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首先还是他们立足点的问题。他们用传统的标准，认为语言要精练，要充分表达，他们拿如何用字，如何布局等等来批评我。我从小就对大人们承认的那个世界里的语言和陈腐的句子非常反感，在《突围表演》里有重大突破。我把什么形容词都去掉了，句子重复很多，拖得很长，这使他们的神经无法忍受。这是我的个性，我的语言，而不是他们平常意义之下的能够理解的语言。我不在乎用词，别人要去掉几个字，去掉几个句子，都掩盖不了我的语言的个性和特色。到了这个程度我已经不在乎现有的语言了。这是我认为《突围表演》比以前好的地方，它不在乎语言，一切顺乎自然。我记得有个诗人说过：“我写下一个句子，那个句子就成为一首诗。”《突围表演》是一首诗，一首长诗，完全是诗的世界。
问：你的作品还有哪些外文翻译？
答：基本上我写出的东西水平一致整齐，因为我不能允许在“那种状态”下写出来的东西。
问：好，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你说你写作时凭直觉感受，但是你是否有意识地从女性的观点去写女性的思想和感情呢？
问：好，那么我想请教两个问题。你说要靠天生的能力，你认为培养能力和苦功是不是也是重要的呢？
答：男女在天生上自然有不同。
答：不，我给他讲的故事都是编一些幽默、好笑的事。
对谈的成功是我意想不到的，不知不觉，就把想说的都说出来了。生活在美国的人到底视野开阔，不像国内那些批评家，永远只有一个模式。当时是一九九二年，那个时候我的文学观还未成形，只不过是说出了一些直观的东西，这些东西今天看起来仍有意思。
问：你看过国内的“朦胧诗”吗？他们也用了很多象征和幻想（fantasy）？
答：你提到的这些也是最好的。但是我不同意那些人的看法。他们以为《黄泥街》是最好的，我自己却认为《黄泥街》有些个别的瑕疵。我写《黄泥街》的时候从外边撷取了不少材料，不像后来完全以潜意识写出来的。但是《黄泥街》是完全个性化的，不是那种模仿的，写实主义的手法。
答：这很难想象，男作家很难写出这样的作品。假如你的假设成立，我想他也会遭受到批评的。因为里面写的是女性解放。是女作家就更会遭到批评。对某些男评论家而言，女作家创作本身就是扫面子的事情。
问：你看过《小城之恋》？
答：气功跟我讲的不是一回事，我这个人太世俗了，中国气功是把精神转化成物质的，我的俗念太多，无法练成功。
问：所以你们的关系是平等的？
问：有些评论家说你孤立，个人主义的味儿太浓，认为你应该多关心外面的世界，你觉得公平吗？
答：社会问题我不太接触。就看过的一些女作家的作品来说，他们对个性解放的意识还是远远不够的。哪怕她们写这个恋，那个爱的，好像要解放了，可是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是个女人，是个独立的女人。
问：所以你觉得这个问题根本不值得谈？
答：这些我不关心。
答：除了几个朋友外，日本及美国的读者比较开放，国内主要是能接受的读者不多。
答：没有，他不是那种文化人，每次他看到评论就来告诉我，通风报信。
问：让我用另外的方法提问。我是否可以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个你是不是认为到目前为止，国内没有一个评论家了解你的作品？
答：当时我认为是，后来我写了比《突围表演》更好的《思想汇报》。可是我找不到刊物发表，只好把它切成两半，一半就叫《思想汇报》。中国的批评家们认为这是写来讽刺骂人的，所以不让我发表。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它是以艺术本身为主题，谈的都是艺术本身，与外界无关。我把自己的艺术人格和日常自我分成两个人，藉此来表达艺术家悲凉的处境。
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呢？
问：为什么是一个妄想狂的世界呢？能不能请你多说明一点？
问：谈到了解，国内的评论家对你的《突围表演》的看法，套一句通俗的用语，似乎“很有意见”？
问：既然你的回答是有不同，我想问你一个当今西方女性运动中两难的问题：前提上既然男女天生不同，又如何能要求平等，要求解放呢？因为根本无处解放，本来就不同。
答：我想我外婆认为我可以跟她交流吧。其实那个短篇不完全是虚构，我是有那些经历的。我外婆每次驱鬼或者做别的事都带我跟她做。基本上我们是比较快乐的。
答：因为我的作品与他们那个大一统的看法和做法完全对立。除了女性解放和女性化以外，个性的解放在国内文学界还是很困难的事。
答：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答：是的，那种看法非常幼稚。因为中国这个社会几千年来的文化造成了男人像小孩子一样，女的相对地就成了阴谋家，权术家……
答：这是他们的立足点不对，他们认为只有社会写实主义，只能写社会光明面，他们根本未能进入我的世界。我的世界是冰与火两样在一起，就像我在一篇短篇里描写一个冰的世界，没有幻想，完全是一个存在，一个对立于大家公认的那个存在。就像冰一样冷硬，不能融化。但是冰可以爆炸，可以有火花。也像我写的“死的火焰”，写的时候我没多想，但看得很清楚，它所爆出的火，不是人间的火，非常奇怪，非常耀眼。
答：不行，一走出去就破坏了我的世界，我就没有宁静的心情来创造我的世界了。一旦转移到日常事务，与他们打交道，我就写不出自己的东西。我以为我写出作品以后，有人看它们，这种影响比我走出去说明，力量更大。当我不写小说的时候，比如现在我在美国，我有机会跟你们的学生说明我的爱心体现在我的小说里，就会有个别一两个人感受到。在国内，我的《突围表演》，一些评论家不愿接受，也看不懂，可也有两位研究哲学的写信来认为它是中国文坛上不得了的作品，他们觉得亲切，觉得与哲学相通。
问：你念了小学以后就没再上学了？那时候你多大？
问：你说的像禅宗的公案一样。男的像什么，女的又像什么呢？
答：不是脱节，是跟现实世界对立，对立于大家公认的那个现实。
答：我跟他的关系啊，他是一个孤独的人，而且特别悲观。当时他下放农村，与我哥哥一起。后来运动过了，所有知青都回城了，他一个人住在一个破庙里，不愿走。种一圃菜，想一辈子待在那儿。后来想想还是回来了。他不愿意跟社会打交道，除了隔一阵子出去买些菜以外，他根本不出去。
问：谈到女作家的屈服容忍，你这次来美国有没有女权主义作家跟你交谈过？
问：《一个美丽的南方夏日》好像不完全是自传式的吧？你好像写了你梦游，还有你外婆驱鬼的事？为什么你们比较亲近呢？
问：有文评指出虽然你的小说写梦幻，情绪和心理，但是你常常用第一人称；虽然有时角色无名无姓，没有情节发展，但能感觉出是女性的语气，你同意吗？
答：我同意，但不是常常。在《突围表演》中的叙述者是“笔者”，这个“笔者”是个男的。我非常女性化。正因为我的作品太女性化，他们不能接受。
答：我也是，好久没有这样尽兴地谈了，真是很高兴。
答：没有。
答：我不同意，女人是阴谋家的说法传统已有。她们希望男人强，而男人已经是这样了，她们就朝外看，喜欢上所谓硬汉，比如像日本的高仓健，从来都不笑的那个。我有一次跟我的朋友开玩笑说，我如果嫁了像高仓健那样的男人，我就去吊死算了。
问：国外读者呢？
问：除了面子以外，他们还有什么原因要如此对你呢？
问：假如你今天的作品是一个男作家写的，他会遭受到同样的待遇吗？
问：你自己曾经说过《突围表演》是你最好的作品，是不是？
问：能不能请你描述一下？
答：是，是我外婆。我们关系很近。我外婆年轻时真正疯过一阵子，可是她一方面非常疯，一方面却有阿Q精神，能自我保护自己。后来竟然全好了。
问：所以你认为他们没搞清楚你的作品？
答：他根本没看懂。他的评语正在我的预料之中，我写的时候就知道，这些评论会这样评的。《一个艺术家和读过浪漫主义的县长老头》和《一个女人关于阳刚之气的精彩演说》完全不同。“县长老头”是梦幻的作品。他们从表面上看，好像是骂人的，其实与外界无关。是我内心的独白。那五个艺术家都是艺术自我和日常自我分裂成五个人，绝对不是从日常生活中取来的样板。五个艺术家是那么肮脏，龌龊，他们以为写的是他们，是骂他们，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是在谈我的艺术自我，我对他们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写的是我的世界。他们不懂得深刻的幽默是对自己的幽默。
问：在你刚刚说的前提下，个性应该解放，女人应该解放，那么你认为中国妇女目前的情形怎么样？具体地说，她们应该争取些什么呢？
答：我觉得那种说法非常幼稚。
答：我就是用一个儿童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儿童的眼中没有所谓美丑，也没有社会化的世俗的东西。比如《黄泥街》里我写了粪便，毛虫，和其他世俗认为是丑的东西，我不认为是丑的。就像小孩子用手抓大便，他们绝不会感觉那是脏的或者丑的。
答：对，我的脑筋特别清醒。常常想把事情搞清楚。不是理性上的，经过推理的，而是直觉上的。
答：我的看法是女人在文学界缺乏应有的地位，她们应该去争取。现在我是站起来了，男评论家们没办法，不得不承认我。
问：那么有人称你为超现实主义，你的看法怎么样？去年我听说一位先生写评论有独到的见解，也评过你的作品。由于个人隐私权的关系，我不便直说名字。你觉得他也不了解你的作品吗？
答：在写作上没有用。所以有人写信来问我写作，我从来不回信。另外环境也很重要，我是说出生的环境。我的优势就是我从小没上学，不受传统污染的优势。
我到达美国北方明尼阿波利斯双子城时，大雪铺天盖地，风景美不胜收。万彬彬先生是台湾人，圣・奥勒佛大学的教授，对女性主义有研究。我们在学校的咖啡馆举行了对谈。他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谈话对手，极其善于捕捉灵感，引起有意思的话题。实际上，我觉得他有优秀的记者才能。
问：这倒是可以了解的。西方也有作品不是为市场或者读者而写的。问题不在这里。有人批评你专写龌龊的、脏的，甚至说你太阴冷、太冷酷，缺少爱心，只写黑暗面。
问：女人是不是应该争取在法律上的平等，比如离婚，继承，和孩子监护权呢？
答：我不同意。我们的主题也许有相通的地方，但是我们完全不同。卡夫卡是我喜欢的作家之一。他具有女性化的感受，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非常细腻精致的感受。但他是受过教育的，虽然透过变形扭曲，但是仍有思想结构。我是凭空杜撰，凭自己的本能力度造成自己的语言，照我的想象和直觉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问：所以你同意他们的观点？
问：那为什么不是最先发表的？
答：我是孤立，但是我这种孤立不是对外界没有兴趣的孤立，而是太有兴趣，太敏感了。正因为有割不断的联系，才把自己孤立起来，为了潜心于创作嘛。我现在没有能力去关心外界的事，比如说妇女的地位。但是在我的小说中我已经表达了我的主张了。问：我想这话有一点矛盾，一方面你说别人被写实主义的框框束缚着，不了解你，另一方面你又说你与外界有割不断的联系，那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孤立起来？又怎么可能把你自己孤立起来呢？孤立了以后别人不是失去了了解你的机会吗？
答：我不知道是不是平等。他最大的优点就是没文化，不是那种不识字的没文化，而是没有某些中国文人的那种文化，我就喜欢这一点。
问：那么你这种语言有什么特别的诗的效果，能给读者什么审美感受呢？
1992.11.24 美国明尼苏达
答：我不是有意识地这样写。在国内我一直都不知道，直到来了美国我才知道这与西方不谋而合，以前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这样搞。他们都说我是女性文学，非常女性化。
答：苦练不出来的。
答：刚开始经验不丰富，我也试图拟出一些计划和结构，但绝对是失败的。
答：我自己也不知道寻常不寻常，但是那篇就是我的自传。而且对于蛇、蜘蛛、鬼等，我有独特的感受，虽然恐惧，但更多的是渴望，那是异常美丽的意象。
答：我根本不想在美国多停留，本来我打算十一月三十号回去。只因为有很多会要参加，所以只好停留久一点儿。这两三年是我作品很多的时期，我非常急于回去写。我原来以为可以在美国把一个中篇写完，后来发现不行，好像在这里就没有气了。
问：我看过一篇评论文章，作者说基于他对《突围表演》和《一个艺术家和读过浪漫主义的县长老头》的了解，他们认为你开始从梦幻转向现实，从自身自我的体验转向外在客观描写，从一种人类的整体类的生存状态转向特定精神文化，带有一种冷嘲和讽刺的味道。
问：目前如果你想组织自己的出版社有没有可能？二十年前美国女作家作品也没有市场，她们组织出版社，慢慢也就引起了人们的了解与重视？
答：我不同意称我为超现实主义，我的作品西方人写不出来。一些人从没看完我的小说，有的人硬着头皮看过一两篇短的，就说怎么好怎么好。像《苍老的浮云》，有人看不下去，我跟他谈过话，问他干吗要硬着头皮看。
答：我还要到加州，柏克莱，俄勒冈，夏威夷，波士顿，哈佛和纽约。我真的急于回去。我不知道我这种状态还能维持多久。我想要写的东西非常抽象。最近写的一个中篇是关于死亡的主题。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年我跟外界隔绝，住在楼上不下来。常常有忧郁症。每天下午做梦，有真正死亡的感觉。这次做梦跟以往不同。以往梦中死是由于某种原因，比如被野兽追赶，但是这次是在梦中平静地死去。每天下午醒来我都觉得很不安，就做些别的事情去忘掉它。我经常感到我已经是五十八或者六十八岁了，已经没有多少日子，快完了。我把这种感觉写成了一个中篇，还没有发表。
答：孤立是人为的，割不断是客观的。我天生的性格就对人感兴趣，所以最后归结对自己感兴趣。最后就造成另一个自己的世界，别人很难进去了。这个世界是我的，是个性化的，是自由的。他们就批评我这一点，说我写东西应该反映外面的世界。我不同意这话。我不同意他们用写实主义的立足点来解释一切。我的作品不是思想，我的是精神的，是感受而造出来的世界，是特别空的。是我对外界的感受，不是模仿，不是描绘，而是达到了创造。
问：已经写出来而还没发表？那我们真诚地希望这篇能早日发表，先睹为快。有人说闻名不如见面。能跟你面对面谈谈真是一件愉快的事。谢谢你。
问：能不能说详细一点？
问：你想过写儿童读物没有？美国有不少，但有意思的不多。
答：我一般很少修改我的稿子，就直接在稿纸上写。
问：那么你同意把你的小说跟真实生活中的你连在一起吗？
答：她们太世俗，不能彻底超脱，不敢跟男作家及评论家们对立。
问：在这个期间还要到哪些地方去访问？还有，能不能透露一点回去以后会写些什么？
答：我也不是出于故意，但一写出来就这样。我不管读者。我的脑里只有那么一两位读者。这就是为什么我写《思想汇报》时暗示读者与艺术家之关系，还有艺术本身，日常自我和艺术自我的矛盾。我就处在这个矛盾之中。一方面希望有读者，没有读者的文学是失败的文学，理性告诉我那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我还是要写，我写的时候心里又总有那么一两位读者。非常矛盾。
答：除了我哥哥，还有其他的几个朋友在《文学评论》、《读书》上写的评论以外，没有人了解。
答：那完全是他们的想象，与我无关。
问：在你一生到今天，你是不是曾经受到歧视，批评，只因为你是一个女人呢？
问：既然你谈到国外，有的评论家把你的作品跟卡夫卡的《变形记》和《局外人》（或作《异乡人》）互相比较，说你们很相似，你怎么说？
答：另外一半改得乱七八糟的出版了。但是我出书的时候一定要把两篇合起来。这篇我非常满意，国内没有读者，但日本有人打算写评论。
问：这种优势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但是谈到彻底个性解放，你认为男女天生是不是不同？比如一般看法认为男作家比较偏向雄伟，豪放，而女作家偏向婉约，温柔，敏感，等等？
答：那是社会一般的看法。
问：好，我们就谈谈你这些年来的作品吧。有些评论家觉得你最好的作品是《山上的小屋》、《公牛》和《黄泥街》，你同意不同意？
问：那么，你感觉的美是什么呢？
问：你爱人对你的创作有什么看法，他是不是看你的作品也跟你讨论呢？
答：一九八三年开始的。我一写就成功了，也是一种意外。
答：文学界一些人批评我的小说的立足点不同，他们站在写实主义的立场想把我的作品也拖进去。后来我越来越个性化，说自己的话，不说他们的话，他们就不理我了。他们死守着写实主义，社会写实主义，新写实主义，就是不容许别人有不同的观点。
问：你修改不修改你的稿子呢？
问：那么，你跟你爱人的关系呢？
问：很高兴今天能有这个机会跟你谈谈，我想就围绕着你的文学创作经验和作品以及相关的女性主义意识这两个主题来谈。首先我想请问你，读者和评论家都注意到了你的小说不论在语言，技巧，或者主题上都与众不同，在你人生的经验里你觉得对你的写作发生最大影响的是什么？
答：他不必通过小说来了解我，我们彼此已经非常了解。
问：那么另外一半呢？
答：就是男的像个男的，女的像个女的。
答：那篇《一个女人关于阳刚之气的精彩演说》实际上是我的讲演，是一九八八年在上海的讨论会上发表的，后来我把它附在《突围表演》的后面。这篇东西本身在今天看起来是一篇女性主义的宣言。虽然我没学过理论，也全是出于虚构，但它有很强烈的妇女解放和性解放的意识。他们不懂，而且非常反感。我主张一个女人不应该听外界的，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们特别反感。而《一个艺术家和读过浪漫主义的县长老头》是一般人看不懂的。在国内引起不少的争论。
问：不一定是客观事实的了解，而是说参与，比如看到了报刊杂志上登了评论，跟你谈谈。
问：这次回国以后，有些什么写作计划？
问：我想读者和评论家都很好奇，想知道你是怎么写你的小说的？哪一篇你比较满意？
问：能不能苦练出来是一回事，但是你认为在写作上下苦功有没有用？
问：你也练气功吗？
答：我没想过，我写的时候也不管读者，让他们自己去感受。
答：我关心男女作家是不是真正有自己的个性。我是一个艺术家。
答：那不能那样比。我认为我的世界是很美好的，他们也许也认为他们的很美好，感受不同。
问：那么透过文学技巧呈现这些时，你想对读者传达什么信息呢？或者说你想表达什么呢？
问：你的意思是你的思想没受到污染没有僵化？
问：那你关心什么？
答：那样的说法是非常无知的。另外，说我描写了什么，是完全不具备读我的小说的资格的。我不是描写什么。我的世界是对立于大家公认的那个世界。我的世界是坐在书桌前用那种“野蛮的力”重新创造的一个世界。可以说是他们所说的妄想狂的世界。
答：我没有把读者考虑进去。我是自得其乐，找我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表达，不知不觉地把它写了出来。
问：我记得在《一个美丽的南方夏日》这个自传式短篇小说中，你好像跟你的外婆关系很近，是不是？
问：对第三个问题，写性写得太多而又与主题无涉呢？
答：有，相对而言，国外的读者比国内的多一点。国内大部分是年轻的朋友，他们喜欢我的作品，发表短文谈论。他们认为只有看我的作品才觉得痛快。
问：那么一般中国女作家呢？
答：没有，完全搞错了。我的作品是分阶段的，第一个阶段的《黄泥街》才是处女作。
问：我在上海期间听到过，还有在英文期刊上也看到过，有些中国女作家觉得中国男人没有男子气概，发表了不少关于男子汉、硬汉的意见。你的看法怎么样？
问：你也许可以走出你的世界跟别人沟通一下……
答：很简单，因为那时候我没有名气。由于我写东西从来不留日期。他们说《黄泥街》好，其实《黄泥街》是有瑕疵的。另外，他们也说《阿梅在一个太阳天的愁思》非常成熟，非常老练，是后期的作品，一上来就搞错了，《阿梅》是短篇的处女作。使我出名的是中篇《苍老的浮云》，他们说看不下去，《黄泥街》就更不用说了。他们觉得只有短篇的好，后面写的全不行。
答：有日文、法文、德文、丹麦文、意大利文等等，都出版了小说集。
问：那么在天生智慧和体力能力上还有其他方面是否不同？刘索拉的看法是天生当然有不同，但是这一代自出生以后教育就教女孩子们泯没女性意识，达到所谓男女平等。
问：什么样的“那种状态”呢？
答：他也做家务，而且他做的多。有一段时期我们开裁缝店，他做裁缝，我写作。
问：等等，这不是解放以后才出现的说法吗？
问：你是故意打散结构？故意这么写？如果照你这样说，凭直觉和想象写，读者怎么了解你的作品呢？
问：你觉得中国现在有没有达到男女平等呢？
问：你提到女人成了阴谋家，权术家，那么在当今中国社会里，是不是因为你是个女人就特别吃香，特别受到优惠呢？比如说，女作家就比男作家容易成名？
问：一般还认为你在小说中喜欢描写人性的惊恐不安，时时戒备和偷窥狂的异常情绪，而这些都是负面的，黑暗的。你认为怎样？
答：我的潜意识并不是像一般人乱七八糟的，我的潜意识非常清楚，甚至有人说我的《苍老的浮云》结构非常精巧，不是传统的结构，而是另一种有前后呼应的，贯通到底的东西。
答：没有，我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不想上学。虽然当时我想进学校还是可以，可是我不想。我记得那时候我才十三四岁。我的父亲非常开明，他从不骂我，也不逼我上学。邻居一个好朋友挨了他父母打骂，只好上学去了。
答：我不是用幻想，我的小说本身完全是幻想。我每天写一点，每天写一点，写之前脑子里完全是空的，只觉得有一种很强烈的情绪在驱使，愈写愈好，我自己也奇怪，我怎么会写出这么好的东西。我的小说情节人物完全是虚构的，有时候根本没有情节。他们从传统的立足点看，找寻小说故事和现实的联系，出发点就错了，他们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来了解我的小说。
答：我没全看到，你说说看。
问：你说你那时候比较快乐，可是在《一个美丽的南方夏日》里，你用了不少的阴暗黑色的象征。比如说蛇、蜘蛛、鬼等等不寻常的东西。
答：有些女作家是有这个问题的。她们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女作家而成名，而是作为男人的附庸而成名的。这种情形还很严重地存在着。她们还是男人的玩物，并不是自己成名的。我不像她们一样，我是靠我自己，所以有些男评论家们对我特别反感。
问：那么应该怎么来唤起这种意识呢？
问：你的世界是比别人的更美好呢？还是……
问：美国也有一些作家说他们不知不觉自动写出来，不一定很consciously，也不一定有计划。
答：那是没办法的。从写作看，一方面是自己天生的能力，一方面从小的环境也很重要。
问：就我所记得的，他们认为，第一，你的文字语言拖得太长，太啰嗦；第二，虽然用的现代派的手法，角色无名无姓，只用P,Q，X,Y等等，但情节杂乱无章，拼凑而成；第三，说了太多有关性的东西，与主题无关，而且结尾模糊笼统不了了之。你的反驳呢？
答：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我的那个世界，我对大家所熟悉习惯的世界，对俗话，套话都十分反感。大人说东，我一定说西。我的世界是我创造出来去反那个世俗世界的。他们都非常讨厌我。但是我这个世界又与大家所公认所习惯的世界有很密切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像逃禅或者觅道那样隐遁到山上去。我就是要反，就是讨厌那个世界，所以我才创造了我的世界。
答：在中国女作家之中我也许是比较不同的。我想对我影响较大的是在“文革”那一段日子，我父亲被下放，母亲被送到“五七干校”，因此我没有上学。但我喜欢看书，从小看了不少书。影响最大的一段时间是我婚后生了孩子，奋起挣扎，与丈夫自学缝纫的那一段。就是从那时开始，我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能力，产生了写小说的念头。
答：我一般是拿起一支笔把纸铺在桌子上，自己觉得可以就开始写。在那之前脑子里什么也没有。我平常从不想到创作的事，像现在在美国这几个月我也从不想。而且平常我也是早上写了一个钟头，就再也不想，作作其他的事，摸摸弄弄，随处走走看看。
答：那篇小说基本上也是男人的观点，完全不能比。我的个性和感情天生就不一样，有很强的叛逆性，从来不服从。其他的女作家比较屈服于传统，比较容忍。我不能容忍，不尊重我就是不行。
答：我觉得写性的问题非常好。中国还没有描写性为主题来提倡性解放的。有，也是以性作为男女的恋情的一面而已。
问：那么在读者方面呢？
答：就是受理性支配的那种状态。我不能允许那种状态下写出来的东西。只能是进入我的那种状态才可以。
答：我没想过，也许以后吧？
答：我同意。
答：每一个时代不同。如果要提出一个标准，那就是各人造出一个自己的标准。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的小说《突围表演》中就有解答。女人个性解放以后，各人有各人的人格，主张，看法，然后慢慢形成一个时代的看法。
问：外国肯替你出书是不是因为西方有幻想小说的传统？
答：可能没关系。他们的是非理性文学，是现代文学。我的作品当然有现代主义的因素，但与他们的都不同。
答：有的，那都发生在我写作以后。在我写作以前，我们没有工作。我和我爱人搞了一个裁缝店，那时还没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引来别人的非议。只有作为一个女作家出现，才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问：换而言之，你有意识地去设计去构想，反而失败了。你就凭着你的直觉和潜意识来写小说。
问：像你这样在短短的时期里出了这么多书而成名，在文学界里是一个特别的现象，我们能不能谈一谈你的作品内容和你的创作经验？有评论家认为你的小说世界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反理性，反逻辑，与实际生活没有关系，脱节了……
问：他做不做家务？
问：谈到现代主义，我们能不能谈谈你的三篇最引起争论的作品：《一个艺术家和读过浪漫主义的县长老头》、《一个女人关于阳刚之气的精彩演说》和《突围表演》，比如说，在你……
问：你儿子呢？你是不是也给他讲讲你写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