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法把情况给他说清楚，茶房就说，“我会尽力弄一支来的。”
茶房送来两杯预防感冒的加酸汁的威士忌，我呷着我的那杯，劝司各特喝得慢一些。我担心他会得感冒，当时我明白了，要是他确实患上了糟糕的感冒，可能就必须住院了。但是那杯酒使他一时感觉十分惬意，对这次姗尔达和他结婚以来第一夜分居两处的灾难性的含意也不觉得不快了。最后他再也忍不住不给她打电话了，便穿上晨衣，下楼去拨通电话。
“有个有假贵族头衔的姑娘很无礼，还有那个跟她在一起的愚蠢的酒鬼。他们说是你的朋友。”
“是的。那我们去西班牙吧。”
“我会了解到一些关于迈克尔·阿伦的情况，如果我当时好好听的话，我还了解到一些情况，但还没有理出个头绪来。”
“没有，”我说。“我不知道这车没有顶篷。”
“你让他去办事给了他足够的小费没有？他们得了小费才办事。”
“真遗憾，”我说。“你家里没人告诉你我在这里吗？”
打电话要花一些时间，等他上楼来后不久，茶房又送来两杯加酸汁的双份威士忌。这是到那时为止我所见过的司各特喝得最多的一次，但是这几杯酒只使他生气勃勃，喜欢讲话，别无其他不良效果，于是他开始告诉我他和姗尔达共同生活的简略的经过。他告诉我怎样在大战期间第一次遇见她，接着失去她又重新把她赢了回来，谈到他们的结婚，接着谈到大约一年前在圣拉斐尔〔12〕发生的一段悲惨的事。他亲口告诉我这事的第一种说法是姗尔达跟一个法国海军飞行员爱上了，这确实是一则悲哀的故事，我相信这是一则真实的故事。后来他又告诉我这件事的另外几种说法，仿佛要考虑把这些说法写进小说中去，但是没有比第一种说法那样使人感到痛苦的，因此我始终相信第一种说法，尽管其中任何一种都可能是真实的。这事讲起来一次比一次更动人，但是都绝对不像第一种说法那样使你感到伤痛。
“我们的衣服不到明天早晨不会干，再说现在也没有什么快车了，”我说。“干吗你不好好休息，在床上吃点晚饭呢？”
那一天，我们因遇雨而不得不停车可能有十次之多。大都是短暂的阵雨，也有几次历时较长。如果我们有雨衣的话，在这春雨中驾车该是够惬意的。结果，我们寻找树荫躲雨或者在路边停车进咖啡馆。我们从里昂那家旅馆带来的冷餐非常出色：一只绝妙的块菌烤鸡、可口的面包和马空白葡萄酒，我们每次停车躲雨喝马空白葡萄酒时，司各特显得非常快活。到了马空，我又买了四瓶上好的葡萄酒，我们想喝时我就旋开瓶塞。
“司各特，”我说。“你没事吧？”
“搁在腋下，”我说，并把它夹在自己的腋下。
〔5〕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英国著名小说家，其代表作有《戴茜·密勒》和《一个妇人的肖像》等。
我那时很想结识他，因此埋头苦干了一整天后，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居然会到这里来，似乎使人感到非常奇妙，还有那位了不起的邓克·查普林，我过去从未听到过他的名字，可他现在成了我的好朋友。司各特一直讲个不停，由于他讲的话使我窘困——都是关于我的什么作品以及如何了不起等等——我便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只顾注意看而不去听他说什么。我们那时仍旧遵从这样的思想方法，认为当面恭维乃是公开的耻辱。司各特要了香槟酒，于是他和邓克·查普林和我三人，我记得，跟一些毫无价值的人一起喝起来。我看邓克或者我并不在仔细地听他的演讲，因为那不过是演讲而已，而我一直在观察司各特。他身体单薄，看起来情况不是非常好，他的脸微微有点虚胖。他穿的布罗克斯兄弟服装公司的套装很合身，他穿了一件领尖钉有饰扣的白衬衫，系了一根格尔德公司的领带。我想该告诉他我对这领带的意见，也许吧，因为在巴黎的确有英国人，也许有一个会走进这丁戈酒吧间——眼前这里就有两个——可是再一想，去它的，算了吧，便又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后来才知道那根领带原来是在罗马买的。
“我想他是懂得的。”
“是该这样。”
我告诉他肺部充血是肺炎的旧名称，他对我说我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而且绝对地错了。肺部充血是欧洲特有的一种疾病，即使我读过我父亲的那些医书，也不可能对此有任何了解，因为那些书中论述的疾病纯然是在美国才有的。我说我的父亲也曾在欧洲念过书。但是司各特解释说，肺部充血只是最近几年才在欧洲出现，我的父亲不可能对此有任何了解。他还解释说疾病在美国因地而异，如果我的父亲在纽约而不是在中西部行医，他就会熟悉一整套完全不同的疾病。他用了一整套这个词儿。
“我不知道。”我想变换话题。接着我想起了一件事。“他们为了你的领带才那么无礼的吗？”我问道。
他告诉我他跟他的妻子姗尔达因为气候恶劣不得不把他们的那辆雷诺牌小汽车丢在里昂，他问我是否愿意陪他一同乘火车去把那辆汽车领下然后同他一起把车子开回巴黎。菲茨杰拉德夫妇在离星形广场不远的蒂尔西特路14号租了一个带家具的套间。这时已是暮春时节，我想乡野正是一派大好风光，我们可以作一次极好的旅行。司各特似乎那么友好，那么通情达理，我已经注意到他喝了两满杯纯威士忌，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看他那么有魅力，表面看来神志正常，这使那天晚上在丁戈发生的事仿佛是一场不愉快的噩梦。所以我说愿意陪他一起去里昂，那他想什么时候动身呢？
最后我取出温度计，把它拿到台灯下。
“难道你只能弄到这样一支吗？”我问道。茶房进来时，司各特原先闭着眼睛，那神情看起来至少像茶花女那样濒临死亡的样子。我从没见过一个人脸上的血色消失得这么快，我不知道血都跑到哪儿去了。
我回到楼下，吃完晚餐，想着司各特。显然他不该再喝什么酒了，是我没有好好照料他。不论他喝什么，似乎对他都太刺激，接着便使他中毒，因此我打算下一天把酒类都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会跟他说我们这就要回巴黎了，我得节制一下以便从事写作。其实并非如此。我平时的节制办法是饭后决不喝酒，写作前不喝，写作时也不喝。我跑上楼去把所有的窗子都敞开，接着脱掉衣服，几乎一上床便呼呼入睡了。
电话尚未接通，我们的衣服就送来了。于是我们穿着好了，下楼去吃晚餐。这时司各特显得走路有点儿不稳了，他带着点儿好战的目光从眼角斜视着人们。我们叫了非常鲜美的蜗牛，先喝一瓶长颈大肚的弗勒利干红葡萄酒，等我们把蜗牛吃了差不多一半，司各特的电话接通了。他去了大约一个钟头，最后我把他剩下的蜗牛也吃了，用碎面包把黄油、蒜泥和欧芹酱全蘸来吃了，还喝光了那长颈大肚瓶的酒。等他回来了，我说我会再给他叫一些蜗牛来，他却说不想吃了。他想来些普通的东西。他不想要牛排，不想要牛肝或熏猪肉，也不想要煎蛋饼。他想吃鸡。我们中午已经吃过十分出色的冷鸡，但这里仍然是以美味的鸡飨客的地区，所以我们要了布雷斯〔13〕式烤小母鸡和一瓶蒙塔尼酒，那是这一带地方出产的一种清淡可口的白葡萄酒。司各特吃得极少，只慢慢呷着一杯葡萄酒。他两只手捧着头在桌边昏了过去。这动作很自然，没有一点演戏的样子，甚至看起来似乎他很小心，没有泼翻或者打碎什么东西。侍者和我扶他到他的房间，把他安放在床上，我脱下他的衣服，只剩下内衣，把衣服挂好，然后揭下床罩，盖在他的身上。我打开窗子，看到外面天已放晴，便让窗子开着。
我把他送到了家，随即乘出租车回到我在锯木厂的家里，见到我的妻子真是欣喜万分，我们就上丁香园咖啡馆去喝酒。我们像两个孩子分开了又相聚在一起那样快乐，我告诉她这次旅行的情况。
“那天晚上我在丁戈没有发什么病啊。我只是因为你们跟那些该死的英国佬在一起搞得我厌倦透了，才回家去的。”
在那些日子里，我的脾气很坏，性子很急，但是等列车穿过了蒙特罗城，我冷静下来，不再怒气冲冲，而是眺望并欣赏乡野的景色了。到了中午，我在餐车中吃了一顿很好的午餐，喝了一瓶圣埃米利翁红葡萄酒，想起我尽管是个大傻瓜接受邀请出门旅行，原该由别人破钞，却在花掉我们去西班牙所需的钱，结果这对我真是个很好的教训。我从未接受过邀请出门作一次由别人付钱而不是分摊费用的旅行，而这一次我曾坚持由我们两人分摊旅馆和饮食的费用。可现在我连菲茨杰拉德是否会露面都不知道。我在生气的时候曾把他从司各特降级到菲茨杰拉德〔8〕。后来，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一开始就把怒气发泄一空，也就不再生气了。这可不是一次为容易生气的人设计的旅行。
〔15〕 迈克尔·阿伦（Michael Arlen，1895—1956）为英国小说家，其作品以情节引人入胜著称，代表作为《绿帽》（1924）。
司各特当时看起来像个孩子，一张脸介于英俊和漂亮之间。他长着金色的波浪形卷发，高高的额角，一双兴奋而友好的眼睛，一张嘴唇很长、带着爱尔兰人风度的纤巧的嘴，如果长在姑娘脸上，会是一张美人的嘴。他的下巴造型很好，耳朵长得很好看，一只漂亮的鼻子，几乎可以说很美，没有什么疤痕。这一切加起来原不会成为一张漂亮的脸，但是那漂亮却来自色调，来自那非常悦目的金发和那张嘴。那张嘴在你熟识他以前总使你烦恼，等你熟识了就更使你烦恼了。
司各特口头表达能力很强，能把一个故事讲得娓娓动听。他不用把词儿拼写出来，也不必加标点符号，而你也没有那种像读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未经改正就寄给你的信的感觉。我认识了他两年之久，他才能拼写出我的姓名；但要拼写的是一个很长的姓名，而且或许变得越来越难拼写，因此我为他最后能准确地拼写出我的姓名而大加称赞。他学会了拼写一些更重要的词语，并竭力把更多的词语都想出个道理来。
“不能。去了潘普洛纳以后，我们要去马德里，然后去巴伦西亚。”
你根本没法对司各特发怒，就像你没法对一个疯子发怒一样，但是我开始对自己生起气来，因为给卷进了这桩大蠢事，自讨苦吃。然而他自有道理，这我非常清楚。那时大多数的酒徒都死于肺炎，这种病现在几乎已经绝迹了。但是要把他看作酒徒并不容易，因为他只受到那么少量的酒精的影响。
他坐在吧台前，擎着那杯香槟，脸上的皮肤似乎全部绷紧了起来，直到脸上原来的虚胖完全消失，接着越绷越紧，最后变得像一个骷髅头了。两眼凹陷，开始显出死去的样子，两片嘴唇抿得紧紧的，脸上失去了血色，以致成为点过的蜡烛的颜色。这可不是我的凭空想象。他的脸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骷髅头，或者可以说成了一张死人的面模，就在我的眼前。
“请他上楼来吧，”我说，一面继续刮脸，并且谛听着这座城市一大早就开始生气勃勃地喧闹起来的市声。
“你自己量量看。我一定要搞明确。”
“我不记得了。”
“难道你就没有碰到什么有趣的事或者了解到什么情况吗，塔迪？”她问道。
我们俩都轻轻敲了敲咖啡馆桌子的木边，侍者跑过来问我们要点什么。但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他也不是任何别的人或者敲敲桌子的木边或大理石桌面（这家咖啡馆的桌面正是大理石的）所能带给我们的。不过那天晚上我们不知道这一点，我们只是感到非常快活。
“你身体好了，”我说。“可我认为你还是不要起床，吃一顿清淡些的晚餐，然后我们明天一大早就动身。”我原打算给我们俩去买两件雨衣，不过为此我就得向他借钱，可现在我不想为这件事开始争论。
“很抱歉。真遗憾，是不是？”
第二天是个明媚的日子，我们穿过科多尔省〔14〕驶向巴黎，雨后初晴，空气清新，山峦、田野和葡萄园都焕然一新，司各特精神振奋，非常快活，而且显得很健康，他给我讲迈克尔·阿伦〔15〕每部作品的情节，他说迈克尔·阿伦是一位你必须注意而且你我都能从他那儿学到许多东西的作家。我说我没法读他的书。他说不必非读不可。他会给我讲书里的情节并且把其中的人物描述给我听。他给我讲了一通迈克尔·阿伦，好像在宣读一篇博士论文。
司各特还是有点怀疑，所以我问他要不要我来再给他量一次。
“自从我们结婚以来，这还是第一夜我没有跟她睡在一起，所以我必须跟她谈谈。你能明白这对我们俩意味着什么，是不？”
“那是什么？”
“你别诅咒我，”司各特说。“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热度？”
他的才能像一只粉蝶翅膀上的粉末构成的图案那样地自然。有一个时期，他对此并不比粉蝶所知更多，他也不知道这图案是什么时候给擦掉或损坏的。后来他才意识到翅膀受了损伤，并了解它们的构造，于是学会了思索，他再也不会飞了，因为对飞翔的爱好已经消失，他只能回忆往昔毫不费力地飞翔的日子。
我碰到司各特之前，他显然喝过酒，因为他看上去似乎还需要喝一杯，我便问他在我们出发前是否要上酒吧间去喝一杯。他告诉我说他不是一个习惯在早晨喝酒的人，还问我是不是。我对他说那全得看我当时感觉如何，以及我必须干什么，他就说如果我感觉需要喝一杯，他愿意奉陪，这样我就不必孤零零一个人喝了。所以我们在酒吧间各喝了一杯兑毕雷矿泉水〔10〕的威士忌，一面等待旅馆给我们做的午餐，我们俩都感到舒服多了。
“欧内斯特，”他说。“我叫你欧内斯特，你不介意吧？”
“好吧。”
“是吗？”
我读完了这本书，明白不论司各特干什么，也不论他的行为表现如何，我应该知道那就像是生的一场病，我必须尽量对他有所帮助，尽量做个好朋友。他有许多很亲密、很亲密的朋友，比任何我认识的人都多。但是不管我是否能对他有所裨益，我愿意加入其中，作为他的又一个朋友。既然他能写出一部像《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卓越的书，我坚信他准能写出一部甚至更优秀的书来。我那时还不认识姗尔达，所以还不知道那些对他不利的可怕的条件。但是我们用不了多久就弄明白了。
我走过去，伸出一只手放在他的额角上。额角可不像坟墓那样冷。但却是阴凉的，并不是黏糊糊的。
“我们最好把他送到急救站去，”我对邓克·查普林说。
“是的，”我说。“当然啰。”
“我的意思是他们只有拿了丰厚的小费才肯给你办事。他们大都已经完全堕落了。”
我的妻子哈德莉为我能作这次旅行感到高兴，尽管她对已经读过的司各特的作品并不认真对待。她心目中的好作家是亨利·詹姆斯〔5〕。但是她认为让我放下工作休息一下，去作这次旅行倒是个好主意，虽然我们俩都希望能有足够的钱买一辆汽车，自己出去这样旅行。但是这样的事我根本不知道能不能做到。我曾从博奈与利夫莱特出版公司为那年秋天在美国出版我的第一个短篇集接到了一笔两百元的预支稿费，我眼下正把短篇小说卖给《法兰克福日报》、柏林的《横断面》杂志、巴黎的《本拉丁区》和《大西洋彼岸评论》，而我们的生活过得非常俭省，除了必需品以外决不乱花钱，为了能省下钱来七月里去潘普洛纳〔6〕参加那里的节日，然后去马德里，最后去巴伦西亚〔7〕参加节日。
这时雨真的下得大起来了，我们便在下一个村子的咖啡馆里躲雨。我记不清那天下午所有的详细情况了，但是等我们终于住进一家旅馆，那准是在索恩河上的夏龙，时间已经太晚，药房都关门了。我们一到旅馆，司各特就脱了衣服上了床。他说他不在乎因肺部充血而死去了。问题只在于由谁来照看姗尔达和小司各蒂。我不很清楚我能怎样照看他们，因为我如今在照看我的妻子哈德莉和我幼小的儿子邦比已经够吃苦受累了，但是我说我会尽力而为，司各特便向我表示感谢。我一定得当心别让姗尔达喝酒，并且让司各蒂有一位英国女家庭教师。
他没有回答，脸皮却看上去绷得更紧了。
“你感觉怎样？”
我现在这样盯着他瞧可并没有了解到他多少情况，除了看出他模样很好，两只手不太小，显得很能干，而当他在一张酒吧高脚凳上坐下的时候，我看出他的两条腿很短。如果是正常的腿的话，他或许可以高出两英寸。我们已经喝完了第一瓶香槟，开始喝第二瓶，他的话少起来了。
“我的意思是指那天晚上在丁戈酒吧间。”
“问邓克吧，”我说。
〔13〕 布雷斯（Bresse）为法国东部一古地区名，位于里昂东面，以家禽菜肴著称。
“别故弄玄虚啦。你知道我指的是谁。”
“比奇怪还糟，”司各特说。“你一定能记得起来的。”
“对。可不是，是不？”
“呣—呣—呣—呣，”她轻柔地应着，像一只猫似的。
“一个人对一辆车该负责啊。”
“他们干吗要为了我的领带无礼呢？我那天系的是一条普通的黑色针织领带，穿的是一件白色马球衫。”
尽管司各特愿意承担一切费用，我还是付了旅馆客房和酒吧的账。这次旅行开始以来，我在感情上觉得有点别扭，我发现我能付钱的项目越多，就越感到舒畅。我正在把我们节省下来准备去西班牙的钱用光，但是我知道我在西尔维亚·比奇那里享有很好的信誉，因此不管我现在怎样挥霍，都可以向她借了过后偿还。
“想办法让那位先生认真考虑一下吧，”他恳求地说。“至少要认真考虑这辆车子。”
等那茶房送来了两杯加冰块的生榨柠檬汁、两杯威士忌和一瓶毕雷矿泉水，他告诉我药房已经关门，没法弄到一支体温表。他借到了几片阿司匹林。我问他能不能设法借到一支体温表。司各特睁开眼来，向茶房投去爱尔兰人的恶毒的一眼。
“找人去弄一支来。”
〔9〕 苏丹（Sultan）为伊斯兰教国家统治者的称呼，又译素丹，以与苏丹国区别。
“这敢情好。”
邓克和我都开始感到这时甚至比喝香槟之前的感觉还要好些，而那演讲总算停了，正是件好事。直到这时我才觉得我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作家，但一直在我本人和我妻子之间小心地保守着这个秘密，只有对那些我们相知很深的人才谈起这一点。关于我可能已达到这样伟大的程度，司各特得出了同样愉快的结论，使我很高兴，但是他这篇演讲快讲不下去了，也使我感到高兴。可是演讲一停，提问的阶段开始了。你可以专心观察他而不去注意听他说话，但是他的提问你却回避不了。我后来发现，司各特认为小说家可以通过直接向他的朋友或熟人提问来获得他需要知道的东西。那些提问是直截了当的。
〔7〕 巴伦西亚为西班牙东部的海滨城市。
“我不知道，”我说。“很奇怪，不是吗？”
“哦，”我说。他后来又到丁戈去过。要不，他另外有一次上那儿去过。不，我记起来了，当时是有两个英国佬在那儿。这是真的。我记得他们是谁。他们的确在那儿。
“我身上穿着睡衣呢。”
我打铃叫茶房。他没有来，我再次打铃，接着径自顺着走廊去找他。司各特正闭目躺着，慢慢地、小心地呼吸着，加上他那蜡黄的脸色和俊美的相貌，看上去活像是个死去的十字军小骑士。我这时开始厌倦起文学生涯来了，如果说我现在过的就是文学生涯的话，而且我早已不惦记着写作了，每当一天过去，你生命中又浪费了一天，我总感到死一般的寂寞。我对司各特，对这出愚蠢的喜剧感到十分厌倦，但是我找到了茶房，便给他钱要他去买一支体温表和一瓶阿司匹林，还要了两杯生榨柠檬汁和两杯双份威士忌。我原想要一瓶威士忌，但他们只论杯卖。
我们把他扶进一辆出租汽车，我非常担心，但邓克说没事，不用为他担心。“很可能等一到家他就好了，”他说。
〔10〕 毕雷矿泉水，法国南部产的一种冒泡的矿泉水，毕雷系商标名。
“你明白啦。所以用不着仅仅为了一个人喝了几杯酒就故弄玄虚。你为什么要故弄玄虚？这类事情可不是我认为你会做的。”
我问他在他跟姗尔达通话的时候，电话是否畅通，他说通话情况还不错，他们谈了很多事情。就餐的时候，我尽我所能选了一瓶最清淡的葡萄酒，并且对司各特说如果他不叫我再添酒，那他就帮了我一个大忙，因为在写作之前我必须节制，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喝酒不得超过半瓶。他跟我配合得好极了，看到我不安地望着那唯一的一瓶酒快喝光时，便把他那一份倒了一点给我。
〔1〕 洛里默（George Horace Lorimer，1867—1937），长期担任《星期六晚邮报》编辑（1899—1936），使该刊销数达每期300万份。
这天晚上在旅馆，他显得非常平静，这使我高兴。我把柠檬汁和威士忌混在一起，和两片阿司匹林一起递给他，他没有反对便把阿司匹林吞下了，态度平静得叫人敬佩，接着便呷起酒来。这时他的眼睛张开了，正望着远处。我在读报纸中间几页上的犯罪报道，感到十分惬意，似乎太惬意了。
“当然。”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6〕 潘普洛纳（Pamplona）为西班牙东北部一城市，每年7月初圣福明节期间举行斗牛赛。
“这是支大温度计，”我解释说，“你得乘上这温度计大小的平方。这是支摄氏表。”
我初次遇见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就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司各特碰上很多奇怪的事，但是这件事我永远忘不掉。那天我正在德朗布尔路上的丁戈饭店的酒吧间，跟一些毫无价值的人坐在一起，这时他走了进来，作了自我介绍，并且介绍一位跟他一起来的身材高大、和蔼可亲的男人，就是那著名的棒球投手邓克·查普林。我过去没有关注过普林斯顿的棒球赛，因此从未听到过邓克·查普林的名字，但是他非常和蔼、无忧无虑、从容不迫而且友好，跟司各特相比，我更喜欢他。
司各特接着问我是否害怕死去，我说有时更怕些，别的时候又不那么怕。
“完全一样。”
〔8〕 美国习俗朋友间亲切的称呼是叫对方的教名，而生疏者则呼其姓氏。
“他们是我的朋友。她有时候确实非常无礼。”
“不。他喝了酒就会这样。”
这次旅行后过了一两天，司各特给我送来了他那部小说。外面套着一张花哨的护封，我记得那咄咄逼人、俗气不堪和滑溜溜的外观曾使我感到别扭。它看起来像一本蹩脚的科幻小说的护封。司各特叫我别对这护封反感，它跟长岛一条公路边的一块广告牌有关，而这在小说故事中极为重要。他说他原来很喜欢这个护封，现在可不喜欢了。我取下了护封才读这本书。
可是今晚他要我知道、理解并欣赏在圣拉斐尔发生的到底是怎么回事，而我看得非常清楚，甚至能看到那架单座水上飞机低飞掠过那供跳水用的木筏进行骚扰，看到那海水的颜色和那水上飞机的两只浮筒的形状以及它们投下的影子，看到姗尔达晒黑的皮肤和司各特晒黑的皮肤，看到他们深色的金发和浅色的金发以及那个爱上了姗尔达的小伙子的晒得黑黑的脸。我脑子里有个疑问，但是无法启齿：如果这件事是真实的而且全都发生了，那么司各特又怎么能每夜都跟姗尔达睡在同一张床上呢？但是也许这正是使得这件事比那时任何人告诉过我的故事都更悲哀，而且，也可能他记不起了，就像记不起昨天晚上发生的事一样。
“不行，”我说。“毫无办法了。”
“别犯傻啦。这是认真的。告诉我，你跟你妻子在你们结婚前在一起睡过吗？”
“没关系，”我说。我们要驾车跑好长一程路，所以我只求相安无事。“你结果乘哪趟火车来的？”
“正常的体温是多少？”
我不能肯定司各特以前是否就着瓶子喝过酒，这使他很兴奋，仿佛他是在访问贫民区，或者像一个姑娘第一次去游泳却没有穿泳装那样。但是到了晌午，他就开始担心起自己的健康来了。他告诉我最近有两个人死于肺部充血的事。这两个人都死在意大利，使他为之深深感动。
在里昂我获悉司各特已离开巴黎前来里昂，但是没有留下话来他眼下待在哪里。我再次讲明我目前的地址，女仆说如果他打电话来她会告诉他的。太太身体不适，尚未起床。我给所有有名的旅馆都打了电话并留了话，但就是无法找到司各特的下落，后来我出门去一家咖啡馆喝一杯开胃酒并看看报。在咖啡馆里我遇见一个以吞火谋生的人，他还会用一副没牙的牙床骨咬住钱币然后用拇指和食指把它扳弯。他露出牙龈给我看，那牙龈看上去在发炎，但还坚实，他说他干的这行可是个不赖的行当。我请他喝一杯酒，他很高兴。他有一张漂亮的黝黑的脸，在吞火时脸上闪烁发亮。他说在里昂吞火和用手指和牙床干卖弄力气的绝技都赚不到钱。假冒的吞火者毁坏了这行当的名声，只要有什么地方容许他们表演，他们就会继续毁坏这一行。他说他整个晚上一直在吞火，可是身上没有足够的钱让他在这个晚上能吃上一点别的东西。我请他再喝一杯，把吞火时留下的汽油味冲掉，并说如果他知道哪里有一家便宜的好地方我们可以一起吃顿晚餐。他说他知道有一处很好的地方。
“你要我去请个医生来吗？”
我想起埃文·希普曼，想起在丁香园咖啡馆的那名招待，当人家在丁香园改建美国式酒吧时，硬逼他剃去了唇髭，还想起在我结识司各特以前好久埃文怎样去和那招待在蒙鲁日的花园里搞园艺活，我们大家是那样的好朋友，在丁香园咖啡馆待过很长一段时期，还想起我们在那里采取的一切行动以及这一切对我们大家所含有的意义。我想到要把这丁香园的整个问题告诉司各特，尽管我可能曾经在他面前提起过，但是我知道他并不关心这些招待，也不关心他们的问题或者他们的超乎寻常的好意和感情。那时司各特厌恨法国人，而由于他经常接触的法国人几乎只是些他并不了解的招待、出租车司机、车库雇工和房东等等，他要侮辱和谩骂他们有的是机会。
“这我倒不知道，”我说。“我原以为旅馆额外给他们报酬的。”
“不要了，”他说。“我们可以高兴了，事情这么快就解决了。我一向有极强的恢复能力。”
“我不知道。”
“我要量体温。”
他准是到家就好的，因为几天以后我在丁香园咖啡馆遇见了他，我说我很抱歉，喝了那玩意儿把他醉成那样，可能我们那天一面讲话，一面喝得太快了。
“她为什么会认为你身体欠佳呢？”
“我们去吃点早点，然后领了那辆车就开溜，”我说。
“可怜的芸芸众生，”哈德莉说。“这些个长了一身丛毛的猫儿却一文不名。”
“全旅馆就只有这么一支，”茶房说着，把体温表递给我。那是一支量浴缸洗澡水的温度计，安在一块木板上，装有足够使温度计沉入浴水中的金属底座。我很快喝了一口兑过酸汁的威士忌，打开一会儿窗子看外面的雨。我转过身来时，司各特正盯着我看。
“这就是正常的体温嘛。”
我能明白，但是我不明白他跟姗尔达在刚刚过去的那一夜怎么能睡在一起；不过这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这时司各特把加酸汁的威士忌一口气喝了下去，要我再去要一杯。我找到那茶房，把温度计还给他，问他我们的衣服烤干了没有。他认为可能一小时左右就会干吧。“让服务人员把衣服熨烫一下，这样容易干些。即使不干透也不碍事。”
司各特告诉我，他从马克斯韦尔·珀金斯〔3〕那儿听说这部书销路不佳，但是得到了极好的评论。我不记得是在当天还是好久以后，他给我看一篇吉尔伯特·塞尔迪斯〔4〕写的书评，写得不能再好了。除非吉尔伯特·塞尔迪斯文笔更好，才能写出比这更好的评论来。司各特对这部书销路不好感到困惑，受了伤害，但是正如我所说的，那时他丝毫没有怨恨，关于这部书的质量，他既害羞又高兴。
“那你要什么？”
“你的脉搏正常，而且摸上去没有一点发烧的感觉。”
“也许吧。”
这一天，我们坐在丁香园外面的平台上，看着暮色渐降，看着人行道上过往的行人和黄昏时分灰暗的光线在变化，我们喝了两杯兑苏打水的威士忌，在他身上没有引起化学变化。我仔细观察着，但是这种变化没有出现，他没有提出无耻的问题，没有做出任何使人为难的事，也没有发表长篇大论，举止行为像个正常、明智而可爱的人。
“你告诉他情况有多严重吗？”
“上咖啡馆去吃会快些。”
“我以为人家是只放一分钟的，”司各特说。
“好，”我说。
“这样一件重要的事你怎么能不记得？”
“你吃过早饭了吗？”
“不用。他没事。”
〔3〕 美国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的编辑。为司各特的编辑，经司各特的介绍，后亦为海明威的编辑。
“多少度？”
〔14〕 科多尔省位于巴黎的东南，属勃艮第地区，盛产葡萄酒，首府为第戎。
“听着，司各特，”我说。“你的身体完全没问题。如果你想做一件最好的事来避免感冒，那就在床上待着，我会给你和我各叫一杯柠檬水和一杯威士忌，你用你的饮料服一片阿司匹林，就会感到很舒服，连你脑袋瓜里都不会着凉。”
我这样讲了，司各特稍为欢快起来，可是不多一会儿又不行了，问我在我刚才告诉他的欧洲型真正的肺部充血症的征兆发烧和神志昏迷突然出现之前，我们能否赶到一个大城市。我当时正把一篇从法国医学杂志上读到的论述这种疾病的文章的内容翻译给他听，我告诉他那是我在纳伊利的那家美国医院等候做喉部烧灼手术时读到的。烧灼手术这个词对司各特起了一种抚慰的作用。但是他想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能赶到城里。我说如果我们兼程前进，我们将在二十五分钟到一个小时内到达。
听见我走进房间，他开口了。“弄到体温表了吗？”
“你是个冷酷的人，是不是？”司各特问，我看了他一眼，明白我的处方错了，如果错不在我的诊断的话，还明白威士忌在跟我们作对了。
这是一顿丰盛的美国式早餐，有火腿有煎蛋，实在太美啦。但是等我们点了菜，菜来了，吃好了，再等着付账，将近一个钟点就过去了。直到侍者把账单送来时，司各特才决定让旅馆给我们准备一份自带午餐。我竭力劝他别这么干，因为我肯定我们能在马空买到一瓶马空葡萄酒，还可以在一家熟食店买些肉食做三明治。要不，如果我们经过时店铺已经打烊，在我们途中有的是餐馆，我们可以停车就餐。但是他说我告诉过他里昂的鸡妙不可言，那么我们当然应该带一只走。因此旅馆就给我们做了一顿午餐，价钱至多比我们自己到外面去买所花的钱高出四五倍罢了。
“可我们准能在这儿吃上一顿好早餐的。”
“还没有。我在全城到处找你来着。”
我们说好第二天碰头，接着安排乘早晨始发去里昂的快车。这趟火车离开巴黎的时间很合适，行驶极快。据我回忆，中间仅在第戎停靠一次。我们打算进入里昂城，把汽车检修一下，如果处于良好状态，便美美地吃上一顿晚餐，第二天一早动身开回巴黎。
“没有。姗尔达身体不适，也许我本不该来。这次旅行到目前为止简直是场灾难。”
“摸上去，”司各特抱怨地说。“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朋友，给我弄一支体温表来。”
“决不要同你并不爱的人一起出门旅行。”
旅馆里没有接到来自司各特的消息，于是我在这家旅馆使我不习惯的豪华舒适的氛围中上了床，阅读我从西尔维亚·比奇的图书馆里借来的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第一卷。我已经有三年没有置身于一家豪华的大旅馆之中了，我把窗户都敞开，卷起枕头塞在双肩和头颈下面，与屠格涅夫一起在俄罗斯遨游，感到惬意，读着读着便进入了梦乡。翌晨我正在刮脸准备出去吃早饭，服务台打电话来说有一位先生在楼下要见我。
我们在一家阿尔及利亚餐馆吃了一顿非常便宜的晚餐，我喜欢那里的吃食和阿尔及利亚葡萄酒。这吞火者是个好人，看他吃饭很有趣，因为就像大多数人能用牙齿咀嚼那样，他能用牙龈咀嚼。他问我是靠什么维持生活的，我就告诉他眼下正开始以写作为生。他问我写哪种作品，我告诉他是短篇小说。他说他知道许多故事，有一些故事比任何有人写出过的更恐怖更令人难以置信。他可以把这些故事讲给我听，由我把它们写出来，要是赚到了钱，随我看给多少合适就给多少。最好是我们一起上北非去，他会领我去蓝色苏丹〔9〕的国度，在那里我能采集到人们从没听到过的故事。
“你这是什么意思，司各特？”
〔12〕 圣拉斐尔为位于戛纳西南的濒地中海的一个小城。
那时在欧洲，我们认为葡萄酒是一种像食物一样有益于健康的正常的饮料，也是能使人愉快、舒畅和喜悦的伟大的赐予者。喝葡萄酒不是一种讲究派头的行为，不是一种矫揉造作的标志，也不是一种时尚；它和吃饭一样自然，而且在我看来和吃饭一样不可缺少，因此我无法想象吃一顿饭而不喝葡萄酒或者连一杯苹果汁或啤酒都不喝。我什么葡萄酒都爱喝，除了甜的或带点甜味的以及太烈性的葡萄酒，因此从没想到一起喝几瓶相当淡的马空干白葡萄酒竟会在司各特身上引起化学反应，把他变成了一个傻瓜。那天早晨我们喝过威士忌加毕雷矿泉水，但那时我对酒精的影响一无所知，无法想象一杯威士忌会对任何一个冒雨驾驶一辆敞篷汽车的人造成伤害。酒精该在很短时间内就氧化掉了。
“你居然能坐在那里读一张一文不值的法国报纸，而我快要死了在你看来却算不了一回事。”
“很好。我们在这儿吃可好？”
“先生不让我装上顶篷。”
注释
回到房间，只见司各特仍旧躺着，好像躺在墓石上似的，像给自己立的一座纪念碑上的雕像，双目紧闭，带着一种可为人模范的尊严呼吸着。
〔2〕 《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1925）是菲茨杰拉德的杰作，也是表现美国所谓“爵士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二十年代）的重要作品。
“这些是老婆子们的治疗法啊，”司各特说。
他恨意大利人甚至比恨法国人更甚，即使在没有喝醉的时候也不能平静地谈到他们。对英国人他也经常表示厌恨，但有时又能容忍他们，时或还尊敬他们。我不知道他对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怎么看。我不知道他那时是否曾接触过任何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或者任何瑞士人。
于是我认输了，他就问我为什么喜欢这家咖啡馆，我告诉他这家咖啡馆过去的情况，他开始竭力喜欢它，于是我们坐在那里，我是喜欢这家咖啡馆，而他则是竭力设法喜欢它，他提了一些问题，告诉我关于一些作家、出版商、代理人和评论家以及乔治·霍勒斯·洛里默〔1〕的情况，还有做一个成功的作家会招来的流言蜚语以及经济状况等等，他冷嘲热讽，怪有趣的，非常快活而且媚人和惹人喜爱，即使你对任何人变得惹人喜爱往往会持谨慎态度。他以轻蔑的口吻谈到他所写的每篇作品，但不带一丝怨恨，我明白他那部新作一定非常出色，他才能不带一丝怨恨谈起过去的作品的缺点。他要我读他的新作《了不起的盖茨比》〔2〕，一旦他从人家手里讨回了他最后也是仅有的一本，就可以给我看。听他谈起这本书，你绝对无法知道它有多么出色，只看到他对此感到羞怯，这是所有谦虚的作家写出了非常优秀的作品时都会流露的表情，因此我希望他很快讨回这本书，这样我就可以阅读了。
〔11〕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460？—377？B.C.），古希腊医生，有医药之父之称。
“你们两位先生都没有带雨衣吗？”
这番话声调很高，我想。不知道他是不是对每个人都是这么讲的，但是我不这样想，因为我曾注意到他说这番话时在冒汗。汗是从他修长的完美的爱尔兰式上唇沁出来的，一滴滴很小的汗珠，那时我正把视线从他的脸上往下移，见他坐在酒吧高凳上往上提起了腿，我目测着这两条腿的长短，后来我又回过来注视他的脸，正是在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好啊。现在离我们动身不到六个星期了。今年我们可不能让人把它给破坏了，是吧？”
司各特没有上楼来，我在楼下账台前和他见面。
“不。我可不要法国外省的卑劣的医生。”
在司各特存放汽车的车库里，我惊奇地发现那辆雷诺小汽车没有顶篷。顶篷在汽车在马赛卸下时损坏了，或者在马赛多少损坏了，姗尔达便吩咐把顶篷截掉，不愿意换上新的。他的妻子厌恶汽车顶篷，司各特曾告诉我，这样他们就没有顶篷一直把车子开到了里昂，在那里他们被大雨所阻。除此以外，汽车状况良好，司各特为洗车、加润滑油等方面以及加两公升汽油所需的费用讨价还价后付了钱。汽车库工人向我解释说这汽车该换上新的活塞环，并且显然是在没有足够的油和水的情况下行驶过。他指给我看车子是怎样发热并烧掉了发动机的涂漆的。他说要是我能说服先生到了巴黎换一个新的活塞环，这辆漂亮的小汽车就能按设计要求发挥效能了。
在我们要从巴黎的里昂站动身的那天早晨，我到达时，时间还很充裕，就在上列车的站门口等候司各特来。他将把车票带来。等到火车离站的时间逼近了，他却还没有来，我就买了一张可以进站的站台票，沿着列车旁边走着找他。我没有看到他，这时长长的列车快要启动离站了，我便跳上火车，在车厢里穿行，但愿他已在车上了。这是一列很长的火车，但他没有在车上。我向列车员说明了情况，买了一张二等票——这趟车没有三等——并向列车员打听里昂最好的旅馆叫什么。这时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只有到了第戎给司各特打电报告诉他里昂那家旅馆的地址，说我会在那里等他。他离家前不会接到电报，但是相信他的妻子会把电报转给他的。那时我还从未听到过一个成年人居然会错过一趟火车，可是在这次旅行中我学到很多新鲜事。
“你肯定吗？”
“我让人去买了。”
我把温度计的度数甩下，解开自己的睡衣，把温度计放在腋下夹住，一面注视手表。然后我看温度计。
司各特不想留在床上。他要起来，穿好衣服下楼去给姗尔达打电话，这样她可以知道他平安无事。
在这以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茶房才拿来了一支体温表。
“我要量体温。然后把我的衣服烤干，我们乘上一趟回巴黎的快车，住进巴黎近郊纳伊利的那家美国医院。”
“在你乘的那趟车后面不久的那一趟。车上非常舒适，我们原可以一起乘这趟车来的。”
“他看起来像快要死了。”
“我们非常幸运。”
“我以为你带来了。”
“好极了，”我说。我在回想三十七度六是否真的是正常。这没关系，因为这温度计始终稳定地停留在三十度上。
“这可不是一回事。”
“可怜的司各特，”我说。
“可怜的人。”
在等候茶房把我要的各种东西送来时，我坐着看报，并把一瓶在最后一次停车时开了瓶的马空葡萄酒喝光了。在法国，报纸上总有一些绝妙的犯罪行为的报道，你可以一天接一天地看下去。这些犯罪报道读起来像连载的故事，由于没有像美国的连载故事那样附有前情梗概，你必须读过那些开头的章节才行，可是反正没有一篇连载故事能与美国期刊上的比美，除非你读了那最最重要的第一章。当你在法国旅行的时候，能读到的报纸总是使你感到失望，因为你看不到各种不同的犯罪案件、桃色新闻或者丑闻的连续报道，你也得不到原本在一家咖啡馆里读这些新闻所能得到的很多乐趣。今晚我会更喜欢待在一家咖啡馆里，在那里可以阅读巴黎各报的早晨版，观看周围的人，在准备用晚餐之前喝一杯比马空葡萄酒稍稍具有权威性的酒。但是我此刻正照看着司各特，所以只能随遇而安、自得其乐了。
我说关于某些疾病在美国的一部分地区流行而在别的地区没有出现，他说得很有道理，我并且举出麻风病发病率的数字在新奥尔良较高，而当时在芝加哥则较低为例加以证明。但是我还说医生之间有一种互相交流学识和信息的制度，他既然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我倒想起曾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读到过一篇论述欧洲肺部充血症的权威论文，把该病的历史追溯到希波克拉底〔11〕的时代。这一来使他安静了一会儿，我便劝他再喝一杯马空葡萄酒，因为一种上好的白葡萄酒，尽管相当浓烈，酒精含量却很低，几乎是一种防治疾病的特效药。
我们在里昂以北大约一小时路程的地方为大雨所阻。
“难道司各特一点也不快活吗？”
“三十七度又十分之六分。”
我问他那是哪种故事，他说是关于战役、处死、酷刑、强奸、骇人的风俗、令人无法置信的习俗、放荡淫逸的行为等；只要是我需要的都有。这时到了我回到旅馆去再一次查询司各特的下落的时候了，所以我付了饭钱，说我们今后准会再见面的。他说他正向着马赛一路卖艺，我就说我们迟早会在什么地方再见，这次一起吃饭感到十分愉快。我撇下他，让他把那些弄弯的硬币扳正，堆在桌子上，我便回旅馆去。
我像个专业医务工作者那样把温度计的水银柱甩下去，一面说，“你运气真好，这不是一支肛门表。”
“我懂得了一件事情。”
里昂在夜晚不是一个使人感到十分愉快的城市。它是一座巨大的、凝重的、财富殷实的城市，如果你有钱，大概会感到很好并且喜欢这类城市的。多年来我一直听人说起那里餐馆里的鸡极好，但是我们却吃了羊肉。结果羊肉也其味甚佳。
“你可以老老实实努力回忆一下嘛。”
“非常抱歉，事情搞得这样一团糟，”他说。“要是我早知道你打算住哪家旅馆，事情就简单了。”
“你没有一点热度。真见鬼，没有热度怎么会肺部充血呢？”
“别像什么英国佬讲话吧，”他说。“放正经些，回忆一下吧。”
我对这次旅行颇为热心。我将和一个比我年龄大的有成就的作家结伴同行，我们在车厢里交谈时，我肯定会学到许多有用的知识。现在回想起来很奇怪，我竟会把司各特认作是一个老作家，可当时由于我还没有读过《了不起的盖茨比》，我认为他是一个年龄大得多的作家。我认为他三年前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的那些短篇小说是值得一读的，但我从来不认为他是个严肃作家。他曾在丁香园咖啡馆告诉我他是怎样写出那些他自以为是很好的短篇小说的，它们对《邮报》来说也确实是好作品，此后他把这些短篇小说改写成投寄给杂志的稿件，完全懂得该如何运用诀窍把它们改成容易出手的杂志故事。这使我震惊，我说我觉得这无异是卖淫，他说正是卖淫，可是他必须这样做，他要先从杂志赚到了钱才能进一步去写像样的作品。我说我不相信一个人可以爱怎样写就怎样写而不断送他的才能，除非他尽力写出他的最佳作品。他说，由于他一开始就写出了真正有价值的短篇，临了又把它们糟蹋了，改动了，这对他是不会有什么害处的。我不相信这一点，于是想说服他别这么干，但是我需要有一部长篇小说来支持我的信念，拿出来给他看，使他信服，可惜我还没有写出一部这样的小说。因为我已着手打破原来的那一套写作方式，摒弃一切技巧，竭力用塑造来代替描述，写作便成了一种干起来非常奇妙的事情。但是这样做非常困难，我不知道究竟是否能写出一部像长篇小说那样的作品来。我写一段就常常要劳作整整一个上午。
“你说抱歉是什么意思？是什么玩意儿把我搞成那副样子的？你在说些什么，欧内斯特？”
“这一种该往哪儿搁？”
“你在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英国佬。只有那名酒吧侍者。”
“请你竭力把话说清楚。”
“我们必须好好儿的保持这份幸运。”
我们已经把淋湿的衣服送去烤干，身上都穿着睡衣。外面还在下雨，但是在房间里，电灯亮着，使人感到愉快。司各特躺在床上，养精蓄锐准备跟他的疾病作斗争。我曾把过他的脉，七十二跳，也摸过他的额角，额角是凉的。我听了他的胸部，要他作深呼吸，他的胸部听起来完全正常。
“别把上面指着的温度搞乱了，”司各特说。我把它又朝下猛甩了一下，便解开他睡衣上衣的钮扣，把这支表插在他的腋窝里，同时摸摸他的冷额角，然后又给他诊了脉。他眼睛直楞楞地望着前面。他的脉搏是七十二跳。我把温度计在他腋窝里放了四分钟。
“没有，”我说。
“多少度？”我仔细察看着。
〔4〕 吉尔伯特·塞尔迪斯（Gilbert Seldes，1893—1970）其时为《本拉丁区》杂志的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