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果斯基也作过这种思考。他说：“思维和言语不一样，思维并不是由彼此独立的单位所组成。当我想与别人交流下面的思想，即今天我见到一名赤足的男孩身穿蓝衬衫沿着街道奔跑，我们并不把其中每个项目分别对待：即男孩、衬衫、衬衫的蓝颜色、他的奔跑、不穿鞋子等。我把所有这一切在一次思维中构想出来，但是表述时却用分别开来的词语。……在讲话者的心中，整个思维是立刻呈现的，但是在言语中，它必须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相继展开来。”（维果斯基，1934：164）维果斯基将受到语言影响之后的人的思维称为“内部语言”。他说：“内部语言并不是外部语言的内在方面——它本身是一种功能。它仍然是一种言语，也就是说，与词语相联系的思维。……思维的流动并不伴随着言语的展开。思维有其自己的结构。”（维果斯基，1934：163）
听过乔姆斯基和平克的语言本能说以后，很多读者会说：语言是先天与后天互动的产物，先天也不可忽视，他们强调了先天的作用这是他们的贡献。平克听说过这种说法，他说：“假如我们所知道的语言本能被归类到这个无意义的先天／后天、遗传／环境、生物／文化、天生／经验这样的两分法的话，我是会很沮丧的，互动这种陈腐的说法没有什么意义，没有告诉我们更多的科学上的信息。”（平克，1994：472）哪一种本能不需要依赖后天的最基本的环境去发育呢？当老虎一出生就被关在笼子中，成年后它的捕捉猎物的本能还存在吗？而我们可以因此认定那不是本能吗？大象的鼻子极其灵活，富有多种功能，堪称奇迹。没有人怀疑那是本能。平克认为人类的语言就像大象的鼻子一样。语言需要学习。但是学习不是因，而是果。（平克，1994：170）“学习并非是取代天赋的另一种选择，若是没有天赋的机制供他学习，学习根本不可能发生。”（平克，1994：473）是因为你携带了天赋——一种语法，所以你才能够在蒙昧中神速地学习语言。
读到这里，您至少可以理解我们这一章的用意。我是将这种语言研究看做进化心理学的思想来介绍的。而近年崛起的进化心理学，正是以生物进化论的思想为其基础的。这一学科开发出来的诸多新思想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关注。
从这一深层怀疑出发，乔姆斯基开始了他的离经叛道，或者换句话说是回归经典。他认为洪堡前后的一些人关心的是“作为人类智力的索引，区分人和动物的标尺”的语言在本质是什么。而走向专业化后的语言学界转向了关心一些小的、技术性的问题。用他的话说，此前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而此后即他所开启的新的倾向是研究语法。语言的研究注重的是寻找差异，特别是人类学家博厄斯鼓励和从事的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而语法的特征决定了其研究注重的是寻找相同之处。正是从这种研究中，乔姆斯基提出了“生成语法”、“普遍语法”、“核心语法”这些概念。所谓生成语法，就是生长出句子的那个语法。普遍语法与核心语法的意思几乎是一样的，就是指英语、日语、汉语后面的共同的东西。他认为，普遍语法是与生俱来的。他说：“我们把这种图式叫作‘普遍语法’。我们实际上可以把普遍语法看成遗传的程序，看成决定可能的人类语言可能实现的范围的图式。……它在经验所树立的条件下被具体化、提炼、整理、加工，从而产生在达到稳定状态时表达出来的特殊语法。”（乔姆斯基，1992：181）
为什么人类的语言能力这样卓越呢？不错，自然选择无力选择“最好”。只要稍微好一点，就可以获得生存和繁衍的优势。但是“最好”是漫长的过程中积累而成的，不是一蹴而就的。语言的适应性是什么呢？可以交流的人在狩猎中，效率高，风险小。因此能说会听的人得到了自然的选择，听说能力差的渐渐被淘汰。但是还有一个关键的难点，就是狩猎用得着这么高明的表达和交流能力吗？这不是“杀鸡用牛刀”吗？不错，牛刀一定是在杀牛中进化出来的。对付野兽需要结盟。而一旦结盟以后，就既要面临外部的竞争，又要面临内部的竞争。对付外部的竞争可能不需要精确细致的语言，但内部的竞争需要和导致的种种策略，比如说服、谈判、勾结，等等，却可能使语言不断升级。平克说，部落的酋长往往善于预言（说明他的语言能力好），同时又往往拥有更多的妻子。这最生动地说明了语言有助于其持有者的繁衍，因此成为自然选择的对象。
语言是一种普遍的存在，没有一个部落是没有语言的。“我们有石器时代的人，却没有石器时代的语言，他们的语言一样的复杂精密，一点也不原始。……没有任何记录说明哪一个地区是语言的摇篮。”（平克，1994：35，34）——平克是这样开篇的。接着，他笔锋一转说，普遍性并不能推导出语言是本能。他论证这一命题的中心手段是分析孩子语言的发展。
这个问题磨砺过很多思想者的智力。大致说，人们在语言与思维的互动和互助上没有分歧。分歧在于：有没有独立于语言的思维？有没有独立于思维的语言？争论大约还在继续。但似乎是持肯定观点的证据更多一些。这些论据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动物的行为，儿童的行为，特殊的思维形式（比如，对于空间和性状的思维似乎更明显地不必借助语言）。
平克坚定地站在遗传行为学的一边，反对文化决定论，反对人天生是一块白板的说法。他说：“极端的实证主义并不见得是一个比较进步，比较人道的教条。人的心智若像一块白板，正是独裁者的梦想。一些心理学课本中提到一些‘事实’：斯巴达和日本武士的母亲在听说她们的儿子战死沙场时会微笑。因为历史是将军们所写的，不是妈妈们所写的。我们不必理会这种不可思议的说法，其目的是很清楚的。”（平克，1994：494）
有一个聋童叫西蒙。他的父母也是聋子，他们是在十五六岁以后开始学习手语的，手语能力很差。西蒙只接触父母，与外界无来往，他的手语却比父母高明得多。（平克，1994：49）
尽管前人已经作出了多方的探讨，平克仍然建立了自己的论点和找到了独特的论据。平克说，没有语言也可以思考。他引证席勒（Susan Schaller）《无字的人》（《A man without words》）中的叙述。席勒认识了一个完全不懂任何语言的墨西哥移民伊底·方索，方索的眼睛透露出他的智力与好奇。席勒教他手语，方索很快显示出他懂得数字和加法。席勒教他“猫”的手语，他立刻明白了所有东西都有名字的原则，他内心的堤防崩溃了，他要席勒教他诸多东西的名称，于是他们可以交谈，他开始讲述他的生平。他还带领席勒去见另一些没有语言的底层人，他们会修锁、玩牌、作哑剧，他们有抽象思维能力，只是没有语言。（平克，1994：83）
乔姆斯基是极少数富有原创力的学者。他建立自己学说的逻辑上的起点（真实的起点或契机笔者不清楚，而有时候科学创造的真实契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匪夷所思的）是，他不能相信语言是“习得的”。他从猿类与儿童两个方面反驳通过学习可以掌握语言。他对猿类的说明比较简单：猿类虽然拥有智力和学习能力，却无法学会人类的语言，因而语言能力是一种特殊种类的东西。对儿童的论述则繁复一些：可供儿童支配的资料，仅仅构成他不久以后学习掌握的语言学资料的一份微小样品；这些资料或多或少是有缺陷的，儿童听见的是不完整的和远远偏离语法规则的句子；学习往往经历和依赖于一个强化的过程，儿童却没有经过强化就掌握了一种语言；儿童语言的获得没有经过教授，并且远比成人掌握得快。
这些例证暗示着，孩子的语言不是教会的，他们是带着“程序”来的，只要外界给予一点影响和诱发，他们潜在的能力就会发育成长。用乔姆斯基的话说：“一种语言的语法必定是由儿童从呈现于他的资料中发现出来的。”（乔姆斯基，1968：100）平克说，曾有人建议健全儿童的聋哑父母让他们的孩子多看电视，但是没有一个孩子靠电视可以学会语言。这是因为孩子必须在此时此刻发生的事情与听到的语言的相互印证中理解语言的内容，乃至识破语言的逻辑，即语法。电视与真实话语对孩子学习语言效果的对比，可以佐证，孩子是自己找到“语法”的。（平克，1994：328）
其实，乔姆斯基听到这种辩护后也未必赞同。因为他虽然不是否定进化论的人，但他是在寻找微观的解释。而进化论提供的是宏观的解释。对于进化论的这一特征，威廉斯和迈尔都明确地表达过，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
与乔姆斯基不同，平克是坚定的进化论辩护者。他先举出大象的鼻子。大象的鼻子有三英尺长，一英尺厚，内有六万条肌肉。可以拔起大树，可以拣起绣花针，可以探路，可以帮助潜水，可以起酒瓶盖，等等。这实在是大自然的奇观。人类的语言正和大象的鼻子一样，是大自然的奇观之一。这没什么可好奇的，这种奇观在大自然中很多，比如蝙蝠、电鳗、响尾蛇、骆驼，等等。独特的品质，有时不过是因为共享这一特征的近亲物种已经灭绝了。很多人认为只有找到了某种能力载体的完整的物种谱系才能说明进化的作用，于是他们硬要从猩猩身上挖掘出语言的潜力。如果其他灵长目动物都灭绝了，他们就一定要从猪马身上寻找语言的潜力了。他们不知道，因为姊妹物种的灭绝，独特的品质在大自然中并不少见。
当年的奴隶主为了防备奴隶结伙，故意将不同语言背景的奴隶放在一起使用。这些人为了交流就必须攒出一种临时的代用语。初期的殖民地往往也会产生这种语言。这种语言被称为“洋泾浜”，自然它是简单、粗糙和破碎的。而一位研究者指出，洋泾浜变成复杂完整语言的唯一办法是，将刚要学习母语的孩子引入到这一语境中，孩子们会使洋泾浜蜕变成全新的、表达丰富的、具有内在法则的语言。（平克，1994：42—45）
自乔姆斯基之后，进化心理学家史迪芬·平克在其《语言本能》（1994）中，以常人都能读懂的风格，旗帜鲜明地阐述其核心思想：语言是一种本能。本章主要介绍的正是平克的思想。
那么思想靠什么？平克说，靠表征，表征不一定是英文，说英语的人思想时也不一定用英语，而通常使用更简化的表征去思考。其实我们每个人马上就可以设身处地地去反省自己是如何思考问题的。你看见一个有翅膀却不认识的小动物，你判断它会飞。你的思想在执行一个三段式：鸟会飞，它是一种鸟，它会飞。但在这过程中，你的思考没有借助语言。它在一瞬间就完成了，要比借助语言快得多。语言不是用于思想，只是用于表达思想的。平克说：“人并不是以英文、中文来思考的，他们是以思想的语言来思考的。这思想的语言可能跟所有的语言都有一点像，它也有符号来代替概念，符号排列的顺序来代表谁跟谁做了什么。……思想的语言一定比口语来得简单，特定谈话的字和结构都没有了，字的读音甚至字序都变得不必要，因此一个说英文的人很可能用一个类似英语，但是已经简化的英语形态在思考。”（平克，1994：98）为什么语法是复杂的？因为思想是复杂的，表达思想的工具便也必然是复杂的。
维果斯基和平克在认识上的相同之处是，都强调思维与语言的不同。差异在于，维果斯基认为语言毕竟影响了思维。而平克认为，思维有时甚至不受语言影响。
孩子学会一种语言只需要三年的时间，这是奇迹。与此同时，孩子们学习别的东西，要慢得多。平克说，如果没有与生俱来的“语法软件”，这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这么快就掌握了语言？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语言是在人类社会生存的基础条件，“快”便是“适者”，“慢”可能遭到淘汰，自然选择导致了那“软件”好用。但是既然“语法软件”是与生俱来的，大人应该也有，为什么洋泾浜要到了孩子手里才变成丰富成熟的语言？因为那软件过期作废，与时俱退，越年幼越好用，青春期一过就退化了。平克用生物蜕变的现象来类比，并且认为永远保持这种“迅速学习”的机能肯定要付出身体上的代价，不经济也没必要，原始时代掌握了一种语言就足够了，进化的历史不会考虑到现在的人们过了少年期还要学英语，考托福。
他把语言研究同心理学和生物学挂钩。他说：“我愿意将语言学看成是心理学的一部分，它集中注意力于一个特殊的认识领域和一种心智能力，即语言的能力。……能力这个词是按照不同程度的严格性来使用的。当我说，一个人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有能力做某件事时，我的意思是说，就那个时候这个人的身体构造和心智结构来说，如果把他放在适当的外在条件下面，他可以不需要进一步的学习与训练，以及体力的增强等等就能做某件事情。”（乔姆斯基，1992：125）“语言研究的长远意义在于：这个研究中有可能相对尖锐和明晰地提出心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乔姆斯基，1968：80）他说：“人的语言能力很像生物学所已知的其他特器官。……在人的语言中似乎也是生物的天赋属性严格控制着语言的生长过程，或者控制着——用一个有些被人误解的术语来说——所谓语言的习得。……人具有一种生物属性：一旦接触了适量的经验，就有一套符合要求的语法会演化出来；按上述观点，研究的重点就应该是弄清这种属性。”（乔姆斯基，1992：180，199）他还说：“语言研究是人的生物学的一部分。……由于过去一代中生物学所取得的戏剧性的成就，也许关于人的心智的本质和心智的产物的某些古典问题不久也可以并入自然科学的总体之中，这不会是一种奢望吧。”（乔姆斯基，1992：198）
尼加拉瓜在1979年桑地诺掌权时才有了第一个聋哑学校，学校推行的读唇语，效果很差。孩子们便在游戏时，在做校车时，把他们在家里沟通时的手势加了进来，发明了自己的手语系统。现在尼加拉瓜流行的手语就是这样形成的。
奎因说：“对‘自然等级’的一种有效把握，对不同差别作出程度不同的反应的倾向，肯定在‘红’这个词学会以前，就已经‘在那里’了。所以，在语言获得之初，词语完全是在同这类相似性和区别的联系中学会的，它们不借助词语就已经被发现了。”（转引福尔迈，1973：203）
平克提出，语言软件独立于人类大脑里的其他部件，因此语言能力独立于其他能力。“失语症”患者很警觉，有注意力，知道自己在哪里，其非语言部分的智商仍然较高，只是跟语言相关的智力不行了。还有一些智力很低，但语言能力极佳的白痴，可以滔滔不绝地讲述流畅且符合语法的幼稚的废话。两个例证从相反的角度证明着语言能力的独立性。（平克，1994：60—63）
乔姆斯基和平克都认为语言是本能。既然是本能，就可以用进化论来解释了吧？但是平克认为他与乔姆斯基存在着分歧，乔姆斯基不认为进化论可以解释语言的产生。乔姆斯基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天生的心理架构的发展归因到自然选择上去，只要我们了解这种说法是没有实质根据的，它不过是一个信仰。……我们现今可以来谈语言的进化吗？事实上我们对这个问题仍然是一无所知。进化理论对许多事情可能很有解释力，但是对语言的演化它是一点帮助都没有。这个答案可能是在分子生物学而不是进化论。”（转引平克，1994：412）
孩子们为什么从小生长在什么环境中就能学会什么样的语言？他们与生俱来的语法软件为什么如此通用？我们前面介绍过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的思想，正是解答这一问题的。他说：火星上的科学家如果来地球访问的话，会觉得地球上的人是说同种语言，只是单词不同。（转引平克，1994：276）语言学家比较了很多种语言，认为其语法极其相似。乔姆斯基说，生活中的人们关心的是语言的差异，相同之处似乎简直没有关注的必要；科学家却关心相同之处，（乔姆斯基，1992：183—184）因为它可能是解开重大奥秘的钥匙。
讲生物学的思想怎么说到人类的语言了？这不是我们生拉硬拽，而是当代语言学家将语言学同心理学，乃至生物学挂了钩。这要从乔姆斯基说起。
平克的《语言本能》一书如此轻松地颠覆了我们多年来的习惯看法，雄辩地论证了语言不是文化的产物，而是人类的一种本能。
由上节的内容会顺理成章地产生一个问题：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人们是使用语言（比如汉语或英语）来思考，还是仅仅在表达时才为思想披上语言的外衣？
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L. S. Vygotsky：1896—1934）似乎可以被视为解答这一问题的先驱。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乔姆斯基和平克这些学者几乎没有引用过维果斯基的言论。维果斯基引用柯勒的实验说：“在动物身上出现了初期的智力——即严格意义上的思维——与语言完全没有什么关系。类人猿会制造和使用工具，也会迂回曲折地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这一阶段中类人猿所表现出的创造力，虽然只能算作初步的思维，但仍可归属于思维发展的前语言阶段。”（维果斯基，1934：37）他又说：“儿童的牙牙学语、哭叫，甚至他说出的最初的词语，是明显与思维发展毫无关系的言语发展。”（维果斯基，1934：48）“自己默默背诵一首已经背熟的诗，或在心理上复述因实验目的而提供给他的句子，那么，这样的活动可能并不涉及思维加工——尽管华生认为发生过。”（维果斯基，1934：54）他总结思维和语言的关系：“思维和语言具有不同的发生学根源。这两个机能沿着不同的路线发展，彼此独立。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明确的和不变的。类人猿在某些方面（萌芽状态的使用工具）表现出人类智力那样的东西，而在完全不同的其他方面（言语的语音方面，释放机能，社交机能的开始）则表现出像人类语言那样的东西。在类人猿身上，没有人类所特有的思维和语言之间非常接近的一致性。在思维和语言的发展过程中，思维发展有前语言阶段，言语发展有前智力阶段，二者的表现是非常明显的。在儿童的言语发展中，我们能够确证有一个前智力阶段，而在思维发展中有一个前语言阶段。在某个时刻，这两根曲线会合，因此思维变成了言语的东西，而言语则成了理性的东西。”（维果斯基，1934：46，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