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另一个指标，就是睾丸与体重的比例。仔细比较，采取群婚方式灵长目动物的睾丸占体重的比例比较大，比如黑猩猩的睾丸重量占体重的0.27％，倭黑猩猩的比重更大，这是同性竞争所需要的。多偶制虽然不是没有竞争，但不是时时发生，且竞争不依赖性器官，所以采取多偶制的灵长目动物的睾丸占体重的体例小，大猩猩的睾丸占体重的0.02％。一夫一妻制很有规律，面对其他雄性的竞争较少，睾丸占体重的比例也较小。在这个指标上，人类在灵长目动物中也是居中，其睾丸占体重的0.08％。从这两个指标看，身体特征与婚配制度还是有一些相关性的，但不知道能支配多大的比率，还没有详细的资料可以证明。这两个指标都是连续谱，是渐渐拉开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生物学长期解不开的谜。这个问题就是在灵长目动物中有相当多的物种有发情期，并且排卵期有明显征兆。比如猴子有发情期，相应地在排卵期雌猴子的臀部就红了，它们在这一短暂的时期里疯狂地交配。而人类一年中每个月都可以交配，排卵期身体上没有任何明显的征兆。同时，哺乳动物中也有中间状况，就是有轻微征兆，很弱。这样，在68种灵长目动物中共有三种类型。排卵期无征兆的有32种，包括人类；轻微征兆的有18种；明显征兆的有18种。（戴蒙德，1997：56）学者们就开始讨论为什么有的动物有发情期，有的动物无发情期？为什么人类的排卵没有征兆，这些特征各有什么样的功能？为什么进化选择了这样一种策略？
在这一节里我们讨论的是异性之间的战斗。异性双方一方面是伙伴，另一方面是竞争对手。由于异性之间差异很大，尤其是在生育问题上面。所以双方采取的博弈手段是不同的。异性双方在生育问题上的不同特征，可以从机会、投入的成本以及产出后代的多寡三个方面来看待。什么是雄性？什么是雌性？这还用说吗？用说。因为不是一切物种都有类似于人类一样的生殖器官。雄性和雌性最简易的定义是，双方各拿出一部分东西参与生育，每次参与中谁拿出来的大谁就是雌性，谁拿出的小谁就是雄性。比如人类的卵子的个头大概是单个精子的一百万倍。可见在制造一个婴儿中，雌性的付出大。从产出上看，就人类而言，雌性一生生育20次就是高限了。如此高产要求非常稳定的、健康的身体，并且不能有闪失，不能有间隔。当然因为有多胞胎，子女的个数与生育次数不尽相同。世界最高纪录是一个女子每次生育均是三胞胎，共生了69个。但是一般而言女性生育的数量与男性相比，毕竟差远了。《吉尼斯纪录》记载，历史上子女最多的父亲是摩洛哥国王，他有888个孩子。（赖特，1994：231）“最近在中亚国家进行的一场基因调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惊愕的例子。亚洲男性中超出8％的人拥有事实上完全相同的Y染色体，意味着他们共同拥有一位祖先。这位男性的后裔如此众多，以致光男性后裔现在就有差不多1600万人。定下这位伟大的授精者大约生活在1000年前，科学家们认为他最可能是成吉思汗。”（瓦尔，2005：73）如是，成吉思汗的子女超过摩洛哥国王似乎不成问题。极与平均数，一同说明着男女的差别。
在与婚配制度结合考虑后，有了一定的突破。起初，产生了两种理论来解释上述现象，一种叫“居家男人理论”。毫无疑问，雄性动物总是要努力保证后代的可靠性，即它们是自己的子嗣。对有发情期及排卵期有征兆的动物，雄性只需在那一段时期看住雌性就行了。无发情期及排卵期无征兆的动物则不同了，它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交配，若一个雄性没有看守住它的配偶，其配偶就可能和其他雄性交配。所以若要保证其配偶所生后代的可靠性，它就必须时时看守。也就是说，这种理论认为，排卵期无征兆促进了雄性与雌性厮守在一起。另一个理论叫“杀戮理论”或曰“多父理论”。在大猩猩中观察者看到，随着身体衰老，老的雄性统治者被推翻，新上任的雄性往往残忍地将老首领的幼崽全部杀掉。这对整个物种来说是不幸的。无排卵征兆的后果是什么？就是无排卵征兆的出现使这个群体的杀戮减少了。因为雄性统治者无法确认幼崽是谁的，群体内比较混乱，子代的归属不清楚，就不会轻易杀掉哺乳期的幼子，因为可能会杀死自己的子女。这样杀戮就少了。避免目的论的准确解释是，排卵期无征兆的雌性的后代较少被杀戮，而这种排卵期无征兆的特征将被它的后代继承，它们较多的后代将渐渐使得排卵期无征兆成为种群内的支配性特征。这两种理论的争论一时间难分胜负。这时候，瑞典生物学家比吉塔·西伦—图尔伯格（Birgitta Sillen-Tullberg）和安德斯·莫勒（Anders Moller）综合以上两种理论进一步研究，有了新的突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排卵期无征兆的32种中，有10种是一夫一妻制的婚配方式（一夫一妻制总共只有11种），有征兆的18种中有14个是群婚制的方式（采取群婚制的共34种）。这里面很有一点相关性。一夫一妻制的灵长目动物中的绝大多数排卵期无征兆，但还不是说排卵期无征兆的多数都是一夫一妻制。排卵期有征兆的多数采用了群婚制，也不是说采取群婚制的大多都是排卵期有征兆。经过细致的归类和推理后，分两步推出了一个结论。首先隐蔽的排卵期产生于群婚制或多偶制的物种，而不是一夫一妻制的物种，是“杀戮”理论所作出的解释在这种变化中起了更大的作用。而后，随着隐蔽的排卵期出现后，具备这种特征的物种中的一部分，向一夫一妻制转变。“家居父亲”的理论更适合解释后一步骤。这一解释很细致。（戴蒙德，1997：50—64）汉语读者只能从戴蒙德的《性趣探秘》这部书的转述中了解这一理论的梗概。我们希望能早日看到这一理论的原本或全译本。
一夫一妻制实际上是男性之间的妥协。那个制度的奠基时代是男性的时代，女性没有发言权，男性占据支配地位，一夫一妻制是“强男”（这里只指资源占有上的意义，非道德上的）向“弱男”的让步。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妥协，一次制度建立。为什么需要妥协？为了减少社会生活的暴力。有学者，比如福柯，认为一夫一妻制压抑人性，我认为那是只看到“小道理”，没看见“大道理”。人类社会生活中包含了很多冲突，很多欲望满足上的不平等。而人类“性”的欲望是最基本的欲望之一。如果若干男性没有性伙伴，没有机会染指异性，这样的社会必将生活在火药桶上，其暴力事件将极其频繁。通过生物学的学习，可以反驳一些流行的观点。比如有些学者极其反对战争、暴力，认为中国文化爱好和平。首先，中国文明不是这样的，相反中国古代战争极其频繁，否则怎么会有《孙子兵法》这样高超的作品。其次，战争和暴力也有其伟大的功能。暴力在不同阶段，功能不一样。不同时期、不同水准的武器，决定了它是有利于强者还是弱者。很多武器，包括核武器，都是利于强者的。但是在远古时代，也有武器利于弱者的时刻。人与人身体的差距是巨大的。比如泰森一拳就能打死我们这样的人，双方力量的差距太大。他背对着我，我都奈何不了他，我打他一下像挠痒痒一样，他一回手我就毙命了。但后来出现了石头、刀子，情况就不同了。有武器的泰森和有武器的郑也夫，没武器的泰森和没武器的郑也夫，在两种情况中我愿意选择双方都有武器。这样我也可以从背后要他的命，否则我没有任何胜算。人类为什么走向一夫一妻制了，是因为人类这个物种率先摸到了武器。当大家都有了武器的时候，强者也害怕。这样男性之间完成了一种妥协，这妥协之前可能是一段残杀。这不是自然选择了。人类已经有了意识、有了理性。理性的思考使人类社会中的强者也认识到不能垄断性资源。这一制度的功能极大。因为人类最终是合作的动物，一夫一妻制的建立消除了人类合作的基本障碍。虽然说仍然有不平等，挣钱多少不一样，但基本欲望满足了，就勉强可以合作了。否则人类无法形成一个共同体。
我在阅读灵长目动物生活习性的文献时产生了自己的心得。灵长目动物大多都有同性恋和性自娱行为。68种灵长目动物中仅有11种实行一夫一妻制（人类是大部分一夫一妻制，小部分多偶制），23种实行多偶制，34种实行群婚制。多数学者共识，一夫一妻制是后来的产物，早期的婚配制度是群婚和多偶制。群婚中性资源的享受当然是不平等的，强者的机会更多。学者们观察到在野生狒狒的群体中，小狒狒在染指不到异性时大多发生同性恋，一旦能够得到异性马上就转变为异性恋。由此可以判断，同性恋是具有生存优势的。在多偶制乃至群婚制的群体中，很多雄性长期得不到异性，如果没有同性恋作替代，一方面内部的冲突将趋于白热化，另一方面雄性中的弱者的性能力将弱化（它们还将在郁闷中变态），而那又将导致该群体中的首领及其他少数强悍的雄性没有了替补和候选，那将是物种的灾难。进化没有淘汰这种品性，在于它具有实实在在的功能，可以帮助灵长目动物协调性资源，缓冲性压抑，锻炼性能力。借用NBA的话语来说，群婚或多偶制的动物世界中，同性恋者是“板凳队员”，他们鲜有上场的机会（即同异性交配的机会），但必须不停地操练（即在同性恋活动中操练性能力），这样他们才不致荒废了“球艺”，在机会降临的时候才会得心应手。
自然，很多学者认为这一解释太过牵强。赖特说：“原则上这些解释可能是对的，但事实似乎与解释不太吻合。有多少同性恋者在帮助其兄弟姐妹、侄女侄子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一些学者企图从灵长目动物的行为中获得启示。赖特说：“值得注意的是倭黑猩猩，他们近亲，显示了双性性行为。例如，他们进行生殖器摩擦，作为一种友好的信号和平息紧张的方法。这揭示了一个普遍的原则：一旦自然选择创造了一种满足的方式，这种方式就可以为其他功能服务。……古希腊人形成了有时靠男孩用性刺激来取悦男人的一种文化传统。……男孩还用这种技巧结交良师益友，提高他们的地位。……监狱是一个极端例子，当异性满足不可能时，性渴求就可能寻找最相近的替代物。”（赖特，1994：374—375）
以两性为繁殖手段的动物世界中主要存在着三种婚配制度：一夫一妻制，多偶制，群婚制。有学者调查了68种灵长目动物。其婚配方式的选择是这样分布的：一夫一妻制11种，多偶制（就是性垄断）23种，群婚制34种。
性别之争也就是雌性与雄性之间的战争。达尔文认为自然界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生存竞争。生存竞争广泛地存在于生物世界中，存在于物种之间，诸如狼与羊；存在于物种内成员与成员之间，比如狼与狼之间或者羊与羊之间；存在于性别之间，也存在于同性之间。其实内外的冲突是相辅相成的。比如狼与狼或者羊与羊的冲突是以狼与羊的冲突为背景的。有一个故事，说老虎来了，一个人把鞋带系好，另一个人问：你要干什么，反正我们也跑不过老虎，那人说我跑不过老虎，可是跑得过你！这说明系鞋带的人和他的伙伴有竞争，而这种竞争是发生在人和老虎竞争的前提下的。关于性别之间和同性之间的竞争，不是说谁有意识和谁竞争，而是一种本能。本能驱使着与同类去竞争，这种本能是遗传来的。如果没有这种自私的本能，它就会照顾同伴，老虎来了先冲上去。每一种本能都能够遗传，可惜无条件利他的本能会被淘汰干净，因为利他者率先死了，有后代的机会就少了。所以最终不是它们有意识去竞争，而是经过大自然选择形成的。物种之间、同种的成员之间都是如此。
生物界里有相当数量的物种是通过两性产生后代的。当个体死亡的时候，物种不灭。这物种的延续造就了无数个体，通过个体来反映物种的特征。个体与物种间是这样一种关系。在自然科学中，对社会科学影响最大的学科是生物学。以上就是一个例证。物理学、化学都不能告诉我们个体是什么，社会学自身对这个概念也无法深究，只有生物学才能帮助我们理解个体这个概念的本质。否则，就只能望文生义，从肤浅的表面去理解。
当然，后来人类又在其中加入了文化因素。人类的进化当然与动物不可能一样，但进化生物学告诉我们，它们也不可能完全不一样。直到人类这里，还是雌性哺育后代负的责任更多一些，因为在生理特征上人类有同动物一以贯之的因素。同时另一方面，男女之间博弈，几乎同动物雌雄间的博弈一样深刻且广泛。一位生物学家说，两性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人类痛苦的根源之一。
婚姻抚慰了男性。男性比女性生猛。社会学家作了很多统计，犯罪率最高的是未婚的男性，已婚的男性犯罪率比未婚的男性犯罪率低很多。有个理论说男性在婚姻中精力得到释放，精神变得松弛，侵犯性削弱了，状态不一样了，减少了犯罪率。有句老话“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有钱人占据了大量异性，但他们最惜命。因为弱者以命相拼，强者只好承认大家都有“性权利”。于是人类的社会远离了大猩猩的社会。性伙伴的获得需要自由竞争，竞争不到也没有办法。现在的婚姻法也不是说保证每人配一个配偶，但是有权利了。
个体基本上不是物理现象，它是一种生命现象。个性是生命现象里的属性。那么在生物的世界中，是不是每个生命都有个性？准确地说也不是。因为单细胞的生命繁殖靠分裂，一个分裂成两个，两个中的一个与分裂前的母体在性状上完全一样，每一部分都一样。就是说子代将上代（不能说父代，也不能是母代，因为上辈只有一位）身体中的每一个基因统统都继承下来了。它们之间只有共性，或者说是种性，因为彼此完全一样，所以说谈不上个性。该物种就是这样繁殖的，一个个分裂。成员之间毫无差异，完全一样，每一个成员都没有什么个性，于是“个体”的概念在这里就失去了意义。
人类下一代最脆弱，人类具有别的动物没有的漫长的成长期，人类的生存方式极大地依赖于后天教育，所以在人类这里“高父爱投资”是有高回报的。如果父亲不管，由母亲单独照管孩子，风险太大。原始社会乃至更早时期的环境与现在大不一样。那时人类与其他野生动物共享自然，不像现在人类占了那么大的地盘。那时高父爱投资的回报很高，没有父母的共同照顾，孩子就可能被野兽吃掉。残酷的外部环境，是高父爱投资的原因之一。其二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孩子的后天教育，从而获得生存能力。人类早就不是靠本能就能生存了。后天教育不是上学，上学是很晚近的事情，后天教育主要是通过父母完成的。否则后代的生存率很低很低。这种理论集中体现于费孝通的《生育制度》中提出的“双系抚养”概念中。这本书写得很有意思，其中包含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思想，结构功能主义的思想。缺点是结构功能主义容易陷入目的论，没有进化论那么严谨。在今天看来，社会学、生物学以及其他综合性的理论比费氏的思想要丰富得多。
美国性学家金赛认为，62％—79％的自称同性恋的男性和74％—81％的自称同性恋的女性，有过异性性行为的经验。可见同性恋群体中的多数具有双性恋倾向，而有双性恋倾向但在现实中未表现出同性恋的显然要高于现实中的同性恋者。
一夫一妻制在当代社会的演变中出现的最大变数，不是对少数纳妾现象的妥协和允许，而是家庭大量的离异与重组。形式上看，一夫一妻制照旧。但实质上这已经远离了原初的、生物学意义上的那种一夫一妻制。生物学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意味着一对夫妇共同养育自己的子女。重组的一夫一妻制则是相互养育别人的子女，丈夫帮助养育妻子和别人的孩子，妻子帮助养育丈夫和别人的孩子。赖特说：“毕竟自然选择发明父母之爱的唯一理由就是，给予后代以好处。”（赖特，1994：89）常识告诉我们，继父母对待孩子同亲父母是不可比拟的。所以赖特对这种“变相的”一夫一妻制提出了严厉的批判：“许多孩子不能与亲生父母共同生活，将带来最宝贵的进化资源的大量浪费，即爱的浪费。无论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的彼此功过如何，在某种最重要的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多种形式的一夫一妻制，即变相的一夫一妻制，是所有形式中最差的一种。”（赖特，1994：90）
经济学家弗兰克更简明地说明了上述道理。如果人类允许多偶制，即多偶制和一夫一妻制并行，假如10％的男子占有30％的女子，也就意味着“9名男子的适婚对象仅为7名女子”，显然至少20％的男子找不到配偶。所以，多偶制伤害的是男子，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有利于更多的男子找到配偶。“禁止一夫多妻制的法律可以减轻男子的生活压力。也许正因为如此，以男子为主的立法者才会使之成为法律。”（弗兰克，2006）
那么为什么是两性而不是一性呢？当然，有的物种是同性繁殖的，同性繁殖是有其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的，效率高，无求偶过程，一分裂就完成了，并且可以保持高度的稳定性。首先我们不能从目的论的角度去理解，即不能说两性繁殖有好处就必然出现，这样解释是不对的。许多好的东西不一定出现。不是好的就能存在，不是合理的就能存在。要换一种思路去思考。假设很早以前就存在着两性繁殖和同性繁殖，而同性繁殖的策略不能彻底替代两性繁殖，因为两性繁殖有许多优势，特别是复杂的生物更多选择了两性繁殖。大自然拣选了两性繁殖。两性繁殖和DNA一样古老。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能否解开生命之谜呢？以后可能可以克隆人了，但还是不一定能说清自然界为什么产生两性这样的机制。两性繁殖的优势就是造就的后代具有多样性，进而当环境产生变迁时，物种中可能会有一些成员适应变化，从而使这一物种不至于统统都生存不下去。如果在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两性繁殖更有可能使物种存活下去。所以在漫长的历史里，两性繁殖成为遗传后代的两种方式之一。打个比喻，就是卖鸡蛋的老太太愿意把鸡蛋放在两个篮子里，而不是一个。这种解释不被所有的生物学家赞同。但反对者也没有充分理由推翻这种说法。在环境变化下，两性繁殖在适应上是有优势的。如果环境不变化，其实同性繁殖更为适应。从一些植物的特征能最突出地看出这种选择。“重组率”和“环境稳定性”之间存在着关联。乔治·威廉斯说：“如果种群连续几代是在一个非常相似的环境中成长，这时一个精确的针对流行条件的适应性状一旦获得，它最好是能被维持下去。在这一情况中重组的抑制将有利于种群生存。然而当上一代所面临的环境几乎无法为下一代将面临的环境提供指导时，最好的策略就是产生新的一代个体，他们具有各种类型的能力，结果是至少其中的某些将适应于实际所遇到的无论什么环境。在这种情况中，对于种群来说最好的事情就是使得重组最大化，以便产生一个范围广泛的基因型。……于是我们就能明白，在高等植物中，无性生殖通常流行于当双亲直接在其邻近区域产生后代时，而有性生殖则产生漫游的花粉粒子和种子。蕨类在邻近的土壤中直接产生其本身的复制品，但是当需要进行传播时，它就产生遗传上多样化的孢子以便繁衍后代，这些孢子就必然拥有一种相当不同于亲代孢子型的生活方式。稍后形成遗传上多样化的合子并产生一组后代，它们将面对与亲代配子体相当不同的生态环境。同样的结论对于那些具有相似形式生活史的动物也有效。蚜虫、水蚤和许多其他无脊椎动物的种群会连续通过无性克隆的方式进行繁衍，但是，需要经过远距离或长时期去散布的幼体，就会通过有性生殖的方式产生。”（威廉斯，1962：103—105）两性繁殖这样的战术在生活中也有。比如一些房子的电、水等设施坏了，如果问题确定了，派一个维修工就行了；如果问题不确定，就需要派一个包含管工、电工多功能的维修小组或者一个多面手，以应对不确定的要求。环境的多样性逼迫物种也要拿出多样性去适应它。生活中的策略与生物学中的策略有时是暗合的。
先说为什么不是三性繁殖？三性没有必要，不胜烦琐，这样的生存策略太啰唆，生产后代的效率太低，可能因此而丢失后代。三个性别的人一起谈恋爱，两个就已经够累了，三个就太难了。假设一个拥有两个性别的物种和一个拥有三个性别的物种共存，后者必败。三个性别的物种的优点，两个性别的都具备。两性就已经可以造出很大的多样性了，没有必要存在三个了。两个各拿出23个染色体，可以形成非常多的组合，完全一样和完全不一样的概率都很低。换句话说，父母产生后代，有人称之为“赌博遗传论”，就像发牌一样，子代的天赋一发完牌就确定了，无论是好牌还是坏牌。扑克牌的魅力为什么那么大？因为每一次牌都不一样，所以能常玩常新。
婚配制度的选择有什么体质上的原因吗？这是生物学家一直努力研究的，发现了一些不太严格的规律。两性繁殖的动物具有二态性，就是两性差别大，包括样子、个头、毛色等。当然还有一些动物的二态性不太明显，就是雌雄很接近。一般来说，二态性大的是群婚制，如黑猩猩；二态性最小的长臂猿，是一夫一妻制。人类在体态上不是最典型的二态性，也不是差异最小，而是处于中间状态。
什么是个体？这个概念对于每一个搞社会科学的人，乃至于每个社会生活中的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概念。可是往往发现基础概念比一些非基础概念还难定义。仔细考虑这一问题的话，就进入了一种非常有趣的、穷根问底的思索过程。
读者朋友很可能会指出，历史上的纳妾既属合法，又不在少数，能否说人类很早就选择了一夫一妻制？在三种婚配形式中，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先将群婚制从人类社会中剔除。也就是说，争论将在人类历史上的婚配制度是多偶制还是一夫一妻制上展开。我认为从覆盖的人数上判断，应该说主要的制度是一夫一妻制，多偶制涉及的毕竟是少数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也可以说这是另一种妥协，是对于一夫一妻制的补充。如前所述，一夫一妻制的建立是强者向弱者的妥协。但强者毕竟不会放弃他们对资源的争夺。于是社会又从主导制度中穿孔打洞，向强者妥协让步，使纳妾合法化。另一方面看，一个制度能长期存在下去，既在于它的刚性——任何人拥有异性的权利都不能剥夺，又在于它的弹性——在昨天体现为纳妾现象的存在，在今天体现为离婚被社会接受以及自愿的婚外恋不受法律的严酷制裁。完全没有弹性的制度其实是难以存在的。因为制度是社会成员间博弈的产物，博弈不会随着制度的建立而终止。绝对刚性的制度在现实中是非常稀少的。
经过大自然的筛选，每个物种都有一种本能，也可以说是生存策略，那就是竭力繁衍自己的后代。这种策略一旦成功，它就会在物种中覆盖更大的比例。相反，如果换一种策略，将会导致后代减少，最终这种策略或曰本能将被淘汰。在大自然残酷的淘汰机制下，成功的策略存活了，不成功的策略慢慢消失了。成功就意味着后代多。这样每个个体都在这种本能驱使下复制后代。复制后代的竞争就产生两种战斗。一种是异性之间的战争；另一种是同性之间的战争，比如猩猩中，就有这样的战略——性垄断，最有力量的雄猩猩垄断着雌猩猩。
灵长目动物专家瓦尔说：“问这个问题的人是这样想的：既然同性恋不能繁衍后代，他们就该在很久以前就灭绝了。但是如果我们不接受现代给各种事物下定义划类别的想法，我们就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感到困惑。同性恋不能繁殖后代的假设真的那么正确吗？他们当然可以繁殖，在现代社会里，他们在生命的某个阶段会结婚的。很多同性恋夫妇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组建家庭。‘灭绝’的说法也假设在同性恋和异性恋之间存在基因的鸿沟。的确，性偏好看来是体质决定的，但‘同性恋’基因的传说却暂时没有找到证据来支撑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在基因上存在着系统差异。……倭黑猩猩有时被视为同性恋动物，它们的确有频繁的同性恋活动。雌性倭黑猩猩总是在从事这类活动，而实际上GG—摩擦是它们社会里的政治黏合剂，很明显是雌性之间良好关系的一部分。……（但）就我们所知，没有完全的异性恋或者同性恋的倭黑猩猩：它们实际上全部参与到与各种伴侣的性活动中。……排斥异性的纯同性恋倾向在动物的王国中几乎没有，或者很罕见。”（瓦尔，2005：61—64）
天赋如此，雌雄差异太大。所以双方选取的战术绝对不一样。换一个角度来看，假如两个性伙伴都很冷酷，生育出一个孩子，都不愿意看管，那么如果真的牺牲了孩子雄性吃亏较小，因为雄性的机会还很多。而雌性牺牲了一个，就是牺牲了全部子女的几分之一。“正是因为体内授精型的父母各自对胚胎的投资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在胚胎有需要时，母亲更难以下狠心推卸产卵或产后哺育之责。”（戴蒙德，1997：17）雄性往往采用的不是这样的策略，而是广种博收的策略，执著于一处不可能有太多的子女。广种博收的雄性要比执著于一个的雄性后代多。举例来说，鸟类学家发现，鸟类里大多数雌鸟都是很本分的，在窝里哺育幼鸟。雄鸟则大多是拿出一部分精力来顾家，因为雌鸟刚刚把幼鸟孵化出来，雄鸟要负责找食；但通常雄鸟在找食之余还要建立“第二房”，去蒙骗另外一只雌鸟。两房通常拉开一点距离，比如200米，原配与二房相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戴蒙德说：在两房都产卵后“雄鸟平均每小时14次往来于原配的鸟巢衔运食物，它往二房处运送食物的频率只有每小时7次。只要能找到足够的鸟巢，多数已有配偶的雄鸟，都会蠢蠢欲动，追逐第二个雌性。而其中有多达39％的雄性成功了。……这种模式的大赢家是那些一夫多妻的雄鸟，它们每年平均繁衍8.1只，而那些忠贞不贰的雄鸟只有5.5个子嗣。”（戴蒙德，1997：23）这样，一种策略、战术、品性就流行下来了。结果是形成了两性之间的战争。
个体应该是这样的，一些生命通过两性来繁殖后代，繁殖中造就了一种属性，即物种成员之间肯定具有该物种的一些共性，共享一些性状，但同时每一个个体之间又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相互能够识别。乃至熟悉某一物种的人们，也可以识别其中的每个个体。比如人们观察一匹马和另一匹马，是可以看出差别的，如果看不出来，那就是对马这一物种整体上太陌生了，没有亲近它们，亲近它们就可以看出差别来。这样一种性质，即互相之间共享着一些性状，同时每个跟每个又是不一样的，才构成了忠实意义上的个体。所以说，“个体”是与“性”结合在一起的，没有性就没有个体。一方面，只有性可以造就个体的这种“独一无二”的性质；另一方面，性也只能造就这种属性的后代，同卵双生子毕竟是稀少的例外。
人类社会怎么奠定了一夫一妻制？“高父爱投资”促进了这一制度，但只此一个因素恐怕解释这一制度的建立仍嫌不足。毕竟从生理特征上看，人类不是典型的选择一夫一妻制的动物，如前所述，人类的特征居于灵长目动物性特征系列谱的中间。从现实的制度选择看，不是全部的人类统统实行一夫一妻制，而是多数人类实行一夫一妻制，少部分是多偶制。那么，一夫一妻制是不是两性之间博弈的产物，女性占了上风，男性作了让步，最后选择了这一制度呢？不对。如果是妥协的话，先要看谁占了便宜，谁吃了亏。前面讲了两性战斗中的两种策略，从生理而非道德意义上看，吃亏与占便宜要从占有的资源上去衡量。应该说一夫一妻制导致了“好男”、“劣女”吃亏，“好女”、“劣男”占便宜。这怎么讲？举例来说，先说占便宜，有些雌鸟宁愿给最有力量的雄鸟做“二房”，也不愿意找拙劣的雄鸟，因为这些雄鸟没有领地，身体太弱，找食的能力差。雌鸟的这种选择可以使其子代拥有较高的存活率。再说吃亏。本来雄鸟可以有“两三房”的，但是在严格的一夫一妻制下，有力量的雄鸟的后代也不得不减少，因为只能拥有“一妻”。“劣”的雌性在一夫多妻制下占了便宜，因为它们“搭了便车”，找到了好的雄性，在一夫一妻制下，就不行了，肯定找不到“好”的雄性。“好女”在一夫一妻制下占了便宜，由于这一制度她们独享了男方优厚的资源。在多偶制、群婚制下，它们只能与其他雌性共享一个“好男”。在一夫一妻制下，“好”雌性独占了这一资源，“劣”的雌性吃亏了。与此同时，“劣男”更有望找到配偶，因为“好男”也不能多占。（赖特，1994：79—85）
人类日益脱离自然选择。变相的一夫一妻制是其中一例。
带有个体属性的生物，在它结束生命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和它完全一样的生命了。分裂繁殖的单细胞生命不是这样。所以又可以说，没有性和个体就没有充分意义上的死亡。
同性恋是人类的一种性行为，也是进化论生物学思想面临的几大难题之一。达尔文进化论思想认为，没有用途的身体部件和性能将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被淘汰。有同性恋倾向的人不生育或少生育，为什么这种倾向没有在漫长的自然选择中被淘汰呢？社会生物学教父威尔逊在其书中讲述了进化论生物学面对这一难题的第一种解释：“由于他们的出现，结果可使他们的近亲们生育较多子女。原始社会里具有同性恋倾向的分子们无论在捕猎、采集或其他住居地的工作上，都会去帮助同性的成员。由于他们不受亲职义务的牵绊，他们可能会表现为近亲们的得力助手，而他们的职务也会显出这个特征：他们可能会担负起占卜者、巫师、艺匠、部落知识保存者的角色。如果他们的近亲，如姐妹、兄弟、侄甥等等，会较有利于生存与生殖的话，则这些近亲与该同性恋者所共有的基因便有更强的扩张下去的趋势。所以不可避免地，其中某些基因就会使下一代某些个体具有同性恋的先天倾向。一个种群中某些少数分子便因此而可一直保有发展偏爱同性恋的潜能。所以说，纵然同性恋者们自己没有子女，他们却有可能将同性恋的基因通过旁系而增殖。这一观念可称为同性恋之来源的‘亲族选择假设’。”（威尔逊，1978：138）
这样，生活中的两个最大的主题“性”和“死亡”都是与“个体”结合在一起的。这三个基础概念是有密切关联的。
下面讨论的还是基础问题。多数人认为这种问题没什么好问的。必是该学科的大家、核心人物，才会有如此大的好奇心来提出这种性质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两性？与之对应的是，为什么不是一性、三性？多数人都接受两性这样一个既成事实，对此不产生任何疑问。而科学家就是要对这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产生疑问，努力解答。应该说两性的繁殖跟同性繁殖（即一性繁殖）的差异是很大的。同性繁殖产生的父母代与子代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差别。两性繁殖大致就是父母亲各拿出他们染色体的一部分（染色体承担着遗传的功能）组合在一起。不同哺乳动物的染色体数目是不一样的，但逻辑是一样的。就人类来说，每个人有46个染色体。父母亲各拿出23个，组合成其某一子女的46个染色体，子代的染色体一半和父亲一样，另一半与母亲一样，但和兄弟姐妹又不一样。因为精子与卵子的每一次结合都像是一次发牌，父亲从46个中随机地发出23个，母亲也随机地发出23个。所以与兄弟姐妹有些相似，又不完全一样。其他的两性繁殖的物种也是这样一个逻辑。两性繁殖造成的特征是后代多样而不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