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可以讲述六月事变了。六月事变是法国（也许也包括其他国家）历史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性质最奇怪的一次叛乱。说它规模大，是因为在四天的时间里，有十万多人参加，仅将军就死了五位；说它性质奇怪，是因为叛乱者没有喊口号，也没有指挥官和旗帜，但依然表现得很团结，就连富有经验的军事家都称赞他们的干练。
在被人们用大炮保卫起来的路易十五广场上，我遇到了在七月王朝末期出任众议院副议长的勒佩尔蒂埃·道奈[53]（他是我的亲戚）。他既没有穿国民自卫军的军装，也没有拿枪，而是用白布将一把仪仗用的短剑系在了身上。我看到这位令人敬佩的老人穿着如此奇怪的衣服，眼泪都快出来了。我说道：“今天去我家吃晚饭好吗？”他回答道：“不行啊。这些勇敢的人知道，如果叛乱分子取得胜利，我的损失会比他们大很多，如果我离开他们去享受晚餐，他们该怎么说我呢？我必须和他们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露营。我想拜托给你一件事，如果可以，帮我催促一下，赶快把我们的面包送来，从今早开始，我们还没有吃东西呢。”
之后，我立即给我的妻子写了一张便条，告诉她叛乱在不断扩大，叛乱分子也许很快就会占领整个巴黎，那时，我们将被迫离开巴黎，转移到别的地方去。我催促她，赶在叛乱分子控制铁路之前，赶紧乘车去圣日耳曼，然后等我的消息。把便条交到侄子手里之后，我又回到了议会。
我之所以讲述这件小事，是因为从中看到了一个很大的特征。在叛乱的瞬间，即使无关政治的一些行为也带有引发混乱和愤怒的性质。任何一个专注的目光都能发现这个特性，它反映了人们的精神的全貌。这种情绪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氛围，就好像一堆火在燃烧着，在这个氛围之中，各种激情被点燃或者沸腾着。
我们四个人来到了圣奥诺雷大街。可以说，圣奥诺雷大街的景象是整个六月事变中最能打动我的心的。这条街原本人来人往很热闹，此时却很冷清，比凌晨四点钟时还要冷清，放眼望去，看不到一个人影，甚至都看不到任何有生命的东西。所有店铺的门窗都关着，也不见有人出来，没有一点儿生机。除了炮声，再没有任何声音，没有人的脚步声，也没有马车的声音，即使是炮声，似乎也是在没有人的城市里响着。不过，街边的房子里都有人，因为我看到有女人和小孩爬在窗户上惊恐地望着我们。
在这天晚上的所有时间和夜里的一部分时间里，议会是在演讲、听取演讲和等待消息中度过的。午夜时分，卡芬雅克[46]来了，中午的时候，执行委员会将军权全都赋予了他。于是，他向议会急切而清晰地汇报了当天的重大情况。他告诉我们，他已经命令铁路沿线的驻军进入巴黎，周边省份的国民自卫军随时待命；叛乱者已经占领了主要街道，正在尝试着控制整个城市。议会已经筋疲力尽了，于是决定留下一部分人值班，其他人散会，明早八点再开会。
他真的去参加战斗了。我听人说，他钻进了两三个只能容纳他一个人的堡垒，参加了战斗。在执行议会任务期间，我就确信我们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在回来的途中，我更加确信了这一点。
在通过这个法案之前，议会还通过了另一个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在叛乱中死去的人，其家属会得到国家的抚恤金，子女将由国家抚养。议会决定，委派六十名议员到国民自卫军中去，向士兵们宣读这项法案，使士兵们那据说已经极为低落的士气再次高涨起来。然而，主席团（我也是主席团成员）并没有立即派出议员，而是不断地争论这个决定有没有好处。大量的时间又被浪费掉了。我忍无可忍，说了一句话，终于终止了这场讨论。我说道：“诸位！议会可能犯了错误。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议会通过了这项决议，却迟迟得不到执行，这是议会的耻辱；如果我们不遵守，就是我们的耻辱。”
当我转到卢浮宫，然后走到骑兵竞技场时，我看到科尔莫南和克勒米厄已经右转朝杜伊勒里宫方向走去了。我听到他们中的一个人（记不清是谁了）说道：“我们要去哪里啊？没有向导能行吗？或者就到杜伊勒里宫的花园里转一圈吧！那里有些预备役士兵，我们就跟他们宣读议会的法案吧！”另一个人回答道：“你说得对。我认为我们一定能很好地完成这项任务，没有人会对第一个完成任务的人说闲话。听说，那些预备役士兵马上就要开赴前线了。”
这时，叛乱已经蔓延到了更多的地方，到处都能听到炮声，艺术桥和九号桥之间就有很多大炮。国民自卫军士兵看到了我们，就摘下帽子向我们致敬，还低声呼喊道：“国民议会万岁！”与当年国王被推翻时的欢呼相比，这时的呼喊是发自内心的，更加感人，也更容易引起共鸣。
我问道：“你干什么去呢？圣德尼门那边正在交火，市政厅附近有大量堡垒。”他回答道：“等着看好戏吧，我就要去那里呢！你以为在这种时候，我还会将士兵分派到居民区狭小的街道上吗？我不会做这种愚蠢的事情！我要把叛乱分子压缩到大的街区上，在那里我们能战胜他们，我们要将他们彻底击垮，他们是逃不了的。”
这次叛乱的导火线是国家工厂的解散，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国家工厂是一个很像军事单位的可怕组织，执行委员会不敢完全解散它，所以打算逐步拆解，先将一部分工人遣散到外省的工厂，遭到拒绝。6月23日，这批工人走上巴黎街头，发起游行抗议。他们派出的代表向执行委员会提出了极不合理的要求，没有得逞之后，他们宣布，将在第二天武装抗议。
6月23日这一天，我提早来到了议会。圣玛德莱娜教堂时，看到那里有很多公共马车，据说，这些人是赶来修筑堡垒的。到了议会之后，有人向我证实了这一点。不过，人们对将要发生的武装叛乱还持怀疑态度。我决定亲自去了解一些真实情况，于是就和科尔赛勒去了市政厅一带。
我们终于在距离王宫不远处遇到了大批的国民自卫军。于是，我们开始执行议会交代的任务。克勒米厄发现只要说话就能完成任务，立刻来了精神。他向士兵们宣读了议会通过的法案，还称赞了他们的勇敢，受到士兵们的欢迎。他们派了一个护卫队，保护我们继续前行。
成千上万的外省人通过还没有被叛乱分子占领的道路，赶来支援我们。尽管战斗是从昨天夜里开始的，但他们已经从两百公里以外的地方赶来了。在此后的几天里，又有人源源不断地从四百公里和八百公里以外的地方赶来。这些人来自不同的阶级，有农民、城市居民，也有贵族和地主。他们站在同一个阵营里，奔向同一个目的地。尽管他们的装备既不正规也不齐全，但却有满腔热情。相比于叛乱的场面，这种场面更加令人震撼，更加令人觉得新奇。我们必然取得最终的胜利，我们有整个法国的援助，而叛乱分子却没有后续补充。
大街上到处都响着召集士兵集合的鼓声，国民自卫军士兵手持武器从家里走了出来。战斗即将开始了。召唤这些勇敢的士兵集合的鼓声让其他人躲在了家里。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让这些勇士们失望不已，因为他们发现自己被执行委员会带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他们可能被人出卖了。他们愤怒地咒骂着。我认为，这种士兵不信任领导的现象是可怕的。
在我们向国民自卫军宣读议会法案期间，我注意到戒严令已经发挥作用了。对此，国民自卫军深感满意。我们又告诉他们，执行委员会已经被罢免了，他们又欢呼了起来。当人们得知自己的政府面临危险时是不应该高兴的，但是，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拉马丁的声望就下降到这种地步了。
这个简短的发言结束了议会无休无止的讨论，法案立即得以通过。
他们知道我不会去杜伊勒里宫的花园，也很生气他们去那里。于是，我叫住古德索尔，让他也见识一下他们的行径。古德索尔气呼呼地说道：“我都看到了，我不和他们一起去。即使没有他们，我们照样行！”于是，我和古德索尔一起向卢浮宫的长廊方向走去。可能是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了，科尔莫南和克勒米厄很快又和我们会合到一起了。
这伙群众的战争知识来自于法国人好战的传统和参与革命的经验，很多人家世世代代都接受过军事方面的培训。在巴黎的工人中，超过半数当过兵，他们愿意再次投入到战斗中。事实上，退役的士兵们大多参加了这次叛乱。2月24日那天被围的拉莫里西安，先后两次被曾经听命于他的士兵饶过性命。对这群退役士兵而言，相比于叛乱热情，他们对战场的回忆更强烈。
将近三点钟的时候，我回到了议会，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在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议会都在讨论外面的战斗。不断有新的情况发生，也不断有新的情报传来。情报说，有个省派来了志愿军，有人抓了俘虏，有人在大街上舞动夺得的旗帜。此外，还有称赞勇敢作战的情报，不时还有大人物受伤或者阵亡的消息。这一天会怎么结束？还不能预料到。
我终于来到了议会。虽然还没有到开会的时间，但议员们都来了。炮声把议员们召集到了议会大厅。议会大厦变成了一座军事要塞，被好几个营的士兵把守着，通往这里的所有路口都架起了大炮。
过了很长时间之后，议长宣布开会，但开会的时间很短。这样开会是有原因的，议会就像个一有工夫就说瞎话或者淘气的孩子。开会时，议长都会提到在闭会期间他得到的最新消息。这位议长是位众所周知的人，他是鲁昂最有名的律师，叫塞纳尔[54]。他是个勇敢的人，但是总是耍一些律师使用的喜剧把戏，这使得他不能在应该表露真情实感时，如实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在表现勇气时，他会说一些过分夸张的话；在表达他认为的真实感受时，他又习惯于使用低沉、颤抖的声音，甚至还像个悲剧演员那样带着哭腔。庄严和滑稽是不能共存的，庄严体现在事实方面，而滑稽体现在言谈上。
现在是全年中白天最长的时期，因此，当我醒来时，太阳已经悬在地平线上了。刚睁开眼，我就听到了一阵震得窗户玻璃作响的金属响声。巴黎的安静已经不存在了。我问妻子：“这是什么声音？”她回答说：“炮声，已经响了一个小时了。你今天还要忙很多事，所以我没有叫醒你。”我急忙穿好衣服走了出去。
狄福尔一向不愿意帮助他不喜欢的人，即使为了拯救自己也不情愿协助这种人，他在此时也发表了意见。根据我的记忆，狄福尔微笑着嘲讽道，现在还不是提出这种建议的时候，等到了有必要的时候才能讨论这个问题，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我们不必绝望，也不必考虑采取这样的措施，如果有人考虑这些，那么这个人就很无能。他的话很有道理。于是，这个由梯也尔召集的会议就此结束。
虽然我的工作很忙，但我还是无法保持安静，我还担心我的侄子们的安危。当时，他们寄住在一座小修道院里，我认为，即使叛乱没有扩散到那里，但离那里也不会太远。他们的父母不在巴黎，只有我能照料他们，我得去看看他们。
回到议会以后，外面下起了大暴雨，整个巴黎都变成了一座水城。我侥幸地希望我们能在坏天气里摆脱危机。实际上，如果是一般的叛乱，就会因为下雨而停止，巴黎人习惯于在晴朗的天气里战斗，相比于子弹，他们更讨厌下雨。
政府有意让铁路国有化，因此提出了收购全国铁路的计划。蒙塔朗贝尔反对这一计划，他的理由很充分，演讲也很精彩。像这样出色的演讲，在过去和以后都没有听到过。不仅是我，连反对他的人也觉得他的演讲很好。尽管在这一次他没有习惯性地使用侮辱性的语言，但仍然尖锐地抨击了这一计划。他高傲的性格被心理上的不安抑制住了，他喜欢争论和反对别人的毛病也被抑制住了。和其他的辩论家一样，他也是表面坚强但内心脆弱。
我们在附近转了很长时间，最后停在了位于朗比托大街的一个堡垒前面。这个堡垒仍然被叛乱分子占据着，我们无法通过，只好返回。这一带的街巷上还残留着战斗的痕迹，而且直到现在还有断断续续的战斗。这本身就是一场战场不固定的断断续续的伏击战。激战停顿一会儿，就会听到从天窗传来枪声，有人跑过去搜查，开枪的人已经从后门溜走了，只能确定确实有人在这里开枪。国民自卫军接到命令，凡是有百叶窗的窗户，房主必须将百叶窗打开。命令还明确宣布，对围观的人也可以开枪射杀。即使我们有议员的肩章，也不能从战斗现场经过。
我离开一片混乱的议会，走上一座桥时，看见大钟的指针指向了凌晨一点。此时的巴黎正静静地待在黑暗中，就好像睡着了似的。我相信早上的所见所闻的确是真实的，用不着再多说什么。当我走过广场和街道时，没有看到哪怕是一个人，没有声响，也没有说话声。在劳累一天之后，人们都睡着了。夜晚的安静感染了我，我觉得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我带着这样的心情回了家，然后就睡着了。
我认为，观察聪明的人在无意之中暴露的恐惧心理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通常来说，愚蠢的人暴露的恐惧心理能够被一眼看穿，而聪明人则不然，他们会在恐惧心理上遮挡上一块用谎言编织而成的布。这是喜欢将谎言看成是智慧的人才做的事情。
会议刚刚召开，就从拉马丁那里传来消息：他们尝试着走进街上的堡垒，但遭到了枪击；比西奥[44]和多尔内试图对叛乱者发表演讲，结果反遭重伤；贝多的大腿被子弹击穿；许多军人因伤阵亡或退出了战斗。一位名叫康西德兰[45]的议员提议作出让步，虽然混乱但还能控制得住局面的议会愤怒了，议员们纷纷向他吼道：“应该惩罚他们，胜利以后就惩罚他们！”
梯也尔请巴罗、狄福尔、莱萨、朗瑞内和我到一间单独的房间议事。他对我们说道：“我去叛乱的地方查看过了。请你们相信我看到的情况，的确很可怕，很快你们也会看到了。用不了一个小时，他们就会冲到这里，把我们全都杀掉。因此，你们有没有想过，在有必要的时候提出建议，把议会大厦周围的驻军都调到这里，保护议会逃出巴黎，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把共和国迁到一个可以命令整个法国的军队都来支持我们的地方。你们想过吗？”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情绪很激动，声音也很高亢，但不像是临危不惧的样子。在这一刻，他好像被二月革命的幽灵附体了。
我们刚刚回到议会，古德索尔就和我们分别了。他以一半是加斯科尼方言一半是阿尔萨斯方言的口音愤恨地说道：“我们已经完成了议会的任务，我也要参加战斗了！”他的口气就好像即将出征的战士，又好像是庆祝我们平安回到议会。我笑了。
在无穷无尽的坏消息的影响下，议会越发地不安了。叛乱分子的地盘遍布整个巴黎，从设在市政厅后面的大本营里伸出两只胳膊，穿过左右两侧的贫民区，很快就要合围住我们了。事实上，枪炮声的确离议会大厦越来越近了。以上都是真实的情报反映的情况，除此之外，还有大量不可靠的传闻。有的传闻说，我们的军队的弹药不够了；还有传闻说，我们的一支军队投靠了叛乱分子。
我听说过巴斯蒂德其人，他喜欢谈论自己，每次发言的开头几句话，他说的都是他自己。不过，我在后来发现，如果环境适当，即使是不善言辞的人，也会比最杰出的演讲家产生更大的影响。只要他们瞅准时机，把自己的主张融入到发言里，然后再写成正式的书面提案，让所有人听到，并且迅速理解他的意思。巴斯蒂德就是这样做的，总是以一副看似真诚的形象出现在众人面前，然后以悲壮的语气说道：“公民们，我以共和国的名义，请求你们赶快通过法案。依照目前的形势，用不了一个小时，市政厅就会被叛乱分子占领啦。”
议会正在进行一场表决，法案内容是：在巴黎实行戒严措施；停止执行委员会的权力；由卡芬雅克实行军事统治。议员们都明白，这项法案必须被通过。形势所迫，这些事情必须这么办，一切看上去似乎都很容易办到，却迟迟办不到。议员们不断提出一些极小的临时动议或附加条款，导致大方向被改变以致被破坏。众所周知，这样的会议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胡搅蛮缠的影响，有一种既看不到又摸不到的力量搅和着，阻挠着一种意见战胜另一种意见[48]。谁都不会想到背后捣鬼的人居然是巴斯蒂德，可是的确是他。
我举起手来，表示对法案中关于在巴黎实行戒严的内容有反对意见。我这么做没有经过反复的考虑，只是出于本能的思考。一直以来，我都很轻视戒严，而且也很害怕戒严。当法案中提到要实施戒严时，我的这种想法变得更加强烈了。我承认我犯了一个错误，好在只有很少的几个人赞同我的这个错误。
我的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不断传来的消息加剧了我内心的不安。议会打算按照既定日程展开工作，但这是不可能的了。叛乱虽然还没有蔓延到议会，但议会已经有些摇摇欲坠了，时而按照日程工作，时而又脱离了日程，以至于最后抛开议程，完全讨论眼前的叛乱了。几位议员登上演讲席讲述了他们的见闻，还有几位议员提出了应对之策。法卢尔[43]代表公共救助事业委员会提议解散国家工厂，得到众人响应。
于是，我经由那条隔开波旁宫和圣母德尚大街的道路，向那座小修道院走去。在途中，我看到一些叛乱者在夜里修筑的堡垒，到了白天，它们就会被放弃或者夺占。大街上到处都是叫声，鬼哭狼嚎一般，与鼓声、喇叭声夹杂在一起，让我觉得喧嚣而粗野。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也是最后一次听到。要求全体士兵立即集合的鼓声只在最危险的时刻才会响起，听到鼓声的国民自卫军士兵纷纷拿起武器，走了出来。穿着工作服的工人们也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谈论着眼下的局势。 叛乱还没有扩散到圣母德尚大街，但离这里已经很近了。我把侄子们带回家，然后就去了议会。
还要说明的是，操纵这次事件的人并不是阴谋家，而是全体人民针对另一些人的叛乱。这一次，女人也加入了战斗，为男人们准备物资和补给，即使到了被迫投降的最后关头，她们依然有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决心。她们是带着对家庭的感情参加战斗的，为了丈夫的舒适生活、为了孩子的成长，她们渴望胜利。她们对战争的看法，就像买彩票那样。
在5月15日的时候，一些有可能成为这次叛乱的领导人的人物，已经被逮捕起来了，当叛乱发生时，他们只能待在文森那监狱里，隔着墙壁倾听远处的枪炮声。
国民自卫军士兵们要求我们证实执行委员会是否真的被停止了工作，我们给他们看了已经由议会通过的法案。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的态度很坚定。我们鼓舞了他们的勇气，此刻，他们也来为我们打气。他们喊道：“我们要坚持战斗，议会也要态度坚决，不要和叛乱者妥协，要战胜他们！”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国民自卫军如此坚定的态度，我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改变这种态度，这是他们需要的，也跟不能再次出现的局势密切相关。古代的城市居民明白，如果他们的城市被人占领，他们将失去自由，沦落为奴隶，所以他们奋勇作战，就为了保卫家园和自由。现在的巴黎就是这样的一座城市[52]。
最让我们担心的是执行委员会的态度，他们让我们产生了不信任感。我在国民自卫军中看到的那种不信任感，议会中也存在。我们不仅不相信执行委员会的办事能力，而且还怀疑其中某些成员的忠诚。他们虽然有很多人，但大多是靠耍嘴皮或者笔杆子吃饭，而且很分散，很难有共同行动，因此，即使互相了解和信任，也不能采取有效的行动。
走到圣托诺雷大街时，我看到一群对炮声感到不安的工人。他们穿着工作服，但是他们在参加战斗时，也是穿着工作服的。他们虽然没有拿武器，但是眼神和拿着武器的工人没有什么区别。炮声更加清晰了，这说明叛乱者又争夺了一块地盘，他们高兴极了。我意识到，工人们的双手和心灵都加入到了这场战斗之中了。眼前的情景就证明了这一点。革命精神的传播就像血液的循环那样，从工人阶级的这一部分扩散到另一部分，直至每个角落。在还没有发生战斗的街区有这种精神，好像这里很快也会成为战场。在我们居住的房子里也有这种精神，在我们可以自己做主的地方也有了家贼。这使得整个巴黎似乎都在内战。即使一些大家都不关注的地方也有这种精神。在此，我破一次例，讲一件几天之后好友布朗基[47]告诉我的一件事。这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可以说明当时事件的一些特点。
在那里，我看到靠近市政厅的所有大大小小的街道上，都有人忙着修筑堡垒。所有的堡垒都很符合工程规范，像是有专门的技术人员作指导。为了打地基，他们刨开了必须刨开的路面石板，然后运来方块石头，修筑起坚固的堡垒。在堡垒与街边房屋之间，他们还预留了可以保证通行的通道。
当我走近议会大厦，即将进入守卫大厦的军队的阵地的时候，一位老太太推着一辆装满蔬菜的车子，挡在了我面前。她显得很没有礼貌，因此我也蛮横地要求她让开。她没有理睬我，放下车子，猛地扑向我，凶狠地揪住我的衣服。我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挣脱开。我看见她面露凶光，满脸狂怒，吓得打了一个哆嗦。
在毫无意义的演讲和没有结果的讨论中，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了。没有人了解外面的确切消息，于是纷纷要求执行委员会汇报情况，但执行委员会的人都不在场。此时，看不到政府的行动，议会的处境是最惨烈的。它就像一个病人，虽然满怀激情，但四肢已经瘫痪，什么都做不了。终于来了两位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汇报说形势很危险，但有可能在天黑以前得到控制。议会决定继续开会直到晚上。
议会散会了，自始至终都没有讨论外面发生的变化。
然而，可怕的叛乱终究还是被我们平息下去了，这场令人害怕的叛乱还拯救了我们。“没有经历过危险，就没有资格谈论脱险”这句名言在这里绝不适用。如果叛乱的激烈程度和凶残程度不够，有产者就会守在家里，整个法国也不会一起帮助我们，国民议会也会考虑作出让步，至少少数派会提议让步。如果议会作出让步，就会影响士气，对战斗不利。可是，叛乱者拒绝调停也不愿和解，因此，叛乱一旦发生，就注定了结局只能是胜利或者失败。
议会的态度还是很坚定，但也显得更加不安了，它的确有感到不安的理由。虽然不断地得到互相矛盾的消息，但我们还是能够做出判断，我们面对的是巴黎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一场全面的武装叛乱。已经被解散了的国家工厂和一些革命组织向叛乱提供了善于指挥的军官和训练有素的士兵。叛乱在不断地扩大着，根据六十年来政府在历次重大动乱中都获得了最终胜利的经验分析，也无法断定这次叛乱同样也会被平息。参与平息叛乱的，是几个来自富人区的国民自卫军营、几个在二月革命中被解除了武装的非常备军连，还有一支两万人的保安队。作为平叛主体的保安队不仅军纪涣散，更要命的是，这些年轻人的父母、兄弟或亲人都参与了叛乱，我们没有理由不怀疑保安队的动向。
叛乱之所以没有得到任何重要人物的领导，也是因为上述原因。我认为，即使是最终取得了胜利的叛乱，在刚开始也是没有领导人的，但在它结束的时候就有了领导人。这种情况是有先例的，所有的平民叛乱都是如此，而且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山岳派没有支持这次叛乱，不仅如此，还有几个山岳派成员公开表示反对叛乱。他们有自己的目的，只不过想换个方式罢了。此外，他们也担心工人们取得胜利以后会给他们带来厄运。他们害怕那种使人们拿起武器挺身而出的激情。事实上，这种盲目、粗鲁和贪婪的激情确实很可怕。这种激情让同情叛乱的人也感到害怕，只会让反对叛乱的人更加提高警惕。
议会得知这些情况之后，很是担忧，但并没有因此中断工作，仍旧按照议事日程召开各种讨论会。议员们虽然心里很不安分，但表面上都很镇定。当时正在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议案，一位杰出的演讲家正在发言。
一直到夜很深了，议会才宣布散会，我们才得到了休息。战斗已经停止了，但是明天还会继续。叛乱也在继续，没有一个地方得以平息。
我继续往回走，一路上没有遇到哪怕是一个常备军士兵，这让我感到惊奇。可是，刚刚走到波旁宫前面，我就看到了大炮和威武雄壮的步兵。拉莫里西安穿着军装骑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焕发出战斗精神的形象，甚至可以说他感觉很高兴。虽然这就是他最真实的性格，但我依然认为在这种时候不应该这样，他似乎有报复在二月革命中受到的侮辱和伤害的心理。
执行委员会成员表示强烈的不满，他们认为，他们的反对者和卡芬雅克的支持者为了促使法案得到通过，采用大声怂恿的方法。然而，如果情况真是这样，我也愿意原谅这些怂恿的人，因为通过这项法案有利于拯救这个国家。
六十年来法国发生的同类战斗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并不以改变政体为目的，而是以改变社会秩序为目的。它不能被视为政治斗争，而是一场奴隶阶级叛乱的战争，属于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理论让二月革命具有了思想方面的独特特点，六月事变又让自己在事实方面具有了二月革命的特点。或者可以这样说，就像生孩子那样，实际上六月事变也是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物；人们应该将工人阶级盲目、粗暴的力量视为他们摆脱现状的必需品，视为打通群众的幸福之路的必需品，他们之所以走这条路是他们的权利。六月事变在发生之后就立刻变得可怕起来了，因为错误的理论和人的贪欲勾连到了一起。有人告诉穷人，从某种程度上说，富人的财产都是偷盗而来的。他们还告诉穷人，财产的分配不均不仅违反了自然规律， 还与社会道德相矛盾。有人相信了这些话，因为他们正处在贫困的威逼和激情的鼓动之中。这种错误的权利理论，一旦与盲目粗暴的力量结合到一起，就能使后者立即获得激情和前所未有的威力。
主席团的讨论还在继续，但有几位议员已经出发了，给他们做向导的人和提供保护的人也一起出发了。我所在的小组也出发了，但我们没有向导，因此略带不安地沿着塞纳河岸边向巴黎市区走去。
这一切都表明，酝酿已久的危机终于爆发了。
于是，主席团很快就选出了这六十个人。不出所料，我也在这六十个人当中。这其中还有科尔莫南[49]、克勒米厄和古德索尔[50]等人。古德索尔在当时还不是著名人物，但是这三个人中最有特色的一个。他是个罕见的人，因为他既是激进派的政治家，同时还是银行家。他善于观察，能够用合理的观点解释自己内心似是而非的道理，可是每到最后又会被人揭穿。他的父母都是犹太人，从外貌上看，他不像犹太人。他的脸颊很丰满，嘴唇也很大，身子又矮又胖，像是富人家的厨师。他不虚荣、不暴躁、不活跃、不爱争论，也不太容易情绪激动。在谈到政府资金紧张的问题时，他会落泪。总而言之，尽管他身材矮小，但可能是最勇敢的一个人。
我们在两三个小时的时间里至少宣读了三十次议会的法案，而且都是由我和克勒米厄宣读的，古德索尔只会讲财政方面的问题，而科尔莫南不爱说话，就像个哑巴。老实说，实际上重担都压在了克勒米厄的肩上，我很满意他的表现，尽管我没有赞扬他，但是他的能力的确令我感到吃惊。让维耶认为克勒米厄是个天才的雄辩家，他的确发挥了这方面的才能。他扯着嗓门慷慨陈词，用一些令人惊讶的话吓唬听众，又不断地提出一些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些问题，现在更要引起注意）[51]。他时而用动作配合演讲，时而又在演讲当中穿插动作。他始终是慷慨激昂的，始终是有理有据的，始终能赢得掌声。我认为，人们从来都没有遇到过他这样的人并曾经想象过这样一个丑陋而不善言辞的人会有如此表现。
我没有遇到类似科尔赛勒的那种情况。我去了圣马丁大街和圣德尼大街，没有看到可以被当作堡垒的建筑物。可是，在那里，我目睹了规模更大的骚乱。在回来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身上沾满了血迹和脑浆的国民自卫军士兵，面无血色地打算回家。我向他打听情况，他告诉我，他所在的部队在圣德尼门遇到强大的攻击，他身边的一位战友（他还告诉我了这位战友的名字）被打死了，脑浆喷到了他的衣服上。
布朗基从家乡带来了一个穷人的孩子，让他当了仆人。在叛乱的那个晚上，那个孩子边做饭边说道：“这个星期天（当天是星期四）该我们吃童子鸡翅了吧？”另一位在布朗基家当仆人的女孩子说道：“也该我们穿美丽的丝绸裙子了。”对叛乱精神的合理思想，谁能比这两个天真的孩子表现得更明白呢？需要补充的是，虽然布朗基假装没有听到这些对话，但心里却十分害怕。叛乱刚刚被平息，他就让那个野心不小的男孩和那个虚荣之极的女孩回家去了。
为了掌握各个街道的真实情况，我和科尔赛勒决定分头行动，分别去了不同的街道。后来，他告诉我，他受到了人们的摆弄。刚开始，他毫不费力地通过几处正在修筑堡垒的工地，但后来就被人扣住不让走了。他们看到这位穿着白衬衣和黑上衣的绅士，正悠闲地在市政厅周边的街道上游逛，然后在每个工地旁停下脚步安静地观看，于是打算将他也拉进他们的阵营里。他们向他发出请求，请他帮助他们。毫不否认科尔赛勒是一位像凯撒那样勇敢的人，他明白，在这种情况下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接受邀请。于是，他搬起被掀起来的路面石板，尽可能地将这些石块摆放得整整齐齐。那些人看到他笨拙的身姿和敷衍的态度，觉得他不是个干活的好手，很快就让他走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