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站在桌子的一边，靠近边门。在我身后有一张半月形的桌子靠着墙，桌上有一只银碗。我走过去掐灭了烟头。在银碗的后面有一个硕大的银盘，一边在桌子上，一边靠在墙上，形成一个角度。当我掐灭烟头时，我瞧了一眼那只像镜子一样光亮的银盘。在房间的另一端，高高地挂在墙上的油画中，那个微笑的人的面庞变了。仍是戴着宽檐帽，但帽子下面的那张脸，即使第一义勇骑兵团的骑士见到，也会被吓得从马上掉下来。
所以一个字也没见报。但我告诉你们，我没有发疯，我也没醉。我的确看到了墙上的那张脸。喂，你们正和全纽约惟一见到曼哈顿幽灵的人在一起喝酒呢。
“是的，”D先生说，“有可能这个控制E.M.公司的极端隐秘的人物可能就是米尔海姆先生。”如果像查理·阿尔莫尼科这样的人说“可能”，他的意思是他听说过这事。两分钟后，我们又回到街上，我叫了一辆车到公园街。
我开车带那个法国伦到那儿，10分钟后我们就在全美国最著名的饭店门外了。你们去过那儿吗？没有去过？哦，这是题外话。抛光的桃木，梅红色的天鹅绒，结实的黄铜桌灯，庄重而优雅。而且价格昂贵，我可付不起。查理·D先生亲自走了过来。不过，这就是一个高素质的饭店老板的标志，对吧？十分良好的态度，即使对街上的流浪汉也是如此。他鞠了躬，问我们有什么事。我解释说我碰到这个从巴黎来的法国人。他有点重要的事情，是关于一封信的事，但我听不懂法语。
我会说法语？难道犹太教士都是犹太人？是的，我只会一点法语。我用蹩脚的法语对他说，“你好，先生。”我只是竭力想表现得像一个好的纽约人。
现在你们听仔细了，因为这非常重要，我想抽支烟，于是我点起了火，这是个错误，糟糕的举动。火柴划着时，达吕斯向我走来，就像刀子出鞘。“这里不允许有明火，”他厉声说道，“请熄灭香烟。”
哦，这个法国伦可不得了。他用法语说了一大通，我根本听不懂。而他很焦急，几乎要哭出来。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看上去很重要，信封口盖上有蜡封口。他在我眼前晃动着信。
那里人很多。我坐了最后一张桌子。10分钟后一个家伙进来了，看上去好像犯了罪一样非常难过。他四下环顾了一下，看见我一个人坐了一张桌子，于是走了过来，很有礼貌。他鞠了躬，我点点头。他用洋话说了些什么。我指了指那张空椅子，他坐下来要了一杯咖啡。只是他不说“咖啡”而说“咖费”。侍者是意大利人，他听上去还习惯。只有我看出这个家伙是法国人。为什么？他看上去就像法国人。所以出于礼貌，我用法语跟他打了招呼。
到现在我还一直试图友好地对待这位焦急的外来者。我本想吃完冰淇淋，付钱后就走人。我虽然这么想，咳，帮这个家伙一把，因为他似乎这一天过得比我更糟，这样做可能有点意义。于是我把费里尼老爸叫过来问他懂不懂法语。不行，他只会意大利语和英语，尽管他的英语带有西西里口音。我想有谁在这儿说法语呢？
我可不吃这一套，这是个谎言。我甚至可以和“看不见”先生说话。所以我决定吓唬他一下。“请告诉米尔海姆先生，”我说，“这封信是来自于……”“吉里夫人，”律师说，“吉里夫人。”我在电话重复了一遍。“请稍等。”对方说道。过了一会，他又回到电话机前。“乘电梯到39层。”
他带我们到一间长长的、分隔开的房间，董事会议桌上镶着银条。很明显，在这里，交易成交，对手被击败，弱者被淘汰，随之而来的则是百万美元。这里很优雅，属于传统的风格，墙上挂着油画，我注意到远端有一幅画，比其它的画挂得要高。一个戴着宽檐帽的人，留着胡须，花边领子，微笑着，“我能看看信吗？”达吕斯说，他盯着我，就像一只眼镜蛇盯着作为午餐的鼠。是的，我从没有见过眼镜蛇和鼠，但我想象得到。我向迪富尔点点头。他把信放在他和达吕斯之间的光亮的桌子上。这个人有些奇怪的地方，使我感到有些恐惧。他穿着黑衣服，黑风衣，白衬衣，黑领带。他的脸和衬衣一样白，瘦瘦尖尖的，黑头发，黑色的眼睛闪烁着，一眨也不眨。我说像眼镜蛇吧？眼镜蛇就是像这样。
纽约市第五大道二十八大街路易酒吧。1906年10月。
在那帽子下面是一张面具，盖住了面部四分之三的部位，仅仅露出半张歪斜的嘴。在面具后，两只眼睛像钻子一样咄咄逼人。我发出一声惊叫，转过身来指着墙上的画，“那个家伙到底是谁？”我惊叫着说。
我告诉你们，伙计们，有时候在世界上节奏最快、最喧闹的城市里做一名记者是最棒的职业。是的，我们都知道有时会有几小时或几天像在泥泞中费力行走，没有新闻可写；线索毫无作用，采访被拒绝，没有新闻，是这样吧？巴尼，能给我们再上一杯啤酒吗？
要是换了你们，你们会耸耸肩就走了，对吧？那么你就错过了一些东西。但我是查理·布卢姆，有着第六感觉的人。离二十六街和第五大街仅一街区之远是什么地方？阿尔莫尼科公司。那么是谁经营阿尔莫尼科公司？是查理·阿尔莫尼科。阿尔莫尼科家族来自哪里？对了，瑞士，但在那儿他们说各种语言，而且尽管查理出生在美国，但我想他可能有一点法国血统。
D先生用法语礼貌地询问了那个法国人，那个家伙又说了起来，像一支加特林机枪一样滔滔不绝，并拿出了信。我一个字也听不懂。所以我四周看看。五张桌子以外的地方赌王盖茨正在菜单上依次点菜。在他后面是钻石大王吉姆·布拉蒂，他正在与穿着担胸露背装的莉莲·拉塞尔吃晚餐。你知道吉姆怎么吃饭的吗？我听说过但我从不相信；昨晚我可亲眼见了。他稳坐在椅子里，他的肚子离桌子恰好5英寸。他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吃起来，直到他的肚子鼓起来碰到了桌子。
当然，我不会同意这种做法。请告诉楼上的绅士，我说，迪富尔先生从巴黎远道而来，他负责要亲自将信送到，勤杂工在电话里又说了类似的话，然后把话筒给我。一个声音说：请问你是谁？我说，查尔斯·布卢姆，对方又问：你来这有什么事？
但查理持着胡须好像在使劲地思索着，他对我说：“布卢姆先生，”——完全是一本正经的调子——“你听说过E.M.公司吗？”
但是这就是关键。这比在鲍夫基普卖男裤要好。突然有事发生，如果你聪明的话，你会发现一个精彩故事。昨天我就遇到了一个。我来告诉你。谢谢你，巴尼。
错了，晚报的编辑抬头看看我，说：“查理，你喝醉了。”“我怎么啦？我一滴酒也没沾。”我说。我把晚上的经历从头到尾又对他讲了一遍。多好的新闻，你瞧。但他怎么也不信。“好啦，”他说，“你碰到了一位有信要送的法国律师，你帮他送到了，这很好。但没有幽灵。我刚刚收到了E.M.公司总裁的电话，一个叫达吕斯先生的人。他说你今天下午去找了他，亲自把一封信给他。但你晕了头，对着墙上出现的幽灵大呼小叫，他对你送的信表示感谢。但如果你损害他公司的名誉，他会起诉你。顺便告诉你，侦探找出了中央公园的谋杀犯。当场抓住了他。去那儿看看有什么可报道的。”
是在那家咖啡店。你知道费里尼的店吧？在百老汇的二十六街。糟糕的一天，大部分时间花在寻找中央公园谋杀案的新线索，一无所获。市长办公室的人在调查局里大喊大叫，这没有什么新鲜的，他们在发脾气，所说的话不值得上报纸，所以我想我要到咖啡馆里要一杯费里尼老爸的牛奶软糖冰淇淋。有很多的枫汁。你知道那种的，使你精力充沛。
现在我问你，教皇是天主教徒吗？我当然听说过，非常富有，有权有势，十分隐秘。他在证券交易所握有多种股票，除了J.P.摩根，他拥有最多的股票和最大的份额。为了不要做过头，我说：“当然，公司地址位于公园大街的E.M.塔。”
当然那个微笑的家伙还在画中，胡子、花边和所有的一切。但我没有发疯，我知道我看到了什么。无论如何，达吕斯拿到了信。“你们可以相信我，”他说，“在1小时时之内，米尔海姆先生将拿到他的信。”他又用法语把同样的话说给迪富尔。律师点点头。如果他感到满意，我就没什么可做的了。我们向门走去。到门口时，达吕斯说，“顺便问一句，布卢姆先生，你是哪家报社的？”声音像刀刃一样锋利。我喃喃地说，“纽约美国人。”之后我们就走了。下电梯到街上，钻进一辆马车，回到百老汇，让法国伦在想去的地方下了车，我就回了报社。这可是一条新闻，对吧？
我不会告诉对方我来自赫斯特报业集团，我感觉如果我这么说，我会被请出门外。所以我说我是法国巴黎公证员迪富尔在纽约市的同事。“那么你们来这里干什么呢？布卢姆先生？”对方问道，听上去它直接来自纽芬兰银行。所以我又说了一遍我们要把一封极为重要的信亲自送到埃里克·米尔海姆先生手中。“这里没有人叫这个名字。”对方说，“但如果你把信留给勤杂工，我保证它会投送到。”
“弗朗斯·哈尔斯画的《欢笑的骑士》，”达吕斯说，“恐怕不是原画，原画在伦敦，但这是一张很好的复制品。”
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当记者是这个城市里最好的职业了吧？我开始是帮助一个有困难的法国佬，而我现在有机会见到纽约最难以捉摸的隐士，这个看不见的人。我能见到吗？再来一品脱上等啤酒的话，我就会告诉你。
我们到了公园街并朝E.M.塔过去。伙计，它高吗？它非常高大，房顶几乎伸到云层里。所有的办公室都关着，因为现在外面天黑了，但大厅里仍亮着灯，有一张桌子和一个勤杂工。于是我们按响了门铃。他过来问我们有什么事。我解释了一下，他让我们进了大厅，并用非公用电话打给某个人。这肯定是内线，因为他没有叫接线员。然后他对某个人说话并倾听了一会。之后他说我们应该把信留给他，他会把信送到的。
是的，的确有这样的时候，市政厅里没有丑闻（当然不是很多），没有名人离婚，没有清晨在中央公园发现尸体，生活失去了闪光点。那时你在想：我在这儿干什么呢，为什么我要浪费时间？也许我真的应该继承我爸在鲍夫基普开设的装饰用品商店。我们都知道这样的感受。
这时查理·D先生听完了，他向我解释说那个法国佬是阿曼德·迪富尔先生，一位来自巴黎的律师，他来纽约负有极为重要的使命。他必须将一个女人临死前托付给他的信交给一个埃里克·米尔海姆先生，他可能在纽约，也可能不在纽约。他去了每条大街，但都一无所获。在这一点上，我也去了每条大街，我也是像这样找不到新闻。我说从未听说过那个名字。
于是我们坐上了电梯。你们有没有上过39层楼？没有？哦，那可是一次不错的经历。关在一个笼子里，周围的机器当当响，你慢慢升上天空，它还在摇晃。最后笼子停了下来，我把栅栏推向一边，我们走出来。那儿站着一个人，就是刚才电话里的声音。“我是达吕斯先生，”他说，“跟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