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尔弗勒神父双膝跪在她旁边的雪地上。他扯下系在腰间的宽腰带，亲吻了腰带的两端，然后把它搭在自己的脖子上。他迅速而急切地做着祈祷，泪水顺着他满是皱纹的爱尔兰人的脸庞不住地往下淌。那个戴面具的人头低垂着站在那儿，活像一尊雕塑；手枪掉在身边的雪地上。他默默地哭泣着，双肩不住地轻轻耸动。
作为记者，我报道过谋杀、自杀、黑手党火并、市长选举，战争、为结束战争而签署的条约以及来访的务界名流，还有住在贫民区的穷人。我曾经跟随一些权贵，报道他们阔绰的社交活动；也曾和那些贫穷悲惨的人混在一起，揭示他们卑微的生活。我不停地报道着这个生生不息的不夜城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
那是在1906年的冬季。我当时24岁，纽约街头的一个年轻人，为自己能成为（纽约美国人）的一名记者深感自豪，同时也对这家报纸怀着一份深爱。当我回首往事，我真为自己当时的鲁莽而吃惊。草率，自大，却一无所知，这就是当时的我。
首先是一封信，是由法国巴黎的一位律师的助手亲自送来的。完全出于巧合，由我代将这封信送往纽约一家有钱有势的企业的总部。在那里的一间会议室里，我瞥见了那个公司的老板，信是给他的。他通过墙上的一个窥视孔直直地看着我，他可怖的脸上戴着一副面具。对这件事我没再怎么去想它，因为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人相信我的。
当电影明星昂首走向他的高级轿车时，他可能会把我们推到一边去。但是如果一连两个月，新闻报道里没有提到他，或是他演的电影；没有刊登他的照片，或是没有关注他的行踪，他的经纪人很快就会大喊大叫地要我们重视他了。
一路上，基尔弗勒神父一直死死地靠在座位的一角里，双手紧握着挂在脖子上的十字架。他疯狂地念叨着，“圣母，玛丽亚，保佑我们及时赶到。”就在他停顿的间隙，我向前探着凑过身去，指着我袖口上那几个用铅笔记下的字问，“这是什么意思？”他好像费了很长时间才把注意力集中在我的脸上。
神父还跪在地上，仰面朝天，双眼紧闭，但是我注意到，他的双手仍牢牢地握着他的十字架，嘴唇轻微地颤动着，默默地念着祷词。后来，我到过他在下东区的住处拜访他，而我仍无法说清楚随后所发生的那一切。他对我所说的一切，我仍然完全弄不明白，现在我原封不动地讲给你们听。
那个戴面具的男人，霍地转过身，看到了灌木丛中的那个身影。他从斗篷下拨出了什么东西，抬起手，扣动扳机。我听到那只微型大口径短简小手枪砰的一声响，只一颗子弹，但是一颗已经足够了。距我10码之外，那个放暗枪的人猛地抬起双手捂住脸。接着，他整个身子从灌木丛中倒了出来，倒在雪地上，脸朝上，映着寒冷的晨曦。在他额头的正中央露出一个黑黑的深洞。
他直直地站在那里，怀里抱着他的妻子，等着一个回答。皮埃尔扭过头，久久地凝望着那个被认定是他亲生父亲的人。
我终于知道了他为什么要始终戴着那副面具，把自己藏匿起来，远离人们和社会。而现在他就站在这里，被一个小男孩儿的手撕去所有掩饰面暴露在我们所有人的面前并忍受着这份屈辱。而这个小男孩就是他的亲生儿子。
如我前面所说，我与这位夫人见了面，她好像对我印象还不错，于是允许我到她的房间对她进行了一次独家专访。她的儿子也在房间里，正在拆一个没有署名的礼品盒。那是一个外形像猴子的音乐盒。当德尚尼夫人听到那只猴子演奏的曲子时，她怔了一下，像是被一道闪电给击中了似的。她默默地念道：“假面舞会，12年了。他肯定在这里。”而对我来说，还是没有得到一点点启示。
德尚尼子爵用双手把他死去的妻子捧着抱起来，搂在怀里，站起身。这个把别人的儿子当自己亲生儿子抚养的人用他不流畅的英语吞吞吐吐地说：“皮埃尔，这全是真的。妈妈说的是对的。我对你做了我能做的一切，但是我始终不是你的亲生父亲。这枚戒指属于他，你的父亲，你在老天眼里的亲生父亲。把它还给他。他也爱她，在某种程度上我永远也没法做到。”
“只是和一个老朋友告别罢了，也就是埃里克先生。”我补充说了一句，只是想帮点忙，消除他们的忧虑。那个爱尔兰人还是一直注视着我。突然，他似乎回想起在子爵回来前我们所说的什么话。他伸出手，一把抓住我的左前臂，拉过去，把我的手腕翻过来。
他说，在那片寂静的空地上，他听到了无声的尖叫。他听到了几英尺远的那个沉默的法国人哀号着的悲痛。他听到了他教了6年的男孩儿访惶的苦楚。他说，在这之外，他还听到了一些其他的声音。那是在那片空地上的一个失落的灵魂，他就像柯尔律治笔下徘徊飞舞的信天翁，在绝望的海洋上飞翔，独自穿越痛苦的天宇。他一直在祈祷这个失落的灵魂能在上帝的博爱中再次找到它安全的庇护所。他一直在为一个并不大可能发生的奇迹祈祷，希望它能出现。对了，我是一个来自布朗克斯区的犹太孩子。我怎么会知道什么是失落的灵魂、赎罪与奇迹呢？所以，我只能告诉你们我所目睹的一切。
小男孩儿，皮埃尔对他母亲喊，“妈妈，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吗？”她转过身，朝着她的孩子，张开双臂，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说，“亲爱的。”他开始朝她母亲跑过去。灌木丛中的那个人也站起了身，抬起手臂，用他手里的东西瞄着那个奔跑的孩子。那是一支海军用自动手枪。也就在这时我大叫一声，要他们小心。但我的声音却被一声更响亮的声响给淹没了。
“DELENDA lIST FILIUS．”他重复着我记下的那几个词。“它们的意思是：一定要干掉那个孩子。”我身子向后一倾，靠在座背上，心里阵阵不安。
在《纽约美国人》工作期间，我结识了一个关系很密切的同事，就是戴蒙·鲁尼恩。后来我从《纽约美国人》跳槽到了《先驱论坛报》，最后又到了《纽约时报》。
在那之前的一些日子里，我一直认为这个法国贵族是个和蔼、高贵的人，但比起那个精悍的神父来，似乎没什么主心骨。但是现在，他似乎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决定。
这个故事也是我一生中惟一的一篇没有予以报道的故事。尽管最后警察局将这个事件的基本概要向新闻界公开，而且在档案馆里也存有这些卷宗，可是我仍然没有写出这篇报道。尽管事情发生时，我一直都在场，我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我本应该早就知道的，但是我没有发觉。我之所以没去报道它，这是其中一部分原因。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有些事，如果我把它公之于世，对有些当事人来说会毁了他们。有些人是罪有应得，我见过这些人，他们之中有纳粹将军、黑手党头目、腐败的工头与贪污的政客。但绝大多数人都不应该被彻底毁灭，一些人的生活已经够悲惨了，而将他们的悲惨公诸天下，那无疑只会让他们倍加痛苦。而这只是为了在人们第二天用来包鱼的报纸上刊发一篇像豆腐干大小的报道，值吗？如果编辑发现我为自己所目睹的一切悲痛不已，从而把它放过而不作报道的话，我想当时就是在伦道夫·赫斯特的那家趣味低级、报道耸人听闻消息的黄色报纸工作，我也是会被解雇的。但现在，40年过去了，一切也就都不那么重要了。
他用左臂的臂弯搂着他死去妻子的尸体，右手摸索着抬起他妻子的一只手，从她的手上慢慢地退下一枚金戒指。我想起了歌剧的最后一幕。在那一幕中，那个脸被毁容的士兵也是把戒指还给了他原来的未婚妻，表明他接受了那个事实，他们的爱将永远不再存在。那个法国子爵拿着从她手指上退下来的戒指，把它塞进了他的养子的手心。
那个我暂且称之为“曼哈顿幽灵”的人，低着头，孤零零地站在那儿。一段距离把他和其他人分隔开来，这似乎正代表着人们把他排斥在外的那段距离。这个隐士，这个永远的局外人，曾经一度认为自己有希望被人们所接受，可以去感受平常人的欢欣，但遭到的却只是拒绝。他身上的每一道皱纹都告诉我们，他曾经失去了他所珍视的一切，而他又将再一次完全失去它们。
基尔弗勒神父慢慢地走到我的面前，看起来表情严肃，而且心事重重。德尚尼夫人从魔镜迷宫里走了出来，脸色苍白，还有些瑟瑟发抖。我目睹了这一系列戏剧性的事件，却理不出任何头绪。我们坐马车回火车站，然后乘火车回曼哈顿。一路上除了小男孩儿兴致勃勃地给我讲着玩具店里的各种玩具，其他人都缄默不语。
年轻的朋友们，故事就是这样。几个小时后，歌剧女主角被谋杀的新闻就传遍了纽约。新闻报道中讲这起谋杀的凶手是一个狂乱的狂热者，其本人行凶后也被击毙在自己行凶的现场。这个解释是一个市长和市府当局都比较满意的故事版本。而对于我来说，这是我在记者生涯中，惟一的一篇没有详尽报道的新闻。尽管如果被上司知道的话，我肯定会被解雇。现在一切都已经太晚了，也没什么必要去浪费笔墨了。
就在演出前4个星期，原来安排一位女主角在曼哈顿歌剧院开幕盛会上的演出被取消了；而决定不远千里从巴黎改请了这位法国歌唱家，邀请她来演出的费用可谓是天文数字。与此同时，城里也开始出现一种传闻，说在奥斯卡·哈默斯坦先生背后还有一个神秘的、而且更有钱的支持者。也就是这个从不露面的金融家合伙人指令奥斯卡·哈默斯坦先生更改了他原来的安排。我本应该去怀疑这其间的联系，但是我却没有。
“他还在马车上，”她回答道，“我告诉他让我们两个人单独待几分钟。他一会儿就会来的。”
我立刻就认出了他，或者说我相信我认出了他。他仍然穿着他扮演的角色的军服，他是一个受了伤的联邦军上尉，而且是头部受了重伤，整个脸基本上都被一副面具遮住了。就是他在最后一幕中，将他们的订婚戒指还给了克里斯汀·德尚尼夫人，同时两个人演唱了一段充满激情的二重唱。奇怪的是，歌剧已经演完了，但是他仍然戴着他的面具。不过，最后我明白了为什么。他就是那个“幽灵”，那个似乎拥有纽约大部分财富而又捉摸不定的人物。就是他赞助创建了曼哈顿歌剧院，也就是他邀请这位法国明星越过大西洋来到这里演出。但是为什么呢？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其中的原委，但一切都太晚了。
我对歌剧知之甚少，但她的出现的确在纽约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在那之前，还没有一个像她这样著名的演唱家跨过大西洋来纽约演出。她成了城里最受瞩目的人。多亏我的运气和死磨硬缠，我终于成功地说服她，让我充当导游陪同她游览纽约和其它各处的景观，这的确是我一直梦想得到的美差。因为记者们对她穷追不舍，以至于后来，邀请她来纽约演出的歌剧院老板奥斯卡·哈默斯坦先生决定在首场演出之前，禁止所有记者接近她。采访她。但是我却能够陪伴在她的左右，出入她在华尔道夫－亚斯多里克饭店的客房，可以每天就她的预定行程和约会发布新闻简报。也正因为如此，我在《纽约美国人》都市版的事业开始突飞猛进。
皮埃尔仰头，久久地注视着这张可怕的面孔，并没有流露出什么震惊和反感的神情。
你们的主宰只有真相和读者，仅此而已。从来不要去逢迎，畏惧，或是为恐吓而屈服，要永远记着，读者听取真相的权利和参议员的一样多，你必须为他们竭尽全力并尊重他们。因此，在权力和特权面前仍然要保持一份怀疑，这样的话，你会让我们为你而感到荣耀。
如果有人问我要成为一个出色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哪些品质。我会说有四点。首先，你不能仅仅总只是去看，去经历，去报道，你必须去理解。尽力去了解你所见到的人和你所目睹的事。俗语说：去理解也就是去宽容。一个人不可能完全理解所有的事，因为人是有缺陷的，但他可以尽力去理解。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尽力去为那些不在场但又希望了解情况的人们真实地报道所发生的一切。将来，历史将会证明我们是历史的见证人；同时我们眼中所见的比政治家、公务员、银行家、金融家、巨头和将军们所看到的要多得多。因为他们都被“封闭”在他们各自的世界里，而我们的足迹则无处不在。如果我们没有认真地去观察，对我们的见闻一无所知，那么我们只能罗列出一连串的事实和人物，对听到的谎言和事实不辨真伪，最终制造出许多错误的假象。
在德尚尼夫人抵达哈得孙码头的时候，那个怪异的幽灵出现了。这一次，我没有看到他，但是一个同事看到了。描述的和我见过的那个人一模一样：高高的个头，戴了一副面具，站在一个货栈的房顶上注视着这位从巴黎来的女歌唱家踏上纽约的土地。我再一次忽视了其中的联系。后来很明显，就是他改变了哈默斯坦先生的决定，把她请到了纽约。但是为什么呢？最后我终于探查出了事情的真相，但那时一切都已为时太晚了。
那天晚上，我只是把它揣进了我的口袋里。它就那样静静地在我狭小房间里的写字台上躺了一个星期。后来我一直保存着这张字条，作为在我眼前发生的一切的惟一的一个纪念物。字条上写的话是：“请让我见见孩子，只一次。让我最后说一次再见。就在你乘船离开的那一天，清晨，在炮台公园。埃里克。”
当孩子注视着空地那边自己的亲生父亲时，所有人都沉默不语。在我面前的就是法国人所说的“活人造型”。六个人都一动不动，两个已经死了，另外四个则受着痛苦的煎熬。
他立刻跑向宾馆的大厅，我和无助的子爵也跟在他后面跑了出去。他一跑出大门，就发现在大厅近篷下停着一辆四轮马车，一个头戴高顶礼帽的绅士正准备上车。基尔弗勒神父一把揪住那个可怜家伙的外套，把他扯到一边，自己则跳上马车，对车夫大喊了一句，“炮台公园。给我快点。”我正好赶得及钻进马车，又把我身后的那个可怜的法国人拖了上来，马车就飞驰着上路了。
我本应该立刻露面，跑上前，提醒他们。但是那个男孩并不在那儿。一时间，我还甚至侥幸地想子爵夫人是不是把他留在酒店里了。所以，我就停下来，偷偷地听他们说话。他们两个人分别站在空地的两边，但我蹲在树篱后很容易就能听到他们低沉的声音。
“我要把这个我惟一钟爱的女人带回巴黎，让她安息在法国的土地上。今天，在这儿，就在此刻，皮埃尔，你已经不再是个孩子了，而已经成了一个大人。你必须现在做出自己的选择。”
就在这时，德尚尼先生回来了。他看起来忧心忡忡的样子，他对着基尔弗勒神父用法语快速地说着什么。基尔弗勒神父给我翻译说，“他们不在房里，母子俩都没找到。”当然，我知道为什么。为了消除他们的忧虑，我对他们说，“别担心了，他们是出去和一个人会面去了。”
几码之外，基尔弗勒神父依旧跪在地上。他已经在夫人死前，为她做了最后的忏悔。他已经尽了自己的职责，为她不朽的灵魂而祈祷。
“克里斯汀，我从来没有恨过你。对你只有爱。我那时就爱你，从那之后到现在，乃至以后我都会一直永远爱你。但是现在我接受了这一切。最终，伤口也会麻木。我心里又有了另一种爱。对我的儿子、我们的儿子的爱。你对他会如何说我的事？”
其次，永远不要停止学习。学习是个没有止境的渐进过程。你要像小松鼠一样，收集、储备你遇到的点点滴滴的信息和见解；你根本说不清什么时候可能就是这一丁点知识可以让你确实地解释某个谜团，否则的话，根本无法解释。
德尚尼夫人睁开双眼，寻觅的目光落在皮埃尔身上。在她优美的嗓音即将归于永恒的沉寂前，她最后一次，清晰地说，“皮埃尔，他不是你真正的父亲。他把你像对自己亲生儿子一样地抚养成人。但是你的亲生父亲在那边。”她朝那个戴着面具，低着头的人点了点头。“对不起，亲爱的。”
看到神父，达吕斯停了下来，两个人相互对视了一会儿。虽然我和他们相隔有30码，11月的寒风在我们之间猛吹，但我还是能感觉到那种紧张的气氛。他们就像在角斗前一天相遇的两头斗牛。随后，达吕斯又继续向自己的马车跑去，跳上车飞疾而去了。
第二声枪响时，那个男孩儿松开了他的母亲，看着她瘫软下去，全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片红色的血迹在她的背部慢慢地向外渗透开来。那枚不很坚硬的铅制弹头，并没有穿透她的身体而伤到她怀里的孩子，而是永远留在了她的体内。子爵失声喊了一句“克里斯汀”，冲上前去，把她搂在怀里。她躺在他的怀里，仰起头，望着他，笑了。
因为我对玩具并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就把德尚尼夫人和她的儿子交给了游乐场里掌管所有娱乐设施的小丑来照顾。我自己则懒得进玩具店。我真是本该陪他们去的。因为后来我才知道，带着母子俩参观玩具店的不是别人，就是那个自称马尔他的恶棍。几个星期前，在我去送那封来自巴黎的信的时候见过那个人，只不过那时他的名字叫达吕斯。后来我才从那个始终在场的小丑那儿了解到，这个人代他照看玩具店，带母子二人看玩具时，却一直在偷偷询问小男孩儿他父母的情况。
从我右边的两条不同的路上走来了子爵和神父。当他们看到那个和德尚尼夫人说话、始终戴着一副面具、穿着大斗篷。头戴宽边帽的人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停住了脚步。我听到了子爵的低声耳语：“幽灵。”而小皮埃尔则从我的左边跑了过来。也就在他奔跑的时候，我听到离我不远的地方传来咔嚓一声。我循声转过身去。
小男孩儿已经跑到了他的母亲面前，投入了她的怀抱。就如任何一个父母所做的那样，为了不会被冲过来的孩子撞到，她把孩子拉在怀里，同时顺势转了个身。这时我高喊了一声“小心”，但枪也砰的一声响了。我看到那个可爱的年轻妇人猛地颤抖了一下，就像是背上挨了重重的一击。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就是她那么一转身，她挡住了那颗射向她儿子的子弹。
9日晚上，我睡得很糟糕。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想你们都知道，有些晚上，通常过了某个钟点，你也就知道没有什么必要想方设法让自己睡着了。这时最好还是起床，熬过去算了。早晨5点钟，我起了床，洗漱，刮脸，然后穿上我最好的黑外套。我把活动领子的前扣和后扣扣上，把硬领戴好，打上领带。我的梳妆台上摆着半打白色明胶袖口。我不及思索地拿了一对，套上。由于我醒得太早了，我想我可以去华尔道夫－亚斯多里克饭店，和德尚尼子爵一家共进早餐。为了节省一次车费，我是步行去的，差10分7点到的酒店。天还很黑，但是在餐厅里，基尔弗勒神父正独自一人在喝咖啡。他高兴地和我打招呼，并示意我过去。
德尚尼子爵懂的英文并不多。在我们谈这个话题时，很显然他听不懂多少，所以没过一会儿就有些无聊了。随即他向我们说了句“请原谅，失陪一下”，就上楼去了。我继续我的叙述，告诉他，那天在游乐场，他从我身边跑过，神色异常激动，喊了三个我听不懂的词，而后又和基尔弗勒神父短暂地对视了一会儿，接着就驾车跑了。当时目睹这一切，我真的大吃一惊。神父一直皱着眉头默默地听我讲，这时他突然问：“你还记得他喊的话吗？”我告诉他，他喊的是外国话，不是英语，但是我大概把我认为所听到的词都记了下来；而且就随便记在了我的左袖口上。
“嗨，布卢姆先生，”他说，“看来，我们不得不离开你们这座美丽的城市了。你是来给我们送行的吗？你真是太好了。但今天只能请你吃些热麦片粥和烤面包了。服务生……”不一会儿，子爵也来了。他和神父用法语说了几句话。我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就问子爵夫人和皮埃尔会不会来一起吃早餐。基尔弗勒神父简略地把子爵的话向我说了一下，他说夫人到皮埃尔的房间帮他准备去了。很显然这就是刚才子爵用法语告诉他的话。我想其实我更了解事情的真相，但是我什么也没说。我想，如果夫人想溜出去和她奇怪的爱慕者告别的话，这也是人家的私事，和我无关。我想8点钟左右，她会乘着一辆豪华的出租马车赶到门口，用她以往的迷人笑容和仪态和我们打招呼的。
在他们分手时，他往她的手里塞了一张折着的小纸条，她又把它塞进了自己紧束的围腰里。随后，他就消失了，就和他以往一样；一秒钟前还在，而一转眼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管怎样，夫人唱了6个晚上。每次，她都让剧院里的所有观众为之倾倒。12月8日是她的最后一场演出。世界上惟一一个能与这位法国歌手相比的女主角，内利·梅尔巴将于12日抵达纽约。德尚尼夫人、她的丈夫、儿子，还有随行人员，将乘坐“巴黎之城”号英国邮船，前往英格兰的南安普顿，到科文特加登皇家歌剧院进行演出。他们定于12月10日启程，因为夫人对我一直很好，所以我决定到哈得孙码头，为他们送行。到这时，我已经完全被她的随从人员所接受，被当做了这个家庭中的一员。在她的特等客舱里的私人欢送仪式上，我将为《纽约美国人》抢到对夫人的最后一次独家报道。随后，我又要回去开始报道那些谋杀犯，坦慕尼协会总部里的巨头们的所作所为。
还在那儿，那三个用铅笔写的字。10天来，这只袖口一直和其他袖口混在一起，躺在我的梳妆台上。而今天，我却意外地又抓起了这只袖口，套在手腕上。基尔弗勒神父只瞟了我的袖回一眼，随即骂了一个词。我一向以为天主教神父从来不会知道这个词，更别提说出口了。但他的确把这个词说出了口。接着他站起身，揪着我的衣领把我从椅子上拖起来，对着我的脸大声吼，“天呀，她到底去哪儿了？”“炮台公园。”我嘶哑地挤出这几个字。
他从我身边跑过时，好像已经半疯了似的；根本不像我那天在会议室里见到的那个态度冷若冰霜的执行官。他黑眼睛圆睁着，盯着前方，脸色还是像白骨一样白，墨黑色的头发随着他的奔跑在风中飞舞。我扭过身，看他往外跑。当他跑到游乐场的门口的时候，他碰到了那个爱尔兰牧师。他刚把皮埃尔送回到马车上，正准备往回走来找他的主人。
随后，他举起双手，搂着那个默默啜泣的人，清楚明确地说，“我想和你一起留在这儿，爸爸。”
在稍远一点的地方，还停着一辆小型的自驾式的马车。这辆车10天前我也曾在游乐场外见过。很明显达吕斯也已经到了；已经没有什么多余的时间了。我们使出全速冲进公园大门。
当母子二人在玩具店里仔细研究那些玩具时，我和那个天主教神父在海边随便走了一会儿。后来好像是说，在店里摆有好几个货架的玩具音乐猴，但没有一个奏的曲子和我在华尔道夫－亚斯多里克饭店她的房间里听到的那支曲子相同。
这时，我看到那个爱尔兰神父把小男孩儿带出游乐场，送上我们在火车站雇的马车。但同时我还注意到，但只是模模糊糊的印象，差不多就在我们的车旁边，还停着一辆马车。这就有些奇怪了，因为当时游乐场并不开门。
我本该注意到的最后一条线索是在3天后。歌剧院的首场演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是一出新歌剧，它的名字我不记得了。那时，我还不是什么歌剧迷。夫人的表演非常出色，她的歌声就像是来自天堂的天使之声，观众都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演出后，就在舞台上举行了宴会。西奥多·罗斯福和纽约的所有巨富都参加了这次宴会。在场的有拳击手，欧文·柏林、野牛比尔——是的，女士们，我确实见到了他——所有人都在奉承这位年轻的歌剧明星。
我们新闻工作者注定是不会被人喜爱的。就像警察一样，如果我们想从事这个奇特的职业，有些东西我们就必须要接受。尽管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并不喜欢我们，但是他们的确需要我们。
说完，她就死了。我不想对此做什么不必要的借题发挥。她就是静静地去了。她闭上了双眼，最后一丝气息也从她的身上匆匆地逝去，她的头一斜，靠在她的丈夫的胸前。随后的几秒钟，一切变得死寂。时间被默默地拉长，就这几秒像是过了许久。小男孩的目光在他的生父和养父之间移来移去。接着，他又问了子爵一次，“爸爸？”
“你想要我干什么？”她问那个幽灵。
法国子爵单膝点地，搂着他死去的妻子，轻轻地摇着。她躺在他怀里，头斜靠在他的胸口上。他把脸颊贴在她的头上，轻轻地摩挲着她的黑发，像是在安慰她似的。
“多数人还是无辜的吧。”我冒冒失失地说，“哪，你指的应该是达吕斯吧。”听到我的这句话，他立即转过头，蓝色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目光像锥子一样的锐利。“你怎么认识他？”他问道，“以前我曾经见过他一面。”“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在哪儿见过他？”他说。他说话的口气更像是一种命令，而不像是请求。信的事好像并没什么要紧的，所以我就把我和那个巴黎律师迪富尔之间的事，以及我造访那个办公室的事都讲给了他听。那个办公室位于纽约最高的一栋大厦的顶层。我从来没有想到，基尔弗勒神父除了是皮埃尔的老师，还是子爵夫妇的忏悔神父。
在世纪之交，我进入了原先的《纽约美国人》报社工作，当时只不过是报社里递送稿件的一个勤杂工。到1903年，报社已经对我的能力表示信服，从而提携我担任都市版首席记者。这个职位很重要，或者说至少对我来说已经是个高位了。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对这个城市中发生的各种有新闻价值的事件进行报道。工作的这些年间，我亲历并报道了许许多多的新闻故事，有些是英雄事迹，有些事件意义重大，有些改变了我们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有些则充满悲剧色彩。当查尔斯·林德伯格独自一人从笼罩着雾霭的原野出发驾飞机横跨大西洋时，我曾为他送行，并进行报道；而当他胜利归来成为一位世界英雄时，我也在那里欢迎他，为他喝彩。我报道了福兰克林·D·罗斯福的就职典礼，同时在两年前我也报道了他逝世的消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没能去过欧洲。但是当美国陆军从这个港口出发奔赴佛兰德战场时，我在这里为这些大兵送行。
歌剧的时代背景是美国的内战时期，而舞台的主要布景则是一个宏伟的弗吉尼亚种植园庄园的前景。庄园的大门比舞台要高出几个台阶。就在演出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在布景庄园的大门口出现了一个人。
于是我们三个人就坐在那里，聊了起来。我问神父喜不喜欢纽约。“非常喜欢纽约。”他说。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城市，而且有很多他的同胞。“那科尼岛呢？感觉怎么样？”我问。一提到科尼岛，他就变得有些严肃了。最后他说：“那是个奇怪的地方，有些古怪的人。”“是那个小丑吗？”我问道，“他……还有别的人。”他回答。
等我从德国回来，我已经差不多到退休年龄了，在报社要我退休前，我自己先做了决定。随后我接受了这个学院系主任的盛情邀请，成为了一名客座教授，希望能把我辛苦学来的一些东西传授给你们。
随后，她和那个小丑一起走了，去游玩一个叫魔镜迷宫的地方。这次，我还是没有陪她一同进去。不过，我确实也没有受到邀请。最后，我又准备回到游乐场去看他们玩得如何，该不该回曼哈顿。
当时的炮台公园并不像如今这样。今天，在炮台公园的草坪上散布着乞丐和流浪汉。而当时，那是一个静谧的处所，小路从克林顿城堡博物馆向外延展，交错成网。这些路之间就是一些幽密的树林和繁茂的树枝交错形成的凉亭，林中还搭有长条石凳。而我们要找的人可能会在任何一片林子里。
神父愣愣地注视着我，忘了问为什么我会知道，只是重复说着那个词：会面？
皮埃尔慢慢走过空地，朝他的亲生父亲走过去。他抬起一只手，摘下他的宽边帽。我觉得那个戴面具的人好像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啜泣。除了几撮稀少的头发外，他的脑壳是光的，头上的皮肤满布青灰色的疤痕，凹凸不平，就像是熔化了的石蜡。男孩儿一言不发地从他脸上扯下面具。
再次，你必须培养敏锐的“噢觉”，去发现一些潜在的新闻故事。这指的也就是一种第六感觉，一种感知力。你要能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有哪些地方不大对劲，或是有些古怪；而别人却无法轻易看出这一点。如果你根本没有培养自己的这种直觉，那你可能很谨慎，而且能胜任你的工作，当然，谨慎和称职也是我们这种工作所称道的。但是毫无疑问，有很多新闻会和你擦肩而过。你去参加官方的发布会，听取的只是那些当权者想让你知道的事。你会忠实地将他们所说的话一五一十地报道给读者，无论他们说的是事实，还是谎言。你会拿着你的薪水回家，工作圆满完成。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噢觉”，你肯定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因为得知自己刚揭穿了本年度最大的一桩丑闻，而兴奋地走进一间酒吧庆祝。你能拆穿这桩丑闻也就是因为你从一句偶然的话语、一行被窜改的数字、一桩不合理的无罪宣判或一起突然放弃的控告里注意到了一些不寻常的问题；而你所有其他同事则并没有发现到这一点。在我们所从事的行业里，除了当你知道自己刊发了一条重要的独家新闻，把竞争媒体打的一败涂地之外，再没有什么事能让你如此兴奋了，简直就像赢得了一场国际汽车大奖赛。
“告诉他，他在美国有一个朋友，一个真正的、亲密的朋友。6年后我会告诉他事实真相。告诉他你是他真正的父亲。到时他会做出选择。如果他接受这一切：尽管拉乌尔对他尽了一个父亲应尽的所有义务，为他做了一个父亲可以做的一切，但却不是他亲生父亲——他会回到你的身边，同时也会带去我的祝福。”
接着他把右手握着的面具丢在地上。他托起他父亲的左手，把那枚金戒指戴在他的无名指上。
我发现自己完全被自己所听到的一切震惊了，蹲在树篱后动弹不得。突然间，那些无意之中从我身边擦肩而过、而我自己茫然无知的事情，现在变得一清二楚。那封告知这位奇特的隐士还有个儿子活着的巴黎来信，把母子两人邀到纽约来的秘密计划，要和母子二人会面的约定，而所有这一切中最可怕的就是达吕斯对这个男孩儿疯狂的仇恨，因为显然这个孩子将取代他，而成为数百万财产的继承人。
女士们、先生们，为有一天能成为知名新闻人而不懈奋斗的美国年轻人们，我们以前并未见过面，所以让我先来做个自我介绍。我叫查尔斯·布卢姆。我曾经是个记者，差不多干了有50年，而且也主要就在这个城市里工作。
然而，在我们周围有些神秘、怪诞的事也正在发生，我却没有注意到。这些事都牵涉到一个稀奇古怪、难以琢磨的人。他似乎总是随心所欲地出现和消失，而且很明显，他是一个幕后操纵者。
“皮埃尔在哪儿？”他问。
在不久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然我已经是一大把年纪了，但我还是想方设法去了一趟欧洲。那是在将近两年前，我乘坐盟军的B-17战机飞越德国上空——我不得不承认当时真是把我吓得够呛——见证了德军投降，并报道了1945年夏季召开的波茨坦会议，这也是我记者生涯的最后一项任务。在那里，我见到了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就在会议进行期间，他却由于保守党在大选中失败而被迫辞职，从而英国的新一任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接替他继续参加大会。当然我也见到了我们的总统杜鲁门，甚至还有斯大林。就我现在看，恐怕斯大林不久就会与我们反目，从我们的朋友转而变成我们的敌人。
这时，也就在这时，我才把所发生的一些事联系在了一起。在12年前，她结婚之前，在巴黎的时候，他是一位神秘爱慕者。这个被拒绝的追求者移民到了美国，变得富有，有势力，足以安排她来美国，在他自己的歌剧院里演唱，成名。感人的素材，但这更适合那些浪漫的女小说家，而不合纽约大街上的一个涉猎新闻的记者的口味，而我想我就是如此。但是他为什么要戴着面具呢？为什么不能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去见她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仍然没有答案。我也没有去寻找任何答案，这就是我的过错。
达吕斯……我突然想起来，他也正在树林暗处的什么地方。我正准备冲上前去，提醒他们——这个提醒已经拖得太久了。就在这时，我听到在我的右侧有人走近的脚步声，三个人走进了我的视野。这时太阳已经出来了，在那片树林中的空地上撒满了粉红色的阳光，把那些夜间撒落的雪花染成了玫瑰色。
皮埃尔，似乎起初根本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在刚才母亲还搂着自己，而就一转眼，她却已经躺在自己面前奄奄一息了。他喊第一声“妈妈”时，听起来像是在询问。而第二声。第三声“妈妈”则已经成了让人心碎的哭喊。随后他又转向子爵，像是要寻求什么解释。“爸爸？”他问。
“不要说了，埃里克。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我一度认为你是一个真的幽灵，一个从不露面的音乐使者。但后来我知道了事实，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人。我开始害怕你，惧怕你的力量，惧怕你有时表现出的暴怒，还有你的睿智。但是就在畏惧的同时还能感到一种被强迫的诱惑，我就像是在眼镜蛇面前的一只小兔子。
有权势的人喜欢轻视我们新闻界，但是，同学们，他们确实需要我们。因为他们的沉浮完全有赖于公众的关注，而只有我们可以为他们造名声，博得公众的注意。就如体育迷希望看比赛一样，体育明星也希望自己的比赛能得到报道。那些上流社会的贵妇们让我们参加商人们的聚会，但是我们如果对她们的慈善舞会以及她们想获取的公众的青睐视而不见的话，她们定会变得心慌意乱。
到科尼岛的一行人包括我，女歌唱家本人，她的儿子皮埃尔和他的老师基尔弗勒神父。
我们的一家竞争对手——普利策拥有的《纽约世界报》——的一个社会日记专栏记者在第二天的报道中说，她看到了这件事，而且认为没有任何其他人注意到这一幕。她错了。我看到了，而且还不止于此。在那晚随后的时间里，我都在密切注意着这位夫人的一举一动。而且确实，没过多久，她就避开了人群，打开了纸条。当她看完上面的内容后，她向四下里望了一下；随后将字条揉成了一个小球，扔进了一个丢空酒瓶和废餐巾的垃圾桶里。但几分钟后，我就又把它捡了回来。为防你们这些年轻人对这张字条感兴趣，今天我还特意把它带来了。
政客在他当权时可能会指责我们。但是当他为竞选而四处活动时，或是他要宣布一些自我标榜的功绩时，我们要是完全无视他的行动，他就会请求我们为他作一些报道。
进了公园后，我们就分头朝不同的方向跑，以便能在更大范围内寻找。树丛和树篱里还是一片昏暗，映着那些灌木丛很难辨认出人的身影。但未来回回地跑了几分钟后，我听到了两个人说话的声音，一个是男人的声音，低沉，悦耳；另一个声音就是那个美丽的歌剧演唱家的、我不知道自己是该转身跑去找其他人，还是走过去。在林子里，有一块用树篱围起来的空地。我蹑手蹑脚又向他们那边靠了靠，躲在一段水蜡树篱后面。
那个“幽灵”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头始终低垂着，他完全被打垮了。离我几英尺远的地方，达吕斯仰面躺在那儿，眼睛睁着，注视着那片他再也看不见了的冬日的天空。孩子站在他养父的身边，他过去所坚信的一切，他视为永恒不变的规范和秩序都在狂乱和疑惑中被撕得粉碎。
“但是爱呢，真爱，任何可以能与你对我的感情相称的情感呢？……没有，我感觉不到。你最好是恨我。”
“就在那最后一夜，在歌剧院下面湖边黑暗的地下室，我真的吓坏了，我真怕自己会被吓死。而当所有一切发生……的时候，我已经半昏厥过去了。当你饶恕了我和拉乌尔，再一次消失在黑暗中时，我以为我再也不会见到你了。我那时就已经觉得你对我的一切，最好还是都完了的好，我对你的感觉无非是对被拒绝者的一种怜悯和体恤，你只会让我感到畏惧。
我看过在贝尔维尼医院停尸桌上躺着的尸首，有些是已经在哈得孙河里泡了好几天；我也看过战死在欧洲战场上的士兵的尸首。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张面孔，像面具后露出来的这张那样恐怖。他只有下颌的一边的一部分，和双眼看起来像人，其他地方已经被完全毁容，而且很严重，看起来根本就不像人的脸。他默默地流着泪，眼泪从双眼中流出来，沿着他被毁容的脸颊慢慢地滑落。
后来，很久以后，而且已经太晚了，我又回到科尼岛一次，还和游乐场的小丑聊了一会。他让我看了他所记的一篇日记。那篇日记记录了那天当我在海岸边散步时，在魔镜迷宫中所发生的一切。如果我看了那篇日记，我本可以明白身边发生的一切，也可以阻止后来悲剧的发生。但是我并没有看小丑的那篇日记，而且我也没搞懂那三个拉丁词。
在公园门外，我注意到三辆各自分开停放的马车。一辆是华尔道夫－亚斯多里克饭店马车出租行里的有封闭车厢的马车，很明显子爵夫人和她儿子乘的就是这一辆。车夫坐在他的座位上，被冻得缩成一团。另一辆马车与这辆马车的规格相同，没有什么标志。不过，看这辆车的款式和它保养的状况，就知道一定是属于哪个有钱人或公司的。
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1947年3月。
但当我走到游乐场大门和魔镜迷宫之间的时候，一个身影突然出现了，好像是有些惊惶失措地朝我这边跑过来。他就是达吕斯。他是我拜访过的那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而公司真正的老板好像就是那个戴面具的神秘人物。我本以为他是冲着我跑过来的，但是他却径直从我身边冲了过去，仿佛我并不存在似的。他是从那间魔镜迷宫里跑出来的。当他从我身边擦肩而过时，他似乎喊了句什么，似乎不是对我喊的，倒像是对海风喊的。他喊的不是英语。即便我不知道它的意思，但我对词发音的听力还算比较好。所以我立即掏出一支铅笔，把我觉得自己听到的词都记了下来。
“我这一辈子，总是被人抛弃，被拒绝，饱尝了残酷和嘲弄的滋味。为什么……你很清楚。在多年前，只有那么一次，我曾经一时间认为我或许真的找到了爱。一种比苦海无边的生存更强烈、更温暖的感觉……”
那时，我正在和德尚尼子爵交谈。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他为他妻子的成功感到骄傲，那兴奋程度真让人难以置信；同时是他还为刚才见到了我们的总统而高兴不已。我的目光跨过他的肩膀，看着女主角走上台阶，来到门廊与那个人交谈起来。当时我已经开始觉得那个人就是“幽灵”。我断定就是他。除了他，不可能是别的人，他手里似乎掌握了她什么把柄。我当时还不知道他们相互认识。12年前，在巴黎。而且还不止于此。
她拼命地打听这只玩具音乐猴的来历。据我揣测，它一定是出自科尼岛的一个玩具店。两天后我们都来到了科尼岛，我担当他们一行人的导游。又一次，奇怪的事发生了；但同样，又一次，我并没有丝毫警觉。
在那年12月份，世界最著名的歌剧演唱家之一，德尚尼夫人将到纽约进行演出。她在新落成的歌剧院，即曼哈顿歌剧院开业的首场演出中大显明星的风采。3年后，曼哈顿歌剧院因经营不善停业。德尚尼夫人当时32岁，漂亮且极富魅力。和她一道来的还有她12岁的儿子，皮埃尔，一个女佣，以及她儿子的老师、爱尔兰神父乔·基尔弗勒。另外还有两个男秘书。12月3日，她在歌剧院进行首场演出，她提前6天抵达了纽约，她的丈夫并没有同时到达。她的丈夫由于要处理在诺曼底房产的问题而耽搁了，随后乘另一班船于2日抵达纽约。
我的心蹦蹦直跳。达吕斯一定正在公园里寻找，而如果孩子还在车上，那么他很可能就会找不到他。
那个男人还像以往那样戴着面具，但是一见他，我就感觉到他就是那个联邦军官。在歌剧院里，他和女主角一段完美的二重唱，让所有观众为之动容。这嗓音和他演唱时一模一样，但这却是我第一次听他说话。
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不用说，你们也都学得很累了。所以，我要利用后面剩余的这段时间，给你们讲一个故事。一个关于另一个故事的故事。不，在这个故事里，我并不是什么胜利的英雄，相反，这个故事讲的恰恰是我的失误。因为我当时很年轻，很草率，很莽撞，所以我并没有弄清我身边发生的一切，也没能理解我确确实实所目睹的一切。
我站在树篱后面，整个人都呆住了，一动也不能动。不管怎样，我感谢老天，我什么也不用做了。原本有些事我可以早些做的，但现在都已经太迟了，就是因为我看得。听得太多，而知道得太少。
在今天，对你们年轻人来说可能有些古怪，但那时候我们的穿着都相当的正规。年轻人需要始终都穿着黑色礼服，经常还要扎着领结，还有带着浆洗得挺硬的白色衬衣领和袖口。问题是，这就意味着一张长长的洗衣款账单，而对于依靠微薄工资过活的年轻人来说，根本无法负担。所以很多人穿戴的都是可以拆下来的明胶衣领和袖口。这样在晚上就可以把它们拆下来，用一块湿布把它们擦干净就是了。因为我的便笺簿装在夹克口袋里，所以我把那个达吕斯喊的话，就记在了我的左袖口上。
新闻工具也是一种力量。使用不当的话，这就会成为独断专行的权力；使用适当谨慎的话，它就成了整个社会的一种需求；没有它，任何社会也无法繁荣，无法幸存延续。同时，这也就为我们引出了我要讲的第四种品质：加入幕后统治集团永远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我们要防止通过牵强附会的密切接触，而实质性地融入权势集团。在民主社会，我们的工作就是去调查，去揭示，去核对，去披露，去怀疑，去质询。我们的工作就是去怀疑，直到自己所听到的一切被证明是事实时，我们才可以相信它。因为我们有这项权力，所以我们身边会围满杂七杂八的江湖郎中、骗子、庸医、卖蛇油的商人——在金融、商业、工业、娱乐界这些人比比皆是，而在政治界则更甚。
在离我不到10码远的两棵大灌木之间，蹲着一个人影，整个人都几乎隐没在了树影之中。他穿了一身黑，但是我一眼就看到了他苍白的脸。在他的手里握着一个带长管的东西。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张嘴大叫，要他们小心，但是已经太晚了。随后的一切发生得太快了，为了要给你们说清楚，我不得不放慢节奏。
那个在科尼岛，从我身边跑过的疯子要威胁的并不是女主角，而是她的儿子。但是，到现在还有一个谜团。那个达吕斯，即使他痴心妄想去继承他老板的财产，又为什么要去杀害这对法国夫妇无辜的儿子呢？马车在几乎空荡荡的百老汇大街奔驰，然后向东拐，驶出布鲁克林。一线曙光把天空染成了粉红色。我们到达了炮台公园在斯达特大道上的正门。神父随即跳下车，跑进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