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记载也许有点儿讽刺意味，反映新法党争激烈时，使多少人放弃头脑不用，凡事只是人云亦云，为的是可谋衣食！应声虫自然是一种抽象生物，不至于为昆虫学者收入昆虫谱的。但到近年来，社会各方面却似乎有不少人已害了这种病。尤其是知识分子，一得这种病后，不仅容易传染及妻儿子女，且能延及过往亲朋，同事，师友。害病的特征为头脑硬化，情感凝固。凡事不论大小，都不大思索，不用理智判断是非。而习于人云亦云，随声附和。对任何强有力者，都特别恭顺敬畏，不触忌讳。此种唯诺依违，且若寄托一种高尚理想。雷丸是否能治这种病，还没有人试验过。不过可以猜想而知的，即雷丸或其他药物，纵对于这种时代流行传染病能防止，能治疗，患病者却未必乐意受治疗。事正相反，说不定还希望其有更大传染性，能做迅速而普遍传染，由家人，亲友，慢慢扩大，至于那个多数，便于从多数发生所谓政治影响。患病的大致可分两种：一种是年过四十，受过高等教育学，有专长，透熟人情世故，带点虚伪做作情形害下去的；一种是年在二十左右，性情单纯热忱，在心理上属于青春期年龄，结合了求偶情绪与宗教迷信，本来应当十分激进，但因传染此病，而萎靡不振，因之缠绵下去的。二十岁左右受此传染病的，又可分两种：一种待找出路分子，一为小有产者子弟。传染最厉害的，还是找出路分子。对强权特别拥护崇拜，对财富尤所倾心，传染者既多，且于不知不觉间便形成一种特殊势力，影响到各方面，尤其是有助于巧取豪夺强权的扩大，以及腐败发霉社会的继续。更直接的自然还是影响其本人社会地位以及日常生活。用之于人，虽未必有牛黄、马宝治疗之效果，但亦可以使许多人逐渐四平八稳，少年老成，麻木低能，凡神经兴奋之行为决不参加，凡增加纷乱之事决不介入。然或有好事者说，“这是应声虫作怪，得治疗，不治将做普遍传染，使社会上中层分子有集团头脑硬化现象，对国家民族十分危险”。患病的，或有知，或无知，必一例觉得这人好事可恶，且别有用心。尤其是如涉及四十岁以上的病状，以为近于虚伪顽固懦弱自私，二十岁左右将有成为工具可能时，必特别不愉快。这有原因。只因为贫而无他技者，能听这种病延续下去，所有好处，即比千年前还多。如劝他想法治疗，等于破他的财门。至于富而无他技者，即正可因之巩固已有权势，或增加左右时局地位，满足更大欲望。然尤其有意义，有作用，或尚为不贫不富那个知识阶级，若知所以附会于这病状中，在写社论、做公开演讲，表明放弃头脑阿谀势力为人类新道德时，实有不可思议之好处。
元冁然子作《拊掌录》，记欧阳修与人行酒令，大有意思。
又《拊掌录》记海贼郑广作诗事云：
“细腰宫院子”的庄季裕所著《鸡肋编》说的绍兴建炎时事相互映照。当时人云：“欲得富，赶著行在卖酒醋。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语气虽鄙俚不文，不仅是当时现实主义者动人的警句，且超越历史，简直有点永久性。用作抗战后方某一些为富不仁的人物，胜利后来收复区办接收的人物，以及戴罪立功的某种人物，岂不是恰恰如烧饼歌，不必注解也明明白白？
余始未以为信，其后至长汀，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环而观之者众，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谢曰：“某贫无他技，所以求衣食于人者，唯藉此耳。”
范正敏《遁斋闲览》，有一条记应声虫，认为是一种传染性的怪病。医药故事，即尝引用到它。
至于在陪都或首都，卖酒、醋的，虽不闻发大财，但在某院长时代，穿老棉鞋、棉袄坐庄号卖酒醋的同乡，入国家银行的实已不少。更有意义的，或者还应数一些读“子曰”的仲尼弟子，平时道貌俨然，常用“仲尼不死，颜回复生”方式于师生间此唱彼和，随时随地做“传道统非我其谁”的宣示。时移世易，即暂时放下东方圣人不语怪力乱神之旨，将西方活佛一套秘法魔术，拿来使用，先于夫妇友朋间宣扬赞叹，旋即公开为人画符念咒，看鬼驱魔，且不妨定下规章，酌量收取法施，增加银行存款。有江充、马道婆行巫蛊之利，而无造谣惑众灭门焚身之忧。较之卖酒、醋，少用本钱，杀人放火少担恐惧，亦可谓深明“易”道矣。这种知识阶级和应声虫关系不多，和磕头虫却有点渊源。因红衣大法师所有秘法，必由磕头万千而传也。如有人眼见昆明方面大学教授、男女留学生向西藏法师磕头情况，必对“人生”和“教育”引起一极离奇的感印。
历史循环虽若莫须有，历史复演则在一个历史过于绵长的国家，似乎无从避免。无怪乎饱读旧事的吴稚老，总说旧书读不得。其意当不在担心有人迷醉于章句间，食古不化，不知“现在”为何事。或许倒是恐怕有些人太明白现实；将诸子纵横之术，与巫蛊魅惑之方，同冶一炉时，这个国家明日实不大好办！
余友刘伯時，尝见淮西士人杨勔，自言中年得异疾，每发言应答，腹中辄有小声效之。数年间，其声浸大。有道士见之，惊曰：“此应声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读《本草》，遇虫所不应者，当取服之。”勔如言，读草本至雷丸，虫忽无声。乃顿饵数粒，遂愈。
“充军”虽已成一古典名词，只在旧戏文、小说中间或还可见到。至于“徒以上”罪，则至今似尚好好保留，随时可以使用。事在今日，若有人行这个酒令时，实不必如何苦思，只要口中轻轻地说，“人云亦云，是应声虫”，即可罪名成立。因到处都有应声虫，话语顺风吹去，自然即有人觉得是刺中了他。这种人，高一级的大多是四十五十而无闻，治学问弄事业一无特别成就，静极思动，忽然若有所悟，向虚空随手一捞，捉住一应声虫咽入腹中，于是从伙儿伴儿中，做点不花本钱的买卖。大之即可在此脆弱社会中，取得信托与尊重，忽俨然成为社会中要人，或某要人新器重的分子。小之亦可从而润点小油水，比如说，……事实虽如此如彼，却千万说不得，偶尔提及，即不免触犯忌讳。古人说“察渊鱼者不祥”，从这句话使人想起二千年前哲人警告的意味深长。“莫踬于山，而踬于垤。”世界上固尝有愚人所做的小小狡狯，有时会使巨人摔一跤，且即从此不再爬起的。而愚人之行为，通常即反映患应声虫者之病入膏肓，事极显明。
一个习惯于“情绪体操”的作者，服侍文字，必觉得比服侍女人还容易得多。
欧阳公与人行酒令，各作诗两句，须犯“徒以上”罪者。一人曰：“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一人曰：“持刀逼寡妇，下海劫人船。”欧云：“酒粘衫袖重，花压帽檐偏。”或讶而问之。公曰：“此时‘徒以上’，罪亦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