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没事了，对吗？”他严肃地看着我。
“我们很高兴您最终接受了任务。我们很信任您，并相信您会出色地完成。”
跟父亲的见面让我认识到了我一直不了解的现实的另一面。虽然报纸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我知道了西班牙正在经历一场政府稳定性危机。在这个政府中，关于罢免、辞职和职位更迭的谣言满天飞，敌对、竞争与阴谋无处不在。贝格贝尔在布尔格斯宣誓就任后不到十四个月就被赶出政府，无疑是最令人哗然的一个事件，但绝不是唯一。
几分钟以后，等到周围的喧晔和交谈声逐渐归于沉寂，我知道自己终于到达了安全地带，于是假装恢复了意识。我说了几句话，让他们安下心来。这时候我们已经到了医务室。希尔加斯和父亲把另外几个英国人和抬担架的护工打发走了。英国人是希尔加斯用英语下了几句简单的命令支走的。那几个抬担架的护工则是冈萨罗用一笔丰厚的小费和一包烟打发走的。
报纸上也开始日益频繁地出现大肆鼓吹德国声望的各种舆论。他们采用醒目而有效的广告，热情地宣传德国的柴油发动机或衣服染料。攻势十分密集，把各种理念和产品混杂在一起，试图说服人们相信德国能力创造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做不到的奇迹。这些广告虽然带着技术产品的面纱，却掩盖不住其中的真实信息：德国已经准备好主宰这个星球，并且想让他们忠实的西班牙朋友知道这一点。为了让人们深信不疑，他们惯用的手段就是采用大幅具有视觉震撼力的图像，巨大的字体，还有一些诗意的地图，地图上的德国和伊比利亚半岛用清晰的箭头连接起来，而英国却像被地心吞噬了一般。
阿尔坎塔拉、贝伦塔陆陆续续被我们拋在身后。我们沿着沿海公路前行的时候，巨浪猛烈地拍打着礁石。右边是一座座古老的庄园，围着铁铸栏杆，上面的攀缘植物已经开满了鲜花，醒目而与众不同。但也许一切并不像表面上看去那样纯洁。关于这一点他们已经提醒过我了：此时此刻我从汽车窗户里看到的这个美丽而引人人胜的里斯本，还有我很快就要到达的埃斯托里尔，到处都是间谍。最细微的闲言碎语都有价值，只要有两只耳朵就有潜力成为情报员。从大使馆的最高负责人，到餐厅服务员、小商店店主、用人和出租司机，谁都有可能。所以我再次接到了“加倍小心”的命令。
“请您不要将这个任务理解为一个漂亮女人为了几张钞票去做的那种轻薄事。这是一件非常微妙复杂的事情，我们请您去是相信您的能力。虽然您的外貌、公开的来历，还有您作为一个了无牵挂的未婚女子都会对完成这个任务有帮助，但是您的责任远不只是简单的调情。您必须贏得达席尔瓦先生的信任，每一步都要仔细掂量，设计好你们的交往和活动，并且精确地平衡你们之间的关系。您将独立衡量各种情形的重要程度，掌控时间和节奏，估计风险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我们对您定期提供情报的工作评价很高，您在面临突发状况时的应变能力也让我们感到惊喜。所以选中您来完成这个任务不是偶然的，而是事实证明您确实有能力在困难的情况下随机应变。至于你们之间的私人交往，就像我刚才说的，完全没有必要逾越您自己规定的界限。但是，希望您能尽量保持跟他的密切关系，直到获得需要的信息。基本上这跟您在马德里的工作差别也不是非常大。”
“我希望您不要认为我们是在对您的私生活横加干涉，但是您必须明白现在形势极度紧张，我们是不得不提醒您。”他站起来，双手插兜，在屋里踱了几步，目光集中在地砖上，继续说，“上个星期我们得知有一群西班牙情报人员正跟德国人合作，编制一本当地亲德人士和亲英人士的档案。那里面包括了所有跟两方有关系、而且在西班牙境内较有影响力的人的资料信息，以及他们的忠心程度。”
我注意到希尔加斯犹豫了几秒钟。
“明天我们会把这次行程的详细信息传递给您，可能会包括其他一些相关信息。这次的任务我们预计不会超过两个星期。如果您遇到非常紧急的情况需要推迟回来，可以给布尔吉格诺花店拍个电报，为您某位朋友的生日订购一束鲜花，当然，是某位实际上不存在的朋友。您可以随便编一个名字和地址。这束花将永远不会被送出去，但是如果他们收到来自里斯本的订单，会立即通知我们。到时候我们会想办法跟您联系，希望您记住这一点。”
“您在跑马场上演了一出好戏！”他一见到我就说。虽然这话听起来像是恭维，但是他脸上没有一丝满意的表情。他还是在瑞克医生的诊室等我，就是几个月前贝格贝尔被停职后我们见面的地方。
“我陪您吧。”我听见希尔加斯说，“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叫大使馆的医生来。”
“冈萨罗·阿尔瓦拉多。”我说。
我还有时间说不，摆出一副决不妥协的姿态，大声喊“到此为止”。让英国情报机构和那帮苛刻的蠢货见鬼去吧！让那些试衣间的偷听、纳粹高官们的荒唐生活和缝满了密码信息的样板通通见鬼去吧！我根本不在乎谁会赢得那场遥远的战争。德国人要去侵略英国那就去吧，哪怕他们在那儿生吃小孩呢！而英国人，想轰炸柏林那就随便炸吧，就算把柏林夷为平地、炸得像熨衣板一样我也无所谓。那不是我的世界，让他们全都见鬼去吧！
“肯定没问题。麻烦您在您的顾客中放出消息，就说要出门几天。”
“如果您有兴趣知道的话，我首先想向您澄清一下，我跟他之间没有任何暧昧关系。而且就像我昨天跟您说的那样，他完全不知道我的活动。”
“这人叫马努埃尔·达席尔瓦。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商人，社交关系非常广。看上去很想借着这场战争发笔横财，尽管这得以背叛老朋友为前提。他会联络您，并向您提供目前在葡萄牙能找到的最好布料。”
“一点儿也不知道。”
“伦敦方面直接向我们请求支援。”她继续说，“他们怀疑有一个葡萄牙合作者可能正脚踩两只船。他不是情报员，但是跟我们在里斯本的外交人员关系相当好，而且跟各类英国企业都有生意来往。但是有迹象表明他正同时跟德国人建立关系。”
“商业方面的。而且是大笔的交易，很可能目的不只是令德国人受惠，还要抵制我们。但是具体情况还不太明确。粮食、矿产或者武器，反正是对战争而言非常关键的物资。就像我跟您说的，现在一切仍只是怀疑。”
我一个人在酒店的餐厅吃了饭，然后在房间里待了几个小时，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六点差一刻的时候，电话铃把我从沉思中唤醒。我让它响了三声，咽了一下口水，然后才拿起听筒。从这一刻起，一切都开始运转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跑马场内的气氛越来越热烈，而我的焦虑也越来越深。到达的英国人越来越多，互相传看着棱柱望远镜，话题从草皮、牧场、曲棍球到南斯拉夫被侵略、伦敦遭遇的轰炸和丘吉尔在收音机里发表的最近一次谈话。就在那时我看到了他。我看到了他，他也看到了我。那一刹那，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窒息了。艾伦·希尔加斯刚刚进入包厢，臂弯里挽着一位美丽的金发女子，可能是他的太太。他的目光从我身上一扫而过，掠过一丝只有我能察觉的紧张和困惑。然后他很快地扫了一眼德国人包厢，那里正在不停地涌人人流。
几天前我在马德里接到了关于这次任务的指示，通过一个非常规的渠道。这是第一次，不是希尔加斯本人负责向我传递信息，而是派其他人来。我每星期都去的那个美容院的服务员殷勤地把我带进一个专门做美容的内室。屋里有三张可躺的美容椅，最右边的一张几乎放到了水平位置，上面躺着一位顾客。我看不到她的容貌，因为她的头发被一条毛巾像缠头布一样包住了，另一条毛巾从胸口一直裹到膝盖。脸上还敷着厚厚的白色面膜，只露出嘴巴和眼睛，眼睛闭着。
在我还是马努埃拉女士时装店的一个年轻学徒的时候，就经常听顾客们提起那些跑马盛会。可能只有极少数的女士会对那种比赛感兴趣，但是就像马儿在跑道上竞赛一样，她们也在看台上争奇斗艳。那时候的老跑马场在卡斯蒂利亚那大街的尽头处，是大资产阶级、贵族甚至皇族的聚会之所，阿方索八世就经常出现在那儿的皇家包厢里。战争爆发前没多久，跑马场开始改建，加入了很多新的更现代的设备。但是战争的爆发使这个新的跑马场项目陷入停滞。实现和平两年以后，这个新场地虽然还没有完全完工，却急不可待地在艾尔帕尔多山顶上开门迎客了。
“这个您不必说谎，说实话就行，就说您在里斯本有些事情要解决。”
“什么样的关系？”
“您的意思是说，你们派我去勾引一个嫌疑人？”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从椅子上欠起身来。
“我们有另一个任务，是伦敦方面直接向我们寻求协助。虽然之前也考虑过其他方案，但是看到昨天发生的事情，我们决定把这件事交给您。您觉得您的助手能独立经营时装店大约一两个星期吗？”
也许是情绪太激动，也许是长时间以来积累的疲倦、紧张或者工作压力，这些都能解释当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但实际上哪一个都不是真正的原因。做出那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完全是出于求生的本能。我选择了一个最合适的地方——看台的右侧，离德国人包厢最远的那一边，而且估算了最佳时机——第一场比赛刚刚结束，全场都在欢呼，狂热的叫喊声跟不快的怒斥声夹杂在一起。就在这个当口，我倒了下去，而且按照预谋好的把头偏向一侧，这样我的脸已经完全被头发挡住了，以防隔壁包厢会有好奇的目光从立即围在我身旁的无数双腿之间穿过来，发现我的真面目。我躺在地上一动不动，闭着眼睛，身体软软的。但是听觉高度紧张，注意着身边的一切响动。晕倒了，保持空气流通，冈萨罗，快，脉搏，水，再来点儿空气，快快，他们来了，急救箱，还有一些我听不懂的英语。不到两分钟抬担架的人就到了。他们把我从地上挪到帆布担架上，用一块毯子把我盖住，一直盖到脖子。一、二、三，起！然后我感觉自己被抬了起来。
似乎没有人在意冬日夜晚的严寒，宾客增加了好几倍。服务生们不停地穿梭于客人们中间，用巨大的雪白餐巾裹着香槟酒瓶为大家倒酒。热烈的交谈声、笑声和碰杯时叮叮当当的声音回荡在空气中，像炭火一样直冲严冬的夜空。像是有刺耳的咆哮声传来，是街上那些不幸的人们在一起庆祝新年，黑暗的命运让他们的生活只能维持在最低水平，在新年来临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分享一壶廉价的白酒或者一瓶像岩石一样粗糙的卡萨亚茴芹酒。
冬天就这样过去了，工作一直都很繁忙紧张。这个冬天从任何一方面来说似乎都很严酷：对于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不知不觉间，春天悄悄来临了。随之而来的是我父亲的又一次邀请。萨尔苏埃拉跑马场即将重新开张，我为什么不陪他一起去凑凑热闹呢？
“在哪方面？”我有些无礼地问。
“他也在档案里，但是跟您相反，他出现在亲英人士的名单里面。我们还得到消息称，德国方面已经下令对某几个领域中跟我们有关系的西班牙人加强监视：银行家、企业家、自由职业的专业人士……反正是一切有意愿帮助我们、有能力或者影响力的西班牙公民。”
“这已经很不简单了。”
“就是一个跟德国高官的妻子关系密切的人，成天跟一个英国人的忠实朋友在出双人对，到底是要干什么！”他说着，在桌面上重重地捶了一拳，但紧接着义马上把语调放缓，为自己的举动道歉。“对不起，请您原谅。最近我们所有人都非常紧张。此外，我们也知道您并不了解目前的形势，不可能提前预见到这里面的风险。但是请相信我，德国人正在策划一场极其严酷的高压战役，来打击英国在西班牙的势力。您的国家对整个欧洲来说依然很关键，随时都有可能加入战争。事实上，西班牙政府还在无耻地向德国提供各种帮助：允许他们随意使用西班牙所有的港口，授权他们随心所欲地开发矿藏，甚至让那些在押的共和党人为德国军事工程做苦役，而这些军事工程很有可能将用于对直布罗陀发动进攻他停顿了一会儿，专心地掐灭烟头。然后继续说：
“我忘了告诉你，我们会跟几个多日未见的老朋友会面。他们是英国丁托河矿的工程师，跟他们一起来的是一些直布罗陀的英国同胞，我想还会有大使馆的人。所有人都因为跑马场的重新开业非常兴奋，你也知道英国人对马一直非常热爱。”
“继续向他保密。出门的时候把脸挡上，千万别让人看见。”他命令道，“在车里你就躺在后座上，始终把自己挡住。到家的时候一定要确认没有被人跟踪。”
“不是认为，而是很确定地知道。”他紧紧地盯住我的眼睛，“我们有渗透进去的情报人员，所以您是在亲德人士一边。目前看来历史非常清白：您有很多顾客都跟纳粹高官有关系，您在时装店接待她们，为她们做漂亮衣服，作为报答，她们不但付给您报酬，还给予了您信任，而且看起来信任度非常高。因为她们在您家里无所顾忌地畅谈了很多原本不该说的事情，而这些信息您都准时传递给我们了。”
“我会尽力的。”我一边回答，一边用眼角偷偷看她。
“好吧。”他说，“那我在这里陪她，等你回来。”
到达包厢的时候，我感到心里像是被一把铁钳子狠狠地咬了一口，因为我马上就发现我面临的状况是多么不合适：包厢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西班牙人，其他全都是英国人，男男女女都端着酒杯，挂着双筒望远镜，抽着烟，喝着酒，聊着天，等待马儿开始奔跑。而且为了大张旗鼓地宣传他们的国家和事业，栏杆上还高髙地悬挂着一面巨大的英国国旗。
已经接近半夜了，大厅里穿法兰绒西服的、穿军装礼服的、穿晚礼服胸前戴珠宝的人越来越多。主要是西班牙人，但是也有很多外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所有参战国家的人都夹杂其中，跟我那些有钱有势的祖国同胞们混在一起，所有的人似乎都暂时忘却了欧洲正在经历的这个野蛮时代，也忘却了他们所处的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正在告别它历史上最黑暗、最可怕的一年。到处都能听见大笑声，一对对来宾在康加鼓和爪拉恰舞曲富有感染力的节奏中滑人舞池，乐队的黑人乐师们倾情演绎，毫无倦怠。一直站在楼梯两侧迎接我们的侍应生，穿着笔挺的制服，开始在人群中分发小小的葡萄篮子，并邀请宾客移步露台，伴着附近太阳门的新年钟声吃下这十二颗葡萄。父亲朝我伸出胳膊，我挽住了他，虽然我们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走到了今天，但仍默默地互相接受了彼此，一起迎接新年的到来。在露台上，我们跟几个朋友聚在了一起，还有他的儿子和那两个把我骗来的顾客。他把我介绍给了卡洛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长得很像父亲，跟我却没有丝毫相似之处。他怎么可能想到，面前的这位外国时装师身上流淌着跟他一样的血液，而且他的兄弟还曾经控告她诈骗了他们两个人的一大笔遗产。
“两者都是。”他断然说，“您看，并不是我们有意干涉您的私生活，但是基于之前发生的事情，我想有必要提醒您一下。”
那天中午我去了Embassy，胸有成竹，头脑清醒。我看到希尔加斯双肘支在吧台上喝着开胃酒，一边跟两个穿军装的人聊天。于是我假装不经意地把包掉在地上。四个小时以后我收到了关于新任务的第一个指示：他们约我第二天上午去常去的那家美容院做面部保养。五天以后，我来到了里斯本。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这个行业中还有极好的人脉，而且经常在公开场合跟英国大使馆的成员或是马德里的英国侨民一起出现。有时候甚至跟我本人一起，就像您昨天看到的那样。他对西班牙的工业状况十分了解，也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给了我们许多客观中肯的参考意见。但是他跟您不一样，他不是我们的地下联系人，只是英国人民的好朋友，不肯隐藏他对大不列颠民族的好感。因此，您经常性地出现在他身边，可能会引起一些猜疑，你们俩毕竟分属对立的档案夹。事实上，在这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风言风语。”
“绝对不行。”他在我身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刚才说的一切只是一些预警和对将来的提醒。我们毫不怀疑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什么突发状况，您一定有能力应对。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想失去您，不但不能失去您，而且还有一个新的任务要交给您。”
“这个……不知道……可能……”我结结巴巴地说。
“您说的形势是指大形势，还是只针对我而言？”我的语气竟然掩饰不住地带着一丝骄傲。
“我们需要一个外国人，这样不会让人怀疑跟英国有关系。来自基本中立的国家，同英国完全没有关系，也同他的生意领域毫无关联，但同时又需要去里斯本寻找一批具体货源。您正好满足所有条件。”
我在屏风后面换了衣服，和前一位顾客一样的打扮坐到美容椅上。美容师帮我调平椅背，让我躺下，也给我敷上了白色面膜。然后悄无声息地关上门走了。这时候我听见旁边的那人说：
“没错，亲爱的。但葡萄牙只不过是几天而已，而且对方看起来也不乏魅力。”她的语气让我感到惊讶。她并不试图对这件事情轻描淡写，只是冷冷地表明一个客观事实。“还有一件事，非常重要。”她补充说，“您执行这次任务将不会有任何掩护，因为伦敦方面不希望您的出现在里斯本引起任何怀疑。请您记住，关于达席尔瓦先生同德国人之间的事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他对英国人是否忠诚还有待于确认。就像我刚才说的，一切都还处于纯粹的怀疑阶段，我们不希望他对安插在葡萄牙的英国情报员产生任何怀疑。所以，在那里活动的英国情报员都不会知道您是谁或者您跟我们有关系，这将是一次速战速决、干净利落的行动。行动结束以后我们会直接从马德里向伦敦方面汇报。介入他的生活，收集必要的信息，然后回家。而我们会在这里密切关注事情的进展。就这么简单。”
“那么，我想最好的选择就是咱们停止合作。”我没有看他，“这样就能避免招来麻烦，大家都会生活得比较平静。您，我，我们所有人。”
我可以说不是，可以说自己还是很虚弱，很迷茫，我可以假装还没有从刚才那个昏迷状态中完全恢复过来。但是我知道他不会相信。而且他完全有理由不信。
我几乎都没法回答，因为脸上的面膜已经凝固了。最后我终于艰难地动了动嘴唇：
“你们认为我就在其中的一个档案夹里？”
“使用一切您认为合适的方法。”她继续说，等于默认了我的猜测，“达席尔瓦一直未婚，似乎总是对漂亮女人十分殷勤，但是跟谁都不肯确定关系。他很喜欢让别人看到他跟魅力十足的女士在一起，如果是外国人就更好了。但是，据我们了解，他在跟女性接触时也是一位十足的葡萄牙绅士，颇有古风，所以您不用担心，事情不会发展到您不能接受的程度。”
“我们目前明显处于劣势，而现在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局面变得更加混乱。”他缓缓地说，“盖世太保从几个月前就釆取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行动，而且这些行动已经初见成效。比如您的朋友福克斯太太就是因此不得不离开了西班牙。而且不幸的是，这并不是个案。远的不必说了，就是我们大使馆原来的医生，也是我的好朋友，都有着同样的遭遇。而从今往后，情况只会更加糟糕。他们的威胁会更加直接，更加赤裸裸，也更加危险。”
“您的意思是我要去里斯本采购布料之类的东西？”我又看了她一眼，但是她没有看我。
“好的，请您放心。还有别的吗？”
“只不过在这里我不需要渗透到任何人的生活中，也不需要去跟那些陌生人见面。”
我还没有来得及完全镇定下来思考对策，盘算好用什么方法才能最快地逃离这场疆梦，冈萨罗却殷勤地在我耳边告诉我那些英国人都是谁。
“明天上午来见我，老时间，老地点。”
“他知道什么吗？”他指的是我的父亲，问他对我跟英国人合作是不是知情。
在药店、咖啡馆和理发店里，经常会免费派发讽刺杂志，还有些字谜或文字游戏的小册子，那是德国人送的礼物。上面会有一些跟德国大获全胜的军事行动相关的笑话和轶事，而智力题和文字游戏的正确答案一般都跟有利于纳粹事业的政治内容相关。同样的情况也体现在向专业技术人员派发的宣传册、向年轻人和孩子们派发的冒险故事，甚至在上百个教堂的教会宣传页上。据说街上也到处都是德国人网罗的西班牙走狗，负责向过往的行人、在商店里排队的顾客和电影院的观众做一些直接的面对面宣传。他们贴出的大幅标语有时候看上去似乎还有点儿道理，但绝大多数时候都荒唐透顶。到处流传的小道消息也都是攻击英国人和他们的盟友的。比如说英国人正从西班牙偷橄榄油，还用外交车辆运到直布罗陀去；美国红十字会捐赠的面粉都是霉烂的，吃了它的西班牙人都得了病；市场上没有鱼卖是因为渔民都被英国海军军舰拘捕了；面包质量太差，因为英国人偷偷弄沉了阿根廷运小麦的船；美国人正在跟俄罗斯人密谋，马上就要发动对半岛的侵略，等等。
“那我跟她们说我要去哪儿呢？”
他没有立即回答，而是先点了一支烟。
看来想要打听这个扩散的关系网是没什么下文了，所以我选择了尽量少问，等着这位陌生人继续提供她的信息和指令。
我没有插嘴，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等待他结束解释。
“完全没事。”我回答说。
“怎么做到的？”
“渗透到他的生活中去。向他展示您的魅力，贏取他的好感，努力让他主动约您出去，最好能让他邀请您参加一些跟德国人的见面活动。如果能接近他们，您需要做的就是集中注意力，从所见所闻中捕获所有重要的信息，并努力获得尽可能全面的资料。他们提到的名字、生意、公司和产品，他们的计划、行动，还有其他您认为有用的信息。”
“你们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完全是私事，跟我们的职责毫无关系。”
“正是。布料，还有跟您的工作相关的东西。”她肯定道，身体还是纹丝不动，一直保持着我进来时看到的姿势，闭着眼睛，身体水平。“您将以时装设计师的身份去采购布料，因为西班牙还没从内战中恢复元气，买不到这些物品。”
我在帕克酒店预订了房间。这是一家非常豪华的酒店，住在这里的大多数客人都是外国人，而且德国人多于英国人。而在旁边，几乎就是一墙之隔的皇宫酒店，则恰恰相反。在夜间的赌场，所有人都汇聚到同一个屋檐下，在这个公开宣称保持中立的国家，赌博和碰运气都与战争无关。车刚停下，一个穿着制服的门童就上来为我打开车门，而另一个则替我取出了行李。我迈着自信的脚步装作漫不经心地步入大厅，顺手摘下从下火车开始就保护着自己的深色太阳镜。酒店内光洁明亮的大理石，豪华的地毯和丝绒挂毯，还有教堂里那种高高耸立直抵天花板的巨大圆柱，都没有让我惊艳。店里那些衣着入时的宾客，有的在独自看报，有的在三三两两地聊天、喝鸡尾酒，打发着无聊时光，他们也没有引起我的任何注意。在这些令人目眩神迷的景象面前，我的反应能力早已炼就：对所有的一切都丝毫不以为意，果断利落地去前台办理入住手续。
“但我可以让人从丹吉尔发过来……”我打断她说。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此时此刻我有比这些人的爱好更紧急的事情。比如，像逃离瘟疫一样从这些人身边逃走。希尔加斯在丹吉尔的美国大使馆里说的话犹在耳边：绝对不要接触任何英国人。他只差没有补充说，就在德国人的眼皮底下。父亲的那些朋友一看到我们，就开始了亲热的问候，把冈萨罗称为“老顽童”，人人都争睹他这位年轻而出人意料的女伴。我用最简短的话回应了他们，装出一丝虚弱的微笑来掩饰自己的紧张，同时暗暗估量自己面临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就这样，我一边回应着那些不知名的面孔向我伸过来的手，一边用目光扫视着周围，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能让我迅速消失，并且不至于让父亲太过尴尬。但是这并不容易。真的很难。左边是德国人的包厢，趾高气扬地飘着他们的旗帜。右边是些散客，大腹便便，手上戴着硕大的金戒指，抽着像鱼雷一样粗的雪茄，他们身边的女伴们发型夸张，嘴巴涂得红红的，像虡美人一样。我从来没有为这些女士做过哪怕一块手帕。我很快就从他们身上转移了目光，对这些倒买倒卖的投机分子和他们令人惊愕的情人毫无兴趣。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顿悟了。还没有睁开眼睛，我就体会到了那种不一样的感觉：它清晰地跟我在一起，紧紧地依附于我的身心。正常的生活，不存在已经过去的岁月中，只能在每天早晨上天为我们安排的命运中找到。不管是在摩洛哥、西班牙还是葡萄牙，不管是经营一家时装店还是服务于英国情报机构，只要是我想去的地方，我想做的事情，那就是我的正常生活。不管是在阴影中，在弥漫着薄荷味道的广场上的棕榈树下，还是在挂着水晶吊灯金碧辉煌的酒店大堂里，在战争的浑水中，所谓正常，就是我自己的意愿、承诺和言行，全都遵从我内心最真实的声音。所以，我的正常生活，永远都跟我在一起。去别的地方寻找，或想从过去的时光中将它挽回，都将是徒劳。
几个星期以来，它的开业一直是各大报纸的头条，也是街头巷尾茶余饭后最热门的话题。父亲亲自来接我，他喜欢开车。一路上他给我解释了这个跑马场的建成历史，据说它的顶棚是一个很新颖的波浪形。他还提到了成千上万的马德里人都热切地盼望恢复这一传统活动。而我则向他描述了自己对得土安跑马场的记忆，还有每个星期五哈里发骑着马穿过西班牙广场，从他的宫殿到清真寺一路上的无限威仪。我们聊了很多很多，以至于他都没有时间提前告诉我，这天傍晚他还约了其他人见面。当我们到达看台的时候，我才发现，这场看似毫无危险的活动，却让我把自己送入了真正的虎口。
英国人也不甘示弱。他们的反击方针主要是把西班牙人民遭受的一切不幸都归咎于现在的政府，尤其是不停地打击他们的痛处：食品的匮乏。正是因为饥饿，人们从垃圾堆里捡吃的，导致了种种疾病，正是因为饥饿，很多家庭全家出动在社会救援车后面紧追不舍，也正是因为饥饿，天知道那些家庭主妇们是怎么发明出了没有油的油炸食品、没有鸡蛋的蛋糕、没有糖的甜点，还有没有一丁点儿猪肉的香肠，还带着可疑的鳕鱼味道。为了让西班牙人对盟国事业产生好感，英国人也费尽了心机。英国大使馆的新闻处在马德里制作了一个家庭自制食品的广告，在大使馆新闻参赞——年轻的汤姆·布恩斯的带领下，新闻官们亲自在大使馆附近的街道上免费发放。不久之前英国学院成立了，院长叫沃尔特·斯达克尔，是一位爱尔兰神父，有的人叫他西达诺先生。据说，这家学院的成立是贝格贝尔在任期的最后时刻批准的，那时他的权势几乎丧失殆尽。表面上这是一个文化中心，向市民提供免费英语课程，组织研讨会、茶话会、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但实际上这里似乎是英国的秘密宣传基地，虽然比起德国人嚣张的舆论攻势，他们要显得慎重得多。
护工们急匆匆地抬着我走出入口处那个走廊，后面紧跟着父亲和艾伦·希尔加斯，还有两个不知道是谁的英国人，可能是他的同伴或者助理。虽然躺到担架上以后我又让头发挡住了一部分脸颊，但是在担架离开包厢之前，我感觉到希尔加斯那有力的手把我身上的毯子往上一直拉到额头。然后我什么都看不见了，只能清楚地听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好吧。”我嘴唇僵硬地说。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命令，因为我是多么想再见到罗萨琳达啊。但是我明白这不是合适的时机，所以无声地服从了，没有别的办法。
一月中旬的时候我又跟父亲见面了，并详细向他讲述了现金和珠宝遗失的过程。我想他应该相信了这件事，即使不相信，他也完全没有表露出来。我们一起在亚尔迪吃了午饭，他提议我们继续见面，但我毫无理由地拒绝了。也许我当时觉得想要修复我们之间缺失的那些东西已经太迟了。他却一直坚持，看上去不愿意轻易接受我的拒绝。最终他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我的心理防线渐渐坍塌。我们又一起吃了几顿饭，一起去看话剧，还去了一次皇家剧院听音乐会，甚至有一个星期日的早晨还在丽池公园散步，就像三十年前他跟我母亲一样。他的时间宽裕得很，他早已经不工作了。战争结束的时候他本可以重建炼钢厂，但是最终放弃了。之后他卖掉了炼钢厂的那些土地，就依靠从土地获得的年金生活。他为什么没有再继续自己的事业？为什么战争结束以后没有重新向前推进生意？我想纯粹是因为他不愿意。他从来没有跟我细说过那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因为他不是多愁善感的人，反而太过理性，不允许内心的情感主宰自己的生活。但是通过几次谈话，我能大致构建出他的痛苦遭遇。尽管他属于战争胜利的一方，但是对新政权也充满了疑议。加之他很健谈，很风趣，我们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并非想要补偿我童年和少年时父爱的缺失，而是从零开始搭建起一种成人间的友谊。在他的圈子里很快出现了关于我们俩的闲言碎语，旁人纷纷猜测我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也听到了无数千奇百怪的风言风语，并且当笑话讲给我听，我们俩谁也不着急去澄清。
“谢谢，艾伦。”我父亲说，“我想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只不过是暂时暈倒了。我们去医务室，然后再看情况。”
“没错，冈萨罗·阿尔瓦拉多。”他吸了一口烟，又用力吐出来，然后说，“昨天发生的事情其实并不偶然。你们经常在一些公开场合一起出现。”
“我们知道您有一个好朋友在里斯本，但是为了谨慎起见，你们还是不要见面的好。”她在屏风背后说，“我们会找合适的机会通知福克斯太太，万一你们在什么地方不期而遇，她会装作不认识您。我们希望您也一样。”
打火机“啪”的一声，屋里充满了一股熟悉的味道。
这时候门开了，美容师进来在那个英国女人的脸上忙活了半天，大概有二十多分钟。这段时间内我们没有进行任何交谈。等到她那边结束以后，美容师又离开了，我这位陌生的导师走到屏风后面去穿衣服。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完全了解您现在受到了多大牵连，暴露到什么程度。”他放低声音补充道，“艾瑞斯·阿格瑞克在居住在马德里的德国女士中间已经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人物了，但是如果她们发现您的立场发生了变化，就像昨天差点儿发生的事情一样，您就有可能陷人无尽的麻烦，这对我们很不利。对您也不利。”
“这里有我就可以了，谢谢你，艾伦。”父亲说道，这时候屋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他把了一下我的脉搏，确认我已经无大碍。“我想没有必要叫医生来。我去看看能不能把车开进来，然后送她回家。”
“当然。”她又吸了一口烟吐出了烟圈，“但是您大可不必为此而放弃其他选择。比如说，澳门丝绸。澳门是葡萄牙在亚洲的殖民地。我们怀疑的对象有一块很大的业务领域就是纺织品进出口。一般来说他们规模很大，只做批发，不会跟个体买家直接交易，但是我们已经争取到让他亲自来接待您。”
“通过一系列的地下关系，包括很多方面的人。这在我们这一行是很常见的，所以您不必追问细节。这样您到达里斯本的时候不但百分之百地没有跟英国人相关的嫌疑，而且背后还有一些联系人跟德国人直接相关。”
我们在里斯本大风天里的大街小巷中穿行，这里到处都是灯光，既没有限量配给，也没有拉闸限电，到处都有鲜花、瓷砖，还有街头巷尾的新鲜水果和蔬菜摊。这里没有满地碎瓦，也没有衣衫褴褛的乞丐，没有榴弹的痕迹，没有高举的手臂，也没有画满了墙壁的长枪短剑。我们经过了富人区，宽敞的石砌街道，豪华气派的大楼，楼前还树立着国王和航海家的塑像。我们也走过了普通人家的街区，弯弯曲曲的小巷里充满了嘈杂声，种满了天竺葵，空气中弥漫着沙丁鱼的香味。塔霍河的壮观让我叹为观止，港口此起彼伏的汽笛声和街上有轨电车的吱嘎声都让我惊讶。我喜欢里斯本，这是一座既不沉寂也没有战争的城市：紧张、激烈、活跃。
与此同时，德国人和英国人在世界版图上、在西班牙首都的大街小巷里不停地你攻我守，你进我退。不幸的是，相较于命运安排我参与的英国事业来说，德国人的宣传攻势似乎要强大得多，有效得多。就像希尔加斯在丹吉尔的时候跟我说的那样，所有行动都是通过德国大使馆进行操纵和指挥的，他们有无限制的经济来源和一个由著名的拉萨尔指挥的无可匹敌的高效团队，更何况这位拉萨尔先生还深得西班牙当局的欢心。关于他的社会活动我有第一手信息，所以深知他有多么活跃。来我店里的那些德国顾客和西班牙顾客常常提到他组织的晚餐或派对，而他家的客厅里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我的时装作品出现。
“他会说西班牙语吗？”
我还是一动不动，直到估计父亲已经走得足够远了，不会因为我的行为感到惊讶了，才鼓起勇气坐起来，看着希尔加斯。
在西班牙开始缓慢地重建时，曾经为内战胜利做出过贡献的人们，非但没有和平共处，反而像在演出一部闹剧般互相攻击。军人跟长枪党人对着干，长枪党人谋杀保皇党人，而保皇党人怨声载道，因为佛朗哥没有兑现承诺恢复君主制。而坐镇帕尔多皇宫的佛朗哥，却在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里，气定神闲地签署着一份份的决令，不偏向任何一方。塞拉诺·苏聂尔凌驾于所有人之上，但是所有人又都反对塞拉诺。有的策划着支持轴心国，有的密谋支持同盟国，双方都盲目地下赌注，不知道最终哪一方获胜，就像坎德拉利亚说的，看谁能把羊赶进羊圈。
门又开了。美容师抱着一堆毛巾进来，这次她的工作对象是我。我假装顺从地任她操作，暗地里却努力想看看那个刚穿完衣服、马上要从屏风后面出来的女人到底是谁。她果然立刻出现了，但是出来的时候非常谨慎，没把脸转向我。我看到她有一头浅色的大波浪鬈发，穿一套斜纹软呢套装，典型的英国装束。那时候她正伸长胳膊从墙边一张小台上拿起皮包。我觉得这包有点儿眼熟，似乎最近见过，不是那种在西班牙的商店里可以买到的款式。然后她伸出手拿起了无意间放在発子上的一个红色烟盒。这时候我明白了，这位抽黑猫香烟；一边从美容室离开一边冷淡地嘟嚷着“再见”的女士，是艾伦·希尔加斯的妻子。就是几天前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挽着丈夫手臂的那位，而她的丈夫在跑马场看到我时，估计受到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惊吓。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向窗口，但也没敢走得太近。我背对着希尔加斯，远远地透过玻璃望着窗外。茂盛的树枝已经长到二层楼那么髙了。天还亮着，白日越来越长了。我努力思索着刚才听到的那番话究竞是什么意思。虽然面临的未来一片黑暗，但是我并不因此感到害怕。
五月中旬的一个早晨，露西塔尼亚特快专列把我带到了圣阿波洛尼娅车站。我带了两个巨大的行李箱，里面装着最好的服饰，还有一些精确的指令和一颗沉着冷静的心。我相信这份沉着和冷静足以应付任何危在说服自己接受这个任务之前，我犹豫了很久。不停地反思，不停地掂量，权衡利弊。我知道，决定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只有我才有权力选择是继续过这种动荡不安的生活，还是放下一切，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很可能后者才是明智的选择。我已经厌倦了欺骗整个世界，不能跟任何人坦诚相见，也厌倦了总是不得不服从那些令人不快的指令，永远提心吊胆地生活。我马上要三十岁了，已经变成了一个编起谎话来脸不红心不跳眼睛都不眨一下的骗子，而我的个人历史不过是一堆谎言。此外，虽然周围的环境光鲜到令人眼花缭乱，但是每天晚上——就像几个月前伊格纳西奥说的那样——我只不过是一栋空荡荡全是阴影的房子里一个孤寂的灵魂。结束了跟希尔加斯的见面离开那里的时候，我竟然才他和他的组织产生了怨恨。他们把我卷入了一场致命的冒险游戏，而这场游戏原本与我毫不相关。虽然据说这会对我的国家有好处，但是现在看来，这些日子的工作对局势毫无帮助，对西班牙参战的担心仍弥漫在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条件地服从了他们的指令，丝毫不敢违背，强迫自己变得自私而麻木，躲在一个不现实的马德里，背叛我的过去和故人，努力忍受着各种各样的恐惧和困惑，整夜整夜地难以入眠，整日整日地焦虑不安。现在他们还要求我远离我的生身父亲，那可是我在这暗无天日的生活中唯一的生机和希望啊。
“我没有别的选择，请相信，真的很抱歉。”我说着坐下来，“我事先不知道会在英国人的包厢里看跑马，更不知道德国人的包厢就在旁边。”
左右受制，前面是一道栏杆，剩下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刚才进来的地方逃走，虽然我知道这条路也很危险，因为从入口到达包厢只有一条路，这点在到达之前我就已经确认过了。那是一个不到三米宽的砖砌走廊。如果我决定从那里出去，就很可能撞上入场的德国人，而在他们中间毫无疑问有我最害怕遇见的人：我的德国顾客。她们都是出了名的大嘴巴，一向很慷慨地在我的时装店里留下丰富的信息，我总是用最虚假的微笑接住，然后偷偷地传递给她们敌国的情报机构。遇到这些贵客，我将不得不停下来问好，而她们肯定会满腹狐疑地问，她们的摩洛哥时装师怎么会像魔鬼附身一样从那个满是英国人的包厢里落荒而逃。
下车时，我穿着一件印花薄纱连衣裙，白色的春季薄手套，还戴着一顶巨大的宽边草帽：在火车站漫天的煤屑和行色匆匆的旅客们清一色灰扑扑的装扮中，我完全是个赏心悦目的可人儿。一辆不认识的车在那里等我，把我带向目的地：埃斯托里尔。
“什么？”我目瞪口呆地转过身来。
如果说色谱上有什么颜色比黑色更暗更沉重的话，当德国人的包厢开始陆续有人走动交谈的时候，我的情绪一定就像那个颜色一样了。我偷偷看着那边，先是进来了更多的士兵，然后一个魁梧的士官走进来，在那里指手画脚地发号施令，还向英国人这边投来鄙夷不屑的目光。随后进来的是几个军官，穿着油光发亮的军靴，戴着军帽，胳膊上戴着K字徽章。他们都懒得朝我们这边看一眼，一直保持着疏远和矜持，用高傲的态度向隔壁的包厢表示明显的轻蔑。随后有几个穿着便服的人进来，我发现了其中几张熟悉的面孔，忍不住打了个寒战。很可能他们所有人，不管是军人还是平民，也都事先约好了一起参加这个活动，所以几乎是成群结队同时出现的，正好在第一场比赛开始之前。暂时到达的只有男人，但是如果我认为他们的妻子不会马上跟来的话，就大错特错了。
我站起来背过身去，生怕跟他面对面碰上，心里暗想完蛋了，已经不可能有办法逃出这个是非之地了。我简直想象不出自己跟英国情报机构的短暂合作生涯能有比这个更糟糕的结局了：我马上就要被公之于世，就在我的顾客面前，在我的上司面前，在我的生身父亲面前。我紧紧地抓住身边的栏杆，用全身的力气祈祷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希望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摩洛哥，没有接受过那个荒谬的任务，没有把自已变成一个粗心大意、愚蠢迟钝的情报员。第一场比赛的发令枪响了，马匹开始狂奔，观众们狂热的叫喊声简直能穿透人的耳膜。我假装把目光集中在赛场中，但是思绪早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猜想那些德国人应该已经坐满了包厢，也预感到希尔加斯将会如何恼火，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现在面临的这个难题。就在这时候，有两个红十字协会的人抬着担架懒洋洋地靠在墙上，以备不时之需。灵光一闪，我想出了办法。如果我自己无法走出这个地方，那就必须找人把我带出去。
进入出口处走廊的时候我们没有碰到任何人，但是走到一半的时候情况出现了变化。这让我再次确认了当初那个不祥的预感。先是听到脚步声和男人的声音，飞快地用德语说着什么。“快点儿，快点儿，比赛已经开始了。”他们前进的方向跟我们相反，几乎是一路小跑。从雨点般闷的脚步声中我推断出应该是一群军人，而那种自信和肯定，一定属于军官。我想象着当他们看到敌国大使馆的武官亲自护送着一个担架，担架上还躺着一具从头盖到脚的躯体时，可能会有些蝥觉，但是他们并没有停下来，只是冷淡地打了个招呼，就继续急匆匆地赶路，走向我们刚刚离开的那个包厢旁边的看台。紧接着，女性的高跟鞋声和说话声就传进了我的耳朵。我听到她们迈着沉稳的步子走近，干脆而目空一切。抬担架的护工面对她们这般气焰，自觉停下来让到一边请她们先行。她们几乎是擦着我的担架走过去的。我屏住呼吸，感觉到心跳加速。然后听到她们越走越远。我没有分辨出具体的嗓音，也没能数清她们有多少人，但是至少有半打。六个德国女人，或者是七个，或者更多，很可能她们中间有几个是我的顾客，就是永远都挑最贵的布料，不但付给我钱，还付给我各种新鲜出炉的消息的那些人。
“说得相当好。他还会说英语，可能也会说德语。只要是做生意需要的语言他都会说。”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父亲还在到处跟人打招呼。我在包厢最隐蔽的一角坐下，缩着肩膀，竖起领子，半低着头，徒劳地希望在那个几乎无处藏身的地方不被人发觉，其实心里很清楚肯定无法躲过众人的目“你还好吗？脸色看起来很苍白。”父亲问我，同时递给我一杯水果“我稍微有些头晕，不过很快就会好的。”我撒了个谎。
此时此刻我真希望地上裂开一条缝，好让我钻进去，但现在还不是时候。让我更吃惊更难以接受的事情还在后面。再往里走几步，往左边一看，隔壁的包厢虽然暂时还空空荡荡的，但是里面插着三面随风飘扬的旗帜：红色背景上一个白色的圆环，里面是一个黑色的田字形。德国人的包厢，只隔着一个不到一米高的小小围栏，正等待着观众的入场。里面暂时只有两个士兵在监视入口，还有几个服务生正准备酒水饮料，但是看看时间，再看看他们准备工作马上就要结束的样子，我明白德国人马上就要到了。
她说话的时候一动不动，声音很低，一口英语口音。跟希尔加斯一样，她也用了复数人称“我们”，我猜不出她是谁。
前来观看比赛的人多得一眼望不到头，人群聚集在售票处窗口，下赌注的地方排起了几十米长的队，台阶上和赛场附近的区域人头攒动，喧哗声此起彼伏。而预订了包厢的特权人士这边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人不是很多，既不拥挤，也没有嘈杂人声，坐着真正的椅子，而不是水泥台阶上，周围有服务生穿着一尘不染的制服，随时殷勤款待。
“那阿尔瓦拉多，他跟这一切有什么关系？”
“我理解。而且您表现得不错，很冷静，反应也很迅速。但是风险太大了，差点引爆一连串不必要的危机。目前的形势微妙复杂，我们绝不允许出现这么严重的大意和失误。”
钟声响起，先是预备的双响，然后是准点的单响。我开始全神贯注地吃起葡萄：当！一声。当！两声。当！三声。当！四声。第五声的时候，我感觉到冈萨罗的手臂轻轻地环住我的双肩并把我搂向他。第六声，我的眼里充满了泪水。第七声，第八声，第九声，我盲目地吃着葡萄，努力控制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第十声我还能忍住。第十一声，我终于崩溃了。当最后一次钟声响起的时候，我转过身去，在生命中第二次紧紧地拥抱住了我的父亲。
“那我该做些什么？”
“我想您也知道他已经隐退了，战后他没有重建公司。”我急急地说。
“你们希望我做什么？”
放下一切，间到正常的生活中。没错，这毫无疑问会是最好的选择。但问题是，我已经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正常的生活。它在哪里？在我青春年少时的瑞登迪亚街上？在那群跟我一起长大，内战结束至今仍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伙伴们中间？是在伊格纳西奥·蒙特斯拖着一台打字机和一颗破碎的心走出西班牙广场的那一天被他带走了？还是在我孤身一人，怀着身孕被遗弃在大陆酒店一片狼藉的房间里时，被拉米罗·奥利巴斯偷走了？在得土安最初的几个月里，在坎德拉利亚公寓里那些悲伤的住客们中间我难道找回了正常的生活？还是经历过见不得人的肮脏交易后，所谓正常的生活已经是一份被无情挥霍的幻想？或者它被我留在了当年那么努力才建立起来的切丝·希拉赫时装店，在工作间的那些千头万绪的丝线中？在某个暴风雨之夜被菲利克斯·阿兰达顺走了，还是被罗萨琳达·福克斯走出提姆酒吧那间简陋的仓库，并像一片无声的影子一样消失在丹吉尔的街头时带走了？跟母亲在一起，在每一个非洲的傍晚沉默地劳作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吗？一个部长被停职和拘捕终结了我的正常生活？还是它早已被那个纯粹因为自己的怯懦而不敢爱上的外国记者带走了？它在哪儿？我什么时候失去了它？它现在怎么样了？我到处寻找：在口袋里，在衣柜里，在抽屉里，在衣服的褶皱和绵密的针脚里。可是那天晚上我却无处寻觅它的踪迹。
我不知道是该勃然大怒还是该哈哈大笑。他们居然派我去勾引一个习惯于勾引女人的男人。这就是我激情四射的葡萄牙新任务。然而，交谈至今，旁边的这位陌生女人似乎第一次读出了我的心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