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个月来，因我写了点小文章，被另外一位笔名先生当作题目批判了若干次以后，得到许多的信。信件大致可以分作两类：一是少数熟人的，总说争不了事，这和国家情形一样，还是听命扫荡吧；一是陌生人和读者的，倒奇怪在名分下我有不少副刊，事实上帮手怕也不少，怎不来个笔战？我得谢谢这些朋友的好意，并谢谢给我把批判文章寄来的两位。批判文章做得很好，有立场，站地步，而又观点正确。且于雄赳赳之中还保留点点客气，又会断章取义不求甚解地附会其词，若配合什么会的举行，可以说绝妙宣传。这一来，沈从文简直被打倒了。但是照某兄所说，又像是沈从文早就落伍而倒多日了。极奇怪的倒是我什么时候又起来过？因为照我记忆所及，民十五年时刚学习执笔，就被一伙在北平的什么社员倒过，我自己就不曾料到。民十八在上海，又被一团体指定一某兄由检讨而扬弃过，且宣布必倒。我也想不出这检讨是什么意义。到二十三年，又被一群生力军战战。三十年左右，桂林又有一些远距离扫荡。三十四五年在昆明，又有些近距离扫荡。一共约二十年光景，次数不为不多，而且照例是团体性，再加上一堆文坛消息，不可谓不实力雄厚。我这一面呢，照理说，老是居于劣势。真不免让那些好朋友代为担心！不过，事情也奇怪，二十年已成过去，好些人都消失了，或做了官，或做了商。更有意义的，是其中有两个还做了我的朋友，都是真有批评能力，且写过批评集的。我倒很希望他们还有兴致，再来批判我新写的一切作品，可是已停笔了。我还是我，原来无从属，单人独马用这支笔来写点小说，从学习讨经验，求有以自见，现在还是如此。想起来真不免使人感慨系之！因为在我自己，对工作态度二十年变得似乎极少，但批判的笔却换了四五代了。而且所以受批判，倒又简单，我很恼怒了一些人。我的不入帮态度，有时近于拆台，我的意见又近于不喝彩，而我的写作恰恰又“都要不得”。这个批语，且可能是从不看我作品的人说的。这也正见出中国文坛的一鳞一爪。什么文坛？不过是现代政治下一个缩影罢了。只见有集团的独霸企业而已。然而和政治稍稍不同处，即有野心文坛独霸企图而已。然而和政治稍稍不同处，为的是二十三十人固然可以产生个委员，或部长，更多些人还可以产生个罗马帝国，可是一首七言绝句呢，却要一个人用脑子来产生的。文坛中，不仅有作者，也还有个读者。不仅有读标语而感动十分的人，也还有拈斤簸两把作品从文学史上衡量得失的人。有欢喜开会的作家，也有不欢喜出风头的作家。我们不是说要“民主”吗？这里就正有个民主，一面应容许相异，不同，而又能以个人为单位，竞争表现，在运动规则内争表现。不过，这种民主制度对某一些人当然就不大顺利，因之扫荡随来。所以分析起来，这雄赳赳中其实也就有懦怯，恰恰和另外那个战争中有懦怯一样，不敢单独接受工作正面所课的责任，于是出以集团攻击。文字既然不过一种工具，那么，涉及批判，什么话不好说？所以话说得险而狠，可以说是必要的。不过既有二十年低头从事不做官的作者，也自然还有不信官的读者。所以文坛到底又还有点民主，虽然这正是另外一些人所不要的！扫荡者的文章，倒要附于被扫荡者集中，方能存在，是无可奈何的。记得《益世报·文学周刊》第一期上，编者即有个声明，刊物是对报纸、对读者、对作者要有个交代，不用作个人利益企图和热闹笔战时，所以现在还是要守住这个原则。我只说说批判者文章中串贯不来处和错误原因。
伟大作品的产生，不在作家如何聪明，如何骄傲，如何自以为伟大，与如何善于标榜成名，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家“诚实”地去做。
法西斯老板慕索里尼被民众捉住时，对那个围困他的一群意大利人民说：“你放了我，拥护我，我保可以给你们一个崭新的罗马帝国。”话说得很动人，但是大家不相信，他就完了。若相信，他就可以在拥戴中重新爬起。至于那个大帝国，过三年五载，能不能实现，那另是一问题。到时，他可以说，因如此如彼不能实现，照例有话可说。并且事实上也不会有人会去追问这个预言的兑现。
若有人认为，作家的笔必由政党调遣，那无妨各行其是。我的理由却极简单，这是两种工作。从政治家或伟人看，一千人进军罗马，即可产生一个帝国。从作家看，他那个四千字的小说或一首诗，实在只有他的头脑和手才能产生。一个帝国固然伟大，然而说到经久时，有时又似乎还敌不过一首七言诗。文学作家归入宣传部做职员，这是现代政治的悲剧。引引俄国事例统治管理来驳我的，回过头来看看那个自由一些国家的成就。我们作家不是在争“自由”，争“民主”？文学上的自由和民主，绝不是去掉那边限制让我再来统治。民主在任何一时的解释，都包含一个自由竞争的原则，用成就和读者对面、和历史对面的原则。并且政党要领袖，要拥护，而且容许用一切不大合乎真实的手段做宣传，争取或巩固地位。文学的民主却不需要也不容许这些。文学涉于创作。没有什么人在作品以外能控制他人的权利，刚用笔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作品和老牌竞争，而且永远也在竞争中。这种竞争尽管十分不同，正由于不同，即带来进步。真的进步是由此而来，不是由竞选……
可是，说这个话的若是一个作家，比如说，下巴颏生有长长的胡子那一位托尔斯泰吧，在沙皇向人民宣称德惠，大家都信以为真时，他却向俄罗斯人说：“列位，拥护我，爱我，投我一票，信托，跟我走，我明年写一部《战争与和平》给你们。”大家却会考虑一会儿，不大相信。也许会有人那么说：“托尔斯泰伯爵，你最好还是先写出来，我们再拥护吧。”万一时间已到了二十世纪，俄国政治社会组织已变了，说话的是高尔基，人民客气一点，也许会说：“高尔基先生，我很相信你的话，要写可一定要有你上次出版的那本好！”相信也是有条件的。他曾经写过几本书，取得人民信托，得到成功。这事，到中国也怕差不多。因为这是文学。
文学家不能空口说谎。任何伟大文学家，卖了预约的书，必得到时出版。而读者又还有权利和自由来批评这个作品好坏，批评得好不好，意见不受作者拘束。一个政治家，受无理攻击，他会起诉，会压迫出版者关门歇业，会派军警将人捉去杀头。一个作家呢，他只笑笑。因为，一个人的演说，或一千个人的呐喊鼓噪，可以推翻尼罗王的政权，或一个帝国，可不闻有一篇批评或一堆不可靠文坛消息把托尔斯泰葬送。
这是政治。政治艺术就在这点上，权变第一。世界历史上就有许多政治家伟人，在大群人民中，或较小一群的议员中，用各种预约，得到个人成功，无害其为伟大。罗斯福和共和党要人竞选总统时，史塔林和人竞争党书记时，都不免要有那么一手。现代社会，不仅容许一个政治家对本国人如此说点谎话，若对于另一国家时，似乎还容许说更多的谎话！纵横捭阖之术，是一个政治家的本钱，也是一个外交家的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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