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共和国工作期间，维埃亚尔是七月王朝时潜藏在议会中的共和派的领导人，这批人大概有六七个。此外，在动乱发生之前，他还是共和派中经常参加帝国沙龙的人。他是偏执的古典文艺分子，同时又是自以为是的伏尔泰分子，他在哲学方面小有才气，态度也算诚实热情。不过，他在政治方面却常犯糊涂。
竞选演讲很快就开始了。维埃亚尔拿着事先写好的语气客气的演讲稿念了起来，厄文念的也是事先写好的稿子，不过这稿子写得很动人。我也想发表演讲，但又不知道说什么才合适，而且组织者也没有安排我的演讲。但很快我就决定发表演讲了，因为一位辩论家（当时，所有的演讲者都被称为辩论家）在提到布里科维尔[20]时，说了一句话，让我鼓起了演讲的勇气。
我到了一个名叫瓦洛涅的镇子上。瓦洛涅是我的影响力中心，到这里之后，我立即开始工作，了解当地的情况，进行争取被提名的各项活动。很快我就意识到，即使我有足够的热情，如果去了别的地方，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小。虽然我希望能够当选，但在施政困难和局势危急的情况下，我也有接受落选的心理准备。这使我能够保持清醒和自尊，不参与当时很流行的各种疯狂举动。而且，即使受到成功的喜悦的驱使，我也没有说疯话做疯事。
就在此时，瓦洛涅选区的选民筹备工作会召开了，我参加了会议，其他几位候选人也参加了会议。菜市场的库房被改造成了会场，主席团在最里面，候选人的座位在主席团两侧。主持会议的是一位中学老师，他语气尊敬、声音洪亮地对我说道：“托克维尔公民，我现在向你提出大家给你的问题。你必须做出回答。”我轻松地回答道：“我听清了你说的话。”
我和村民们要到四公里之外的圣皮埃尔镇投票。在选举日一大早，所有年满二十周岁的男性村民要在教堂门前集中，然后按照姓氏首字母的顺序两人一排排成一个纵队。我也按照规矩站在了队列当中，在一个讲究民主的时代，生活在讲究民主的国家，我不能插队，应该为人民带个好头。队伍末尾是坐在马车上的病人或者残疾人，他们也要参加投票。只有妇女和未成年的儿童不参加投票。
我启动了巡回演讲之旅，将我的竞选文件张贴到省内各处。很多候选人在报纸上发表演讲时，将人们称为“公民”，并表示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这些都是流行于1792年的手段，我不想照搬。因此，在我的巡回演讲中，我称选民为“诸位先生”，结尾时向他们“致以深厚的敬意”。我说道：“我来到这里，是想接受你们的指示，不是请求你们给我投票。我愿意成为你们希望平静安定的代表，况且，面对这个动乱频发且可能酿成大祸的时代，我也不能坐视不管，不能拒绝担任代表。这就是我要在第一时间对诸位说的。”
我像个贫穷的人那样，在乡下的宅院中度过了竞选的最后几天。这是我在革命之后第一次回到乡下的宅院，以后可能再也不会来这里了。刚刚进到这里，我就感受到了一丝凄凉，时至今日我依然能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没有人迎接我的到来，只有一只年纪很老的狗在那里等着我。每个房间都是空荡荡的，墙上湿漉漉的，窗口没有悬挂窗帘，家具上布满灰尘，挂钟也停了，一切都显得很沉闷。
于是，我提出发言的要求，得到了许可，因为在场听众也想听到我的发言。当我坐上高达二十层台阶的演讲席时，俯身看着下面的听众，我紧张了，想立即退下来。不过，我马上定了定神，发表了有些夸大的演讲。我已经想不起来当时我说了什么了，只记得很对听众的口味，受到了热烈欢迎。我的演讲里有对当前局势的临场发挥，能够帮助这样的集会取得成功。要知道，演讲是讲给人听的，好的演讲就应该感染听众，让听众激情澎湃。
我在晚餐会上取得的成功引起了轰动，而我也为此高兴不已，我报复了厄文，当时，他打算利用手中的权力，做一件他认为是属于他的美事。
持有土地者的数量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迅速增加，使得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土地所有者。在此之前，我没有见过这种情况，也没有法国人回忆这种情况。过去的事情表明，因所有制方面的相同利益而产生的联合，在实际上并不如在表面上那样紧密。原有的党派与其他阶级的关系，相比于混合在一起，更像是彼此独立和平等了。恐怖氛围对他们的作用，就像对坚固的物体的作用，想促使他们联合起来，就得有恐怖氛围的作用，如果没有恐怖氛围或恐怖氛围消失了，他们又会分开。
负责管理我在乡下的产业的人是个年老的农民，在2月24日之后没过多久，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在提到那场革命在农村的影响时，他写道：“人们都认为，如果路易·菲利普被推翻了，真是一件好事，因为他罪有应得，早就该下台了。”这句话表达了农民对这场革命的道义认同。然而，当他们得知巴黎陷入了混乱之中、可能又要增收新税、内战一触即发、店铺关门、金币被埋藏了起来、所有制受到攻讦的时候，他们清楚地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在其他方面，与路易·菲利普被推翻与否没有关系。
在投完票之后，我就与村民们分别了。之后，我乘坐马车回了巴黎。
我的巡回演讲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令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几天之内，我就变成了整个芒什省最有威望的人，各界人士都注意到了我。很多人前来拜访我，包括我曾经的政敌们（他们也是共和国的反对者），以及保守派成员和原先政府的成员。他们向我保证，说我一定能顺利当选。不仅如此，他们还接受了我的所有意见。
到处都有候选人发表演讲的身影，他们从一个地方的演讲台辗转到另一个地方的演讲台，发表的都是反对共和制的主张。我没有到选区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发表演讲。每个小镇都有一个俱乐部，每一位候选人都要在俱乐部里阐述自己的思想和计划，拿出自己的竞选纲领。我拒绝回应俱乐部的这种要求，我认为这是没有道理的。这种拒绝立场有很大的好处，一是表达了对这种要求的蔑视，二是让新的当权者认为我是个有尊严的人。相比较其他候选人四面逢迎的形象，人们更喜欢我的形象。
大选之日即将到来之时，正是人们对未来最没有信心之时，那时，从巴黎传来的各种消息，让人们以为没有人在意这里了，这座城市将要被武装起来的社会主义者占领。社会主义者能让选民说话吗？能保证不用暴力胁迫国民议会吗？人们深表怀疑。综合来看，如果国民议会与群众发生冲突，在群众的要求下，国民自卫军可能会向国民议会发起攻势。其他省份也出现了不安情绪，加强警惕应对危险的到来。
在厄文眼里，维埃亚尔只是他的工具。如果厄文打算报复政敌或者答谢盟友，厄文一定会让维埃亚尔出面。每当这个时候，厄文就像矿工一样，准备好吊斗，然后打着保护共和国利益和维埃亚尔名誉的旗号，怂恿维埃亚尔拿起吊斗。
问题：如果议会大厦附近也出现了动乱，甚至手持武器的人闯进了议会大厅，你还能保证继续坐在你的座位上吗？
如果我没有记错，在此之后直到选举开始的这段时间，我以省议会议员的身份去了一次圣洛。由于省议会是临时召集的，议员们还没有变动，仍然是七月王朝时期的议员，因此议员们对待路易·菲利普的官员极为恭顺。当然，在他们中间，也可能有猛烈攻击过七月王朝的人。
乡下的村民对待我的态度还是一如既往的友善，而且比以前更加亲近了。以前，我没有被墙壁上呼吁平等的标语所传递的尊敬感动，今天我却被感动了。
起初流行在上层人士之间的恐怖氛围此时已经蔓延到了下层民众当中，恐怖氛围正在袭击全国。当我于三月下旬到达乡下的时候，就觉得农村也有了恐怖氛围。很快，我就被眼前的情景感动了。在城市的工人当中，正流行着煽动闹事的活动；在农村，土地所有者们摈弃出身、年龄、阅历、财产情况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异，联起手来组成了一个整体。人们不再关注曾经存在于他们之间的地位、财产方面的对立。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信任和尊重取代了猜忌和攀比。所有权成了连接享有所有权的人之间友好联系的纽带。在维护财产继承权方面，富人和穷人就像亲兄弟一样步调一致，但在实际上，富人们大都上了年纪，而穷人们都很年轻。
有一天，议会的一位辩论家（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对我说道：“亲爱的朋友，要想在登上演讲台时能对答如流，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要相信自己是所有人中最杰出的一个。”在一些大型的集会上，我一直认为，对我而言说是件比做更容易的事情。诚实地说，辩论家的那个建议即使用在选举大会上也很有效，我应用了很多次。
不过，我并不认为自己是所有人之中最杰出的。很快我就发现，在所有候选人中，只有我能明白选民们的政治语言，只有我能理解他们希望解决的问题，事实证明，与其他候选人相比，没有人认为我的话不能理解。其他候选人想要刁难我，于是接二连三地向我提出他们认为时间紧迫的问题，我都一一做了解答。尽管我的答复没有刺激人的地方，他们依然会觉得难堪。
在人民群众心中，始终有一些不敢表示出来的愿望，还有一些兴致来临时出现的不能表达出来的激情。对于这种愿望和激情，我没有过多的希望，也不太过恐慌。很快，这些情感将会转变成对大选的热情。人们喜欢大选，还希望选出能够抵制巴黎动乱的人。他们并不是借大选之机享用自己的权利，在他们看来，大选是他们反对巴黎的危险的代价最小的方式。
起初，生活在芒什省的人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革命，但很快上层人士就认可了革命带来的冲击，下层平民受到的冲击则小得多。通常情况下，与其他阶层相比，农民接受政治影响的速度要慢得多，但他们能将这种影响坚持到最后。他们是最后有所行动的人，也是最后停止行动的人。
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令我惊讶的现象：发端于巴黎的普遍恐怖的氛围，与普遍仇恨的情绪掺和到了一起。法国的巴黎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对立与英国类似，但英国人反对的只是贵族政府，而且在内心深处还深深地爱着政府，他们时而焦急地可怜政府，时而又嫉妒地盯着政府。英国人希望能够让政府为他们的个人利益效劳。法国目前的情形是，巴黎的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讲话的人滥用了手中的权力，没有充分考虑地方政府的利益，所以使许多原本没有摆脱束缚自由行事思想的人有了这种思想。
我继续说道：“我忠实地履行了对七月王朝的誓言，虽然在共和国成立的过程中我没有尽力，但我愿意支持它，支持它永远地存在下去。关键是，共和国是什么样子的？有人认为共和国打着自由的旗帜行专政之实；有人认为共和国改变的不仅是政治制度，还有社会本身；还有人认为共和国是宣传师和征服者。在我看来，共和国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们眼中的共和国也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的意见不统一，我也无法帮助你们。如果你们理解的共和国与我的理解一致，那么我会为了我们大家共同的事业而努力。你们可以对我抱有这样的期望。”
在他们看来，宴会运动方面的问题是我难以解答的。众所周知，我根本就没有参与过那个危险的运动。一些从政的朋友曾经指责过我，原因就是我拒绝接近宴会运动。时至今日，尽管革命已经证明了我是对的，但依然有人因此而记恨我，可能是因为这个证据太好了吧。他们问道：“在宴会运动中，你为什么不和反对派同步行动？”我冰冷地回答道：“尽管我可以随便编造个理由，但我还是愿意告诉你们真实原因，那就是：我不想革命。我可以打保票，如果每一个参加了宴会运动的人，都能够像我这样看清楚宴会运动即将产生的后果，那么他们就绝不会参加了。所以，我认为，我和你们唯一的不同是，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而你们却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在眼睁睁地看着七月王朝被推翻之后，我又看到了许多血淋淋的场景，让我来谈谈这方面的感受吧！相比我在乡下庭院看到的情景，这些血淋淋的场面并没有让我更加伤心，并没有给我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当我看到乡下宅院时，想起昔日那些幸福安宁的生活，当时的我并不理解幸福生活的价值，现在我才理解了，同时我也更好地理解了革命的苦涩滋味。
众所周知，居住在芒什省[15]的几乎都是农民。这个地方鲜有制造业，除了瑟堡[16]之外，再没有任何一座大城市——事实上，瑟堡也只是一座聚集了大量工人的城镇。
看着眼前的情景，我觉得我的这座宅院已经被抛弃了，即将成为废墟。这块地处地球偏僻一角的土地，被遗忘在了诺曼底的林野与牧场之间，每当我想到这些，就陷入了孤独的沉思，好像我的思想也成了荒凉的旷野。透过这片孤独，我似乎看到自己从一座坟墓中走了出来，面对人生中最温暖、快乐的一面。我惊奇地发现，在这个世界上，相比于现实生活，想象更加多彩，更加令人激情澎湃。
厄文假装没有看到我，假装不认识我，他径自走向人群，甚至都没有跟我打招呼。我庄重地走进晚餐大厅，坐到普通来宾中间。
答复：既然我现在就在这里，就代表了我的回答。我在连续工作了几年，做出了许多没有成效的努力之后，政府走上相对比较诚实和自由的道路。之后，我将兴趣和精力用到了个人生活方面，我在这种生活中等待着，等待疾风骤雨能消失。但我不能这样。和你们一样，我明白真正代表你们的人会在动乱中受到伤害。可是，危险是有的，荣誉也是有的，它们是并存的。于是，我出现在了这里。
我的巡回演讲为我赢得了全省农民的支持，之后的一次演讲为我赢得了瑟堡工人的支持。当时，有人诚恳地邀请我参加一个由两千名工人出席的晚餐会，我参加了。我刚到会场时，就看到有个人领着一群人走了过来。那个人是我昔日的同僚厄文，他特地从圣洛来到了这里，这是2月24日之后我第一次见到他。2月24日当天，我看到他搀扶了奥尔良公爵夫人一把，在第二天早上我听说他担任了芒什省的共和委员。
这个由一百七十人组成的队伍在到达可以看见一座小山的地方停了下来，原来他们想让我发表演讲。于是，我站在一个小土堆上，在人群的簇拥下，发表了讲话。我提醒这些勇敢的人们，他们的投票意义非凡，不要听信到村庄里来劝说大家改变主意的人的花言巧语，因为那些人可能是骗子。我说道：“在投票结束之前，大家都不能回家吃饭或者换衣服（这天正下着雨）。”他们表示一定听我的安排，事实证明他们的确做到了。投票是在统一时间同时进行的，但我相信他们会将选票投给同一个候选人。
在他们刚刚联合之初，我并没有听到他们提出任何勉强能够称为真正的政治观点的意见。他们说，共和制是最好的制度，也是法国人能够创造的唯一的政体。他们还说，人们心中已经没有了对保皇派[17]的希望和抱怨，人们心里的那个曾经属于它的位置再也找不见了。在共和制政府，人们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得到保护，因此共和制政府就是合法政府。
在这个会议的记录中，我找到了针对我的提问和我的答复。每一个问题和每一个答复都很清晰，反映了人们关心的问题，也反映了我的精神状况。请允许我摘录出一段问答来做个例证。
我公开表示不愿意革命的行为，发生在共和主义者公开主张革命之前，毫无疑问，在诚实方面，我超过了共和主义者。听到我的回答，人们笑了起来，然后热烈地鼓掌，他们没有站在其他候选者那一方。会议以我的大获全胜而结束。
对于这次圣洛之行，我能回忆起来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昔日的保守分子的卑躬屈膝。面对曾经被他们欺辱过的厄文，他们不仅不提反对意见，甚至还极力奉迎他。他们在口头上赞美他，在行动上迎合他，即使在私下里也是如此。虽然我见到过很多逢迎拍马的场面，但相比之下，还是这种场面更令人叹服。我的意见是，厄文虽然只是个小人物，也应该让人们看到他的言行活动。因此，以后我还会用事实解释他的言行。需要补充的是，几个月之后，在人民引发的波浪中获得权力的厄文，又被人民用暴力推了下来，受到了前所未闻的恶劣对待。在人们由于恐惧而引起的颤抖中，夹杂着昔日的仇恨，伴随着对厄文的奉迎拍马，这种仇恨也得以加强。
对于这样一位野心家兼投机分子的到来，我似乎没有理由惊讶。他始终与政府作对，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始终是反对派的成员。在我的周围，像厄文这样通过炫耀自己的德行以谋求政治地位的人有很多，结果往往让他们失望。他们用自己一生中最好的年华批判别人，却得不到多少好处，只能在想象中施用自己的恶行。这是他们失望的原因。由于欲望长期得不到满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的欲望变本加厉了，因此一有机会，就像觅食的饿狼那样投靠于人，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这种行为能换来多少食物。厄文就是其中的一分子。他受临时政府之命协助另一位昔日同僚的工作。这个人是维埃亚尔[18]，他在与路易·拿破仑[19]拉上关系之后获得了名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