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要感谢周志炎院士、戎嘉余院士、邱占祥院士、沈树忠研究员、王原研究员、于小波教授、王元青研究员、张江永研究员、孙卫国研究员、巩恩普教授、Jason A.Lillegraven教授以及Larry D.Martin教授等同事和朋友们的鼓励和支持；感谢堪萨斯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中科院古脊椎所、南京地质古生物所现代古生物学和地层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大力支持；感谢张弥曼院士、周志炎院士、戎嘉余院士、邱占祥院士、周忠和院士、于小波教授以及沈树忠研究员阅读了《译者序》，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感谢沙金庚研究员对一瓣鳃类化石中文译名的赐教、倪喜军研究员和王宁对鸟类换羽的解释。此外，在翻译本书的漫长时日里，是自巴赫以来的众多作曲家的美妙音乐，与我相伴于青灯之下、深夜之中，我对他们心存感激。
在回答上面这一有趣的问题之前，先容我在这里将这一译本献给已故的周明镇院士、叶笃庄先生、翟人杰先生以及目前依然在科研岗位上勤勉工作的张弥曼院士。周先生不仅是这一项目的十足的“始作俑者”，而且若无跟他多年的交往、有幸跟他在一起海阔天空地“侃大山”，我如今会更加地孤陋寡闻；叶先生是中国达尔文译著的巨人，他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却完成了那么浩瀚的工程，让我对他肃然起敬；翟老师是我第一本译著的校阅者，也是领我入门的师傅；张先生既是我第二部译著的校阅者，又是近20年来对我帮助和提携最大的良师益友。若不是他们，也许我根本就不会有这第三部译著，我对他们的感激是莫大的，也是由衷的。这让我想起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与作家亨利·亚当所言：“师之影响永恒，断不知其影响竟止于何处。”（Henry Adams，“A teacher affects eternity；he can never tell where his influence stops.”）
我要至为感谢一位三十余年来惺惺相惜的同窗好友于小波教授，由于特殊的经历，他在弱冠之年便已熟读诸多英文经典，在我辈之中实属凤毛麟角，故其对英文的驾驭在我辈中也鲜有人能出其右。他在百忙之中拨冗为我检校译文并提出诸多宝贵意见，实为拙译增色匪浅。毋庸赘言，文中尚存疏漏之处，全属敝人之责。
黄颖是个80后学哲学出身的编辑，她很快在网上“人肉”出我是她的南京大学的校友以及我与南京的渊源，有一搭没一搭地继续跟我保持着电子邮件的联系。当她得知我2010年暑假要去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访问时，便提出届时要请我吃顿饭。我到南京的那天，她和她的领导李瑞华先生请我一道吃饭。我们席间相谈甚欢，但并未触及翻译《物种起源》的话题，他们只是希望我今后有暇的话，可以替他们推荐甚或翻译一些国外的好书。几个月之后的圣诞节前夕，我收到了小黄一个祝贺圣诞快乐的邮件，其中她写道：“我心里一直有个事情，不知道该不该再提起。……看过您写的东西，听您谈及您和《物种起源》的渊源，我始终很难以接受其他的译者来翻译这么重要的一本书。您是最值得期许的译者，从另一个角度说，您这样的译者，只有《物种起源》这样的书才能配得上，现在好书即使有千千万万，但是还会有一本，更值得您亲自去翻译的吗？想提请您再一次考虑此事，我知道这是一个不情之请。我的心情，对于您和您的译文的期待，您能理解吗？也许给您添了麻烦和更多考虑，但那是传世的……”我怎么能拒绝这样的邀请呢？
现在容我回到上述那一问题。起因是2009年10月，为纪念达尔文诞辰200周年暨《物种起源》问世150周年，在北京大学举办了一个国际研讨会，领衔主办这一活动的三位中青年才俊（龙漫远、顾红雅、周忠和）中，有两位是我相知相熟的朋友，亦即龙漫远与周忠和。会后，时任南京凤凰集团旗下译林出版社的人文社科编辑的黄颖女士找到了周忠和，邀请他本人或由他推荐一个人来重新翻译《物种起源》，周忠和便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了黄颖。黄颖很快与我取得了联系，但我几乎未加思索地便婉拒了她的真诚邀请。尽管如此，我想，此处是最合适不过的地方，容我表达对周忠和院士的感谢——感谢他多年来的信任、鼓励、支持和友谊。
1978年7月里的一个上午，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周明镇先生的办公室里，正举行一场文革后该所古哺乳动物研究室首批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口试，周先生问了一位考生下面这个问题：“你能说出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的中、英文副标题吗？”当年未能回答出周先生这一提问的那位考生，正是你手中这本书的译者。
1982年，经过周先生的举荐和联系，我到了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学习，在那里买的第一本书就是《物种起源》（第六版）。1984年暑假回国探亲时，我送给周先生两本英文原版书，一本是《物种起源》，另一本是古尔德的《达尔文以来》（Stephen Jay Gould，Ever Since Darwin）。周先生一边信手翻着《物种起源》，一边似乎不经意地对我说，你以后有时间的话，应该把《物种起源》重新翻译一遍。我说，您的老朋友叶笃庄先生不是早就译过了吗？周先生说，那可不一样，世上只有永恒不朽的经典，没有一成不变的译文，叶笃庄自己现在就正在修订呢！其后的许多年间，周先生又曾好几次跟我提起过这档子事，说实话，我那时从来就未曾认真地考虑过他的建议。
我进所之后，有一次跟周先生闲聊，周先生打趣地说：“德公，口试时我问你的那个问题有点儿tricky（狡猾），因为叶笃庄以及陈世骧的两个译本都没有把副标题翻译出来，所以，问你该书中、英文的副标题，是想知道你究竟看过他们的译本没有，当然啦，也想知道你是否读过达尔文的原著，以及对副标题你会怎么个译法。”记得我当时对周先生说，我一定会去读这本书的。周先生还特别嘱咐我说，一定要读英文原著。
最后我想指出的是，尽管汉语是我的母语，而英语则是我30年来的日常工作与生活语言，然而在翻译本书过程中，依然常常感到力不从心；盖因译事之难，难在对译者双语的要求极高。记得Jacques Barzun 与 Henry Graff 在《现代研究人员》（The Modern Researcher）一书中说过：“译者若能做到‘信’的话，他对原文的语言要熟练如母语、对译文的语言要游刃如作家才行。”（“...one can translate faithfully only from a language one knows like a native into a language one knows like a practiced writer.”）加之，达尔文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句式虽然清晰却大多冗长，翻译成流畅的现代汉语也实属不易。此外，在贴近原著风格与融入现代汉语语境的两难之间，我尽量做到两者兼顾，但着意忠实于原著的古风。因此，在翻译本书时，我常怀临深履薄之感，未敢须臾掉以轻心、草率命笔；尽管如此，限于自己的知识与文字水平，译文中的疏漏、错误与欠妥之处，还望读者赐函指正（email：[email protected]），不胜感谢之至。
就在我的译文刚完成三分之一的时候，我收到了小黄的一个邮件，她知会我：由于家庭和学业等原因，她决定辞职；但她让我放心，译林出版社对这本书很重视，李瑞华先生会亲自接手该书的编辑工作。这件事深深地打动了我，最近我在《纽约书评》网站上读到的英国著名作家蒂姆·帕克斯（Tim Parks）的一篇博文，恰恰反映了我当时的心情，他说：作者希望得到出版社的重视，以证明其能写、能将其经历付诸有趣的文字。我有幸遇到像黄颖女士以及李瑞华先生这样的编辑和出版人，他们没有向我索取只字片句的试译稿便“盲目地”信任我、与我签约，并在整个成书的过程中，给了我极大的自由与高度的信任，在此我衷心地感谢他们。在本书编辑出版阶段，译林编辑宋旸博士做了大量的工作，她认真敬业的精神让我感佩，对我的信任和鼓励令我感动，也由于她的推进和辛勤劳动，使本书得以早日与读者见面，谨此向她致以谢意。
周先生1996年去世之后，张弥曼先生有一次与我闲聊时，曾谈到时下国内重译经典名著的风气盛行，连诸如《绿野仙踪》一类的外国儿童文学书籍，也被重译，而译文质量其实远不及先前的译本。我便提到周先生生前曾建议我重译《物种起源》的事，她说，我们在翻译《隔离分化生物地理学译文集》时，有的文章中用了《物种起源》的引文，我们是按现有译本中的译文来处理的，当时也感到有些译文似乎尚有改进的余地，如果你真有兴趣去做这件事的话，这确实是一件很值得做的事。她接着还鼓励我说，我相信你是有能力做好这件事的。可是，正因为我读过这本书，深知要做好这件事，需要花多么大的工夫和心力，所以我对此一直缺乏勇气，也着实下不了决心。那么，后来是什么样的机缘或偶然因素，让我改变了主意的呢？
2012年8月5日记于五半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