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他详细讲述了见面的情形，在那里看到的、听父亲说的，以及我自己的感受，还有父亲的忠告。我给他看我从那个也许永远也不会再回去的豪宅中带出来的东西。
不管是不是太疯狂，事实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和拉米罗已经很自然地把那些钱、珠宝以及创业计划当作生活的一部分，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协调。这些事情一直萦绕在脑海中，成为两人之间最常谈起的话题。我们约好，拉米罗负责开办公司需要的一切手续，而我只需要在他给我的那些文件上签字就行。从此我又回归了这之前的生活，充满激情、纵情享乐、被爱蒙蔽、天真而单纯。
那段时间我发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我学会了几个阿拉伯语句子，很少但是很有用。我也开始习惯众多不同的语言，法语、英语，还有西班牙语的其他方言，比如哈克提亚语，这是一种摩洛哥的西班牙犹太人说的、由古西语加上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演化而来的语言。我知道有一种东西可以抽，可以注射或是塞入鼻中，它会让人神魂颠倒，知道有的人在赌桌上甚至敢拿自己的母亲做赌注，知道有一些性并不局限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床上的云雨，而可以有多种组合。我还知道了世界上曾经发生或正在发生、但从来没听说过的事，比如多年前欧洲曾经经历过一场大战，比如德国的统治者叫希特勒，有人很崇拜他，有人很怕他，我发现有些人虽然看起来像是常住客，但也许第二天就人间蒸发了，或是为了保命，或是为了不被棍棒驱赶，或是为了不最终落入比噩梦还可怕的地方。
没过几个星期我们就不再孤单了。丹吉尔很小，拉米罗又善于交际，再加上在那种处境中人们仿佛都迫切地想跟其他人交往。很快，我们就有了一批熟面孔，开始相互问候，到哪里都能触入人群。我们常在布雷塔基、罗马公园或者布拉塞列餐厅吃饭，晚上去卢梭酒吧，或是恰丹、法国广场的德确伊特和中央酒吧观看匈牙利舞娘的表演，或者在马萨拉赫音乐厅宏伟的玻璃大厅中看演出，那里坐满了法国人、英国人、西班牙人、摩洛哥人、德国人、俄罗斯人，还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犹太人，演出之后在管弦乐队的伴奏下跳舞喝酒，用各种语言混杂在一起谈论国际时事。有时我们从酒吧出来就去哈发，在海边的帐篷里一直待到天亮。帐篷的地上铺着厚厚的毯子，富有的摩尔人、有钱的欧洲人，不管是出身豪门还是一夜暴富，都斜靠在垫子上，一边喝茶一边抽大麻。在那段混乱的日子，我们很少在黎明之前睡觉，一边眼巴巴盼着阿根廷那边的回音，一边因为迟迟没有消息无所事事。我们开始习惯在新建的欧洲区转悠，也习惯了穿越摩尔人的小胡同，习惯了来自世界各地背井离乡的人们与当地人混杂的局面，习惯了蜜色皮肤的太太们戴着用珍珠装饰的宽边草帽招摇过市，肤色黝黑的理发师用古老的理发工具设下露天摊点，卖胭脂花粉的小商贩在大街小巷中穿梭，以及外交人员一丝不苟的衣着，大批的羊群，还有穆斯林女人穿着长袍蒙着面纱转瞬即逝的影子，几乎没有面容。
“你和你的母亲一样美丽而珍贵。祝你好运，孩子，愿上帝保佑你。”我想说些什么作为回答，却说不出来，千言万语都堵在嗓子里。我眼中充满了泪水，不得不转身朝走廊奔去，磕磕绊绊地夺门而出，泪眼迷离，心中只觉无限的遗憾和痛楚。
我毫不怀疑现在开始着手的这个项目。它会大获全胜，但是在初始阶段需要一笔巨大的投资，这超出了我财力的承受范围。因此我斗胆借用了你父亲给你的钱和珠宝，来支付前期的费用。我希望将来可以用还贷款的方式将它们全部还给你，这样等你上了年纪，就能像你父亲把它们传给你一样传给你的后代。我也相信你母亲独自抚养你时的那种自我牺牲精神和坚强意志会激励你独自面对接下来的生活。
“我？我一个人什么都干不了。但我们俩一起，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要管理这个公司，你和我，一起。”
希拉，我的爱：
去摩洛哥尚需时日，这些日子里，拉米罗与我同进同出，欢笑、抽烟、纵欲狂欢，夜夜热舞到黎明。在我们周围，政治环境依然充满了火药味。罢工、劳工冲突和街头暴力成了家常便饭。二月份左翼联盟的人民阵线赢得了竞选，而作为反击，长枪党的行为更加猖狂。在政治斗争中，手枪与拳头取代了语言，局势紧张到一触即发。然而，这又有什么影响呢？我们马上就要掀开人生的新篇章了。
争论到此为止。多洛雷斯用沉默表示了认输。他一个一个地合上盒子，按照体积由大到小摞成一个金字塔，然后把它们推过来，看着这些盒子滑过打蜡后光亮的桌面来到我面前。然后他将注意力转向一些对折的纸，打开后一一展示给我。
“我今天一直在忙你的事，不过我想现在已经找到解决办法了。最好的投资就是你来创办一家贸易公司。”他一进门就说。
我再也不陪他去参加晚上的活动了，也几乎没有力气没有精神站着。我开始独自待在酒店，那些漫长、厚重、令人窒息的一个又一个小时，那些阴霾密布、没有一丝风、比死亡还寂静的一个又一个小时。我想象着他一如既往地参加那些活动，跟同样的人在一起：喝酒、打台球，除了聊天还是聊天，在咖啡馆的白色大理石台面上，随便拿一张碎纸片画下数字和地图。我想象他做着以前跟我在一起时一样的事，只不过身边没有了我。我还没有能力猜到他已经走得更远，超越了单纯的社交生活界限，而深入到另一个对他来说并不那么陌生的新领域。他有更大的野心，这毫无疑问。他的生活中充斥着一掷千金的豪赌、持续到天明的盛会、炫耀、暗箱交易、夸夸其谈的项目、谎言与虚伪的寒暄。这几个月来他一直隐藏着的另一面已慢慢显现，拉米罗·奥利巴斯，这只老狐狸，用不了多久就会让我领教他的其他面了。
“那要是好利获得公司知道你走了会怎么样呢？”
有一段时间，大概在春天结束之前，我们把双方的需求结合起来，基本找到了一个平衡。既保留两个人独处的亲密时间，我们称之为“马德里时光”，也接纳新的朋友，逐渐适应当地的生活节奏。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架天平慢慢失衡。这个过程很慢很轻微，几乎感受不到，却无可逆转。公共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慢慢地侵占着我们的私密空间。那些熟悉的面孔不再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变成了一些有过去、有未来、有能力介入我们生活的人。他们的身份变得明朗，逐渐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有趣又丰满的形象。我到现在还能记得其中一些人的姓名，还能想起他们如今已成白骨的面容，还有他们的国家，虽然那时我根本无法在地图上找到这些地方。伊万，一个优雅沉默的俄罗斯人，总是拄着一根细手杖，。眼神深邃，外套口袋中永远露着一角丝绸手帕，像一朵凋谢的花。那个波兰男人，他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但我能记得他四处宣扬所谓的财富，而所拥有的不过一根带银手柄的手杖和两件领口已经被皮肤和岁月磨得不像样的衬衫。伊萨克斯·普林格，一个奥地利犹太人，大鼻子，拿着金烟盒。还有沃维克夫妇，克罗地亚人，先生很俊美，太太很漂亮，两人非常相像，关系很暧昧，有时候看起来像情人，有时候又像兄妹。还有一个意大利人，总是汗流浃背，用色迷迷的眼神看我，好像叫马里奥，或者是马乌里西欧，不记得了。拉米罗跟他们走得越来越近，甚至也参与到他们的渴望和担忧中去，成为他们计划中的一个活跃分子。我眼睁睁地看着，日复一日，悄无声息，他慢慢地离他们越来越近，离我越来越远。
另外，我建议你尽快离开丹吉尔，越快越好。这里不是一个适合单身女人待的地方，尤其以你目前这种状况。我还担心有人会来找我，如果找不到我，可能就会来找你。离开酒店的时候，少带行李，尽量假装不经意，虽然我会尽量，但由于走得太匆忙，我不知道等会儿有没有机会去结清这几个月的房费，我可不希望这给你带来什么麻烦。
“现在我们该拿这些东西怎么办，拉米罗？”我担忧地问。
“现在时局不好，存银行不可靠。”
我们在初春一个大风天的中午登陆丹吉尔，把一个混乱灰暗的马德里留在了身后，开始定居在一个充满了各种颜色、对比强烈、让人目不暇接的奇怪城市里。穿着长袍裹着缠头布的摩尔人深色的脸庞，跟欧洲人的容貌混杂在一起，这些欧洲人有的定居在这里，有的刚从噩梦般的过去逃离，取道这里逃往各种目的地，他们的行李永远是打包好的，随时准备再次出发，连梦中都充满了惊惶不定。丹吉尔，这里有海，有十二面各国旗帜，有郁郁葱葱的棕榈树和蓝桉树，有摩尔人的小胡同和新建的大街上飞驰而过挂着外交牌照的豪车。丹吉尔，这里有敞篷车里的外国美女，清真寺的宣礼塔和各国的领事馆、银行间弥漫着各种香料的味道，高级烟草的味道，免税的巴黎香水的味道。我们在港口温泉酒店的露台上，在海风中飒飒作响的遮阳棚下，远眺着马拉巴塔海角和西班牙的海岸线。欧洲人穿着浅色的轻薄服装，戴着太阳镜和折叠帽，慵懒地架着二郎腿，一边看报纸，一边喝开胃酒。他们中有生意人，有官员，似乎都过着表面平静的悠闲生活。因为动荡紧张的气氛已经蔓延开来，谁也无法预测明天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全部吗？你什么都不要吗？”
我们离结局不远了。我终于决定去确认一下身体不适的根源。因为不想让拉米罗担心，某个早晨我独自来到艾斯塔图多大街的一个诊所。金色的门牌上写着：贝比拉克阿医生，普通医学，各种不适或普通疾病均可上门就诊。他听了听，看了看，又问了问我的情况，连尿检都没让我做，更没有其他检查，就直接确定我怀孕了。虽然早有预感，拉米罗也曾如此猜测，但面对最终确认的这个消息，我还是带着复杂的情绪张皇失措地离开了诊所，有幻想，有焦虑，有开心，有恐惧。我想拉米罗一定还在睡觉，我要把他吻醒，告诉他这个消息。但是我没有这个机会了。我永远也不再有机会亲口告诉他，我们将有一个孩子。当我到达酒店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等待我的只有一地狼藉，衣柜的门敞开着，抽屉被人拽了出来，行李散落一地。
我们很快就被他们同化了，生活里充满了喧嚣。我们在大陆酒店的房间里做爱，白色窗帘在海风吹拂下翻飞起伏，风扇单调的嗡嗡声伴着激情中的气喘吁吁，带着咸味的汗水滑落皮肤，皱巴巴的床单铺散在地板上。我们也常常出去消遣，整日整夜地在街头流连。起初就我们两个人，谁都不认识。风不大的话，我们就去“外交森林”海滩，傍晚在刚刚建成的布勒瓦德散步，或者在弗洛里达或卡比多尔电影院看场美国电影，在小市场的随便哪个咖啡店里坐坐，看着市中心的摩尔人和欧洲人和平共处。
那天下午我去找母亲。她煮了一大锅咖啡，当我们在又瞎又哑的外公身边坐下来喝咖啡的时候，我请她加人我们的计划，并且建议她，一待我们在非洲安顿下来，她就去跟我们会合。但是正如我预料的那样，她对计划毫无兴趣，也不同意我们一起去非洲。
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房间被盗了。
“还有呢。”我说着，拿出那两个装钱的信封。
我一下子觉得喘不过气来，跌坐在床上，闭上眼睛，深呼吸。一下，两下，三下。再次睁开眼睛时，我环视房间，脑海里轰然回响着一个名字：拉米罗。拉米罗，拉米罗在哪儿？就在这时，我的目光扫过床头柜，发现上面放着一个信封，就靠在床头灯灯柱上。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那有力的字迹即使到世界末日我也可以一眼认出来。
“你应该问‘你’该怎么办，亲爱的。这一切都是你的。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负责帮你研究最佳的保管方法，也许应该把这些东西放到我办公室的保险箱里。”
下楼的时候跟来时一样，母亲在前面，我在后面，两人都沉默着。我包里揣着珠宝、证书和照片，胳膊下紧紧夹着十五万比塞塔，鞋跟在大理石台阶上敲得喂，向。到达中层平台的时候，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一把抓住母亲的胳膊，强迫她停下并转过身来，跟我面对面站着。我那充满恐惧的声音颤抖地问道：
他用伟岸的身躯包裹住我痩小的身体，用力地抱紧我。然后用手捧起我的脸，亲吻我的额头。
“你可以的，还需要我告诉你自身的价值吗？你只是从没有机会来展示才能，你的青春都浪费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为别人做衣服，而没有机会去从事更好的事业。你的机遇，你人生最大的机遇，马上就要到了！”
他先是哈哈大笑，然后耐心地解答我这个无知的问题。
“我有这个打算已经好几个月了，有一次我们公司从几个老客户那儿收到了这个学院的宣传册。但我作为公司经理，不方便直接找他们。如果用你的名字注册一个公司，那一切就都顺理成章了。”他说，“皮特曼学院在阿根廷的生意非常好，有二十多个分支机构，几千个学员。他们主要向学员传授一些在公司、银行和行政单位工作的基本技能，比如说打字、速记、现代会计，只要十一个月，学员们就可以拿着学院的文凭去闯荡世界了。这个公司的规模不断壮大，分支机构越来越多，学员也越来越多，因此收入也在不停增加，我们可以做这个，开一个皮特曼学院。如果跟那些阿根廷人说我们有一个正规合法的公司，还有雄厚的资金支持，成功申请的几率会远远高于我个人去申请。”
不管皮特曼学院是不是空中城堡，只要是从拉米罗嘴里说出来的，对我而言就是真的。当他捧着我的双手，深情地与我对视，一边兴致勃勃地解释着他的计划时，当他一遍一遍地重复我的价值，还说如果我们一起赌一把未来，将来的一切都会非常美妙时，不管是皮特曼学院，还是地狱的火炉，他的提议，就是我的真理。
他的脸上再次浮现出苦涩的笑容，然后伸出那双温暖的大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话时也没再松开。
他把信封打开，取出里面的东西简单看了一下，然后一言不发地跳过我直接给了母亲。接着他就站起来走向阳台，沉默不语，背对着我们，双手插在裤兜里，注视着夜色，或者其实什么也没看，我无法猜测。母亲拿到的是一沓照片，陈旧，发黄，质量很差，似乎是花三块钱随便找的街头摄影师拍的。照片上是二十多年前某个春日早晨的两个年轻人，衣着时髦，微笑着紧紧相依，双双陷落在一张巨大而不合时宜的脆弱的爱情之网中，丝毫不曾想到分开多年以后，再次聚首共同面对这昔日的爱情见证时，他走向阳台不敢正视她，而她，则紧紧地捂住嘴巴，只为了不在他面前哭出来。
“我辞职了，就在今天。我已经烦透了，他们也知道我早晚都会走。所以，永别了，好利获得。亲爱的，另一个世界在等着我们，勇敢的人才能获得财富，所以你赶紧收拾，准备出发。”
“带上你的东西。”他说。我服从了，把一切都收进包里，除了最大的那个匣子和那两个装钱的信封。
“但是，那些摩尔人为什么要学习打字之类的技能呢？”
为了证明保险箱是最佳保存处，他向我解释了一大堆我完全不感兴趣的事，什么纽约股市前几年大跌，政局不稳等等。我几乎没有理会这些。对我来说，他的任何决定都是正确的。此刻我只想尽快给这些烫手的飞来横财找个归宿。
“因为这样你的钱就会很保险，而且，还有另外一个理由。”
“皮特曼公司回复了吗？”我心里咯噔一下，紧张地问。他一边飞速在衣柜里收拾衣物，一边头也不抬地回答：
“我已经不需要未来了，孩子。你父亲是马上就要落山的夕阳。请你别用‘您’来称呼我。我大限已到，虽然这个结局来得早了点，但是我已经无心也无力去争取新的生活了。因为要想面对一个新的开始，一个人必须有梦想、有希望、有对未来的憧憬。如果没有这些，就不叫新的开始，而叫逃亡。我不想逃到任何地方，所以选择了留在这里，直面将要来临的一切。但是你不一样，希拉，你还年轻，你应该组建一个家庭，并支撑起这个家庭。西班牙的状况越来越糟糕，而这是我作为父亲，也作为朋友给你的建议：离开这里，带上你的母亲，她会帮助你抚养儿女，替我照顾她，答应我！”
“那如果阿根廷人不给我们授权呢？”
我们继续往前走，依旧沉默，一直到不得不分手。她回到那个已经没有我的空巢，只有聋哑的外公陪伴。外公甚至到现在都不知道究竟是谁给了他这个外孙女，因为多洛雷斯是如此固执而骄傲，始终不肯说出那个男人的名字。而我则回到拉米罗家。他正在等我，一边抽烟一边在半明半暗的客厅里听着收音机，焦急地等我的消息，并准备出去吃晚饭。
在你阅读下面的内容之前，我想让你知道，我爱你，你会永远在我心里直到地老天荒。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去开始一段新的征程。虽然我全心全意地爱你，但恐怕这段征程暂时还容不下你和你腹中的小生命。
我有点儿紧张地笑了。拉米罗描绘的这一切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几个月前那个失业、一贫如洗、因为生活没有出路想要学习打字的小裁缝，现在却要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一个有远大前程的女老板了。
皮特曼学院的答复似乎永远不会到来，而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迟迟没有音讯并没让拉米罗产生任何忧虑不安。我们一起在大陆酒店的房间里待着的时间越来越短，窃窃私语也越来越少，他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赞美我，对我说一些甜言蜜语，也几乎不提起以前赞不绝口的那个我了：有光泽的皮肤、女神才拥有的胯、丝绸般的头发。他再也不注意我甜美的笑容、我的年轻娇嫩。同样，也不会再因为我之前所谓的美妙的无知而发笑。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他对我的兴趣越来越少，亲密、柔情都渐渐消失。就是在那些悲伤的日子里，我的状态越来越差，不确定感让我逐渐清醒。不只是精神不好，身体也不好，糟透了，而且越来越糟。也许是我的胃仍无法适应这里的食物，它们跟母亲做的菜太过不同，甚至跟马德里餐馆里的简单菜肴也很不一样。也许我的不适和虚弱也与初夏时节那股浓烈潮湿的味道有关。白天强烈的阳光让我受不了，街上的气味令我恶心想吐，甚至连起床都困难。这种种不适并没有引起我的任何怀疑，我几乎整天都在昏睡。有时候，这种时候很少，拉米罗似乎很担忧，他坐在我身边，把手放在我的额头上，对我说一些甜言蜜语。绝大多数时候，他心不在焉，无视我的存在，完全不理会我，直接弃我而去。
第二天他下班时，带回来一堆纸张和小册子。
“没有直接回复，但是我已经得到消息，他们正在非常认真地研究这个方案，因此我认为现在是时候远走高飞了。”
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应该不会，我有一些朋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颇有些人脉。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成功拿到授权的，他们会向我们传授工作方法和经验，并派代表来指导我们雇员的工作。”
最初不过是日常活动流程的改变。我们跟其他人的交往越来越多，也有了一些固定的去处，再也不会不慌不忙地在街上闲逛，也不会像头天那样无所事事。虽然我更喜欢开始那段时间，两人独处，无人打扰，一切都离我们很遥远。但是我明白拉米罗凭他不可抗拒的魅力，已经在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而他做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对的，所以我一直忍耐着在一群陌生人中间度过仿佛无休无止的时间，尽管绝大多数时候我几乎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有时候是因为他们说的不是西班牙语，有时候是因为他们在谈论的一些地方或事情我连听都没有听说过，比如割让、纳粹、波兰、布尔什维克、签证、引渡。拉米罗一会儿说法语，一会儿说意大利语，还能讲几句蹩脚的英语，能听懂一些简单的德语。他曾经在几个跨国公司工作，跟很多外国人接触过，当语言表达不清楚时，他会使用恰当的表情、简单的词汇解释，让人心领神会。因为交流完全没有障碍，他很快就在这些漂泊者的圈子中成为极受欢迎的人物。我们去任何一个餐厅都得跟两三桌人打招呼，到民萨赫酒店的吧台或庭西斯露天咖啡馆的时候，也很难不被邀请加入某个群体的热烈谈话。拉米罗跟他们在一起自然得就像认识了一辈子的老朋友，我呢，跟在他后面，变成他的影子，几乎从来不说话，除了感受到他在我身边，对周围的一切都无动于衷。我只是他的附属品，只要有他在身边就心满意足。
“为什么不存到银行去？”我问。
“我不知道，孩子，我怎么知道呢？”
“好利获得？亲爱的，让他们滚一边去吧！”
拉米罗
我从早上起床以后还没出过门。整个上午我很紧张，焦虑不安，不停地想前一天下午的见面，还沉浸在那种奇怪又莫名的感觉中：这么多年以后终于发现自己原来有一个有名有姓、有血有肉、而且家财万贯的父亲。拉米罗这个出人意料的建议让我感到更加困惑。
“小丫头，这个值很多很多钱啊！”他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些珠宝。
“如果他那么恐惧，那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不会无中生有……”
他把手里的纸折好，放入一个文件夹，然后熟练地用一根红带子系住，也放到我面前。接着他拿起一个信封，从里面抽出一些勃薄薄的纸，上面贴着印花税票，还有签名和一些很正式的公文。
一九三六年三月底我们离开了马德里。有一天早上我出去买长筒袜，回家时发现家里一片狼藉，拉米罗身边堆满了行李箱。
于是他就开始给我讲他的公司面临的问题、他跟意大利老板们之间紧张的关系，以及在如今西班牙的混乱局势下外资公司的渺茫未来，也给我讲了他想到的一些点子，列出一个项目清单，上面都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所有的计划都如此新奇、前景光明，好像他立志要借助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理念来革新我们的国家，为西班牙的现代化铺路：为卡斯蒂利亚的农村进口英国的电动收割机，代理美国牌子的吸尘器，帮忙把城市家庭收拾得像圣餐碟一样干净；经营一个柏林风格的咖啡馆，甚至已经在沃尔韦德大街选好了地方。然而在所有计划中，有一项比其他所有的都吸引人：皮特曼学院。
我忍不住插嘴问：“您为什么不走？”
他站起来，我们也跟着站起来。
“那到时候你千什么呢？”
多洛雷斯一张一张慢慢地翻看着，然后把照片交给我，再也没有看我一眼。我仔细地看这些照片，把它们放回信封。过了一会儿他走回来，在原位坐下继续我们的谈话。
“好吧，那么，我的建议就是：离开这里，越快越好。你们俩，走得远远的，离马德里越远越好，如果可能的话，离开西班牙。别去欧洲其他国家，那里的局势好不到哪儿去。最好去美洲，如果你们觉得太远，可以去非洲，去摩洛哥，去那里的西班牙保护区。那里适合居住，很平静。自从摩尔人战争结束以后，从来没有发生过动乱。你们可以远离这个疯狂的国家，在新的地方开始新生活，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这里就会发生可怕的事情，没人能够幸免。”
他回来得一天比一天晚，状态也一天比一天差。半个衬衣下摆从裤腰上露出来，领结几乎垂到胸口，身上满是烟味和威士忌的味道，如果发现我还醒着，就结结巴巴地用柔和的嗓音编一些借口。有时候他甚至碰都不碰我，直接像死人一样倒在床上，马上就打着呼噜进入梦乡，直到日上三竿，而我在之后的几个小时都无法入睡。有时候他粗鲁地抱住我，重重的呼吸炙烤着我的脖子，甩掉衣服在我身上发泄一番。我由他摆弄，没有一句斥责，丝毫不能理解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更没有办法为这种冷淡下一个定义。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事情就谈完了。”他说。
我完全分辨不出这究竟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还是所有计划中最不合情理的一个，但是拉米罗说起来头头是道，信心十足，让我毫不怀疑这是一个绝的方案。他继续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细节，每一个字都闻所未闻。
“我要一个公司干什么？”我紧张地问。
“你想让我管理一个公司？可我对此一无所知。”
“他害怕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颐指气使，谁也不敢指责他，而现在他第一次看到工人们开始大声说话，开始要求权利，就感到不知所措。事实上这段时间我一直在问自己，接受那一大笔钱、尤其是那些珠宝，是不是太疯狂了。”
每天都有来自马德里的消息传到这里，有时候我们看一些当地的西班牙语报纸，比如《民主报》、《非洲日报》或者共和党人的《明天报》，有时候听小市场的报贩叫卖就够了，他们用各种语言大声喊出新闻标题，比如意大利语的《丹吉尔暸望》，法语的《丹吉尔报》。我偶尔会收到母亲的信，很短，很简单，间隔时间却很长。从母亲的信里我知道外公在他的摇椅上安静地去世了。从字里行间我也能猜到她举步维艰，挣扎度日的情形。
我还体会到，如果日子太单调乏味，那么所有我们认为稳定的东西，都可能在任何时候毫无理由地不合节拍，出现分歧或改变航向，最终发生变化。跟以前我了解到的怪癖嗜好、欧洲政治或身边那些人所属国家的历史不一样，这个教训不是别人告诉我的，而是我亲身体验到的。我不记得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记得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从某一时刻起，我和拉米罗之间的关系悄然发生了变化。
“希拉，处处小心。不但要小心，而且要负责任。”她低声快速地说，“不要鲁莽行事，你现在拥有的是一个天文数字，比你梦想到的一辈子所能拥有的金钱还要多。所以，看在上帝的分上，我的孩子，请你三思而后行，谨慎一点，不要做傻事。”
有些夜晚他根本就不回来。这才是最难熬的：凌晨时分，我看着码头上晕黄的灯光在海湾黑色水面上的倒影，一边擦干脸上的泪水，一边等待天明。我满心苦涩，怀疑也许一切都是错误，一个巨大的错误，却已经无法回头。
“而且我认为，应该考虑一下你父亲叫你们离开西班牙的建议。他说得很有道理，西班牙的局势太紧张了，随时有可能爆发战争，现在并不是开始一项生意的好时机。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听从你父亲的建议到非洲去。如果一切顺利，只要这边的局势稳定了，我们就可以回到西班牙把生意扩展到全国。给我一点儿时间，让我以你的名义跟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皮特曼学院联系一下，说服他们支持我们的计划，在摩洛哥开一个大的分支机构。我们可以考虑考虑是开在丹吉尔还是在西班牙保护区。最多一个月，就能收到回音了。等我们收到那边的消息，让他妈的好利获得见鬼去吧，我们就离开这里去大展宏图。”
在等待皮特曼学院确认期间，我们暂住在大陆酒店。这家酒店就在港口上方，另一侧毗邻摩尔人居住区。拉米罗给阿根廷方面发海底电报告知我们的地址变更，而我则负责每天询问门房有没有回复的电报，因为这标志着未来的开始。一旦收到回信，我们就可以决定是留在丹吉尔还是去西班牙保护区定居。在迟迟得不到答复的等待中，我们开始同一些处境相似、同样漂泊在外的人交往。这群人背景不一，鱼龙混杂，但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所有人都全身心地投人到聊天、喝酒、跳舞、去塞万提斯剧场看演出和打牌中去，谁也无法知道等待着自己的是辉煌的前途，还是目前仍无迹可循的陷阱，或者地狱。
再见了，我的生命！永远爱你！
“照片给你们，事情我就说完了。现在我想给你们一些忠告。并不是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我还想向你，我的女儿，强加什么道德说教，我没有资格得到你的信任，更没有资格做你的榜样。但是分离这么多年，我想你不会介意再听我多唠叨几分钟的，对吗？”
“你不需要完全遵从你父亲的建议，也不用完全相信他说的话。他生意上有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也会有问题。我越想越觉得他太夸张了。”
他紧紧地盯着我的眼睛直到从中得到肯定的表情。我不知道他希望我如何照顾母亲，但是除了表示同意，我不敢多问别的。
“我们今天下午就走。”
“妈，我该拿这些东西怎么办呢？”
我没有回答。我的沉默让他不得不停下手中疯狂的举动，转过来看着我。发现我的茫然和恍惚时，他笑了，走到我身边，搂住我的腰，只一个吻就把我的恐惧赶到了九霄云外，并为我注入了无限能量，几乎可以马上飞到摩洛哥去。
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吹了声口哨。
第二天他把皮特曼学院的宣传册带回了家，上面有很长一段介绍文字。该学院由阿鲁阿、斯米尔格隆和简三个人于一九一九年合伙创立，在英国人伊萨克·皮特曼发明的速记法系统基础上，依靠可靠的教育方法、严格的教学人员和高度的责任感，采用一对一单独辅导的形式，确保学员取得学位后能拥有一个辉煌的未来。宣传册上那些微笑的年轻人，仿佛正沉浸在他们美好的未来职业规划中，辅证了学院的承诺真实有效。这本小小的册子有一种让人激动的说服力：“生命之路漫长而崎岖，不是所有人都能到达心中期望的、代表着成绩与财富的终点，很多人都半途而废了。不能持之以恒、性格软弱、粗心大意、愚昧无知的是那些只相信运气的人，他们不知道真正的成功只有通过努力学习、坚韧不拔的精神和良好的心态才能取得。每个人都能选择自己人生的髙度，现在就决定吧！”
她没有停下脚步，只是简单地回答：“好好保管它们。”
“妈，他真的会被人杀死吗？”
我们来到街上，一言不发地往回走，她的脚步越来越快。虽然脚上新鞋的鞋跟太高，很不舒服，使我几乎难以跟上她的大步子，但我还是努力跟她保持一致。几分钟以后，沮丧的我终于鼓足勇气，像策划什么阴谋一样怯生生地问：
行程如此仓促，我只有短短几分钟时间去跟母亲告别，无非是站在门口的一个拥抱和简单的一句保重。不过我庆幸没有更多的告别时间，因为那对我们而言都是一种痛苦和折磨。我一路小跑着下楼梯的时候，都没敢再回头看一眼。虽然她强忍着，但我知道她的眼泪也马上要决堤，而现在不是宣泄感情的时候。在潜意识中我总觉得我们不会分开太久，好像非洲和这里只不过隔着几条街道而已，我们的出行也是暂时的，不过几个星期时间。
“现在，让我拥抱你一下。这是第一次，也肯定是最后一次。我想我们不可能再见面了。”
“你确定吗，妈？”
“现在还有一件事，几乎是最后一件了。让我想想该怎么向你解释。”他停下来，吸气，呼气，接着说：“这个文件是我和我的律师一起撰写的，是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公证文件。它的内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女儿。这个东西对你有什么用呢？也许毫无用处，因为如果有一天你想要继承我的遗产，会发现我已经将它全部留给了你那两位同父异母的兄弟，除了今天从这里离开时带走的这些现金，你不可能从这个家里得到更多了。但这份公证书对我来说很有价值，它意味着我公开承认了一件许多年前就该承认的事。这里记录着你和我之间的关系，而你，可以随意处理它，向世人展示或者将它撕成碎片付之一炬。这是你的事。”
“是的，孩子，我确定。不过，如果可以的话，请给我一张照片吧，随便哪张都行，我只想留个纪念，其他的都是你的。但是，看在上帝的分上，请你，希拉，看在上帝和圣母的分上，孩子，请你听我一句劝。”她终于停下脚步，在晕黄的路灯下看着我的眼睛。身边的人来来往往，没有人知道刚才的会面在我们两个心中引发的震荡和不安。
“那你的工作呢？”
我不得当时在想什么了。记忆中总是保存着当时的场景：翻得底朝天的房间，空荡荡的衣柜，打开的窗户中透进来的刺眼的光，我倒在凌乱的床上，一手拿着信，一手抓着刚刚确认怀孕的诊断单，汗珠从太阳穴处滚滚落下。脑海里思绪翻腾，却又似乎什么都没有，或者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因为我的回忆丢失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接下来我像一部刚下线的机器一样忙碌起来，动作很快却无法思考也无法感受。虽然信里的内容如晴空霹雳，拉米罗也已远走高飞，但是他依然主宰着我的行为和节奏，我只有一味地顺从。我打开一个箱子，捧起手边的东西机械地往里装，根本不考虑哪些该带走，哪些该丢弃。几条连衣裙、一把梳子、几件衬衫、几本过期杂志、一堆内衣、不成对的鞋子、两件没有裙子的上装和三件没有上装的裙子、书桌上一堆凌乱的纸张、卫生间的洗漱杯、一条毛巾。当箱子里装满了这些零碎的衣服和用具后，我使劲关上箱子，摔门而去。
“不，这一切全都是你的，你才是他的继承人。而且你已经是成年人了，我不会干涉你，你自己决定怎么处理父亲给你的财产。”
我在楼梯平台上等母亲。房子临街的门敞开着，我发现母亲出来的时候，赛尔万达像幽灵一样在远处偷偷地看着她。母亲双颊通红，眼里噙着泪水。她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感情。我没有看到他们在这短短的五分钟之内做了些什么，也没有听到他们说了些什么，但我相信他们也相互拥抱并道了永别。
跟父亲见面使我和母亲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但我们人生的航向仍然无可挽回地分道扬镳。多洛雷斯还是一贫如洗，靠从马努埃拉女士家带回的一些零活勉强维持生计，偶尔为邻居们做些针线活，大部分时候无事可做。而我则生活在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没有样板、衬布，几乎找不到过去那个小栽缝的影子。
请原谅我最后这段时间对你不够好，不够关心。我相信你能理解。皮特曼学院的消息迟迟不来让我太过焦虑，也促使我去寻找通向未来的其他道路。我研究了很多方案并选择了其中一种。这是一场令人神往、前途远大的冒险，但是要求我全身心投入，所以暂时还无法将你卷入其中。
他又忍不住大笑，然后亲了亲我的鼻尖。
“你这小脑袋里想什么呢，亲爱的？我们的目标顾客是居住在摩洛哥的欧洲人。丹吉尔是一个国际化都市，是一个属于法国的港口。那里有来自欧洲所有国家的人，有很多外企、外交使馆，各种各样的银行、金融机构，可选择的工作也非常多，各个机构都需要懂打字、速记和现代会计的合格人才。在得土安情况有些不同，但同样充满了机遇，那里的居民没那么国际化，因为它是西班牙保护区的首府，但那里到处都是公务员和想成为公务员的人，你知道的，甜心，他们都需要皮特曼学院这类机构来对他们进行培训。”
他把这份文件一折收进信封里，然后把信封递给我，接着又从桌上拿起另一个信封，最后一个。前一个信封很大，纸张质量很好，信封上还有公证处的落款和秀丽的字迹。而这个信封很小很普通，棕褐色，磨损得厉害，看上去好像在我们看到它之前已经被翻阅了无数遍。
“这些是珠宝的鉴定证书，包括描述、评价等。另外还有一份公证书，表明这些珠宝是我的个人财产，我自愿将它们赠送给你。这样如果有一天发生什么意外，你就可以用它来证明这些珠宝是属于你的。当然我希望你永远不需要向别人出示这些证明文件，只是以防万一。”
“这是最后一件事了。”他头也不抬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