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有人说要读懂残雪就必须先读懂卡夫卡、博尔赫斯、鲁迅等，这令人感到很“玄”。而你曾经说过，有那么一类文学家的作品一开始并不属于大众，也不能给大多数人带来审美的满足，但他们的影响却是震撼灵魂的，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观的，据我所知，你从一九八四年开始出第一本书，一直在小众之内被接受，直到二〇〇〇年所谓的“残雪年”，才被更多的读者理解。你就是那一类作家吗？你怎么看待作家与读者的接受关系？
答：首先要弄清一个问题，即，你指的是什么样的女人。是如今泛滥于文坛上的传统的“小女人”吗？如果是，我当然完全不像她们。女人有各种各样的，我认为真正的新女性尚未在这块土地上诞生，也许我的作品是一个前奏吧。我愿这样想。关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只有彻底的个性写作才能把女性写作进行到底。我在我的长篇《五香街》里对这一点描写得很透彻，那篇作品是彻底个性的，因此也是女性的。我的美国翻译说，只有中国女性才写得出这样的作品，而她也是一位女性。这就是欣赏能力的问题了。只有那些真正的现代女性和想成为现代女性的人才会欣赏残雪。我对女性写作是这样理解的：它是一种对中国传统的反动，它的目标是彻底的个性化。中国女性在数量上确实倾向于传统的比较多，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改革解放了多少妇女呢？不管怎样，我要在艺术中大声呐喊，奋力张扬，告诉人们现代美究竟是什么。我这样做是出于我的天性。
答：这个问题我在很多地方回答过，可见是一种流行的看法。这样的看法的出发点本身就是一种对西方文化的误读。我们往往将陈腐的常识，约定俗成的规则当作理性，而这个东西是相对不变的。当我们说某人的作品“理性”时，实际上是说他在写作时观念先行。对于现代艺术来说，理性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没有理性，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现代艺术。理性是一种压榨，为促使写作者的生命力爆发；理性又是一种观照，在微妙的氛围里怂恿着感觉的肆意横行。一些层次不太高的读者认为我是乱写，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给他纸和笔，让他也来乱写试试看。为什么一般人不能像我这样“乱写”呢？这里有一个生命力和理性的问题，必须两者都达到一定的强度，相互间的关系是制约与突破的关系。你光有一点蛮力，缺乏崇高的理性，作品就难以上档次，只有对于自我的冷酷制裁才会导致一场力的拼死爆发，从而让想象插上翅膀。我的创作是潜意识的创作，潜意识的领域里理性大有用武之地，它凭空挑起事端，让艺术的场景不断涌现。几乎每一次，作为主体的我都无法预测笔下的风景，而越难以预测，写作就越成功。经验早就告诉了我这个诀窍。也有一些作品差一点，那是用力不够，制裁不严密。我的文学方式清楚地凸现出理性在艺术中究竟是如何起作用的：不是观念先行，而是相反，让感觉的浪潮在制约下汹涌。我发现，我们的文学界从未这样认识过这个根本问题。而我，是通过阅读西方经典文学发现这个创造的原理的。在日常中，当我脑海空空的时候，就会有奇异的欲望蠢蠢欲动。脑海空空就是那种强制的状态，也是天赋吧。然后，魔鬼就要起义了，将重封密锁的镇压彻底冲破。
答：《五香街》并不是刚写的新作，只不过是第一次全文出版。作品的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呢？不就是存在于各种层次读者的理解之中吗？最深的层次当然最接近写作者的自我。我很高兴沸沸扬扬，有议论，有争论，就会向深入发展。我的所有作品都是一个方向，但方法确实有不同。这一篇的不同要大一点，大概因为我那时还年轻，写得特别快吧。它不像后来的作品那样老谋深算，极度复杂，而是比较单纯，有冲力。青春不再，但我现阶段的作品还处于上升期，我属于少数耐力极好的类型。
答：关于一个叫“述遗”的女人的中篇系列是我最得意的作品，曾发表于《大家》《花城》等杂志，却并没有几个人评论。但我知道有一些读者非常喜欢。我的那个老太太是一个老艺术家，她用惊人的，几乎不可思议的毅力战胜了自己的肉体，在属于她一个人的阴沉的天堂里住了下来，用既不脱离世俗，又坚决同世俗划清界限的艺术生活方式同死亡抗争。为什么要悲观呢？在对人性的看法上，残雪的小说一点也不悲观，这在作品中已经体现，只是看到这个层次的读者还不多罢了。
问：最后问你一个私人问题，你从长沙移居北京，是出于创作需要吗？不少人认为搞文化必须到北京。
问：我在大学里接触你的作品，第一个感觉就是：不美，诡异，不像女人写的。事实证明，我在接触一些文学界的人，谈到你的作品，比较有感觉的几乎都是男性作家，女性读者不太容易欣赏你的东西。她们认为你是个性写作而不是女性写作，你觉得两者应该有界限吗？
答：当然可以啦，纯文学已经在西方存在几千年了嘛。不能因为我们先前没有，就说人家有的东西也要灭亡，文学界最好明智一点嘛。纯文学在我们这里刚刚起步，势头不错，为什么要悲观呢？现在该悲观的是日本这样的国家，他们看不到一点希望。还有美国，创作上也差得很。不过他们都有很厉害的读者。我强调的精神层次是一个事实，它存在于先辈文学家的作品里，要追求精神独立就要探讨这个问题。这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的，是巨大的研究对象。
答：你是对的，我们这里的确远离哲学。不过我是通过艺术创造本身来做到这一点的。任何纯文学，都与哲学具有同样境界吧，应该是这样。国内太注重诺贝尔了，那不过是一个文学奖，据我所知，别国的文学界并不像我们这样关心。我最看重的是我一九八六年得的一个“北大青年艺术节创作一等奖”。那个年代，得这种奖，真不简单。后来我还得过一个民间“时就文学奖”，印象深刻。官方的没有得过。
答：我本人并不认为有什么先后。只要具有那种气质，模模糊糊地感到被作品吸引，尽可以一鼓作气地去读。人是很难知道自己的潜力的，现代阅读是提供场地，让人充分发挥自身的艺术潜力，做一回艺术家。我之所以鼓吹艺术，因为我觉得艺术最符合人性。我当然是小众作家，“那一类”作家，现在我看到自己的读者在增加，心里觉得很鼓舞。有时我对外国人说，中国的青年读者了不起！如上所说，我认为在现代艺术中，读者与作者的关系是共谋的关系，你必须参加创造，作品才会在作者和你之间成立。不然的话，作品是未完成的，你还是你，完全不相干。所以这也是一种有难度的阅读。为了扩大我的读者群，我写了一系列的经典文学的评论，今年已经出版的是《地狱中的独行者——评浮士德和莎士比亚悲剧》，即将出版的是：《置身绝境的操练——读“神曲”》。另外我还出版了评卡夫卡和博尔赫斯的专著。问：你一直喜欢强调“精神层次”，并认为纯文学就是对精神层次进行层层描述，而张承志、张炜等也一度以精神立场的坚守者著称，你认为在这个多元化阅读、多元化写作的背景下，纯文学真的可以以一种“遗世独立”的姿态存在吗？
问：我听到过马悦然列举他所喜欢的中国作家，其中就有你，而你的作品也是被翻译到西方国家最多的中国作家之一。我个人认为这与你作品注重哲学色彩有关，因为西方人一贯比较习惯哲思。你的看法呢？据说能被马悦然看上的华文作家，有望角逐诺贝尔，你有这样的愿望吗？
2003.2
问：我认为你的小说理性成分很多，文学创作中理性光芒如果没有任何遮蔽，会不会对作品本身是一种伤害？
问：我个人比较喜欢你的《黑色的舞蹈》，写一个老太太企图改变习惯的生活，却对新生活恐惧和困惑，直至后来也将新生活过成了旧生活，结论是生活的新旧形式原来就没有什么区别，当折腾着领悟了这一点，生命的意义也就丧失了。里边有很强烈的悲观色彩，我觉得你许多小说都有这些成分，跟你的生活经历有关？
问：你一直被认为是先锋作家，不仅是思想上的先锋，还是形式上的先锋，最近你的新作《五香街》因为大胆揭露了中国各层次的“性心理”而被炒得沸沸扬扬，可以谈谈它的真实意旨吗？它是否代表了你接下来的创作方向？
答：我移居北京是因为在长沙活不下去了。我已经有十几年饱受潮湿过敏疾病的折磨。过去因为钱太少，只好在那边挨一天算一天。现在借了点钱，才勉强凑起买了这个房。对于我来说，哪里都可以搞文学。搬家之后，身体好多了，写得也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