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切羁绊全去掉了的时候，我是怎样生活的呢？可以说，我梦想的要把生活变成艺术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把生活变成艺术是一种深层意义上的说法。人不会一天到晚坐在桌旁写，那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人又可以一天到晚搞创作。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觉得当我把表面的生活简单化了之后，我身上那种古老的记忆就变得比任何时候都要活跃了。它们涌动着，涌动着，急于要浮出表面。难道说每天大量的运动，在房间里打扫卫生，茫茫然地瞪着窗外的树林，将自己弄得脑海空空，这一切都不算是在“搞创作”吗？难道没有意识到的劳动（在这方面人永远是所知甚少的）就不算劳动吗？表面看，我每天只写两个小时，但其实，那另外的二十二个小时不同时也在创作吗？当然这是好久以后我才在实践中意识到的。即使我没有全意识到，我也一直在遵循自己的本能行事。
有一天，我在走投无路之际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念头：学缝纫。对，为什么我不能学呢？这是一门可以解决生活费用的手艺，只要有恒心，我不信我就学不会。退一步来说，即算我最终没能学会，也可以帮人补补衣服，锁锁三线边什么的，我看见有的妇女就是以此为生。接着我又想到我丈夫，他是个优秀的木工，做木模家具是看图纸划线，做服装不也是同样道理吗？我越想越兴奋，正好家中有台缝纫机，我马上动手拆旧衣服，拆完再缝上，反反复复地练习。在我的带动之下，丈夫也开始钻研裁剪书。当时他在一个仓库搞维修工作，那是种“磨阳寿”的工作，没事干领导也不让回家。所以他白天干完活就在维修房关上门打瞌睡，晚上回来用报纸裁纸片。
那么是否从此不食人间烟火了呢？完全不是那样。我的精神需要同世俗进行交媾（这种交媾由于我本身的敏感，即使很少出门也进行得比任何人都要频繁），我同时也需要同世俗隔开，免得它侵蚀我内部这神奇的领土。由于这不可解的矛盾，我的个人生活变得很古怪：我热衷于吸收、玩味一切来自外界的信息，并情不自禁地卷入世俗；同时，我又随时冷酷地斩断自己与外界的种种联系（甚至包括亲属关系）。我不是要当贵族或“闭门造车”，我只是要生活在人类精神的前沿，我珍惜我身上所储藏的多少代祖先留给我的财富，我要健康地活到最后，活一天就要做一天开掘工作。所以我时常不近人情，因为顾不了那么多了。
一九八五年，在作家朋友们的帮助之下，我的作品终于得以发表！我没有料到会如此的顺利。这并不是说我对自己的作品没有信心（其实我是信心很足的），而是我对形势的估计还没乐观到这个程度，本来我估计至少要等五至十年。到了一九八六年，刊物上面就开始陆陆续续出现对残雪作品的评价，向我约稿的人多起来了，形势对作品的数量有了要求。我自己的内心也很急迫，我觉得我要写，我一定要写，我已经憋了这么多年了，要赶快写啊，谁知道形势会怎么样变呢？于是业余时间成为了一个问题。
我的处女作《黄泥街》的创作，就是在这样喧闹的环境中开始的。那大约是承接服装不到一年之际，我的自信心空前的高涨，前途闪闪发光。白天忙忙碌碌，人来人往，一边脑袋里塞满了衣服尺寸，我就用另一边脑袋创作。我见缝插针地将草稿写在一个旧笔记本子上头，到了夜间再一一誊清。我在创作之际发现了一件怪事：我似乎是有某种特异功能，能够营造难以理解的、但决不是毫无意义的意境。凡是那些笔比自己先行，不加构思的文字，一定是最为成功的（当然这“成功”也只能意会）。莫非我身上积存了无数老祖先的深层记忆？莫非我个人的生活和职业只是表面的，一切都是为了协调那古老的宝藏源源不断地流出？创作越深入，这种感觉就越强烈。比如我在写作时并不十分惧怕外界的干扰，我的思维常常可以在两界之间自由地穿梭，刚刚为顾客量完尺寸，设计好式样，马上又可以回到桌边去写。似乎一切都与表面的、理性的构思无关，另有一种现成的构思在黑暗的深处，只要我有力量沉到那黑暗的底处去搅动，它就会出乎意料地浮上来。我不清楚我写下的是什么东西，我只知道（一种奇怪的预感能力）我应当执着于这个，这是最好的，从未有过的，将来总会有人将它解释出来的。起初，在中篇《黄泥街》的写作中，我的创造还没有彻底摆脱理性介入的痕迹，待到这一篇完成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已经走向了自由。
我居然成了专业作家了！虽然得到的钱很少，毕竟不用为生活发愁了。在我的规划中，专业作家的任务就是在家中写，每年完成一定数量的作品。可是不久我就发现不对头了，除了写作品之外，我还得去单位参加一点学习，有时甚至还被要求去乡下搞“社教”。这种事情对我来说就是勉为其难了。我想，当初我做缝纫就是为了避免这种事，难道现在反倒要回过头来吃二遍苦吗？不管怎么说，我这个人就是不喜欢政治学习，大家坐在一起嘻嘻哈哈学一天，我却好久平静不下来，搞得影响创作。早知这样，我倒不如不当这个专业作家。我当然不敢违抗学习的命令，我就采取“躲”的办法。每次单位打来电话要我去搞学习我都不敢接电话，要我丈夫回答他们说不在家，或说病了，去不了。每次都这样讲当然不再有人相信。我还记得有次重要的学习我没参加，躲在我大哥家里，当时的党委书记觉得事关重大，竟开车找到了大哥单位上。当然没找到我，愤愤地回去了，也许他认为我目无组织纪律吧。当时内心也很矛盾，也想过重返缝纫的老行当之类的。后来我跟省委宣传部写过好几封信，每次都是陈述自己不参加学习的理由。大约省委宣传部也觉得这事挺为难的，拖了几年之后，终于默认了我擅自不参加学习的行为。这下我就体会到了一点党的温暖。
一九八六至一九八八年，我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在文坛上造成了影响。至此写作已成了我生命的目的。随着年龄增大，身体似乎不如年轻时那么结实了，我每天要花大量时间搞运动，以维持创作的状态。“人心不足蛇吞象”，这时我想，如果弄一个专业作家当当，为家里减轻负担，对创作不是更加有利吗？据说现在文坛上有很多关于专业作家的讨论，有人认为只有业余作家才写得出好作品，我以为这是年轻人的幼稚想法。在我看来，业余作家与专业作家的创作毫无区别，只要政府不从艺术上和其它方面限制作家，让真正有才华的作家解除后顾之忧是政府有长远眼光的表现，而且也确实带来了文学的繁荣。想想欧洲过去那些被贵族们养着的大艺术家，他们所创造的不朽的作品吧。听说俄罗斯也是对艺术家很鼓励的，虽不能让他们成为富裕阶层，但只要有点才华的都有饭吃。作品的产生来自压力，这一点不错，但这种压力主要不是来自外部，靠外部压力写作的作家只能写出三四流的作品。当专业作家的想法一扎根，我就开始努力。这时作家朋友何立伟鼎力相助，带我找到了市委书记家中，最后终于将这事办成功了。
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我开始“退居二线”，将缝纫工作全盘交给丈夫去处理，自己只煮煮饭，管管儿子。
探索越向内深入，写作越变得不可思议。我从未感到过某些古典作家的那种灵感勃发，不如说我每天都处在灵感之中。它总在那里，只要我不放弃，它就不会跑掉。早上跑步之后精神很好，对自己基本满意，脑海空空，就可以写。至于写下的是什么无关紧要，反正是“那种东西”吧。所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除了偶尔参加一次文学活动（为获得出版机会），我每天都在写。这些年来，我的工作基本上是有条不紊的。我并没有使不完的精力，但我有使不完的储藏。知道的越多，未知的也越多，这令我感到惊讶。这就是把生活变成艺术吗？我常自问。我觉得我正走在实现理想的途中。
那时我们的物质生活是多么贫乏，多么辛苦，然而精神上是多么振奋啊。对未来的憧憬激励着我：成为自食其力的小业主，万事不求人，不找关系，凭手艺过日子，与此同时获取搞艺术创作的条件。缝纫不是一门容易学的手艺，既需要韧性又需要灵性。我记得有多少个夜晚，我们为了攻克难关，一直工作到凌晨三四点；还有一次因遇上难题，竟连三岁儿子吃饭的事都忘了，为此自责得夜间失眠……其中的艰辛自不必细说。
一九七九年我生了孩子，失去了工作待业在家。整整两年多我忙于带小孩，那青年时代热烈的文学之梦只能深深地藏在心底。接着就面临寻找职业的阶段。当时我对理想职业的考虑是这样的：我希望找到一种职业，能够免去种种令我感到恐怖的人际关系，尤其是能免去政治学习。这种职业也许赚钱很少，但责任心也不大。那是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二年，我找不到这样的工作。我曾盼望去省政协做烧开水的勤杂工，但等来等去的终于没能轮到我。何况烧开水也不一定好，也要参加政治学习，有时还要看领导的脸色，而那些领导的脸，实在不好看。我为什么要寻找这样的工作呢？当然是因为我特异的个性，更是因为我要从事艺术工作。人要进行真正的艺术创作，就一定要有一种宁静的心态，至少一天之内要有这样一段时间。为达到这种心态，人必须要能免去许多后顾之忧（或日战胜烦恼），如果成天纠缠在龌龊的人际关系中提心吊胆，就会影响创作的信心。当时我并没达到这种清醒的认识，但我感到了这一点。
自从艺术同我之间的纠缠变得不可解脱之后，如何样获得一种宁静的心态便成了我生活中的首要大事。
工夫不负有心人。六个月之后，我们用铝板做了个小招牌吊在窗户下面（当时住三楼），开始正式承接服装了。我记得第二个月就赚了六十多元钱，合丈夫两个月的工资。此后当然越做越发。丈夫的裁剪技术与众不同，很受欢迎，我则比较擅长于为顾客设计合体的式样。最为繁荣的时间，我们在家带了四个徒弟一起干。我们在门上安了那种最原始的电铃，顾客一按，它就发出如鸭公一样的怪叫。在我听来，这噪声是世界上最美好的音乐，它代表了自由、希望和心境的平和。快四岁的儿子每次听到这噪声就兴奋得不行，撅着小屁股用力跑，抢在人前去开门。啊，我终于从人际关系的恐怖中脱离出来了，这不是我梦寐以求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