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女作家玛丽亚·杜埃尼亚斯的处女作《时间的针脚》甫一出版就售出150万册，在西班牙，这个数字足以说明该书的畅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尔加斯·略萨评价该书是“一本充满阴谋、爱情、神秘和柔情的神奇小说”。
小说标题“时间的针脚”充满隐喻。女主人公希拉是一个裁缝，针脚出现在她做的每一件衣服上；与此同时，希拉的每一个针脚都代表一个莫尔斯密码，被她当做一种间谍情报活动中的工具，具有重要的意义。小说所讲述的只是主人公人生的一段经历，相较于遥远的历史而言，这确实是一段“时间的针脚”。在小说结尾，希拉这样说：“我们的命运可以是这样，也可以是完全不同的结局，因为我们的生活没有在任何地方被记载下来。也许我们甚至没有存在过。或者存在过，但没有人知道。不管怎么样，我们永远都在历史的背面，在密密麻麻的时间的针脚中，真实而隐形地活着。”这或许可以看做是对小说标题和内容的最好注解。
小说自始至终以希拉的视角展开，虽然玛丽亚·杜埃尼亚斯承认在创造希拉这个人物时，某种程度上会将自己内心世界的想法赋予她，但在以虚构方式讲述历史的过程中，作者并没有超越人物对作品做整体把握，而是有意识地把叙事者同故事分离。玛丽亚·杜埃尼亚斯说，她必须克制住要让读者知道更多事情的欲望，始终用希拉的眼睛去看世界和讲述故事。特别是在对重要历史事件的描述上，叙述者视野的历史纵深必须要局限在当时的时代，而且要有前后的一致性。
《时间的针脚》通过一个下层女性的视角来切入宏大的历史。小说以女主角希拉的口吻讲述，希拉在马德里的一家裁缝店里度过童年，西班牙内战前夕，她和一个男人离开战争边缘的马德里，来到摩洛哥的得土安。不久男友卷走了她所有财产，希拉被困在得土安无法离开，眼看着前程就要毁灭。为维持生计，希拉开了一家时装定制店，生活悄然发生了逆转。随着希拉经营的时装店声名鹊起，她与当时西班牙佛朗哥政府驻摩洛哥的高级专员胡安·路易斯·贝德贝格尔及其情妇罗莎琳达·福克斯等人往来频繁，由此开始介入并影响历史。二战开始后，希拉重返马德里，去往里斯本，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掩盖她的秘密身份和不为人知的特殊使命。小说情节跌宕起伏，处处暗藏精心设计的陷阱，真实的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交相登场。整个故事描述了几个缺席二战的国家至关重要的影响力，导引出欧洲未来的命运走向。
但玛丽亚·杜埃尼亚斯毕竟是想创作一部虚构作品，而非重建历史。她利用了二战时期的西班牙同时被英、德等国垂涎，政治阴谋、间谍活动每时每刻都在这片土地上演这一历史大背景，在小说中引入了情报和间谍的因素，给叙事过程增加悬念。完全虚构的女主人公、故事的讲述者希拉，更像是联系各情节要素的纽带，作者让希拉在真实与虚构中穿针引线，缝制出一袭历史的华服。小说中，希拉被曲折而充满巧合的宿命牵引，从一个孤苦无依的裁缝蜕变为一个能够掌握自己前途和命运的女人，她以特殊的方式加入了战争，并在战争中收获了爱情，在历史的跌宕起伏中演绎出乱世独特的人生道路。玛丽亚·杜埃尼亚斯在接受欧美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我从一个被卷入战争的女性视角出发，给关于那段历史的传统观念增加了一些新的元素。我认为正是因为一个陌生环境和一种新类型的女主角的结合才使得《时间的针脚》与众不同。”西班牙有评论认为：“或许《时间的针脚》的成功是因为它吸引了各种类型的读者：喜欢历史小说的读者会被其中一些典型的场景所打动，喜欢浪漫主义的读者可以读到一个充满激情的故事，纯粹喜欢悬疑小说的读者会被政治谍战所吸引。”
“我家人的回忆以及我身边仍然活着的老一代西班牙人的回忆让我感觉到，只是浅显地描述这片土地并不够，我需要进一步去了解到底这片土地上发生过怎样的故事，有着怎样的过去。”为此，玛丽亚·杜埃尼亚斯查阅了各种资料：学术专著、档案、旧报纸，甚至访问了接触过那些历史人物的人。在众多历史资料中，玛丽亚·杜埃尼亚斯发现了一个已然被历史遗忘的真实人物——胡安·路易斯·贝德贝格尔。1936年至1939年，贝德贝格尔曾担任西班牙佛朗哥政府驻摩洛哥的高级特派专员，曾在得土安接待过佛朗哥的小舅子、也是其亲信拉蒙·塞拉诺。西班牙内战结束后，由拉蒙·塞拉诺推荐，贝德贝格尔曾一度出任西班牙外交部长，上任一个月后二战爆发。二战开始后，西班牙虽然没有正式参战，始终保持所谓的中立立场，但佛朗哥政府实际上却是完全跟德国站在一起。而贝德贝格尔则非常明显地反对自己的政府，同英国人交往密切，由此受到佛朗哥的冷淡和敌视，逐渐处于权力边缘甚至面临死亡的威胁。贝德贝格尔的经历令玛丽亚·杜埃尼亚斯着迷，她发现贝德贝格尔身上无论光明的一面还是黑暗的一面都很突出，而他人生中的许多方面，比如他与情妇罗莎琳达·福克斯的交往等，恰恰改变了西班牙历史的发展轨迹。“一些真实人物曾在西班牙内战和二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讽刺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被时间消磨得模糊不清。所以我的任务就是把他们带到台前来重现那个狂热年代里的一些重大事件。所以我必须要把贝德贝格尔结合到小说的情节中，把他的人生轨迹作为小说的时间坐标。”
玛丽亚·杜埃尼亚斯在创作中一直在寻找现实与虚构之间的平衡，她形容这样的写作过程就像走钢丝。虚构的故事要以历史为基础，但偏重历史也会拖累虚构的故事，使之变成枯燥的历史梳理；而放任感情发展，为了某种虚构的结局而忘记历史又会有损故事的真实性。从历史细节处捕捉灵感，将真实与虚构交织，玛丽亚·杜埃尼亚斯在这部处女作中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梳理了现代欧洲历史的脉络。
小说脱胎于西班牙历史，也有很多真实的历史人物陆续登场。故事发生在非洲北部国家摩洛哥的一个城市得土安。1908年至1956年，得土安是西班牙在北非飞地的首都，几十万来自各个社会阶层和背景的西班牙人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抵达得土安开始新生活。作者玛丽亚的外公和外婆在得土安结婚并生下了5个孩子，最小的女儿就是玛丽亚的母亲。1956年，西班牙人离开这片已成为摩洛哥领土的土地，但对于摩洛哥的情感却一直浮现于各种文艺作品中，隐约可见西班牙人当年在摩洛哥度过的美好时光。在大学教授语言学的玛丽亚·杜埃尼亚斯最初对小说的情节和人物完全没有想法，只是想把目光重新投向北非，通过写作回忆20世纪初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由此才设定了小说的空间地理坐标。
（柯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