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从一般物质上着眼，人类的进步便很显然地陈列于吾人面前。但从理性方面说来，则所谓人类，现在活着的比一千年前活着的人，究竟有何不同处？是不是也一般地有了多少进步？说及时，实在令人觉得极可怀疑。
消息为本地村长知道后，赶忙稳住了乡下人，要他们莫即搬家，等他到国王处去看看，是不是能够为他们想得出一个更好办法。村长见过国王，禀明来意时，那国王就说：“嫌路太远，我明白了。如今我下一个命令，把三十里改为十五里，路程减半，不应当再说什么了？”（照例世界上最颟顸国王，对于小民这样玩把戏说谎，总是极在行的。）村长便把国王的话转述给乡下人。乡下人头脑简单，以为因此一来，三十里的路程当真已缩短一半，故全体皆十分欢喜，就再不做迁移打算了。他们并且对于国王所给的恩惠，十分感谢。为了表示这点感谢，各人便在额角刻了“永作顺民”四个字。
事实上是古今做平民的，生活态度与观念皆由于为一个天生懒于思索、容易被骗的弱点所控制，照例只注意到自己今天能不能活，不大注意明天。且同时只把善于解释政策的首领当成最可靠的首领，并不追究政策的得失。故所谓理性的进步，从某一点说来，我们不过指的是，现在的无冕国王，已无方法派遣知识阶级挑水，同时，在任何人的额角上，看不出刻过什么显明记号而已。
过去的人把命运和权力全交给了天，国王既称天，就有权柄任意处置一切。故做帝王的若本领好了，能负责，肯做事，一切又处置得极其公平，大家就有福同享；国王若是个脓包，不能做事，或是个艺术家，不会做事，这一国秩序，为军人与政客弄坏，于是就有了党争同战事。党争结果，常是把若干正派的人加以放逐与杀戮，战争则战事一延长，人民担当了那个生灵涂炭的命运，无数的生命，以及由于无数代生命思索与劳作积聚而成的一点点文化，便一股脑为革命毁了。现在的人民呢，虽仍然把权力交给执政者，却因为知识进步了些，对于一国未来的命运，似乎常常见得十分关切。尤其是号称“知识阶级”的读书人，多知道了些事情，总特别盼望自己所在的国家好些，国家局面乱糟糟到不成个样子，他们心里是不舒服的。若我们想找寻一种理性发达的人作为代表，把这类人拿来备数，自然太合适了。
这故事说明，一千四百年前，已有人感觉这些缺少理性的乡下人，愚蠢得如何可笑，可怜，故特别记下来，为后世启蒙发愚之用。当时的人，虽能说出这样故事，且明白了一个国王并不能够把原本三十里的路程缩作十五里，但在当时，便依然有许多事受那时的国王欺骗，同时对于国王这个名称，也毫无一人对于它的存在有所怀疑的。现在就事论事，则一切已大不相同：第一件事，国王的名称已为一些人用文字、嘴舌、力和血，把它除掉，同时，附属于那个名分下的许多坏处也没有了；第二件事，即或有国王的地方，住在离国都三十里的乡下人，已不必为国王轮流挑水了；第三件事，国王或代替国王而来的执政者，在募捐、借公债以及其他遣派国民有所担负，应向国民说话时，也再不能用命令缩短里数一类简单方法取信于民了。这三种事似乎皆可证明属于人类理性的进步，是一种确定的事实。
世界上做国王的，大都相差不远。他的天下若从马上得来，则莫不粗暴如同一个屠户；他的天下若从爸爸传来，则又莫不糊涂得同傻瓜一样。
也有人说，使多数读书人，能够各自在职业上与嗜好上得到了生存的兴味，安分自守，不乱说话，泰然坦然地吃肉喝汤，打发每个日子下去，是一种国家希望进步需要秩序时必不可少的基础。故几年来知识阶级的沉静处与颓废处，据他们的自辩，与乐观主义者或糊涂蛋代为说明，莫不皆以为这是国家一切事业渐上轨道的象征。其实假若这类人最低的理性，还可以许他们明白“统治者假若永远是一群大小军人，日以抽收烟捐添购枪械为事，一群油滑政客，只会因循苟且，支持现状，一遇应当向国民说谎时，就糊涂乱说一阵，本身只是个军阀的清客，国家由这种人来处置，国家既无法持久，秩序进步也永远得不到”。那么，这类书生的生活与观念，或者也许就稍稍不同一点了。
有个小小村落，距离国王的都城约三十里。既已聚集成村，自然就住了些顺民。所有男女老幼，皆在四季中各尽手足之力，耕田织布为活。也按时缴纳捐款，照习惯唱戏、求雨、杀猪、敬神。照本性哭、笑、相骂或赌咒。那村中有一井水，味道极美，无意中被一个专向国王讨好的人发现后，就把那井水舀上一桶，献给国王。
假若我们承认了理性也有进步的可能，想取例来说明它，一个写故事的人，自然还是引用个故事较为方便。一千四百年前，中国就有那么一个故事：
罗马的灭亡不是一天一月的事，就正因为它的成立也绝不是一天一月的事。坏的坏下来若已几十年，要它好，就自然也得这个数目。但一般人的感情或理性，却常常不许他们对“时间”这种东西有何认识。譬如在中国，提到“国家政治制度的不良”“民族牺牲的消灭”，以及类乎此等问题时，一般人对于这些问题所引起的忧虑，忧虑中便从无时间的概念在内。故一切改良的企图，也常常不把必需的时间安排进去。若这种对于“时间”的疏忽处可称为天真，那么，中国读书人的天真，实在比任何种人皆多一些！正好像人人皆太天真了点，譬如国家积弱数十年，努力图自强，应当二十年才有小小希望的，一个执政者若老老实实把这个数目告给一般人，且在这个必需的时间中计划一切，则这领袖除准备下野以外，别无其他办法。这人下野了，代替而来的，必是个善于说话，在谈话中能把二十年的时间减至最小期间的人。本来需要十年的，执政者若说：“这件事至多需要三年，一切便可弄好。”只需要执政者把话说得极其得体，语气又漂亮从容，对国运怀了过分关切的读书人，就会很快乐，那么自作安慰：“这好了，我们有了个好领袖，国家命运有了转机，知识阶级的出路全有保障了。”事实上，则这些人所注重的，或不是“民族出路”的保障，而是“知识阶级”出路的保障。所谓读书人，学上古史，西洋文学，中国文学，政治，艺术，哲学，……这一类少数的人，照例是欢喜发表意见，同时也欢喜发点牢骚的。这一类社会上的中坚人物，既从自己职业上得到了生儿育女生活的凭借，又从一国领袖处得到了一份说谎的安慰后，便会各自去做应做的事情：或收集点古物，或到处托人去打听会做饭菜的厨子，或年近半百，尚怀了童心去学习跳舞，或终日无事，便各处去转述点谣言，再也不过问这个置身所在的国家一切命运了。这些人，虽头上不能发现什么刻好的记号，也从不为国王挑水，但这种人的天真与理性，是无从并存于同一头脑中的。
不过，也正因为有了这类仿佛理性充分发达的人，成为社会的中坚分子，人类理性真的是否进步，进步了对于一个民族又还有些什么益处，倒又成为可商量的问题了。
合于“人权”的自私心扩张，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它实在是一切现代文明的种子。
这国王应属于第二种人。第一次觉得井水极好，于是就下了一个上谕，指定那村中百姓，每天轮流派出一人，尽力所及，把水挑到京城里去。国王为了一点点水，还那么认真，照例还算是那个村中百姓的光荣。但为了这样一担井水，村子里每天便应当有一个人来回走六十里路，这人别的事自然皆不能做了。国王命令既无法反对，遵照命令又实在太折磨了那村子里的送水人，因此大家就常有怨言，且暗地里商量，讨论出一个最好的办法，来逃避这差事。办法只是各人离开这个小小村落，各到别地方去谋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