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书·经籍志》二卷，为五代时后晋刘昫〔xu许〕等撰。这个目录著录取自毋煚《古今书录》，而把原有的大小序及注删去，同样止于唐开元年间，以后的图书未予收入。其目的在于“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以表艺文之盛。”开元以后的图书，收录在撰者的传中。
隋唐两代的图书大都沿用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隋书》中的十志(30卷)原为编修五代史志而撰，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因记载隋朝书籍较详细，故入《隋书》。其中《隋书·经籍志》将西晋荀勖、东晋李充先前倡导的四部分类(二人的四部顺序不同)进行调整、补充，构成一个完整的中国图书分类法体系。它将顺序确定为经、史、子、集四部，然后在各部下再分细目若干。经部分为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附尔雅、五经总义)、孝经、小学、谶纬10类；史部分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13类；子部包括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家、农家、小说家、兵法、天文、历数、五行、医方14类；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3类。集部之后附道经(经戒、饵服、符箓、房中)和佛经(经、律、论)。这个分类法从唐初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末达1300年之久，至今在编制古籍目录时不少人仍在沿用这种分类法。
《群书四部录》由元行冲、殷践犹、毋煚〔jiong炯〕、韦述、余钦等人在开元五年(公元717年)编成，共200卷。有大、小序，解题，著录图书2655部，48169卷，是我国著名官修目录之一。目录完成后，编者之一的毋煚指出，这个书目有一些缺点，收录政府藏书不全，分类、解题有误。但该目录已在宋代佚亡，无法多加评论。
图书目录的著录是图书编目的重要内容，图书正是借著录以反映它的内容与形式，因此著录既表明图书编目者的学识水平，同时还标志着目录学的成熟程度。从这个角度观察，《隋书·经籍志》的著录水平是相当高的，基本包括了现代目录学所要求的著录事项，即书名、著者、版本、附注等主要内容。首先，它著录了书名、卷数；其次著录了著者，包括时代、官职、姓名。再次，对不同的版本加以著录；此外，还对图书书名、著者与版本方面包括不了的，给予注释。注的内容很广，有些另注书名；有些把某些图书的内容简介于读者，如《赵书》10卷，一曰《二石集》，记石勒事。伪燕太傅长史田融撰；有的还注出该书的残缺或佚亡，如“《周易》四卷，晋儒林从事黄颖注，梁有十卷，今残缺”。《隋书·经籍志》的图书著录体例为以后各代的编目工作起了示范作用。
《新唐书·艺文志》四卷，为宋代欧阳修等撰。它仍以《古今书录》为基础，除将《书录》所载的图书照录外，增加了开元以后的唐人著述27127卷。在该《艺文志》中每个类目内分“著录”与“未著录”两个部分，前者是指《古今书录》原有的著录；后者是指欧阳修等人增补的唐代著作。这样使后人便得以了解唐代藏书的全貌。
从以上情况看，《古今书录》不过是《群书四部录》的修订本。元时修纂的《宋史·艺文志》史部目录类第二部目录就收录了此书目，可惜后来也佚亡了。
值得注意的是，《隋书·经籍志》总序一篇，四部后序四篇，分类小序40篇，道佛录序二篇，后序一篇，共计48篇。这些都是研究初唐以前的学术史(特别是图书发展史)的十分重要的文献。在总序中叙述了初唐以前图书发展的简要过程，从图书产生，孔子删书，秦皇焚书，到西汉刘向、刘歆校书，东汉班固、傅毅校书，魏晋南北朝的校书，直到隋朝牛弘、柳(上巧下吉)的校书，给我们勾画出一幅图书发展史。至于分类小序，学术价值更高，如史部簿录类将西汉刘向以来各代学者编制的29种书目列出，为后代查询有关图书提供了检索根据。
为了弥补《群书四部录》的缺点，毋煚“改旧传之失者三百余条，加新书之目者六千余卷”，编成《古今书录》40卷，分经、史、子、集四部45个小类，著录图书3060部，51852卷。此书目收书亦止于唐开元年间。
隋朝编制的几个书目早已佚亡。记载隋代图书的书目最著名的当属唐代编纂的《隋书·经籍志》，它包括了大业初年隋炀帝派柳(上巧下吉)编制的《隋大业正御书目录》。
唐代编制的目录除《隋书·经籍志》外，最重要的要算《群书四部录》和《古今书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