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因为让塞拉诺主持大局，佛朗哥付出的代价太高了。虽然这位才高八斗的政治兄弟肩负起了让整个军事政权民事化的重任，主宰着大部分的肮脏交易，总揽新国家的行政大权，镇压一切长枪党人反对佛朗哥的起义和冒犯；虽然他为了国家的内政外交出谋划策、大权独揽；虽然他鞠躬尽摔、亲力亲为，但终于那位幕后的傀儡也开始厌烦他。军队高官对他充满了仇恨，他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也一落千丈，人们甚至开始把西班牙的一切弊端都归咎于他，从电影票的价格上涨，到那西班牙农村遭遇的干旱。对佛朗哥来说，塞拉诺固然曾经很有用，但是他身上积攒了太多的权势和仇恨。他的存在成了所有人的心头之恶，此外，他热情支持的德国事业的前景也变得扑朔迷离。因此，据说领袖佛朗哥借长枪党人暴动的机会摆脱了他，同时还把西班牙对轴心国的支持和放纵全部推卸到他一个人身上。
她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会显得如此老态，因为从年龄上来说还不至于此。那时候他刚过六十，但是在精神上已经到了风烛残年。他是那么疲惫，悲伤，绝望。对一切事务都是如此。就在那时候他突发奇想，萌发了生命中最后一个有创意的念头：用最后的生命遥望摩洛哥。不回到那个国家，而是隔海相望。他不想回去，因为那里几乎没什么人跟他共度过光辉岁月。就在前一年，摩洛哥西班牙辖区已经被取消了，摩洛哥获得了独立。西班牙人都走了，而他的摩洛哥老朋友也没几个还活着。他不想回得土安，但是他想看着地平线上的那片土地走完自己的人生。于是他请求说我们去南方吧，罗萨琳达，我们找一个地方，可以一直看着海的那边。
后来有传闻说他很快将要任命为驻罗马的外交代表，还说也许过一段时间他还能重回权力巅峰。但是这些都没有发生。他的连襟再也没有给他任何翻身的机会。但不得不说的是，虽然他被撤消了一切职务，但是之后也一直过着谨慎而有尊严的生活，当律师、投资私人企业、为报纸撰写文章，并出版粉饰过去的回忆录，甚至还常常通过民事法庭，提醒他的连襟应该适时地进行政治改革。他从来没有丧失过优越感，但是当时局改变时，跟很多人一样，也没有放弃试图声明自己一辈子都在支持民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形象居然在西班牙舆论中获得了一定的尊重。他去世的时候，差几天就要满一百岁了。
但是他在政治上也没能笑到最后，甚至都没来得及看到德国战败。一九四二年九月三日，就在贝格贝尔被停职的二十二个月零十七天以后，政府公报以一模一样的字眼儿宣布撤销他的一切职务。这位“裙带领袖”的落马，据说是跟一次武装暴乱有关，这次暴乱中有保皇党卡洛斯派，军队和长枪党成员参与。在某个地方发生了一起爆炸，十多人受伤。有两人因此遭到罢免，一个是发动暴乱的长枪党人，后来被枪毙了，另一个就是塞拉诺，因为他是长枪党中央主席。但是民间还是流传着各种不同的版本。
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德国宣布投降。它在马德里的大使馆和其他机构都宣布关闭，并移交给西班牙内政部和外交部。然而，盟军方面直到同一年的六月五日德国正式签署投降协议后才得以进入。当英国和美国官员们终于来到纳粹过去在西班牙的活动中心时，除了洗劫过的满地狼藉，一无所获。墙壁空空如洗，房间里的家具不翼而飞，档案文件全都付之一炬，保险柜早已被撬开，洗劫一空，甚至连所有的灯具都被顺手牵羊了。而这一切都是在负责安保的西班牙内政部那些宽容的保安们眼皮底下发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些财产被找到并查封了，比如地毯、画、古代雕刻、瓷器和银器。但是绝大多数石沉大海，再也找不到任何踪迹。那些见证着西班牙和德国之间亲密无间的机密文件，全都成了一堆灰烬。但是同盟国方面最终找回了纳粹在西班牙最值钱的赃物：整整两吨重的金条，既无印章，也无盘点手续，一直放在经济政策部长的办公室里，用毯子盖着。至于那些在战争中十分活跃的德国重要人物和他们经常穿着我的作品往来于各种派对的太太，有的被流放了，有的因为主动投诚并立功而免于遣送回国，有的躲了起来，有的伪装身份，有的逃走了，有的像欧洲鳗鲡一样悄然滑脱，并神秘地重生为西班牙人，个人历史比圣饼碟还要清白。虽然同盟国十分坚持并向西班牙施加压力，要求它遵守国际决议，西班牙当局却没有兴趣积极参与，并为很多出现在黑名单上的合作者提供了保护。
靠着转让倶乐部得到的钱，她在英国安顿下来。头几个月一切都很顺利，健康状况良好，银行存款富足，老朋友们又开始来往，甚至从里斯本寄来的家具也完好无损，其中有十七张沙发和三架钢琴。就在那时候，当一切刚刚平静下来，生活似乎开始对她微笑的时候，皮特·福克斯从卡尔库塔传回消息，提醒她还有这么一位丈夫，并要求与她重归于好。而她竟出人意料地同意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班牙发生的事情，以及在这个故事中出现的很多人物的结局，都可以在历史书、档案馆和期刊阅览室中找到。然而，我还是想做一个简要的总结，也许会有人有兴趣知道这些人最后都怎么样了。我努力把它们概括得言简意赅，无论如何，我的工作一贯如此：把事情或衣服的各个部分连接成和谐的整体。
至于我的父亲母亲，我可以为这个故事撰写出好几个结局。其中一个可以让冈萨罗·阿尔瓦拉多去得土安找多洛雷斯，并请她跟他一起回马德里，从此永不分离，好好补偿失去的时间。而另一个截然相反的结局是，我的父亲从未离开马德里，而我的母亲则在得土安认识了一个丧偶的退役军人，那个人像少年一样热烈地爱上了她，给她写情书，请她去坎巴纳喝下午茶，日落时分跟她一起在公园散步。最终以耐心和恒心贏得了她的芳心，在一个六月的早晨，他们在所有子女面前举办了一场简朴而庄重的婚礼。
就从贝格贝尔开始吧，也许他是这个故事的所有人物中最不幸的一个。当他结束了在隆达的监禁生活后，我知道他去过几次马德里，甚至还长住了几个月。在这几个月中，他跟英国、美国大使馆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络，并向他们提供了无数个计划，有的确实清醒有效，有的则荒谬无稽。他自己说，有两次他差点儿被暗杀，但是很奇怪，他同时又承认仍跟权力当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老朋友们都对他恭敬有礼，有一些甚至真心地爱戴他。当然，也有人连面都不肯见就急于摆脱，对这些人来说，这只折断翅膀的苍鹰还有什么用呢？
而马库斯和我，也许在战争结束时就分道扬镳了。在经历了四年多的风雨爱情之后，他回到了他的国家，而我则继续留在马德里，成了一名真正的高级时装师，经营着一家神话般的时装店，可以根据当天的心情随意选择顾客。也许我厌倦了工作，接受了一位外科医生的求婚，他希望能养我一辈子。也有可能，马库斯和我决定共度余生，并选择回到摩洛哥去，在丹吉尔美丽的比耶赫山上找一栋房子，组成一个家庭，并创立了一项赖以生存的真正的生意。摩洛哥独立以后，我们移居到伦敦，或者地中海沿岸的某个地方，或者葡萄牙南部。或者，只要我们愿意，也可以不完全定居下来，而是在几十年里一直服务于英国情报系统，往来于各国之间，伪装成英国大使馆的商务参赞和他美丽的西班牙太太。
我也听说过很多关于他爱情故事的传言，据说他跟一位法国女记者、一个长枪党女党员、一个美国女间谍、一个马德里女作家，还有一位将军之女都有过罗曼史。他喜欢女人不是什么秘密。他是那么容易拜倒在某个女人的石榴裙下，用少年一般的热情轰轰烈烈地去爱。我亲眼见证了他跟罗萨琳达的感情，我想在他的生命中一定也有过其他类似的经历。但是如果因此就下结论说这是一种生活腐化，或者说是他对异性的渴求毁掉了他的事业，便太过轻率，对他来说很不公平。
艾伦·希尔加斯也没能在西班牙亲眼见证这一切。一九四四年他被调往远东，出任海军情报长官。战争结束后，他跟妻子玛丽离婚，并跟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女孩结了婚。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在爱尔兰过着隐居生活，远离了情报工作，虽然他从事这项事业很多年并且成绩斐然。
贝格贝尔在美国到底干了些什么，谁也不清楚。关于这一点，外界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和谣言。有人说，领袖派他去跟美国人修复关系，在两国之间架设桥梁，并说服他们相信西班牙在战争中是保持绝对中立的，仿佛他从来没有把希特勒的巨幅画像高高悬挂在办公桌前似的。还有一些比较可靠的消息说，他的职责并不单纯是外交，而主要是军事。他去是为了跟美国人讨论北非的未来，因为他曾是那里的总督，又相当了解摩洛哥的情况。也有人说，这位前外交部长去华盛顿是因为预见到德国人有可能攻入西班牙，而去跟美国人就建立“自由西班牙”的基础达成一致，跟“自由法国”相平行。还有更荒诞不经的版本称，他一到达华盛顿，就到处跟人说他跟佛朗哥政权已经完全断绝了关系，并致力于为恢复君主制寻找援手。甚至还有更极端的说法认为，他这趟行程只顾个人享乐，过着堕落的生活，逍遥自在、纵欲狂欢。不管这次任务的性质到底是什么，事实是，我们的领袖对他此行的结果似乎并不满意：几年后他又在公开场合表示贝格贝尔是一个堕落而贪婪的人，不放过任何能捞一把的机会。
从他回到西班牙的那一刻起，他的生活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在去华盛顿之前，他曾住在克拉乌迪奥·科埃约大街上一座租来的公寓中。回国以后，他开始住在阿尔卡拉街的巴黎酒店里，后来借住在一个妹妹家里，最后在廉价公寓中终了一生。他在政府中几进几出，却身无分文，最后离开人世时，所有的财产也就是衣柜中几件破旧的西服，三套在非洲时的旧军装，还有一件长袍，以及几百页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他的回忆录。但是只写到了大约一九零九年里夫战争时期，甚至连西班牙内战都没来得及提到。
她从未断绝过跟贝格贝尔的联系。一九四六年底，在皮特回到英国之前，他们一起在马德里待了几个星期。一九五〇年她又去陪了他一段时间。我当时不在那里，但是通过信件，我能感受到当看到她的胡安·路易斯日渐颓废时，她有多么伤心和遗憾。虽然她以一贯的乐观掩饰他们的状况，跟我谈起他领导的实力雄厚的公司，还说他成为了企业界的明星，但是从字里行间中我知道，她说的不是真的。
现在我来整理一下罗萨琳达后来的故事，叙述的时候我会以贝格贝尔的命运变化为主线，这样或许读者能对这位前外交部长最后的岁月有更加完整的了解。战争结束后，罗萨琳达决定离开葡萄牙并定居英国，因为她希望儿子在那里接受教育。于是她跟合伙人迪米特里转了卡尔戈俱乐部。“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授予他们两人一枚法国抵抗运动洛林卜字勋章，以表彰在庇护犹太人方面做出的贡献。美国的《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玛莎·盖尔霍恩，也就是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妻子，谈到了卡尔戈俱乐部和福克斯太太，称之为里斯本最令人流连忘返的地方和人物。但即便是这样，她也离开了。
她找了一栋别墅，并准备好重新扮演起妻子的角色，这在她的生命中是第三次。但是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场冒险仍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皮特还是以前的皮特，他的一举一动仿佛还把罗萨琳达当成结婚时那个十六岁的小女孩，对待用人粗暴而不尊重，从不替别人考虑，自私且令人厌烦。他们重逢之后三个月，她再次住进了医院，接受了手术，在那里住了好几个星期等待康复。这几个星期的思考只得到一个结果：无论如何她必须跟丈夫分手。于是她回到伦敦，在切尔塞大街租了一栋房子，还一度开过一家俱乐部，并取了一个诗意的名字叫“The Patio（小院）”。而皮特一直住在别墅里，不但不肯离婚，甚至不肯把她从里斯本带回来的家具还给她。当她的身体状况稍稍好转，就开始为了自己的彻底自由而奋斗。
而新西班牙宏伟的帝国梦想，最终不过保持了原有的摩洛哥保护区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班牙军队不得不从丹吉尔撤出。五年前西班牙强行占领了这里，作为梦想中的殖民天堂的开端，但是这个天堂从未真正到来。得土安在不断地发展，总督换了一任又一任。在西班牙宗主国的监护下，摩洛哥人和西班牙人依然和谐共处，保持着原有的生活节奏。然而，到了五十年代初，摩洛哥法国保护区出现了反殖民主义运动。武装冲突十分激烈，以至于法国不得不坐下来与之谈判，商量归还主权。一九五六年三月二日，法国承认摩洛哥独立。而西班牙还在做千秋大梦，以为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在西班牙保护区从来没有出现过紧张局势，西班牙人支持默罕默德五世，他们曾共同抵御过法国人，也收容过国民军。但是他们想得太天真了。一旦摆脱了法国的统治，摩洛哥人立刻开始要求收回西班牙保护区的主权。一九五六年四月七日，面对愈演愈烈的紧张局势，摩洛哥西班牙保护区也走到了尽头。在主权交接、摩洛哥人重新征服这片土地时，数以万计的西班牙人被遣返的悲惨命运开始了。官员、军人、各行各业的职员、小生意人，被强拆了居所，拖家带口踏上回乡路。虽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几乎已经不认识西班牙了。他们的家、他们的生活、堆积的记忆、还有长眠于此的亲人，统统都留在了身后。他们带着打包的家具和一颗破碎的心穿越海峡，因为不知道即将到来的新生活将会是什么样而惶恐不安。他们像尘土一样散落在伊比利亚半岛的版图上，永世带着那份对非洲的乡愁。
这就是跟这个故事有关的一些人物和地点在那个动荡岁月中的变迁。他们的活动、荣耀和悲惨遭遇，构成了那个时代的客观事实，充斥于当年的报纸、茶馆酒肆，以及流传的歌谣里。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以在图书馆里查阅到，也可以向高龄老人的记忆求证。而在那个年代中像我们这样籍籍无名的人物，虽然一直跟他们在一起，但是人生走向却十分模糊。
于是她就去找了。瓜达兰克，西班牙最南部地区的最南端。在阿尔赫西拉斯海湾，正对着海峡，能看到非洲和直布罗陀。她在那里买了房子和土地，又回到英国处理各种事情，看望她的儿子，换一辆汽车。她本来打算两个星期后回西班牙，接上胡安·路易斯一起开始他们的新生活。但是她到伦敦的第十天，就收到西班牙来的电报，说胡安·路易斯已经去世了。她的悲痛无法言喻。为了让自己的记忆延续下去，她决定独自居住到曾经渴望与他分享的房子里。她在那里一直住到九十三岁，从未放弃过那特殊的能力：无数次地摔倒，又无数次地爬起，拍拍身上的尘土，用坚定的步伐继续赶路，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不管时事多么艰难，她从来没有丢失过乐观和坚强。正是凭着这样的品质，她才能经受住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并且让自己适应这个世界，永远从最好的角度去看待生活。
自从一九四五年回到西班牙以后，贝格贝尔就成了致力于策划推翻佛朗哥的军官群体中一位活跃的成员，跟阿兰达、金德兰、达维拉、奥尔盖斯和巴雷拉一起，但始终没能成功。他跟波旁王朝的胡安王子有接触，并参与过无数次密谋造反的行动。但是这些行动无一成功，其中有一些还落得十分凄凉的下场。比如阿兰达将军领导的那次。所有这些计划都没能让佛朗哥政权倒台，而其中大部分活跃分子也被逮捕、流放或停职。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些将领在二战期间通过金融家胡安·马切，从希尔加斯手中接受了英国政府的重金馈赠，用于向佛朗哥施加压力，使西班牙不参与战争并站到轴心国一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也许有人接受了这笔钱，也许只在几个人中间分发了。而贝格贝尔，很显然一无所得，以至于他最后的生活“模范般贫穷”，就像狄奥尼西奥对他的评论那样。
在西班牙，有人以为佛朗哥会随着德国的投降而倒台。很多人充满幻想地以为君主复辟为时不远了，或者会建立一个更加民主开放的政权。但是事实远非如此。佛朗哥仅仅撤换了几个部长，砍掉了几个长枪党人的脑袋，跟梵蒂冈加强了联系，就成功地把自己的政府改头换面，并且巩固了政权。而世界的新主人们，那些付出巨大代价打败纳粹和法西斯的民主国家，却任其胡作非为。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整个欧洲都在忙于自身的重建，谁会来关心这个喧闹又杂乱无章的国家呢？谁会关心这里百姓的饥饿，这个国家的矿产、大西洋的港口，还有这个小个子将军统治国家的铁拳？西班牙被拒绝加入联合国，各国纷纷撤走了大使馆，在马歇尔计划中西班牙一分钱也没有得到，这都是事实。但同时他们也不再干涉了。让他们听天由命吧。“放手吧”，当胜利到来的时候同盟国们说，“放手吧，小伙子们，咱们走吧。”说到做到，外交人员和情报人员们很快就打好包袱，拍拍身上的土，开始踏上回家的路。一直到很多年以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又想回来并在西班牙重新建立关系，不过那已经是另一个故事了。
我们的命运可以是这样，也可以是完全不同的结局，因为我们的生活没有在任何地方被记载下来。也许我们甚至没有存在过。或者存在过，但没有人知道。不管怎么样，我们永远都在历史的背面，在密密麻麻的时间的针脚中，真实而隐形地活着。
时候在里斯本作了短暂停留，终于得以跟罗萨琳达聚首。那时候他们已经有两年半没见了。两人在里斯本一起待了一个星期，他努力说服她一起去美国。但是她没有同意，我一直都不知道为什么。她借口说她不去是因为他们俩没有结婚，认为这会影响到胡安·路易斯在美国外交圈里的声望。但是我不相信这个理由，我想贝格贝尔也不会相信。她既然可以在谨小慎微的西班牙不顾压力和世俗的反对跟他在一起，为什么在大西洋的彼岸不能这么做？但是不管怎么样，她从未提起过这个令人意外的决定的真实理由。
这就是我的故事，至少在我记忆中是这样。也许经过了几十年的岁月沉淀，它已经被蒙上了浓浓的怀旧色彩。但是没错，这就是我的故事。我曾经为英国情报系统服务，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收集并传递关于德国人在伊比利亚半岛活动的信息，一直精确而准时。我从来没有接受过军事战术、战场勘测或爆炸物操作之类的培训，但是我的服装无人能及，而且时装店的声名远扬也让我幸免于任何怀疑。这家店一直运营到一九四五年，那时候我已经在双重身份中游刃有余。
而我在得土安的那些老朋友们，也会有一些故事发生。在我母亲关闭西迪曼德利的服装店以后，坎德拉利亚就搬到了那座大房子里，也许就在那里开办了整个西班牙辖区最豪华的寄宿公寓。也许她的生意非常好，以至于最后把隔壁的房子也租了下来，就是菲利克斯·阿兰达腾出的那一套。—个暴风雨的夜晚，菲利克斯的情绪终于爆发了，最终他把三盒安眠药溶解在半瓶茴序酒中，结束了母亲的生命。也许从此以后他可以自由飞翔了，可以选择在卡萨布兰卡落脚，开一家古董店，拥有无数个不同肤色的情人，并继续热衷于到处探听各种小道消息。
也许有人会问，最后塞拉诺·苏聂尔怎么样了。那就让我来告诉你们吧。一九四二年德国人入侵俄罗斯，而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那些第三帝国的好朋友们，并在阿尔卡拉大街的革命总指挥部的阳台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穿着一尘不染的白色军装夹克，像电影明星一样光彩照人，振臂髙呼“俄罗斯罪有应得！”。同时他还建立起一支由志愿者组成的蓝色小分队，在火车北站插满纳粹旗帜，运送了成千上万的西班牙人去西伯利亚，或者冻死，或者在一场与己无关的战争中为了轴心国浴血奋战，虽然从没有人向西班牙要求过援助。
据小道消息称，这是这次事件的真实版本。人们基本上也都这么认为。但是我知道这其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另一个可能比国内紧张的政治局势、佛朗哥的厌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更重要的原因。我不出家门就听说了，就在我的时装店里，通过我的那些顾客，那时候光顾时装店的西班牙贵族越来越多。据她们说，塞拉诺被罢免的真正幕后操纵者是佛朗哥伟大的太太，卡门·保罗。据说，她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八月二十九日，那位美丽又骄傲的昂索尔侯爵夫人生下了第四个女儿，而跟前三个孩子不同的是，这个有着猫一样眼睛的女婴，她的父亲不是昂索尔侯爵，而是拉蒙·塞拉诺·苏聂尔，侯爵夫人的情人。这让她暴跳如雷。这一丑闻不仅对塞拉诺的妻子姬达·保罗来说是一种羞辱，对保罗家族来说也是一种践踏，已经远远超出了佛朗哥太太的忍耐极限。所以她向丈夫施压，迫使他决定放弃这个连襟。这个报复性的停职来得很快。三天之后佛朗哥对他发出口头通知，又过了一天就公之于世。罗萨琳达一定会说，从那时候开始，塞拉诺就将彻底出局。而坎德拉利亚会说得更加直接：被他妈的赶出去了。
他等了好几年，等待着他的真主，他的运气来到身边。他抱着幻想，相信自己还有机会回政府任职，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只要用各种活动把他的日子填满就行。但是什么都没有降临。在他的履历中，从美国回来以后的经历，只用一句话概括：为伟大的军队统帅效命。这句话在军队语言中相当于“无所事事”。没有人再需要他，而他自己也没有了斗争的力气，再没有当年的果断英勇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他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直到一九五〇年四月他才找到些事情做。一个摩洛哥的老朋友，布莱克斯·巴埃萨，给了他一份工作，让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能有所寄托，虽然只是在马德里一家不动产公司做小小的管理工作。他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去世。在那方位于圣胡斯托公墓的墓碑下，长眠着他六十九年动荡的生活。他的那些回忆录被人遗忘在托马萨的廉价公寓里。几个月后，一个得土安的老朋友找到了它们，帮他付清了遗留下来的数千比塞塔的账单，并把这些手稿赎了回来。直到现在，这些私人档案都还保留着，那位热心而忠诚的保存者是他的摩洛哥幸福岁月里认识并敬仰他的故交。
从那一年开始，一个新的罗萨琳达诞生了，她的生命中似乎只剩下两件事：一是跟皮特离婚，二是往返于马德里，陪伴胡安·路易斯度过他人生的最后时光。据她说，他衰老得特别快，越来越消沉，越来越颓废。他当总督时那旺盛的精力、灵活的思维和他的激情与动力都随着时间的脚步慢慢消失。他开始喜欢她每天晚上开车来接他，一起去任何一个山里的村庄或某个公路边的露天食摊吃饭，远离城市。当他们不得不待在市里的时候，就会一起散步。有时候遇见曾经与他一起服役或共事的老人，他就会介绍说，这是我的罗萨琳达，她是世界上除了圣母最神圣的女人。罗萨琳达就会在一旁微笑。
在粗暴地把贝格贝尔从内阁中清除三十多年以后，塞拉诺在他的回忆录中用几行字的篇幅对他表示了肯定。书里写道：“他是一个独特而有些离经叛道的人，学识过人，能做出任何疯狂的事情。”最后对他的评语是：正直的人。但是这个评语来得太晚了。
在人心惶惶的西班牙，各种真假难辨的消息满天飞。没过多久就开始传言他的放逐状态要结束了。虽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的职业生涯已经画上了句号，但到了一九四三年，当德国人必胜的信念开始动摇时，佛朗哥又将他召回了政府。这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并引发了各种各样的议论和猜测。虽然佛朗哥没有给他任何军官职务，但是却将他直接晋升为将军，并授予他为全权代表的特派部长，委派他去华盛顿长期任职。从领袖下达这个命令到他离开西班牙赴任，过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有人告诉我说，是他自己请求美国大使馆尽可能地拖延向他发出签证，这一点很令人费解。也许他怀疑佛朗哥此举的目的是把他从西班牙打发走，永远不再让他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