基督徒，我不是从信仰的角度说他是一位基督徒的，我说他是基督徒，是看到了他的爱好、气质和目标。因此，当他看到那个曾经为伪君子服务的政权垮台以后，感到轻松极了。在来我家的途中，他又被人民的激情感动了，因为他看到了他们的勇敢、宽容和无私的精神。
尽管现在我是以轻快的心情叙述2月24日那天发生的事件的原因，但我在那天下午的心情却是沉重之极的。那时，我反复地回忆这些事情的整个过程，我不仅需要分析原因，还需要知道它会如何发展下去。这场革命是我在十七年间亲身经历的第二场革命。不论第一场革命还是这场革命，都使我感到悲伤。与第一场革命相比，第二场革命带来的悲伤更加深重。
我对他说道：“你是用看热闹的心态和诗人的眼光看待这一切的，你完全不了解事情的经过。你认为这是自由的胜利？你错了，实际上这是自由的失败。的确，你天真地欣赏着的人民，正在展示的的确是自由的生活，但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享受这种生活。你想想吧，经验教会了他们什么？他们学会了什么品德？这种品德清除了旧的陋习了吗？我告诉你真相吧，什么都没有清除，一切都是老样子。他们，仍然像先辈那样，缺乏忍耐、没有智慧，还像先辈那样蔑视法律、鲁莽冲动。时光在流逝，但他们有什么变化吗？没有，在重大事件面前，他们还是那样悠闲自得，还是那样为小事操劳。”
我讨厌这种将发生历史事件归固于重要的起始原因的绝对观点，因为它将所有历史事件用因果宿命联系在一起，使得人类本身从人类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我发现，他们的这个重要的绝对观点有疏漏之处，他们炫耀自己是科学真理时也有谬误。尽管我的观点可能会让发明了这种高明理论的人产生不快（他们是为了满足自尊心和为了自己的便利才发明这种理论的），但我依然认为，虽然大部分历史事件只能用偶然因素才能加以解释，但还有很多历史事件是偶然因素解释不了的。这使得历史上的所有事件之中都掺杂了许许多多的偶然因素（或者说是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而无法理清的次要原因）。尽管如此，我还是坚信，如果不是事先就已经成形，那么它们就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构成使我们惊讶或者恐惧的即兴表演的，有既定的事实、制度的实质、人心和风俗等等。
立宪君主制[4]接替了旧制度，共和制又接替了立宪君主制，帝国接替了共和制，帝国之后，王朝复辟，出现了七月王朝。在每一次政权接替的过程结束之后，每一位新掌权者在即将完成号称是自己的事业的时候，都宣布说完成了革命。这真是可悲。在王朝复辟的时候，我也希望法国的革命彻底完成了，在王朝被推翻之后不久，我又有了这样的希望。新的革命是重新开始的法国大革命，人们一向这么认为。越往前走离目标越远，越感到前途渺茫。我们真的能够像预言家所说，看到那种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吗？这可是我们的祖先从来没有想到过和见到过的。或者，我只能看到那种周期性的无政府状态和得上人们熟知的绝症吗？我回答不了这些疑问，也不知道这段长期的旅行将在什么时候结束。我曾经无数次地迎接始终不能靠岸的轮船，已经感到疲倦不堪了。我问自己，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我们一直寻找的那片安定的土地吗？在大海上随波飘荡是我们永恒的宿命吗？
七月王朝就这样被推翻了。与其说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发生斗争，倒不如说是胜利者的打击让它倒台了。失败者惊讶于自己的失败，而胜利者同样惊讶于自己的胜利。在二月革命之后，我经常听到有人这样说：基佐、莫莱和梯也尔这些人，都认为应该将二月革命当作突发事件和偶然事件看待，至于反对派的胜利，也只是侥幸得手的袭击而已。一直以来，我都是像莫里哀的《愤世嫉俗》中主人公说的“如此说来，你们也有你们的借口”那样思考他们的看法，这三个人都是路易·菲利普国王当政时期的重要大臣，都管理过国家事务，他们当然不愿意接受在自己管理国家时就造成了使七月王朝灭亡的灾难的事实。
我经常跟一些研究历史问题的学者交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从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此外，我还认识一些热衷于参与政治活动的人，但他们从不写作政治方面的著作。我在跟这两类人的交往中发现，历史学者喜欢寻找一般原因，而政治活动家则总是认为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偶然因素的作用，他们所说的能够发生持续作用的细小因素和推动世界不断发展的因素是一样的。这两类人的看法都是错误的。
我们争论了很久，最后一致决定安心等待正确观点的出现，可是那时候一切为时已晚。这真是可悲。
他对革命的看法与我的看法完全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但我意识到这一点，便将从早上开始就积压着的苦恼、激愤全都付诸在了他的身上。后来回想起来，我当时的口气真是太粗鲁了，真是有些后悔。但安培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之间有真挚的友情，他原谅了我。
与历史上的其他重大事件一样，二月革命由大量的一般因素造成，或者说，它的产生有一些偶然因素的作用。但是，如果将二月革命的发生完全归结于起始原因或是次要原因，都是片面的。
直到最后时刻，我依然保留着家族延续下来的对查理十世的敬意，他被推翻的原因，是他践踏了我最为敬重的各项权利。尽管国王被推翻了，我依然希望法国的自由不会因此而消失，我希望它能由此得到重生，不再遭到破坏。现在，我觉得法国的自由已经死了，我对自由的希望完全落空了，至于王室的处境对我而言是无所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