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就篇》又名《急就章》，或简称《急就》，西汉元帝时(公元前48—前33年)黄门令史游编写。史游是一个“勤心纳忠、有所补益”(《后汉书·宦者传序》)的“宦者”。书名来自该书的首句“急就奇觚〔gu孤〕与众异”。唐颜师古曾为此书作注说：“觚者，学书之牍，或以记事，削木为之，盖‘简’属也。”“觚”，是一种学字的木板。“急就”是“速成”之意，所谓“急就篇”译成现代话，就是“速成识字课本”。全书2016字，收录的是当时常见常用的字。书中开头五句讲编书目的：“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属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接着一句是“请道其章”，表示正文开始，下列132个姓，每个姓下加两个字(复姓加一个字)，成为三字句，如：“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讲叙完姓，又用两句话过渡到下一层：“姓名讫，请言物。”下面叙述布帛、饮食、衣被、臣民、器用、虫鱼、音乐、形体、兵器、车马、庐舍、植物、动物、疾病、医药、丧葬等类各种名词，都是七字一句，使儿童知道许多事物的名称。接着又是一句过渡话：“诸物尽讫五官出”，“五官”指古代的五种官职：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在这里泛指百官。所以下面叙述一些与官职吏治有关的事。全文的最后为四字一句(末句为七字)，以歌颂汉朝“盛世”作为结尾。从《急就篇》的内容可见这只是一篇没有解说的启蒙读物。
在汉代，朝廷很重视识字教育，当时学文字，要求懂得字形、字音、字义，即所谓“试八体”、“讽籀书”、“正读”；汉初法令规定年满17岁，能“讽籀书”9000个字以上，经考试才有资格担任官职，识得古代文字的八种字体的优秀者，可以做尚书史。汉宣帝时，让古文经学家张敞向能“正读”《仓颉篇》的人学习，再传授给他人。汉平帝时，征召全国通小学的100人，在朝廷上把认识的字记下来(均见《汉书·艺文志》)。所以《急就篇》一类的蒙童读物，在汉朝受到重视，连扬雄也认为“经莫大于《易》，故则而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故作《法言》，史莫善于《仓颉》，故作《训纂》。”(《华阳国志》卷十)但《急就篇》一类的识字课本不能与真正的字书等量齐观，自从《说文解字》问世后，它们的参考价值已不大了。可是作为古代字书的萌芽，它们在历史上发挥过作用。这类读物便于儿童认识、记诵，内容易为儿童接受，不仅是识字课本，也是习字课本，对于普及和提高当时的文化和文字的规范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古代的字书是从小学读物脱胎而来，古代小学读物的产生可以远溯到周朝。中国史志记载最早的一部小学识字课本是《史籀篇》，周宣王时代(公元前827—前782年)，是太史教学童认字的课本，编者太史籀，书中字体是大篆，与汉武帝末年孔子住宅墙壁中发现的文字形体有差别。继《史籀篇》之后出现的幼童读物有：秦始皇时李斯作的《仓颉》七章，车府令赵高作的《爰历》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的《博学》七章。这三部书经汉初“闾里书师”合并为一部，称《仓颉篇》(因为是三部书合成的，所以又称之为《三仓》)，共55章，每章60字，共3300字，用小篆书写。汉哀帝时扬雄作《仓颉训纂篇》，汉和帝时贾鲂〔fang房〕作《滂喜篇》。晋人把55章的《仓颉篇》作为上卷，《仓颉训纂篇》作为中卷，《滂喜篇》作为下卷，合称《三仓》，共收7380字。此外还有：汉杜林的《仓颉训纂》和《仓颉故》，汉武帝时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汉元帝时史游的《急就篇》，汉成帝时李长的《元尚篇》。这些书，为便于儿童诵读记忆，编写成押韵的文字。有的是四字一句，两句一韵；有的是三字、四字或七字一句。三字句、四字句，隔句押韵，七字句，每句押韵。除了《急就篇》由于历代书法家，如张芝、皇象、索靖等曾加临写，作为书法而流传下来，《仓颉篇》还有残简(见王国维编《流沙坠简》)，其他的都已亡佚。清人孙星衍从古代传说、类书、内典等书中辑录出一些佚文，大多数收录的是单字，也有少数复词，分三卷，用《说文解字》的部首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