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你在这里，”他说。
“亨利·詹姆斯是个有教养的人吗？”
“我没有看到，”我说。“你干吗要不睬他？”
“是的，”我说。“我肯定。舞厅的主人有一辆出租车，碰到我得乘飞机时，他总会开车送我去机场，而去机场之前我们会在舞厅的白铁皮吧台边待一会儿，摸黑喝上一杯白葡萄酒。”
〔4〕 大众舞厅（Bal Musette）是用手风琴伴奏的一种舞厅。
〔6〕 奥伊达为英国女作家玛丽·路易丝·德拉拉梅（Marie Louise de la Ramée, 1839—1908）的笔名，著有大量传奇小说，很多以欧洲大陆为背景，晚年长期侨居佛罗伦萨，写了好些关于意大利农民的小说。
“当然不是。”
“不一定那样，”福特说。
〔2〕 布莱斯·桑德拉尔（Blaise Cendrars, 1887—1961），瑞士法语诗人，在诗歌和随笔方面大胆创新。
〔11〕 菲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英国剧作家、小说家，长篇小说《弃儿汤姆·琼斯》为他的代表作。
“那是希拉里·贝洛克，”我对朋友说。“福特今天下午在这里待过，给了他一个‘假装没看见’。”
“是的，你是这样。你需要多出来活动活动。我顺便来看你，想邀你参加我们在那有趣的大众舞厅〔4〕举行的小型晚会，舞厅离壕沟外护墙广场很近，就在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路上。”
丁香园一度是一家诗人们或多或少地定期聚会的咖啡馆，而最后一位露面的主要诗人是保罗·福尔〔1〕，他的作品我从未读过。但在那里我见过的唯一一位诗人是布莱斯·桑德拉尔〔2〕，脸上带着拳击手的伤痕，一只空袖子用别针向上别着，他用那只完好的手卷着香烟。他喝得不太多的时候是个很好的伙伴，当时他说起谎来，可要比许多人讲真实的故事更有趣。可是他是那时上丁香园来的唯一的诗人，而我只在那里见过他一次。丁香园的顾客多半是上了年纪、留着胡须、穿着旧的讲究衣服的人，他们带了妻子或者情妇一起来，上衣的翻领上佩着荣誉军团的细条红绶带，有的没有。我们怀着希望把他们当作是科学家或学者，他们坐着喝一杯开胃酒，几乎跟那些穿着较寒伧、襟前佩着学院棕榈叶荣誉勋章的紫色绶带、带了他们的妻子或情妇来喝牛奶咖啡的人坐的时间一样长，但是那紫色绶带跟法兰西学院毫不相干，我们认为那只说明他们是教授或讲师。
“你是个有教养的人吗？”
“别傻蛋了，”我的朋友说。“他是阿莱斯特·克劳利〔14〕，那个施妖术魔法的人。他堪称世间最邪恶的人物。”
〔9〕 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英国政府委任为威尔士团队的军官，在法国服过役。
我想如果贝洛克在我们的桌前停下来，那会是一件愉快的事，这样我就可以认识他了。因为遇到了福特，这天下午给糟蹋了，但是我想贝洛克本该使这种情况有所改善的。
“是我原来要的，”福特纠正道。
我很快呷了一口白兰地。
“我可从来就不喜欢乘飞机，”福特说。“你和你妻子准备好星期六晚上去大众舞厅吧。那儿挺愉快的。我给你画一张地图，这样你就能找到了。我是非常偶然才发现的。”
“当然不是，亲爱的老弟。谁说过这样的话？”
“很高兴你能感兴趣，”福特说。“我来陪你喝一杯兑水的白兰地再走。”
“那就非常怪啦。我这一生从未告诉过任何人。”
“没有门牌号码，”福特说。“可要是你能找到壕沟外护墙广场，就能找到那个地方。”
侍者站在那儿，福特就对他说要一杯尚贝里黑茶藨子酒。那侍者又高又瘦，头顶已秃，有几绺头发滑溜溜地盖在上面，他蓄了两撇浓密的老式龙骑兵小胡子，他重复说了一遍福特要的酒。
“差不离啦。”
“约翰·邓恩〔13〕呢？”
“一个有教养的人，”福特解释说，“经常会对一个无赖不理不睬。”
注释
“你看见我不理睬他吗？”福特说。“你确实看见我没有理睬他吗？”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对任何没有参加过大战的人一概不表信任，但是我们也不完全信任任何一个人，人们对桑德拉尔非常反感，认为他大可不必对他那只失去的臂膀那么炫耀。我很高兴他下午很早就到丁香园来，那时那些常客还没有来到。
“什么样的人才是无赖呢？”我问道。“是不是人们得把他揍得死去活来的那种人？”
“当然不是，”福特说。“他是美国人嘛。”
“没有。你不理睬的是谁啊？”
“不要紧，让，”我说。“这白兰地我要了。去给先生拿他现在要的酒来。”
“这听起来挺复杂，”我说。“那我是不是个有教养的人？”
“你可能当时并不知道，也可能这家伙后来才变成无赖的。”
“可能是。”
“多怪啊。你肯定是这样吗？”
这时，有个面色颇为憔悴的男人披着斗篷在人行道上走过去，他偕同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向我们的桌子瞥了一眼，然后转过眼去，继续沿着林荫大道走去。
“给先生来一杯兑水的优质白兰地，”侍者进一步肯定客人要的酒。
〔13〕 邓恩（John Donne, 1572—1631），英国玄学派诗人的代表。所作诗歌分为宗教诗与爱情诗两部分。1621年任圣保罗大教堂的住持。
“在意大利人家可能会把你看成是个有教养的人，”福特宽宏大度地说。
“贝洛克〔5〕，”福特说，“我确实给了他一个不理不睬！”
〔5〕 贝洛克（Hilaire Belloc, 1870—1953），英国诗人、史学家，英国现代散文大师之一。作品有《韵文和十四行诗》、《英国史》四卷、《诺纳号的巡航》等。他是玛丽·贝洛克·朗兹的弟弟。
“谢谢你的好意，”我说。
“你告诉过我了，”我说。
我又喝了一大口酒。侍者送来了福特要的酒，福特纠正他说，“不是白兰地加苏打水，”他提醒他，但口气很严峻。“我要的是尚贝里味美思酒加黑茶藨子酒。”
〔12〕 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 1564—1593），英国伊丽莎白王朝的诗人、剧作家，与莎士比亚同时代，剧作有《浮士德博士》、《马耳他的犹太人》等。
这天傍晚，我正坐在丁香园外面的一张桌子边，注视着树木和建筑上的光线在变化，还有在外面那两条林荫大道上缓缓走过的马群。我身后的那道咖啡馆的门打开了，在我右边有个男人走出来，走到我的桌边。
“我这一生曾花了好多年工夫劝人们该用仁慈的方式屠宰那些牲畜，”他说。
“马洛〔12〕呢？”
“有千万条充足的理由，”福特说。“可我确实给了他一个不理不睬！”
“讲得真有趣，”我说。
另有一些是住在本地区的人，他们也上丁香园咖啡馆来，他们中间有些人在上衣翻领上佩着十字军功章的绶带，也有别的一些人佩着军功奖章的黄绿两色的绶带，我注意到他们多么巧妙地克服因失去了胳臂或大腿而引起的困难，看出他们的人造眼球的质量如何和他们伤残的脸面被补救到什么程度。在这种复原到相当程度的脸上总有一抹几乎像彩虹色那样的光泽，有点像一条压得很结实的滑雪斜道的反光，而我们对这些顾客比对那些学者或教授更为尊敬，尽管后者可能在军队服役中也有过出色的表现，但是没有失去手足。
“技术上说或许是吧。”
“告诉我，一个人为什么要不睬人？”我问他。直到那时，我一直以为这是只有在奥伊达〔6〕的小说里才干的事。我还没能读到一部奥伊达写的小说。即使在瑞士的一个滑雪胜地，当潮湿的南风刮起，读物已经看完，只剩下一些战前的陶赫尼茨版〔7〕的书籍的时候。但是我从第六感觉肯定，在她写的那些小说里，人们是互相不理睬对方的。
“你为什么要喝白兰地？”福特问我。“难道你不知道开始喝白兰地对一个年轻作家是致命的吗？”
“不。来一杯兑水的优质白兰地吧，”福特说。
“那你干吗跟我在一起喝酒？”
“那我不是个无赖啰？”
“对不起，”我说。
〔14〕 克劳利（Alestiar Crowley）是当时著名的能施魔法的巫师，据说是古代异教徒的巫术的继承者。
〔1〕 保罗·福尔（Paul Fort, 1872—1960），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曾创作大量歌谣。
“我可能会变成个无赖，”我沮丧地说。“白兰地跟什么酒都喝。特罗洛普〔10〕的小说里的哈里·霍普斯珀勋爵就是这样给毁的。告诉我，特罗洛普可是个有教养的人？”
他彻头彻尾地觉得快活。我从未见过贝洛克，也不认为他刚才看到了我们。他看起来像一个正在想什么心事的人，几乎只是无意识地朝桌子瞥了一眼。我感到很不舒服，福特居然对他这样粗鲁，而我就像一个刚开始接受教育的年轻人，对他作为一位老作家怀有很高的敬意。这种事情如今是不可理解的了，但在那时却是稀松平常的事。
“那么你只能对跟你处于平等地位的熟人不加理睬，是吗？”我追问道。
“可能有两种看法。可是我的看法只有一种。”
“可以跟你一起坐吗？”他问道，一面坐了下来，一双眼睛在毫无血色的眼皮和淡淡的眉毛下面显出一种褪了色的蓝色，正望着林荫大道。
“他是一个牧师。”
“当然不是。”
这些人把丁香园变成了一家很惬意的咖啡馆，由于他们都互相关心，关心喝的什么酒或者咖啡，或者泡制的什么饮料，关心那些夹在木条报夹中的报刊，所以没有人在这里炫耀自己。
“那自然啰。我持有英王陛下的委任〔9〕。”
“我不常喝白兰地，”我说。我这时正在回想埃兹拉·庞德对我谈起的关于福特的那些话：我决不能对他粗鲁，我必须记住，他只是在很疲惫的时候才说谎，但他确实是个好作家，而且遭遇过很多家庭烦恼。我竭力回想这些事情，但是福特本人那副沉重的、呼哧呼哧喘着气的令人不齿的架势，就在我伸手可摸到的地方，使我难以容忍。但我还是勉力为之。
“我想我没有。”
“你来一杯好吗？”
“我记得很清楚。”
“一个人怎么会结识无赖呢？”
“我跟你一起喝酒是把你看作一个有前途的青年作家。事实上把你看作一个同行。”
〔7〕 德国人卡尔·陶赫尼茨（Karl Tauchnitz, 1761—1836）于1796年在莱比锡建印刷厂，印刷出版古典文学作品，后由其子继承，刊行英文版的英美作家丛书，以小开本的纸面本形式大量发行，买有版权，注明只能在欧洲大陆发行，对普及英语作品起了很大作用。
“它就在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路74号的楼下，”我说。“我当时住在三楼。”
“自然哪。”
“你怎么这样闷闷不乐，”他说。
“菲尔丁〔11〕是吗？他可是个法官。”
“在你最近这次来巴黎之前，我在那那那那儿的楼上住过两年。”
“迈伦·提·赫里克〔8〕呢？”
“也许约翰·奎因能，”福特解释说，“你们的那些大使中间的一个。”
“一个有教养的人不可能会结识一个粗鲁的人。”
〔8〕 赫里克（Myron T. Herrick, 1851—1929），美国律师、外交家，1912年起任驻法大使。
我总是尽可能不正眼看福特，而在一间关上门的屋子里，如果跟他挨得很近，我总是屏住了呼吸，但是这时是在露天，落叶沿着人行道从桌子我坐的这一边吹过他那一边，所以我好好地看了他一眼，觉得后悔，便朝林荫大道对面望去。光线又变了，可我没有注意是什么时候变的。我喝了一口酒，看看是否由于他的来到败坏了原来的味道，但味道仍然很好。
“他会不睬一个粗鲁的人吗？”我问道。
丁香园是我们住在乡村圣母院路113号锯木厂楼上那个套间时离我们最近的一家上好的咖啡馆，也是巴黎最好的咖啡馆之一。冬天咖啡馆里很温暖，在春天和秋天，一张张桌子放在人行道的树荫下，就在内伊元帅雕像的那一边，而在广场上，那些固定的方桌沿着林荫大道放在大遮篷下，这时坐在外面是非常惬意的。有两个侍者是我们的好朋友。圆顶和穹庐这两家咖啡馆的常客从不来丁香园。那里没有他们认识的人，要是他们来了，也没有人会注意他们。在那些日子里，许多人上蒙帕纳斯林荫大道和拉斯帕伊林荫大道相交的拐角上的那些咖啡馆去抛头露面，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指望在这种地方，能让专栏作家们每天报道他们的动态，作为他们希冀享有的不朽声名的替代物。
“根本不是，”福特说。
“难道美国人成不了有教养的人？”
〔3〕 福特原来的姓是休弗（Hueffer），1923年改为福特。
原来是福特·马多克斯·福特，他那时是这样称呼自己的〔3〕，他透过浓密的染色的八字胡沉重地喘着气，把身子挺得笔直，像一只能走动的、包装得很好的倒置的大酒桶。
“埃兹拉·庞德是个有教养的人吗？”我问道。
“你能肯定吗？”
〔10〕 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 1815—1882）为英国多产小说家，主要作品为以假想的巴塞特郡为背景的系列小说《巴塞特郡纪事》六卷。
“不。”
福特离开后，天黑了，我走到书报亭去买了一份《巴黎体育概览》，那是午后出版的赛马报的最后一版，报道奥特伊赛马场的比赛结果以及关于次日在昂吉安比赛的预告。侍者埃米尔已经接替了让的班，跑到桌前来看奥特伊马赛的最后结果。我有位难得到丁香园来的好朋友，这时来到桌边坐了下来，正当我那位朋友向埃米尔要一杯饮料的时候，那个面色憔悴、披着斗篷的男人跟身材高挑的女人在人行道上从我们身边经过。他向我们的桌子瞟了一下，接着便转过头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