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是人类一个丰富的食物库，但地球只有一个，国土面积也是有限的。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人口众多，农业开发和生态失衡的矛盾，在近千年间，越来越严重。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一矛盾才开始得到逐步解决。但要理顺农业生产和生态平衡的关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除了天然食库的萎缩，我国还有一部分已开发的生产基地退化，甚至为飞沙或黄水所吞噬，主要是西北和黄泛区。汉、唐时代，中国的政治中心在关中平原，那段时间，丝绸之路畅通无阻，西北地区生机盎然。盛唐时代，从河西走廊到塔里木盆地的高昌一带，仍是“桑麻翳野”，“地产五谷”，“麦禾皆再熟”(见《新唐书》及《宋史·高昌传》)。但是政治经济中心南移以后，整个西北地区生产和生态长期失衡，树木被滥伐，植被受破坏，水土流失，沙漠南移，几个世纪过去，高昌故城已被沙丘淹没。
黄河哺育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也给历史带来无数灾害。两千年来，有记载的黄河决溢，据统计有1500次之多，平均不到两年就泛滥一次，下游多次改道，黄泛区长期成了重灾区。除了自然决堤，还有人为的决堤，有记载的人为决堤，损失是十分惨重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史记·魏世家》，秦将王翦的儿子王贲率军包围魏都大梁(开封)时，决黄河水灌城，迫使魏王投降，整个开封城顿时变成泽国，漂尸遍野，过了将近一个世纪，司马迁到大梁考察，看到的仍是一片废墟。唐末军阀朱温建五代后梁，为了阻止李克用的骑兵南下，曾先后三次掘开黄河堤防，造成河南、山东一带多年的大水灾，损失不计其数。11世纪80年代，西夏为了抵御宋军，在灵州决黄河堤灌淹宋营，宋朝的中路军8.7万人，溺死了7.4万人，老百姓被溺死的不计其数(见《宋史·西夏传》)。明史记载，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明朝为了堵截李自成的农民军，在朱家寨扒开黄河大堤，大水直冲开封，淹死34万人。从这些历史情况，可以看到，两千年来，黄泛区人民生命财产和农业生产经常受到重大的损害。
长期以来，黄土高原被滥伐滥垦，农、林、牧分布失调，水土大量流失，井田制时代开辟出来的大片沃土，变成了一条条寸草不生的沟壑，可耕的地面土层冲失严重，据估计，每年整个黄土高原流失土壤约16亿吨，流失氮、磷、钾和有机肥约3000万吨。黄河的平均含沙量为每立方米37.5公斤，居世界各大河流之首。中下游河床高出地面三至十米，变成了一条“悬河”。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开始从根本上逐步整治，近40多年没有再决堤，但要彻底治理黄河，使黄土高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与生态循环协调发展，还需要做许多工作。
黄河流域是中国最早开发，也是最早出现文明曙光的地区，直到殷、周之世，沿河的大部分地区，仍是一片葱绿。殷、周王室的游猎区，就在中原地带，殷王每次大规模的田猎，都猎获数十种野兽，其中最多的是“麋”，即四不象鹿，其他如犀、象、虎、豹、熊、鹿、獐、猴、野猪等等，都是经常的猎获物。甲骨文记载，殷王武丁有一次就猎获四不象鹿350多头，一次又猎获犀牛71头和大量其他各种野兽。《佚周书》记载，武王灭殷以后，第一次大规模狩猎，竟猎获四不象鹿5000多头，犀牛12头和无数虎、豹、熊、貉、獐、鹿、牦牛等等。直到汉代，江汉流域仍是林深草茂，和现在的大、小兴安岭一样，许多野兽出没其间。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无节制的农业开发，自然生态就逐渐失去平衡，农业区每前进一步，天然食库就萎缩一步。在汉代以前，农业开发还有回旋余地，这种矛盾还不明显，汉代以后，天然食库萎缩加剧，两千年来，尤其是近千年来，犀牛、野象和猴子等，就一直从中原向南方退却。唐代时，三峡“两岸猿声啼不住”；宋代的岭南仍有大批野象出没。到了近几个世纪，除了三峡的香溪、四川的乐山、海南的陵水、云南的西双版纳和广西的部分地区还有猿猴以外，长江以南的大片地区，上述其他野兽大都早已绝迹。可见1000多年来，农田的随意垦辟，山林砍伐失控，兽类和飞禽一直都在退却，北部退到兴安岭、西北退到青海湖和岷山地带，中原退到神农架，南部退到武夷山、海南岛和西双版纳，中国的天然食库，就剩下这几个绿色孤岛，有的动物已绝迹，有的濒于绝境，残存的犀牛和野象，就只有西双版纳那300万亩原始森林的栖身之地了。古代多如牛毛的四不象鹿，本是我国的原生动物，到清末时竟绝灭了，近年才从英国引渡回来。当然，中国发展了大规模的农业和养殖业，养活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历史记录了我们祖先征服自然的伟大成就。世界上最早的生态理论，亦见于中国史籍，古代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如周公、管仲、孟轲、荀况等，都留下了维护生态平衡的光辉篇章。但近1000多年的生态失衡，却留给我们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