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蒙德说：“动物也一样，能够适应与纬度有关的气候情况。在这方面，我们就是典型的动物，这是我们通过内省知道的。”（戴蒙德，1997：187）现在的人类已经不是典型的动物，因为他越来越依靠外在手段去生存，比如衣服和其他取暖设备。但是远古时代的人类一定能够像动物一样感知大自然。
其一，饲料的约束。被人类驯化了的大型动物统统是食草类动物，绝非偶然。生物能转换的效率通常在10％左右。也就是说，一只食肉类动物吃掉10磅肉食，只能增加1磅体重。换言之，如果饲料最终都以植物来换算的话，饲养食肉类动物比饲养食草类动物昂贵10倍。这至少注定了，饲养食肉类动物作人类的食品，是得不偿失的。
为什么病菌是产生于农业文明呢？人类社会中的传染病大多是从动物的疾病中演化而来的。病菌需要有宿主，它们在人体外是不能生存的。如果病菌杀死了所有的人，病菌自己也就灭绝了。所以流行病的病菌只能演化并此起彼伏于规模和密度较大的群体中。天花出现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腮腺炎出现在公元前400年，麻风病出现在公元前200年。这些传染病是以稠密的人口为其生存基础的，因此它们是在农业造就了定居和人口的密度与规模后才诞生的。随着人类与流行病菌的长期博弈，基因中缺乏抗体的人死亡了，具有抗体的存活下来，存活下来的成员自然拥有更多的继承了此种基因的后代，因此最终该群体可以同这种病菌共存且抵抗住它们的袭击。采集和狩猎的小型群体不可能演化出流行病菌，并且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这一适者生存的漫长选择过程，当外部的大群体带着他们身上的病菌到来的时候，小群体将遭遇灭顶之灾。（戴蒙德，1997：11章）
上述两个原因导致了欧亚大陆顺利地被农业文明覆盖，而其他各洲迟迟未能全面进入。一个农民多半打不过一个猎人。但是技术、武器、文人、政府和病菌都是在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这就注定了农人的后代与非农人的后代在财富与权力上的差距。（戴蒙德，1997：10章）
一部人类文明史，各民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说来竟然也很简单。在人类文明史的晚期，欧洲人占了上风。其早期，则是亚洲人占了上风。文化地理学家认为，埃及因为其南部沙漠的隔绝，在交流上几乎是属于欧亚而不是非洲。
戴蒙德在指出钢铁、技术、武器、集中统一的政府都是在农业与畜牧业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之后，特别提出了一个从农牧业中生长出来的鲜为人知的因素——细菌。他说，在白种人征服新大陆时，他们身上的细菌杀死的印第安人远远超过他们的武器。1519年600名西班牙人在墨西哥登陆，去征服几百万人口的阿兹特克帝国，初次交锋他们损兵三分之二。使他们取得决定性优势的是天花。1520年西班牙人传染给对方的天花病杀死了阿兹特克帝国的一半人，包括其皇帝。1618年墨西哥的2000万人因传染病减少到160万。与此同时，印第安人缺乏一种细菌可以有效地打击对方。戴蒙德没有将细菌归因于人种，而是认为它们与钢铁、枪炮一样直接或间接地起源于农业。
读戴蒙德的这一论述，使我想起大仲马小说《基督山恩仇记》中的一个小片段。大仲马讲述了古代人的一种谋杀伎俩。一个人从微小的剂量开始，每天服用砒霜，并逐渐增加剂量，因为慢慢适应了，最后他能够一次服用较大的剂量。于是他可以在与另一个人饮用同一杯饮料时，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死对方。大仲马所说的伎俩中的道理显然是拉马克“用进废退”的思想。而戴蒙德讲述的病菌中的道理则是标准的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的思想。前者成功的范围和幅度都是很有限的。后者造就的差异则既属必然，同时落差巨大。
那么一个民族文明或文化的高下是什么因素决定的呢？主流学术界的各派学者几乎无例外地反对种族主义者的解释。多数学者认为，造就这一差异的原因要从文化和历史的发展中去寻找。但是随着生物学思想的崛起，终于产生了一种新的解释——生物地理学的视角。这一解释企图通过透视农业与畜牧业的产生，即人类文明的基石的建立，来说明决定文明高下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因素。
我们接下来直面这个问题。考古学的证据显示，人类对大型动物的驯化全部是在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完成的。其顺序是羊、猪、牛、马、驴、驼。也就是说，从4500年前至今，就再也没有具有重大意义的动物驯化了。一百多年以前的那位优生学家高尔顿就说过：“每一种野生动物都有可能得到驯化。有几种在很久以前就驯化了，但其余的大部分有时仅仅由于在一个小小的细节上出了问题，就注定永远野生了。”制约人类驯化动物的有以下一些原因。
那么为什么最终多数地区没有独立走向农业？戴蒙德不认为这是人种差异所使然。他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他到新几内亚作野外考察，偶然断了粮。陪同的当地人找来一些蘑菇。他担心有毒，当地人愤怒地说，这不是侮辱人吗，我们向你介绍了几百种树，怎么可能不懂得蘑菇，接着就讲出了当地没有毒的29种蘑菇。由此推论，戴蒙德认为，几乎每个民族对自己地区的野生植物都了若指掌。同时，无论何处，在接受一种优良作物上面，都不存在某种文化保守主义约束人们的手脚。但是各地的生物区系和环境是大不相同的。比如新几内亚，他们受制于自己地区野生植物品种的短缺。他们只能完成对甘蔗和香蕉的驯化。
生物学家发现，同一作物，如果是多次独立从野生植物驯化过来的，它们染色体的不同排列会揭示出它们起源的多重性。相反，如果是一次驯化后的传播，染色体会显示出很大的一致性。以这一尺度检查几大洲的农作物，发现新大陆的作物至少是在两个以上的不同地区独立驯化的，而旧大陆的作物竟是在一个地区驯化的。这雄辩地说明了前者与后者在作物传递上的顺利与挫折。
其三，圈内繁殖问题。古代的人类始终企图驯化陆地上跑得最快的猎豹，帮助人类狩猎。但是猎豹古怪的求爱和交配方式——以雄性追逐雌性数天为交配的序曲——在圈内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先说间接的论据。其一，驯化动物同驯化植物一样，没有文化上的障碍。当有机会获得欧亚大陆驯化出的大型动物时，其他地方的人从不拒绝。其二，各个大陆几乎所有的传统社会中都有调教和饲养宠物的现象或记录。宠物自然都是从野生动物中驯化而成的。有些宠物的驯化难度很大。这证明了这些民族并不缺乏驯化动物的能力。
与此对照，新月沃地能够成为农业文明的摇篮的原因正是其植物种群的丰富。其一，品种繁多。该地占有了全世界56种最有价值的野生植物中的32种，包括小麦、大麦。其二，由于气候变化大，促进了一年生植物的演化。一年生植物必然是矮小的草本植物，不会费力气去生长不能食用的木质或纤维质梗茎。并且其果实比木本植物更耐储存。其三，该地短距离内地形高度上富于变化。这样就错开了植物的成熟期，并演化出适应性很强的植物系列。其四，因为该地没有丰富的水产品，在采集与狩猎资源短缺遂开始向农业转化时，没有与之竞争的其他生存方式。这种优越的条件使得新月沃地在公元前8500年左右率先成功地驯化了小麦、豌豆、橄榄。享有与之近似的优越条件的中国也在公元前7500年左右驯化了稻和黍。（戴蒙德，1997：6—8章）
人类的农业在11000年前始于新月沃地。中国早期的粮食生产独立于新月沃地，高大的山脉曾经阻隔了两地间作物的传递与交流。但是从公元前2000年始彼此的作物已种植在对方的土地上，因为纬度毕竟一致或接近，高山毕竟不是大洋。到公元元年原产于新月沃地和中国的作物已经贯穿欧亚大陆，甚至从大西洋上的岛国爱尔兰直到太平洋岛国日本。
正是以上这些原因，极大地制约着驯化的广泛成功。欧亚大陆的人们幸运地拥有了牛、马、猪、羊的野生的祖先，于是他们的驯化成功了。其他各大洲的人们不幸未能拥有这些物种，因而他们无法享受从驯化中获得的福祉和优势。（戴蒙德，1997：9章）
全世界一共有20万种会开花的野生植物，只有几千种可供人类食用，只有几百种得到或多或少的驯化，而成为主打的十几种食物占了人类植物食品全部产量的百分之八十。在数十万年的时间中，人类几乎尝试了这个星球上的全部植物。在任何一个地区有价值的植物要想逃过初民们的眼睛是不可能的。但如果该地缺乏有价值的植物，将是无可奈何的。也正是这一原因，决定了世界上的多数地区在古代不可能独立走向农业。
戴蒙德跳出了以往的所有解释，提出的一个如此简单，却超出大家想象力的解答。那就是各大洲纬线长度的差异。欧亚大陆的横轴（即纬线）长度超过纵轴（即经线），其他各洲都是纵轴长度超过横轴。同时，欧亚大陆的纬线长度是其他洲的一倍以上。同一纬度往往意味着温度、雨量、昼长、季节变化、疾病等方面的近似，从而造成驯化成功的植物在传播上的易行。不同纬度上植物的传播则几乎不可能。戴蒙德说：“请想象一下，一个加拿大农民如果愚蠢到竟然会栽种在遥远的南方墨西哥生长的玉米，那会有什么结果？”（戴蒙德，1997：187）很多在生态上非常适合粮食生产的地区在史前时代没有学会种粮食，虽然一些生产粮食的地区就在他们附近。比如，农业和畜牧业没有从美国西南部传入加利福尼亚，从新几内亚传入澳大利亚。这都是纬线的不同所使然的。
驯化小型动物对人类也有很大的帮助。比如鸡、鸭、鹅，从狼驯化成的狗，再比如蜜蜂、蚕，等等。但是如上所述，大型动物的功能是无可匹敌和不能替代的。在20世纪前完成驯化的大型动物只有14种，它们均为食草类哺乳动物。其中9种只能算作地区性重要动物：单峰驼、双峰驼、羊驼（和美洲驼）、驴、水牛、牦牛、爪哇野牛、印度野牛和驯鹿。只有5种遍布世界，且非常重要：牛、绵羊、山羊、猪和马。大象不在此列，因为我们驯化的定义是：使某种动物在圈内有选择地交配，从而与野生祖先有所不同，以便繁殖和饲养它为人类利用。这14种动物中的13种是在欧亚大陆驯化成功的，只有羊驼和美洲驼是在美洲驯化成功的。澳洲和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一种也没有驯化。
其四，有些动物性情残暴，几乎无法改变，比如熊。人类为避免风险只好放弃。斑马和野驴都属此列。
农业考古学家认为，有确凿证据证明世界上有5个地区——新月沃地、中国、墨西哥中南部、安第斯山脉地区、美国东部，在古代独立发展起农业。还有4个地区很可能也独立发展起农业，但证据尚不够充分，它们是：非洲的萨赫勒地带、热带西非、埃塞俄比亚、新几内亚。为什么其他地区未能独自发展起农业？
农业与畜牧业的出现，毫无疑问是文明历史的第一步。英语的“文化”（culture）中所包含的耕作、栽培、养殖的词义，从语源学上揭示了农业、畜牧业与人类文明的不解之缘。有了农业，才有了其后的连锁反应：能量获取的增长，定居（虽然采集的部落也有定居的），密集生存方式的出现，新型组织方式的产生，粮食的结余，非农业人口的出现——国王、官员、军队、手工业者。以后的手工业和工业无不是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之上。而畜牧业几乎是与农业相辅相成的。动物的驯化，特别是大型动物的驯化，至少导致了四项重大变化。其一，食物上增加了肉与奶。其二，农耕上增加了强悍的劳力。其三，军事上先后有了战车和骑兵，直到坦克出现之前，骑兵始终是最具攻击力的军事手段。其四，杀伤力巨大的病菌的出现。
生物地理学家显然没有蹈入行为遗传学家用遗传解释智商的道路。但是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异曲同工的，那就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天赋。所不同的是他们以两种不同的天赋来解释两种现象。一种是以个人的天赋解释个人的性格和能力。另一种天赋是一个民族所生存的土地上的动植物的天然分布。戴蒙德雄辩地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动植物资源上的天赋，即上天的赐予，是他们能否独立打开驯化动植物大门的钥匙。幸运者可以独自敲开。不幸者只好等待他人的传播和引领。
其五，有些动物神经紧张。比如瞪羚。在野外这是它自卫的本能，但在圈内就极不适宜了。
但是以上关于欧亚大陆得天独厚地享有了驯化的优势的推论，显然还不周严。世界上只有5—9个地区独自开发出农业。而其中毕竟包括了非洲、澳洲和南北美洲。为什么这三大洲早生的农业未能像欧亚大陆那样走向普及？
农业与畜牧业最先在欧亚大陆得到了普及。亚洲人与欧洲人正是凭借着这两支力量，成为文明赛场上的“强势集团”。农业和畜牧业的发生，在本质上都属驯化。寻找驯化成功的原因，就当然地可以成为解释民族与文明高下的一个最重要的突破口。
为什么驯化大动物在世界上如此不平衡？因为大型野生动物的分布就不太平衡。北美洲的大型动物绝少。澳洲几乎没有。全世界共有148种大型动物，可作驯化之候选。其中欧亚大陆拥有72种。撒哈拉沙漠以南拥有51种。欧亚最多，但是非洲也不少。为什么非洲的斑马和野牛都未驯化成功？
其二，生长速度。有些动物生长太慢。比如大象和猩猩，长成成熟需要15年时间。人工繁殖得不偿失。
一个人智力的高下是什么因素决定的？在上一章中我们介绍了行为遗传学家的观点，他们认为遗传的作用超过了环境的影响。这一观点打破了环境决定论曾经占有的一统天下。
答案近似于上面所说的植物驯化，不是该地的人不行，而是该地的动物不行。
农业是怎么产生的？人们通常理所当然地认为，粮食生产是发现的，是发明的。而戴蒙德认为，粮食生产不是发明的，不是有意识的选择，是某些行为的副产品，是逐步形成的。早期的农民要比采集和狩猎更辛苦，他们的体质、寿命也都弱于猎人。并且因为声誉的考虑，男人是不愿放弃猎人的身份的。粮食生产是在漫长的过程中不期而至的。现存的原始部落中的情况会给我们提供一点启示。人类学家发现，新几内亚的土著在采集时知道清除地面上的其他植物以增加主要植物日后的产量，在采集生薯蓣时将可食用的根块切下来埋入土中，为日后的采集铺垫基础。由此，渐渐地有了混合经济。以下因素可能导致了采集与种植两种方式的此消彼长。其一，野生植物的减少。反之在野生食物（包括鱼类）并未减少的地域，农业不会被选择。其二，驯化植物的好处在增长。其三，其他技术的发展，如脱粒、储藏，它们为农业的产生无意识地作出了准备。其四，人口密度的增长，它与粮食生产互为因果。以采集狩猎为生、经常变换营地的母亲只能带一个孩子和很少的随身物品。只有在孩子不成为累赘时，才能生育第二个。而农业种植要求定居，定居导致生育率提高，其生育率高过前者一倍。选择了种植一定是因为在该地种植比采集更具优势，而定居下来人口的增长，增加了对粮食的要求，又反过来强化这种生产方式。这就构成了自催化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