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亲爱的，就是对他来说我根本就不重要。”她的话中夹杂着讽刺和悲伤，“对他来说任何事情都比我重要：一上午的钓鱼、一瓶杜私、子酒或者一场牌局。以前他从来没有在乎过我，所以也不可能从现在开始在乎。”
“皮特认为胡安·路易斯是一个迟钝又骄傲的西班牙人，就像从黄金世纪的油画中走出来的古代骑士。”罗萨琳达跟我说，“而胡安·路易斯则认为皮特是一个势利小人，一个不可理解又荒唐可笑的小丑。他们俩就像两条平行线，永远不可能出现冲突，因为永远也找不到一个交点。但是他们俩唯一的区别就是，作为男人，对我来说皮特还不及胡安·路易斯的脚后跟。”
我又抱住了他，又开始哭。最后我终于抑制住自己汹涌的感情，控制住交织着最大快乐与最深切悲伤的混乱情绪。我泣不成声地说：
她耸了耸肩。
一切都已经开始运转，最后的时刻到了。马库斯拿起他的帽子，我忍不住再次抱住了他。没有语言，没有更多可说的了。几秒钟以后，我的身边已经没有了坚定而亲密的他，只留下头发上那个轻轻的吻，他的背影，还有他身后让人痛彻心扉的关门声。
“福克斯太太请希拉小姐跑着去帕尔梅拉斯大街。”
有时候我们会漫步在得土安白色的摩尔人社区，吃着手抓饭、豆子肉汤和蜂蜜杏仁甜点，爬德尔萨和格尔盖斯山，我们也去马尔丁河滩，去凯塔玛帐篷客找，徜徉在尚未被白雪覆盖的松林之间。一直到时间耗尽，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终于来了。直到那时候我们才再次意识到，现实有可能比最悲观的预测更残酷。罗萨琳达的丈夫到达后不到一星期，我就明白了这一点。
“不要走，马库斯。”
“你真美。”
他耸了耸肩。
“我不明白他怎么会无所谓。”
“那没有人跟你丈夫说起你们之间的事？”
突然，一阵钥匙在锁孔里旋转的声音让我们分开了，哈米拉气喘吁吁地跑进来，用磕磕巴巴的西班牙语带来了一个紧急口信。
我抽抽搭搭地看着他。他拿出一条白手帕递给我。
虽然健康状况还不尽如人意，但她决定在丈夫到达之前抓紧一切时间寻找快乐，仿佛这几个星期将是她生命的最后时光。她又重新扮演起称职的女主人角色，为贝格贝尔创造一个理想的氛围，使他能在轻松而安全的环境里投入到各种公共关系中去，并全身心地信任和依赖这位情人的能力。所有的聚会都由一位英国女人来主持，而这位亲德派的总督却在其中泰然处之，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我从来不知道参加聚会的宾客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但是罗萨琳达想要把贝格贝尔拉拢到英国人那边，一直都没变，很多不那么正式的招待会都是出于这个目的举行的。
“如果有一天你想要送女朋友一件衣服，你知道我在哪里。”
他的手指抚过我的脸一直到发根，然后穿过浓密的黑发来到我的脖子后。我们的脸在慢慢地靠近，慢慢地，好像害怕激化在空气中漂浮了这么久的情绪。
“暂时先回伦敦，然后，去他们派我去的地方。”
“而我，也到了重新上路的时候了。”他停顿了几秒钟，补充道。
但也并不是所有的一切都让这位挑剔的皮特不满。他最最满意的就是坦克拉瑞杜松子酒和约翰尼·沃克黑标酒，那时候在丹吉尔，这些酒都是要花天价才能买到的。他每天至少喝一瓶威士忌，每顿饭前一两杯杜松子鸡尾酒。他的酒量十分惊人，对家中仆人的粗暴态度也同样令人咋舌。他态度蛮横地跟他们说英语，根本不考虑他们是否能听懂。到最后发现他们无法理解时，就用印度土语向他们大喊大叫，他似乎觉得天底下的仆人都说同一种话。让他十分惊讶的是，所有的人慢慢地都不在他们家出现了。所有的人，从他妻子的朋友到家里最卑微的仆人，很快就都知道皮特·福克斯是个什么样的人了。自私、不讲理、任性、酗酒、傲慢、暴躁，简直没有办法找到比他缺点更多的人。
“你的母亲已经在路上了。昨天晚上她从阿利坎特登上了一艘开往奥兰的英国商船，将在三天后到达直布罗陀。罗萨琳达会负责安排她穿越海峡，不会有问题的，她会告诉你之后的行程将如何操作。”
“比我想象得还要糟糕得多。”她一进门就瘫倒在一把软椅上。
我打心眼儿里想向他表示感谢，但是这简简单单的两个字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眼泪已经滚滚而下。我失声痛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唯一能做的就是用尽全身力气紧紧地抱住他，眼泪浸湿了他外套的领口。
“你骗人。”我小声说。
“我真希望自己可以做主。但是我不能再留在这里了，希拉，他们需要我去另一个地方。”
第二天我陪马库斯·洛根一起去看望罗萨琳达。就像招待会那天晚上一样，他先到我家来接我，然后漫步街头。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从总督府的宴会上仓皇逃走，穿越花园狂奔，又在凌晨时分城市的暗影中并肩而行，这一切似乎让我跟他之间的隔阂逐渐消除。也许是一种信任感，也许不是，也许我永远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知道他正在努力营救我的母亲，也知道他对我真挚而热情，知道他很喜欢在得土安的生活。这些就足够了，关于他，我不需要知道得更多，也不需要在任何方面与他更进一步，因为他离开的日子已经近在咫尺。
我们去的时候她还待在床上，但是看上去状态好了很多。屋里有人收拾过了，她也洗了澡，百叶窗都开着，大把的阳光从窗外的花园里倾泻进来。第三天她从床上搬到了沙发上。第四天她把丝绸睡衣换成了印花连衣裙，去做了头发，开始重新主宰自己的生活。
“如果有一天我想要一个女朋友，我会回来找你。”他说着，把手伸向我的脸庞。他试图用手指帮我擦掉眼泪，那轻柔的抚摸让我浑身颤抖，我多么希望这一天永远都不要到来。
我再次泪眼朦胧地看着他的面容，这张脸已经变得如此亲近，虽然还残留着一些疤痕，但是那个夏天的夜晚来到国家酒店、伤势严重的男人已经了无痕迹。那一天我带着紧张和恐惧迎来一位陌生人，现在却不得不面对这令人心痛的离别，送走这个已经如此亲密的人，也许比我自己敢于承认的还要亲密。
我们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很好的朋友，仅此而已。两个人都很清楚不知道哪天他就得离开，知道他在我的世界里只不过是一个匆匆过客。虽然我已经努力地去遗忘，拉米罗留下的创伤还是如此鲜活，我还没准备好再次承受因为失去而产生的撕心裂肺的痛。没错，马库斯和我，我们互相吸引，为对方着迷，也不是没有过进一步升华这种好感的机会。我们之间有过同谋关系，有过平常交往，有过深情凝望，有过彻夜长谈，彼此敬重，却又彼此渴望。有过靠近，有过柔情，但是我努力紧紧地栓住自己的感情，拒绝再往前发展，而他也接受了。要控制住自己真的好难，需要我经历无数次的犹疑、茫然和彻夜无眠。但是一想到又要面对被抛弃的痛苦，我宁愿选择留住那些混乱而忙碌的日子里一起度过的值得纪念的时刻和回忆。那些充满了欢笑、举杯畅饮的夜晚，抽烟、吵吵闹闹的牌局，去丹吉尔的出游、散步、长谈，那些永远不会再回来的时刻，我将永远珍藏在记忆中，把它当作一个时期的结束，新的人生旅程的开始。
但这次她看起来并没有意志消沉，也不像刚接到消息时那么愤怒了，只是显得悲伤，疲惫，沮丧，一种深沉而黑暗的沮丧。因为皮特，因为他们现在的处境，因为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独自行走了六年之后，她以为已经准备好承受一切，以为积累了那么多年的生活经验已经给予了她足够的勇气去面对任何困境。但是皮特比她想象得要难缠得多。在她面前，他依然扮演着支配一切的父亲和丈夫的角色，似乎他们从来没有分开生活过这么多年，似乎罗萨琳达跟他结婚后生活从来没发生过变化，她还是从前那个小女孩。他责备她对约翰尼的教育太过松散，抱怨约翰尼没有上一个好学校，约翰尼出去跟邻居小孩玩的时候没有一个保姆在旁边跟着，唯一的体育运动就是扔石子，扔得跟得土安的那些摩尔小孩一样准。他还抱怨这里没有他喜爱的广播节目，没有一个倶乐部能让他跟英国同胞们聚会，身边也没有人说英语，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城市甚至买不到英国报纸。
“你是说我跟胡安·路易斯的关系？”她点了一支烟，然后从眼前拂开一绺头发，“我想有吧，肯定有好事者在他耳边说些难听的话，但是对他来说这无所谓。”
“我也不明白。但是如果他既不用付房租，身边又总有人服侍，有喝不完的酒，有热饭热菜，有刺激的运动，我想他对其他的一切都不在乎了。当然，如果我们还住在加尔各答，那一切都会不一样的。如果在那儿，我猜他会尽一切努力去维护这个表面上的婚姻。但是在这里，谁都不认识他，这不是他的世界。所以，不管谁跟他说关于我的任何事情，他都只当耳边风。”
贝格贝尔显然不再像以前一样在罗萨琳达家里度过大部分时间，但是他们还是每天在其他地方见面，有时候在总督府，有时候去周边的地方。让很多人也包括我都感到惊讶的是，贝格贝尔始终对情人的丈夫照顾有加。为他安排去斯米尔河边钓鱼，去黑密斯森林狩猎野猪。为他提供交通工具去直布罗陀，以便他能喝到英国啤酒，同英国同胞们聊聊马球和板球。总之，竭尽全力把他当成一个特殊的外国贵宾来招待。而他们两人的个性几乎正好是两个极端，奇怪的是，这两个截然相反的男人，却在同一个女人的生命中扮演着同样影响深远的角色。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从来没有起过冲突。
我有几次近距离地接触贝格贝尔的机会，再次见证了他独特的个性。他经常穿着摩洛哥服饰，有时候是一双拖鞋，有时候是一件长袍。他很和蔼，平易近人，有一点儿古怪。然而最重要的是，他爱罗萨琳达，用情至深，而且在任何人面前都毫不掩饰地表达这种爱。洛根和我还是经常见面，尽管我每天都在努力克制，但仍无法阻挡我们之间慢慢产生的好感和一种情趣相投的关系，两颗心越走越近。如果不是我刻意地回避与克制，这种暧昧的友谊可能很快就会泛滥成一种更加深刻更加冲动的感情。但是我努力不让它发生，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立场，以免我们走得太远。拉米罗给我造成的伤害还没有愈合，我知道马库斯·洛根也很快就要离我而去，我不想再受一次煎熬。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常常一起出现在帕尔梅拉斯大街那栋别墅的宴会上，有时候甚至会带上欢呼雀跃的菲利克斯，他为能进人这个对他来说陌生又充满诱惑的世界欢欣鼓舞。有几次我们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开往丹吉尔，贝格贝尔邀请我们去参加《西班牙日报》的开幕式，这份报纸是为了向世界传递他崇高事业的战斗伙伴们想要传递的信息。还有几次，我们四个人一起出游：马库斯、菲利克斯、罗萨琳达和我，罗萨琳达用她那辆道奇带着我们到处游玩：去撒肯安斯皮特商店找找有没有爱尔兰牛肉、培根和杜松子酒卖，去哈里斯庄园跳舞，去坎普顿电影院看一场美国电影，或者是到玛丽姬达的帽子店订购几个异想天开的头饰。
我用力吸了吸鼻子。
正当罗萨琳达在地狱中与魔鬼斗争的时候，我也终于要开始面对生活的另一次颠覆。那是一个星期二，风很大，马库斯·洛根在中午时分来到了我家。
马库斯突然造访我在西迪曼德利大街的服装店，意味着在那个上午我的一段人生终于走到了尽头，而另一段也随即开启。一扇门关上了，另一扇门正在打开。而我，就在它们中间，无力留住即将逝去的，渴望拥抱即将到来的。
“通讯社要求我回去。我在摩洛哥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必须得回去。”
“回马德里？”
就像以前做过的和以后将要继续做的一样，她在好几次宴会中都邀请了丹吉尔的英国朋友，或者是外交人员，或者是远离德意轴心国的武官，还有那些在主流社会比较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代表。她也为直布罗陀当局和一艘停靠在丹吉尔港口的英国军舰上的官员组织过宴会。在所有的活动上，胡安·路易斯·贝格贝尔和罗萨琳达·福克斯一手端着鸡尾酒，一手拿着烟，穿梭在宾客中间，舒适、轻松、热情而亲密。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西班牙没有陷入自相残杀中，欧洲也没有一步步走向它最糟糕的噩梦。
“我还是不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