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尔德将批判进步观推向高潮。他在其1977年出版的《自达尔文以来》中提出：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一直使用和探讨的是“带有饰变的由来”（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达尔文否认物种有高级、低级之分，他说：假如一个阿米巴可以很好适应它所生活的环境，就像我们适应我们的生活环境一样，谁又能说我们是高等的生物呢？达尔文几乎独自坚持认为，生物的变化只能导致提高生物更适应它所生活的环境，而不是导致结构的复杂性。达尔文只是在《物种起源》的最后才使用了“进化”这个字眼，是因为这个字眼的使用才导致了人们的误解和混乱。（古尔德，1977：22—24）
敏感而执著的读者一定不肯全盘接受上述思想，他们分明看到了人类文化走上了日益精致复杂的不归之路。哪里还有复杂和简单的两条道路？这正是我们想继续讨论的内容。
1996年古尔德的著作Full House（中译本的名字是《生命的壮阔》，我以为是误译，兼顾书名和书的内容，译为“全局观”似乎更合适。当然英文“full house”还是一种牌戏的名称，汉译很难兼顾书名的这种韵味）问世，将这一讨论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古尔德在这部书中努力恢复那个“真正的达尔文”。他说，达尔文在一本鼓吹进化论的名著上写下这样的眉批：“千万别说什么更高级、更低级。”达尔文在回答同行的信中说：“经过长期思考，我无法不相信，所有生命都没有天生的进步趋势。”（古尔德，1996：152—153）达尔文认为，自然选择只能导致物种适应当地的环境，适应局部的环境，这种适应不可能产生全面的进步。特别重要的一个观点是，对当地环境的适应，固然可能导致自身解剖上的复杂化，但同时也可能导致解剖上的简化。这是反驳“必然进化”的极其重要的子观点。其中的一个例证就是寄生虫。寄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生存策略选择，而寄生虫的结构显然比其祖先简单。一句话，寄生是适应的，却不是进化的。这一生动的例证使我想到了我们社会中流行的“寄生”现象：一方面那些腐败者获取了丰厚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的能力在全面退化——腐败是绝对不需要高智力的；他们自己会发问，能够获得利益得利益为什么还要“进化”呢？另一个更雄辩的例证是细菌。古尔德说，细菌有36亿年的历史，它是整个生命历史中的耐力冠军和主宰者。人类要想撼动细菌的地位，还是无法想象的事情。甚至人类自身的重量中10％是细菌。人类是地球上最复杂的生物，而细菌是最简单的。二者中谁的适应性更好呢？人类不能在地下六英里处靠玄武岩和水维生，也没有能力利用地热，没有能力离开太阳能生存。细菌比人类有更强的适应性。一切抗生素都消灭不了细菌。原子弹可以消灭人类，根本奈何不了细菌。所以古尔德说，如果有生存赌博的话，把赌注压在简化上要比压在复杂化上更明智。精致和复杂固然有其一定优势，但其劣势也是巨大的：它由更多的部分组成，因此就有更多危机的可能。（古尔德，1996：195—222）
生物学家终于出场了。乔治·威廉斯是率先批判进步观的现代进化论思想家。他在1962年出版的《适应与自然选择》中说：“在自然选择理论的基本框架中，决不表明有任何积累性进步概念的存在。”（威廉斯，1962：28—29）为了克服进步概念自身的模糊以及在理解上的分歧，他将进步分解为五个独立的范畴：“遗传信息的积累，形态学上复杂性的不断增加，生理学上功能分化的不断增加，任意规定的方向上的进化趋势，适应有效性的增加。”（威廉斯，1962：29）威廉斯逐一考察了这五个范畴，得到了否定性结论。他认为，现代受精卵并不含有更多的信息。很多动物从幼年到成年形态上的蜕变，必定要求其遗传基因中有着更多的形态发生指令。鱼的头骨组成的机械系统要比人的头骨组成复杂得多。这一点不奇怪，现代喷气式飞机要比螺旋桨飞机在结构上简单。（威廉斯，1962：35—41）“我引用这些例子不是因为我相信更低级的形式通常能胜过据说是更高级的物种，而只是表示这场游戏能够被双方来玩。”他说：“进化，无论它体现出什么样的普遍趋势，其实只是维持适应的副产品。”（威廉斯，1962：44）
除此，在物种与文化的进化的关系上还有一个问题应该稍稍提及。就是文化的进化是否将影响人类这个物种体质上的进化。我们前面说过，十万年来尚未产生看得见的影响。但是这一历史就要终结。一个消极影响是，由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的改善，发生在其他物种身上的自然选择——弱者被淘汰出局，已经不再作用于人类。或许其结果是使人类这个物种更稳定。而一个积极的影响大概就要开始了。那就是以基因工程和克隆技术为代表的对人类自身的研究的深入。我们前面说过道德问题。人类马上面临的将是最大的惶惑：我们要不要将革命指向人类物种自身。而革命者们几乎一定不会等待着道德争论的终结。其结果将是任何人都无法预言的。
威廉斯说：“进步的概念必定来自与生命的历史有关的、以人为中心的这一立场的考虑。……我猜想，进化中的进步性和人类出现的不可避免性，看起来竟像科学的概念一样确凿，仅仅是因为我们继承了定向进化论中的‘更高的’或‘高级的’生物体这类传统术语，以及这个事实：一系列分类的范畴不得不有一个开端和一个终结。”（威廉斯，1962：29，40）
如果生命中的复杂不是必然的发展规律，它又是怎么产生的呢？古尔德提出了“墙与醉汉”的理论。（古尔德，1996：55—60；186—194）他继承了达尔文的观点，物种在适应环境的变迁时，既可能将自身复杂化，也可能将自身简化。他的建树是提出，简化这一边有一堵“墙”，因为简化不能无限发展，到了细菌这种程度就到头了，不能再简单了。而复杂这一边没有“墙”，可以一直走下去。古尔德作了这样一个比喻：醉汉在路上蹒跚，其左边是一堵墙，右边是一条沟。醉汉可能向左右任何一边迈步，既无“前定”的规律，也无方向上的嗜好。是墙壁制约了他左行，他几度左行撞墙，又几度右行接近水沟，当某一次右行更远些时就掉进了水沟。醉汉们屡屡掉进水沟，但右行却不是必然的，不是蓄意的，而是偶然的，是无意的。古尔德进一步以学术语言和图像表述他的理论。下面的图1表述的是统计学上的正态分布，图2表述的是“墙”所导致的倾斜性分布，也即简单物种与复杂物种的分布情况。由于物种在适应环境时有向两个方向变异的可能，而简单方向上有一堵墙，使物种不能向左伸张，所以在墙的附近屯积了最大数量的简单的物种。这与现实的生命世界中细菌和昆虫的数量大大高于比之复杂的生物的情况相符合：地球上现存哺乳动物4000种，正式命名的多细胞动物多达100万种。如果生物只能朝复杂方向变异，则拥有几十亿年历史的地球上的全部生物，在数量上不应以简单生物为重心。相反，由于生物在每一阶段都有朝着两个方向变异的可能，因此是无数次偶然地倒向了右边，才产生了人类。走向复杂之路是成几何级数锐减的。人类是跌跌撞撞地走到生物世界中的复杂的巅峰的。说人类更复杂是没有问题的，更适应却谈不到，甚至不敢在适应性上向细菌夸口。
其实作为一个物种，人类在身体上并没有一直不停顿地进化。人类学家认为，我们找不到过去十万年来人类体型和大脑变化的证据。而这在生物的世界中恰恰是正常的，即成功地适应环境后，将发生的正是停滞，而不是持续的变化或曰进化。
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同传统思想方法间的巨大差距，曾经是令人惊骇的。但是150年后我们才醒悟，那差距之大是超出我们的想象的。我们的思维深处仍然沉浸在故事与神话的逻辑中。
威廉斯和古尔德在批判进步观上享有很多共识，但也存在重大分歧。他们分别从两个方面向进步观开战。威廉斯认为，没有走向复杂化的趋势。古尔德则认为，复杂化可能发生了，但那不是必然的发展规律。
上述种种显然更符合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屡屡讲述的主题——饰变的由来，而不是进化。那么为什么达尔文要在该书的结尾改用进化一词呢？这将是生物学历史上永远的谜团。古尔德的猜想是，那个时代“进步观”正甚嚣尘上，达尔文在其著作的最后一页的措辞中向流行的话语妥协了。而这一措辞上的摆动，立即被斯宾塞这样的狂热的进步观持有者歪曲和发挥。以至最终，进化论成为达尔文主义的代名词。这其实是绝大的误会。顺便说一下。达尔文实际上是非常看不起斯宾塞的，认为他完全是科学的门外汉。
在近现代人类思想的殿堂中，“进步观”是最重要的支柱之一。简单地说，为“进步观”催生的是两支力量。其一，告别中古时代后，人类的社会与文明猛然从静态变为动态，从缓进变为疾行。这一进程，特别是其中技术的进展与物质的增长，为每个社会成员留下深刻的印象，它是进步观产生的社会历史基础。其二，与技术和社会演进同步发生的是思想家对意识形态的重塑。培根、笛卡儿、孔多塞、圣西门、孔德、约翰·穆勒、黑格尔、马克思，从理性、历史、科学，多方面论证了进步的不可阻挡。它们共同汇成了一股大潮。但是，即使如此，如果没有一支重要思想的加入，进步观的理论基础仍然称不上严谨和坚实。加入进来的这一思想就是达尔文主义，准确地说，是被世俗理解的达尔文主义。它排列出了从低等生物、鱼类、两栖类、爬行类、哺乳类、人类，这样的进化序列，使得文明与社会的进步从物种的进化那里找到了根源和基础。
物种与文化是极其不同的。“种”一旦从祖先的谱系中独立出来，就定型了，不再变动。异种之间无法交配和混合。而文化是可以交流和混合的。并且交流恰恰是文化发展的一大促进力。文化通过交流而发生变异。
其二，与此同时，敏感的学者开始了对“进步观”的批判。他们指出：进步观只是历史的、晚近的产物；很可能只属于一段历史时期；科学的进步与道德的置后导致手段的滥用；科学很可能成为人类毁灭的工具。但迄今所见的批判，大多并未涉及达尔文主义。而不涉及这一基础理论，不仅不可能对“进步观”作出深刻的再思考，甚至必然陷入概念上的混乱，无法自圆。比如，该如何回答处在科学的进步和道德未进步中间的人类是否在进步与进化呢？
这样，我们又返回到本文开始时提到的，一些学者从科学与道德的脱节来质疑进步。我的看法是，道德问题实为物种内部的和谐问题；即使抛开道德不谈，如前所述，在生存中选择了复杂，极有可能增加了风险。发明原子弹的那个时刻意味着，单独一个人就可能消灭全人类的新纪元开始了。今天人类面临的风险之一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可以独立地消灭全人类的个体越来越多。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除此人类还面临很多别样的风险。我的看法是，人类随时可能从地球上消失。他能走到今天实在是小概率中的小概率。当风险的概率变得非常大的时候，将是防不胜防的。
其一，二百年来，人类的能力增长了许多，但是今天的世界远不美好：两次世界大战之残酷超过了以往的历史；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古拉德群岛；冷战后暴力的升级，直到9·11事件的发生；核俱乐部成员的不断增加；环境严重污染，今天的空气和水的质量不如100年前。率先富裕的西方人早就在质疑社会的“进步”了。欧皮特在其《进步：一个概念的兴衰》中指出：从1972年到1982年，德国信仰进步的人数从60％下降到28％，不信仰进步的人数从19％上升到46％。人们已经不可能像半个世纪前那样相信一个“新社会”、“新世界”、“新人类”即将来临。相反，“危机”和“风险”这样的词汇在使用频率上已经取代了“进步”。（欧皮特，1994）
持续变化或曰进化的是人类手中的文化，而不是作为物种的人类自身。一方面，文化不断变异的事实不意味着我们以上对物种的讨论遭受到严酷的挑战；另一方面，人类是生物世界中的特例。其独一无二性在于，他的大脑的进化（大约在十万年前完成）使他跨越了智能的门槛，并赖此建立起他的文化系统。
但是人类物质与精神世界继续发生的巨变真的又到了质疑和颠覆“进步观”的时候了。为之催生的仍然是两支力量。
古尔德说：“只有当我们摧毁了自大的础石、承认生物进化的不可预测；只有当我们承认，人类知识生命之树的小枝丫，刚在昨天冒出，达尔文的革命才算完成。我们还紧抓进步的稻草不放，因为我们还不准备接受达尔文的革命。”（古尔德，1996：27）
物种的变化是通过自然选择获得的。自然选择是靠清除不适应环境的种类，而不是靠主动设计更好的版本，因此更简单的和更复杂的都有可能被拣选。文化选择则不同。它是人类主动的、有目的的设计。拉马克的“后天继承性”在解释动物进化中失败了，却歪打正着，可以用来解释文化的继承。因为文化是人类蓄意的结果，它当然拥有积累性和方向性，其系统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精致。
从此，人类的精神开始被“进步观”笼罩。崇尚进步、标榜进步，成为一切党派、学派的口头禅。即使是倒行逆施者也无例外地将进步挂在嘴上。这之中固然有为自身贴金的意味，但这也恰恰说明几乎一切人都笃信进步乃人间最伟大的事物。人们以为，一切皆可变，世界进步之趋势不可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