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藏主要是佛寺藏书。佛教创立于古代印度，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佛寺在汉魏六朝时期，由肇发而兴盛，佛教经典也由口耳相传到广被于世，以至世界上最早雕版印刷的册装书籍竟是被英人斯坦因从我国盗走的后汉乾祐二年(公元949年)雕印的敦煌藏书中的佛经。佛经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魏略·西戎传》有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的记载。佛经的翻译是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开始的。魏晋时期信佛教者日众，至北魏末，共有佛寺三万多所，僧尼200多万人。反映寺院藏书的如北魏李廓编撰的《魏世众经目录》，北齐释法上编的《齐世众经目录》，收录佛书都在2000卷以上。唐时玄奘去天竺取经，带回许多佛经在长安翻译，前后20年。共译出佛经75部，1335卷。玄宗时由智升负责编撰的《开元释教录》反映了盛唐各地佛寺藏经的情况。许多寺院藏书很多，如长安西明寺、庐山东林寺藏书均达万卷之多。北宋雕版印刷《大藏经》，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年间(公元968-976)年始至太宗时才全部完成，计1076部4048卷，被称为《开宝藏》。元明清三代，尤其元清两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极力提倡佛教。佛寺藏书大增。寺院藏书有四个特点：一是藏书分布广，读者多。有寺院就有藏书点，读者除僧尼外，尚有善男信女，诵经读书异常虔诚。二是藏书来源多。有朝廷赐予，官府和私人捐赠，寺院购买，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曾资助洛阳香山寺购买佛经。三是流通量大。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当时流传于世的佛经“多于六经数十万倍”。可见阅读佛经之人很多。四是其书都经专人校订，设有专室，分藏陈列，按时出借与收回，这与官藏、私藏都不相同。
中国是世界伟大的文明古国，有着极其灿烂的古代文明。古代典籍之多，居于世界之首。研究我国的藏书史是研究我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打开我国文明宝库的一把钥匙，因而有着重要意义。
所谓藏书史，是指不同时代的图书典籍依照确定的编排体系实施管理、保存与流通的历史。它涉及四个方面：一、图书存在的形态，因为不同的书籍形态有着不同的保管和流通的方式，如竹简、纸书与磁带就有着不同的收藏与使用方法；二、图书的编目，即组织图书的体系与方法，如古代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组织图书，而现代则是按以科学分类为基础的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划分与管理图书；三、图书的典藏，即图书的保存与管理；四、图书的流通，即图书的借阅与使用。
中国历代著名的藏书家有着共同的特点：学识渊博，其中不少是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对中国社会有过很大的影响。清代学者洪亮吉的《北江诗话》曾把中国藏家分为考订、校雠〔chou仇〕、收藏、鉴赏、掠贩五类，或融五功为一体。其中即使掠贩，也具有“眼别真赝〔yan厌〕，心知古今”的真功夫。不少藏书家搜采异本，补救遗亡，节衣缩食，倾力输财，甚至在战乱兵燹中冒生命危险竭力护书，才使我国古籍宏富甲于寰宇。
我国的国家藏书始于周代。据文献记载，周朝史官有执掌藏书之职，著名的思想家老子就做过当时国家图书馆的主官——“守藏室之史”，专事国家典籍的收藏管理工作。秦代藏书处叫石室。汉代初定天下就广征图书，分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秘室六处收藏。曹魏时设有秘书、中、外三阁国家藏书处；晋沿魏制，图书收藏皆归兰台(外台)和秘书(内阁)。以后南北朝大致如此。及至隋唐、两宋、明清历代都设有官藏机构，各个朝代政府都拥有数量可观的藏书，这些藏书无疑对典籍的保存与流通起了积极作用。但值得指出的是官家藏书一则具有独占性，在封建社会里它们仅为帝王权贵所享有，布衣知识分子无法使用；二则每当改朝换代，图书多遭兵燹〔xian显〕之难。这也是我国官家藏书，在保存版本和传播知识方面，反不及私家藏书的原因。
书院藏书比起官藏与私藏还要晚得多。唐开元六年(公元718年)玄宗李隆基设置丽正书院，始有书院之名。最早的书院藏书始自唐代江西德安陈氏办的东佳书院，东佳书院不但藏书，而且可以借阅，这是很难得的。宋代全国书院以庐山白鹿洞书院、长沙的岳麓书院、睢阳的睢阳书院和衡阳的石鼓书院四大书院最为有名。书院既是教学机构，离不开教书、读书，因此藏书成了书院不可缺少的事情。唐末五代有书院46所，宋代全国书院有719所，元代全国书院有296所，明代全国有书院1701所，清初书院减少，后来增多，乾隆时有近3560所。尽管如此，书院藏书量仍赶不上官藏与私藏。
私家藏书起始要比官藏稍晚一些，它是与私学的出现相应而生的。《庄子·天下篇》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史记·苏秦传》记苏秦“陈箧〔qie切〕数十”，就是早期私家藏书的最好说明。秦汉之际，一些藏书家的收藏已有相当的规模，如河间献王刘德、淮南王刘安、著名学者刘向父子、班斿〔you尤〕、卜圭〔gui闺〕、富参、扬雄等人都有较多的藏书。东汉时蔡邕〔yong拥〕是我国第一个藏书数千卷的藏书家。魏晋南北朝时的藏书家有西晋的张华、范蔚；东晋的殷允、郗俭之；南朝宋的王俭，齐的崔慰祖，梁的任昉〔fang访〕、沈约、张缵〔zuan纂〕，据说他们的藏书都超过万卷。北朝的藏书家首推北周的著名学者颜之推。隋代以许善心和柳(上巧下吉)〔bian辩〕藏书最著名，二人藏书都近万卷。到了唐代，由于长期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形成了中国封建文化发展的高峰，唐代私人藏书在万卷以上者就不下20家。藏书最多的当推李泌，多达三万卷。其次为韦述、苏弁、柳仲郢、杜暹等，他们各有藏书万卷以上。到了宋代私家藏书风气大为盛行。由于唐代出现了雕版印刷技术，至宋代雕版大兴，刻书成风，藏书成为官僚士大夫的一种时尚。北宋江正、李昉、宋绶父子、王钦臣、田伟、荣王宗绰、叶梦得及南宋晁公武、郑樵、尤袤〔mao冒〕、陈振孙等人的收藏都超过万卷，数量最多的荣王宗绰有书达七万多卷。明清两代私人藏书极盛，藏书达几万卷的藏书家多以千计，甚至有藏书多达几十万卷者。私家藏书楼在明代以宁波范氏天一阁、常熟毛氏汲古阁、山阴祁氏澹生堂、江阴李氏得月楼和常熟赵氏脉望馆最负盛名；清代则以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归安陆氏皕〔bi璧〕宋楼和杭州丁氏八千卷楼最为著名。至此私家藏书规模在我国已达于顶峰。民国时期，在外国列强的入侵，封建制度的解体，新型图书馆的出现之下，私家藏书日渐萎缩，比较著名的有李盛铎的木犀轩、傅增湘的藏园、周叔弢〔tao 即韬〕的寒在堂以及郑振铎的西谛藏书最具代表性。
我国是世界上设置图书典藏机构与管理人员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历史上藏书系统可分为三类：国家藏书，俗称官藏；私人藏书，亦称私藏；书院藏书和寺院藏书，即私办公助的藏书机构。而历史上所称的藏书家，是指私人藏书者而言。
历代官藏都是通过接收前代的官家藏书，收缴地方割据势力的藏书，以及征集民间的藏书，组织抄写、刻印加以补充的。如西汉萧何进咸阳后广收秦籍，明代徐达收各地秘阁所藏书籍尽解金陵，都是明证。官藏的形式到了清末民初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公共图书馆应运而生。公共图书馆的建立，为开拓知识，增广见闻，改变天下风气，起到了很大作用。
